知礼贤母的叙事——以“文伯之母”故事流变为例
方浩石 陈 洪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公父文伯之母名为季敬姜（以下简称“文伯之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贵族妇女。她的丈夫公父穆伯，儿子公父文伯，都是鲁国的大夫。敬姜有远见卓识，对儿子严格要求，因教子有方著称于世，是春秋时期的一位著名贤母。《国语·鲁语下》中有八篇专门记述她的言行，康有为直言：“《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1]作为先秦文献中少有的贤母形象，她的故事广为流传，《列女传》《韩诗外传》《礼记》《孔丛子》《孔子家语》都载有她的事迹，《史记》《新序》《战国策》中的人物言论对她也有提及。历代的女训、家训也都将她作为贤母的典范加以记载，明代更有以她为主角的传奇《鲁敬姜》问世。其形象的独特性、相关文本蕴含的家训思想以及文本之间相互袭用的现象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拟从故事流变的角度考察“文伯之母”故事的传播。
《左传》只记载了文伯的事迹，而文伯之母故事最早可见于《国语·鲁语下》，其中10到17章的八则故事可以说是专门写敬姜的。《文伯之母对季康子之问》①中，敬姜告诫侄孙季康子勤劳做事子孙才会兴旺，得到子夏称赞；
《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中文伯没有招待好宾客，敬姜教训他，将他赶出家门；
《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中敬姜拒绝对政事向侄孙季康子发表意见；
《文伯之母论劳逸》中敬姜亲自纺麻并教育儿子劳动的重要性，受到孔子称赞；
《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中敬姜为儿子定亲遵从周礼，受到师亥称赞；
《孔丘谓文伯之母知礼》中敬姜处理穆伯、文伯父子的丧事，使用不同的礼节，被孔子赞为“知礼”。
《国语》作为语言类文献，详于记言是其突出特点。文伯之母故事也有此特点，如《文伯之母论劳逸》中文伯之母的言辞占全文的八成。但其中也不乏故事性较强的篇章，例如《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一篇就颇具生活气息，读来十分有趣。故事讲述了文伯宴请南宫敬叔，以露睹父做上宾，但酒席间进献的鳖很小，露睹父因此不满，愤然离席。文中先以“怒”字点明了露睹父的心情，之后露睹父所说“将使鳖长而后食之”[2]一句，让他的神气跃然纸上。文伯之母对文伯的行为感到很生气，认为他不能认真地礼遇宾客，将他赶出家门，五天后鲁国的大夫们上门求情，文伯才得以回家。这样的桥段颇有戏剧性和生活气息，一下子拉近了读者和历史人物的距离。
语书之体用，在于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母教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室三母”、孟母、岳母、陶母等贤母，历来为人赞赏。《国语》通过八章内容来塑造敬姜，使其言行符合社会对于一位“贤母”的期待，她既教子有方，又崇德尚礼，身体力行地实行教化。《国语》中敬姜对文伯的教育涉及到思想品格的要求、待人接物的礼仪及治国为政的理念。当然，《国语》极写敬姜这位母亲贤能的一面，有时用力太过反而使这一形象有些失真。总的来说，《国语》中文伯之母故事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之后文伯之母故事的相关文本大多与之相似，但又由简而繁，有所丰富。
《列女传》记载的文伯之母故事见于《母仪传·鲁季敬姜》，《鲁季敬姜》的主体部分大都直接采用《鲁语下》中的史料，但刘向在编撰时也不是毫无修改。
刘向的改动首先在于材料的整合。《列女传》以“传”为名，从书中各篇的框架结构可以看出其对纪传体叙事的模仿。《鲁季敬姜》一篇同样如此，先介绍人物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随后以人物为中心，按照人物生平组织材料，最后对人物进行评价。在文本中，文伯之母这一称谓被“敬姜”取代，虽然所指是同一个人，但是称谓的不同也代表着中心人物的不同，前者意味着以公父文伯为中心，后者则以敬姜为中心，这一改动强调了敬姜的传主地位，提高了人物的独立价值。《鲁语下》中本没有对敬姜基本信息的介绍，《鲁季敬姜》开头则有“鲁季敬姜者，莒女也，号戴己，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3]一句来介绍敬姜的姓名、籍贯和身份。需要说明的是，《左传·文公七年》有相似的句子：“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
其娣声己生惠叔。”[4]两则材料乍看可以相互印证，实则不然。《左传》文本所谓的“穆伯”是指公孙敖，即《世本》所谓“庆父生穆伯敖”[5]，而敬姜的丈夫乃是公父晋，即《世本》：“悼子讫生穆伯晋……穆伯生文伯歜……为公父氏”[5]。诚如王照圆补注：“姜与己不同姓，此误耳。”[10]戴己和季敬姜实是两人，《鲁季敬姜》的这段文本多半是采引自《左传》，却又考据不严以致有误。但由此处依旧可以看出，刘向有意识地搜集了敬姜的基本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到《鲁季敬姜》中。
其次，刘向调整了《鲁语下》中各篇文本的顺序。《鲁语下》所叙述的文伯之母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大致以文伯生平为顺序，但是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并且叙事结构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显而易见的就是《文伯之母对季康子之问》《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文伯之母别于男女之礼》这三则发生在文伯之母与季康子之间的故事。依照一般的逻辑，对两人关系的说明应该放在靠前的《文伯之母对季康子之问》一篇中，而《鲁语下》却放在了靠后的《文伯之母别于男女之礼》中。刘向对此进行了修改，将两人的关系放在《鲁季敬姜》的最开始进行介绍，无疑更符合叙事逻辑。此外，按《鲁语下》的排序，发生在敬姜与文伯之间的故事以及她与季康子之间的故事相互穿插，稍显混杂。《鲁季敬姜》先叙述敬姜与文伯之间的一系列故事，最后补叙敬姜与季康子之间发生的故事，整体安排要比《鲁语下》更为合理。
再次，《鲁季敬姜》相比《鲁语下》中的文伯之母故事，在文字和情节上都有删减和增补。《鲁季敬姜》中一些文字的增补让句子的语义更完整，例如《鲁季敬姜》中“敬姜对曰：‘子不闻耶？’”[10]在《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则作“曰：‘子弗闻乎？’”[2]，刘向在这里为句子补上主语，并用复合型引导词“对曰”替换了单一型引导词“曰”，不仅使句子更加完整，对敬姜动作的描述也更加精确。《鲁季敬姜》还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加入了一些表示时间的文句，串联起前后文段，例如“敬姜尝如季氏”“康子尝至”等。《鲁语下》和《鲁季敬姜》中的“公父文伯之母”故事都在叙事结束之后，或采诗，或引用他人评价，使得叙事不甚连贯。《鲁季敬姜》增加了这些表示时间的短语，不仅使事件发生的时间更为明确，最后才补叙敬姜与季康子之间发生的事件也与前文形成了呼应，让文章中的各个事件不再是简单的罗列，具有了情节的连贯性。
从情节上来看，《鲁季敬姜》删去了《鲁语下》中《文伯之母对季康子之问》《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这两篇文本的情节，又另外增设了敬姜教导公父文伯要敬重严师贤友、敬姜教导公父文伯治国之要这两处情节。《鲁语下》中的八篇文本对于敬姜守礼的特质已经足够突出，甚至掩盖了她作为母亲善于教诲的特征，《鲁季敬姜》删去的两处情节不能突出敬姜的善于教诲，都重在表现敬姜对礼的恪守，而增加的情节正面描写了敬姜教育儿子的过程，突出了敬姜形象中母亲这一角色的特质。《列女传》以《母仪传》开篇，“惟若母仪，圣贤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3]可见刘向对母亲教化的重视，如此删改正在情理之中。
除了《列女传·鲁季敬姜》外，文伯之母故事还出现在其他文本中，但没有被整合，仍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关于敬姜处理文伯丧事的故事文本最多，情节的变动也最大，另见于《韩诗外传》《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及《史记》《战国策》《新序》中楼缓的言辞；
其次是敬姜哭穆伯文伯的记载，另见于《礼记》《孔子家语》；
敬姜与季康子往来注意男女有别以及敬姜教育文伯劳动重要的记载，都另见于《孔子家语》。值得一提的是，《礼记》中还有敬姜处理季康子之母丧事的记载，这段记载不见于包括《鲁语下》《列女传》在内的其他文本。
敬姜哭穆伯文伯、敬姜与季康子往来注意男女有别以及敬姜教育文伯劳动重要这三个故事的文本在主要情节上大多与《鲁语下》和《鲁季敬姜》中的记载保持一致，只是在叙事的细节处有所改变，让故事更具故事性。《礼记·檀弓下》和《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敬姜哭穆伯文伯的故事，叙事比《鲁语下》《鲁季敬姜》更加清晰。后两者记载为：“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读来敬姜哭穆伯与哭文伯仿佛是在同一场丧事中发生，而《檀弓下》中作“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6]。其中的差别不只在于“暮哭”和“昼夜哭”，也在于其语句结构的变化，《檀弓下》《曲礼·子贡问》中“穆伯之丧”“文伯之丧”作为背景放在敬姜的动作之前，清楚地分割了两件事情。《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记载敬姜与季康子相处时注意男女有别的故事，相比《鲁语下》《鲁季敬姜》对于动作的描述更加细致。《曲礼·公西赤问》记载：“进俎而不受，彻俎而不与燕，宗老不具，则不绎”[7]，而另外两者只说：“酢不受，彻俎不宴②，宗不具不绎”[2][3]，《曲礼·公西赤问》中的记载每一小句都有增补，也选用了更精准的动词。
同时，这三个故事的文本对人物语言也有所改易。《檀弓下》将孔子对敬姜朝哭穆伯、暮哭文伯这一事迹的评价做了节取，将“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概括为“知礼矣”三字，只保留了重点。《曲礼·公西赤问》则将孔子对敬姜注意男女有别的评价进一步展开，有了具体的内容：“男女之别，礼之大经。公父氏之妇，动中德趣，度于礼矣。”[7]《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了敬姜教育文伯劳动重要的故事，对于文伯母子对话背景的叙述更加精简，《鲁语下》《鲁季敬姜》记载为：“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2]《正论解》则记载为：“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解，文伯谏焉”[7]，并没有具体说文伯谏的内容，而是直接接上了敬姜的批评之语，并且将下文敬姜对文伯的训诫大幅删减。作者对于敬姜言论的删减让其记言部分不再臃肿，但对于背景部分的删减则让《正论解》不如《鲁语下》《鲁季敬姜》中的记载通顺自然。
敬姜处理文伯丧事的各个文本相对于另外三个故事的文本在情节上改变较大，改变主要表现在文伯死后不同角色的不同反应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版本。
首先是《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的记载。《曲礼·子夏问》的记载承袭《鲁语下》和《鲁季敬姜》，都只讲了公父文伯死后敬姜告诫其妾的情节，孔子对其进行了称赞。《曲礼·子夏问》增加了公父文伯死后其妻妾哭泣失声的叙述——“其妻妾皆行哭失声”，应当是后来者增饰之语，最后孔子的评价也比《文伯卒其母戒其妾》和《鲁季敬姜》的文本详细，“女智莫若妇，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妇智矣。剖情损礼，欲以明其子为令德也”[7]。“剖情损礼”四字是对敬姜行为的进一步评判，或许也是增饰。
其次是《礼记·檀弓下》和《韩诗外传》第十九章的记载。《礼记》中敬姜不哭，接着就自己说明了理由，《韩诗外传》则写敬姜不为儿子的死哭泣，季孙听说后便派人询问，敬姜做了解释，《韩诗外传》在这里就比《鲁语下》和《鲁季敬姜》有了较大改动。同时，两者在敬姜的话语内容上都做了改动——通过文中敬姜的话，从侧面写文伯死后士人都没流泪，而妇人哀痛的事实。相较而言，《韩诗外传》故事性更强，不仅人物更多，还设置悬念，使故事更具曲折性和层次感。子死而母不哭，敬姜反常的做法首先引起悬念，她平素守节达礼，怎么会做出这样不合情理的举动呢？季孙子的疑问加重了读者的好奇，之后才由敬姜作答，但又岔开一笔，先讲文伯和孔子的故事，最后才点明文伯品行不良，所以不哭。短短一百多字，一波三折。《礼记》的记载则显得平铺直叙，不过胜在叙事简短明白，精练有致。但《韩诗外传》引事明《诗》，《礼记》载录古礼，两者的不同风格正与各自的文本性质符合。
最后是《孔丛子·记义》《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新序·善谋》“秦既解邯郸围”章以及《战国策·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章中的记载。四者主要情节基本一致，均记载了公父文伯死后妇人为之自杀但敬姜不哭的情节，但又加入了家臣劝她哭这一情节，她不哭的原因也变成了文伯不追随孔子且妇人有从死者，这是对长者凉薄而对妇人仁厚，所以不哭。相比之下，《孔丛子》的叙事更加丰满，另外三者用“不肯哭”、“其相室曰”及“是人不随”[8][9][10]，而《孔丛子》用“怒而不哭”、“相室谏之”和“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随”[11]，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孔丛子》的描述更加细致。除此之外，这四者在细节的描述上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妇人为文伯自杀的数量上，《孔丛子》《史记》《新序》记为二人，《战国策》载其“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妇人为死者十六人”[10]。
吴师道、梁玉绳认为《战国策》“八”是“人”字之讹，黄丕烈、范祥雍则认为“人”是“八”字之讹，两说各有所据，难有定论。同时，《史记》《新序》《战国策》中的记载出自于楼缓之言，是引用，《孔丛子》中则是对事件的直接叙述，两者性质不一。《孔丛子》成书时间又尚存疑点，与另外三者的成书先后难以界定，故而这些差异是否为故事流传中产生的增饰也难有定论。
将故事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文伯死后其他角色的表现有一个程度的变化。从《鲁语下》中敬姜告诫文伯妻妾不哭，到妻妾哭而士人不哭，再到女子从文伯死，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轨迹。因此，崔述认为敬姜处理文伯丧事的故事是在不断増衍中形成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说：“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于《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搯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于房中者二八矣。”[10]楼缓乃战国人，他所说又怎么会是从西汉人戴圣所记述增衍而来，这是崔述所论的漏洞。赵争在分析《战国纵横家书》《史记》《战国策》文本关系时提出三者呈现为“同源异流”的情形，即拥有共同的故事源头，但具有不同的流变线索，从而在具体内容上互有异同[12]。这一想法也可以用于敬姜处理文伯丧事的故事，不妨试论，三个版本有着不同的原始文本，故事的变化在各个版本内部发生，如《曲礼·子夏问》增加了公父文伯死后其妻妾哭泣失声的叙述，以及《孔丛子》与《史记》《新序》《战国策》之间记载的差异。
敬姜的事迹在典籍上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都以尊礼、崇德的贤母形象出现，故而古代的蒙学读本、家训中也有文伯之母故事的记录，有些将敬姜的事迹概括为箴言歌诀，例如晋代李翰所著《蒙求》云：“敬姜犹绩”，称赞她的节俭勤劳。又如清代傅以渐《内则衍义》卷四教子、卷五勉学中都记载了敬姜的事迹，其情节与《鲁季敬姜》并无差异，是对敬姜教子有方的肯定。
关于敬姜的戏曲小说，只有明代李檗的杂剧《鲁敬姜》，《远山堂剧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都录有此剧简名。但此剧已经失传，甚至没有剧名的全称流传下来。《远山堂剧品》说它：“传敬姜之贞净，即寸幅中，俨见闺门雍肃之象”[13]。
诗词文章当中引证文伯之母故事多用来表彰女性，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悼挽的属性。其中，可见最早的应当是汉代《李翊夫人碑》中“敬姜诲子，叔敖阴恩”[14]一句，其他如唐代元稹《追封孔戣母韦氏等制》“惟嫔之礼，始自敬姜，择邻之规，优于孟母”[15]，又如宋代王铚《陆左丞夫人郑氏挽词》“从夫得文伯，万古姓名存”[16]，又如明代边贡《隰柳寿林母也》“母德维何，嫓古敬姜”[17]，等等。敬姜勤于织绩一事还被简化为典故“纮綖”，以此来代表那些具有勤俭持家等美好品德的妇女，如：《大唐故文安县主墓志铭》：“采桔纂组之规，呈漠纮綖之务，靡不思穷妍丽，虑归闲谥。”[18]在这些文句中，敬姜及其相关事迹作为典故出现，作者将所表彰的女性与敬姜比拟，以此来突出这些女性勤劳、善教、尊礼的品质，并且多从敬姜教子有方这一方面展开，敬姜在这里基本上成为了贤母的典范。
明代《女范捷录·才德篇》赞扬敬姜的创作才能云：“敬姜纺绩而教子，言标左氏之章。”[19]清代章学诚同样对敬姜的创作才能给予了肯定：“鲁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训……文采风流，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20]但这种对敬姜才学的欣赏相比对她母教的关注实在太少。
综观文伯之母故事的流变，这一故事在故事性上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情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趣味性上始终有所不足。考察敬姜这一形象，她代表的品质一开始以守礼崇德为主，之后人们对她的关注逐渐转向她在母教方面的品格，如刘丽萍所言：“公父文伯之母作为尚礼、崇德的典范，是善的化身，是《国语》乃至整个先秦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圣母’形象。”[21]作为古代贤母的典型，挖掘敬姜这一形象的内涵，对今日的家庭教育、家训文化不无裨益。
注释：
①本段《鲁语下》的分章及篇目名称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5页。“公父文伯之母”改用简称“文伯之母”。
②《鲁季敬姜》作“燕”，《文伯之母别于男女之礼》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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