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刘 云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后经典叙事学“把语言的生产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与价值观的不自觉的再创造……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1]7。基于此，叙事研究渐渐开始与性别、民族、种族、历史等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相结合，成为阐释意义的一种有效途径。麦家小说一向以叙事手法多样著称，目前，对麦家的研究虽然已对其叙事模式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但性别因素在麦家小说叙事中的隐性作用尚未被关注到。因此，利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其小说文本中所运用的性别化的叙事策略，以及由此策略而表现出的鲜明的性别观念及塑造出的迥异的两性形象，就成为本文主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根据叙事学理论，小说人物的身份是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建构起来的，叙事者——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的人物——的确定，叙事视角的选择，都影响着对小说人物主体性的塑造，定义了小说文本中叙事权威的存在方式。一般来说，不同的叙事者创造不同的叙事声音，叙事者的身份，即性别、民族、阶级、种族等受权力关系所影响的因素，对叙事权威的建构、叙事声音的传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叙事权威，也可以称为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2]5。也可以说，叙述权威的树立以及叙事声音的传递，实际上都会通过文本的语言文字、叙事策略显示出来。比如，女性作家通常会刻意地在作品中尽力传达女性声音，塑造女性叙事权威，凸显女性性别主体意识[2]7。而男性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男性叙事权威，也往往会不自觉地透露出作家的潜意识，更真实地反映出实际生活中两性的互动状况、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的生存状态。叙事权威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叙事者的地位，叙事者越贴近主导的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其叙事权威性就越强[2]7；
二是叙事视角，即“观察事物的角度”[3]88，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远近不同，会牵涉叙事权威的强弱。由此来分析麦家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麦家在小说中建构叙事权威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作者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
(一)被突出的男性叙事权威
麦家小说叙事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快感常常被人称道。他通常在小说中设定多个身份的叙事者，形成不同层次的叙事结构，并通过最接近作者真实身份的叙事者—— “作家麦家”的讲述，展开故事，营造小说的真实性，所以他的小说经常会被人“对号入座”，对作家本人形成一定的困扰[4]自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麦家已经成功营造了小说的叙事权威。具体到不同文本中“叙事者”的特定身份，我们可以发现，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故事讲述者“作家麦家”以及其他大部分的叙事者都是男性，且都是在故事所处的时空中具有现实主导性的男性权威。小说中的“作家麦家”自不用说，他不仅曾经在部队工作过，有相对真实的人生经历，更是作为故事中人物经历的见证者、聆听者出现，是秘密的知情者、发掘者、掌握者，这使他在文本中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但实际上已经转换成为一个全知叙事者，可以毫无障碍地深入不同人物的世界，全知叙事也因为其高屋建瓴无所不知，具有比单一人物视角更高的叙事权威。比如《暗算》《风语》《风声》《让蒙面人说话》等中的“我”都是如此。其他占多数的男性叙事者，要么是单位领导，如《暗算》一书中“瞎子阿炳”故事中的安主任、“有问题的天使”一篇中的钱院长，《陈华南笔记本》中的林干事；
要么是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事件亲历者和关键人物，如《刀尖》中的金深水、《陈华南笔记本》中的严老，等等，他们都因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构成较强势的男性叙事权威。
以《暗算·有问题的天使》为例具体分析。这部作品有两个叙事层次：第一层次叙事者是“我”——“麦家”，第二层次叙事者是701单位第四任院长钱院长。钱院长资格甚老，是701初创元老之一，他本身就是身份、权力的象征。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以男性征服者姿态出现的。“我”和“钱院长”二者的叙事都围绕主人公——数学天才黄依依展开。“我”是听闻者、记录者，钱院长则深度介入了黄依依的工作和生活，并向“我”讲述了那段经历，他对黄依依的叙述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小说中，“我”明确表示，钱院长的叙述“特别拉拉扯扯”，小说文本现在呈现出的叙事，是“我”删繁就简整理后的成果。这也就意味着，钱院长的叙事实际上已经和“我”的叙事合二为一，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我”——另一个男性叙事者的话语权威。
(二)被弱化的女性叙事权威
麦家小说中以女性作为叙事者例子很少，《刀尖·阴面》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尝试，主人公林婴婴作为主要叙事者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按理说，林婴婴作为一个地下英雄，又是主要叙事者，在这里应该有充足的条件建构一种女性叙事权威，但是很遗憾实际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在林婴婴的叙事中，她的主要身份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懵懂的弱女子，前有父兄照拂，后有恋人高宽指引，她要么作为女儿的身份出现，要么作为高宽恋人的形象出现，在大部分叙事话语中，她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叙事者形象。另外，虽然林婴婴在《刀尖·阴面》中是主要叙事者，但是一来，作为《刀尖》这部小说的下部，林婴婴在上部《阳面》中是作为男性叙事者地下英雄金深水的叙事对象而存在的，是被金深水的叙事所塑造的人物，《阴面》实际上只成为金深水叙事的补充。在权威等级中，叙事者处于主体地位，本身就比被叙述者具有更大的权威。二来，在《阴面》中，还存在三个层级的男性叙事者，最里面一层是金深水，向王亚坤夫妇讲述林婴婴，这时林婴婴的主要身份是王亚坤爱人颜丽的母亲；
中间一层是王亚坤，他向“我”讲述金深水对他们夫妇的拜访过程，并交给“我”林婴婴的手稿，其中也是围绕林的母亲身份来讲述；
最外面一层是“我”经过整理，把林婴婴手稿中的故事以“阳面”“阴面”的形式公之于众，从而包容起前面林婴婴的叙事。这也就意味着，林婴婴作为一个叙事者，她并没有直接面对读者，她的女性叙事权威已经被让渡给后面一层层的男性叙事者，而且这里的男性叙事通过突出林婴婴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性别身份，淡化了其作为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从而使其叙事权威不断遭到消解，失去力度，成为小说中男性叙事权威的从属和附庸。
麦家的《风声》中出现了另一个女性叙事者——顾小梦。从篇幅上看，作者留出了将近一半的文字让顾小梦作为叙事者进行讲述。作者还刻意采用了还原录音的写作方式以增加叙事的真实性。但最后，顾小梦的叙事权威仍然被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男性叙事权威所挑战、所解构。这种解构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潘老，潘老是小说中事件的参与者，与顾小梦和李宁玉都有着特殊关系。但小说中潘老与顾小梦对事件经过及结果的讲述有很大不同。顾小梦的叙事中，她自己是最后传递出消息、挽救了组织的那个英雄。而潘老的叙事中，李宁玉才是。这是对顾小梦叙事的第一重解构。此外，麦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个聆听者和讲述者“我”——“作家麦家”在听了顾小梦的叙事之后，对其提出了质疑，这是第二重解构。她与潘老的夫妻关系及后来对潘老的怨恨，使得她的叙事有可能被个人情感所扭曲。这是对她叙事权威的第三重解构。虽然麦家受到博尔赫斯先锋叙事的影响，热衷于在小说中实践多角度叙事方式，并彼此颠覆，“一面引领读者去建构一种确信，一面又悄悄地去瓦解这种确信”[5]358，但是在作者有目的地瓦解叙事真实性的过程中，女性的叙事权威通常首先就被瓦解了，于此相对照的是男性叙事权威却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得到加强。
至于《人生海海》中出现的唯一的女性叙事者——林阿姨，实际上是上校命运的改写者和谜底的揭秘者，但是对作者而言，她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她的讲述就是为了揭开尘封的往事，弥补之前的男性叙事者——“我”的叙事不足，更全面地揭示上校的命运。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男性叙事者，他更关心的是上校的一切，而作为讲述者的林阿姨只是为了帮助他完成这一目的，本身基本不具备叙事权威。所以，林阿姨在“我”和其他小说人物的叙事中，甚至没有名字，是“一个女人”，是“郎中奶奶”，是“林阿姨”，是上校口中的“小上海”。她对上校的爱情支配了她的大半生，帮她成为上校丰功伟绩和苦难命运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上述三个女性叙事者是麦家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例，麦家在构思叙事内容、建构叙事主体的时候更多地看中她们作为女性的性别角色，而不是社会角色，常常使她们在小说中沦落为附属于男性的存在。而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男性叙事者实际承担着主导和推动叙事的作用。作者一方面通过前述各种方式瓦解了女性叙事权威，一方面通过对男性叙事者特殊的权威身份也即社会身份的设定，潜在地建构起对女性叙事者的“掌控”，因为社会身份本身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话语权力的外在表现，男性叙事者优越的社会身份使其天然地具有了比小说中女性叙事者更高的话语权威。虽然作为男性作家，书写男性日常而不是女性的，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选择男性尤其是具有主导力的男性作为叙事者，已经不仅仅是麦家基于小说叙事结构的一种考量，而是对男性社会威权的一种肯定，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男性更多承担命令、控制、维护秩序等社会职能，而女性更多是服从于男性。这种叙事策略自然而然地体现出麦家更多的男性认同。
声音自从与“话语”概念产生关联，便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成为传达价值观念、表征权力的一种方式，能够“影响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反应和理解”[6]22。叙事声音既可以是个人性的，小说文本中不同的叙事者能够传达不同的叙事声音；
也可以是作者性的，不同作者会通过叙事主体的选择、叙事对象的设置、叙事结构的安排、话语修辞的使用等不同的叙事策略传达自己的叙事声音，表达意识形态内容。叙事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未必是同一的，但通过对不同叙事声音及其表达方式的考察，不难窥见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与观念。即可以通过对叙事声音的考察而发现作者对不同性别的态度。
《刀尖》上下两部作品最能体现麦家的性别观念。这部作品中设定了看似基本对等的男性叙事者和女性叙事者，即上部《阳面》中的金深水及下部《阴面》中的林婴婴，且二人基本围绕同一件事做各自的讲述，但他们不同的叙事内容和麦家不同的叙事策略能够反映出小说作者对两性的不同认识。阴阳的书名一语双关，既表示出事物可为人知的表象与不为人知的内里的差别，也透露出叙事者的性别。阳面叙事者金深水一出场就置身于紧张刺激的斗争现场，在讲述中基本没有涉及他的私人生活问题，他的几乎所有男女关系以及他所产生的内心波动基本都是围绕革命斗争展开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在小说中出现时就肩负着锄奸除恶的社会重任，他与林婴婴通力合作，最后成功摧毁了日寇阴谋，这是整个阳面的叙事。
反观《阴面》，我们会发现情况大为不同。《阴面》呈现出鲜明的女性特征。虽然从塑造形象的角度来说，作家塑造人物自然要尽力贴合人物的性别特点，这就必然呈现出与男性叙事不同的内容。但是叙事者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最终是作者决定的，因此，阴面的女性叙事者表现出什么样的女性特质，完全是作者个人思想和经验的反映。作者没有如之前对待男性叙事者一样，让林婴婴从开始就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直接面对残酷的斗争，讲述与金深水一体两面的故事。林婴婴的叙事是从她的童年和出身开始的，讲述她的少女时代和青年时代，她的家庭沉浮的命运和乱世中波折的爱情。作者的笔墨重心落在了她的爱情之上。爱情对每一个人都重要，但是作者笔下的爱情显然对林婴婴尤其重要，因为她的爱情是她所有成长的起点，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
麦家小说实际上沿袭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的情节模式，以“革命+恋爱”的套路框定了林婴婴的叙事路径。虽然相比较之下，麦家小说中女性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大加强，不再意味着有待改造的“落后”，而且革命与爱情也不再有矛盾冲突，而是走向融合与互相促进，但男性引导女性的根本模式没有得到改变。可以说，对高宽的爱几乎是林婴婴一切行为的动因，无论工作还是生活甚至死亡。总而言之，高宽就是她的一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提到两种相对的意识：“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黑格尔把前者归为“主人”，把后者归为“奴隶”，因为奴隶不具有或者说自己扬弃了自为存在的意识，所以成为被主人统治的对象，他的行为也成为主人意志的体现[7]147-156。在高宽面前，林婴婴把自己弱化为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依赖型“奴隶”，她的价值存在于男性价值之中。而且，在林婴婴的叙事中，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完全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情绪化、非理性特征。她的非理性最终也导致她与高宽悲惨的结局。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林婴婴想起了腹中的孩子，情绪不能自控，导致高宽暴露被捕而亡。而她在生孩子时情不自禁的那一声“阿宽”又将她自己送进了坟墓。理性/男性与非理性/女性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男性中心主义者的一致论断。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作为一种“雌性”就是“有缺陷的”，“在本质上是无能力、无资格的”，这种理性缺失源于上述本质的缺陷。因此，女性虽然具有一些审议的能力，“却不足以使其得出理性的结论”[8]13-14。小说中林婴婴的叙事所表现出的“阴性”特征，不过是麦家通过林婴婴的叙事声音又一次重复表达了男性对女性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偏见。
《暗算·有问题的天使》中的黄依依是公认的数学天才，是集智慧和美貌于一身的人间天使。但作为小说主人公，黄依依始终是一个“被讲述者”，从没有作为一个叙事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心理描写，一直作为一个被男性叙事者审视的客体而存在。虽然麦家试图塑造一个看起来独立自主的天才女性形象，但小说中所有的叙事者都站在男性视角，对试图逃脱男性社会规范的女性身体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小说中其他人物对黄依依的评价自始至终都是“荡妇”，黄依依也因自己浪荡的行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淫荡”自古以来都是男性话语体系中对女性最负面的否定之词，贞节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最根深蒂固的要求。而当麦家把“天才”与 “淫荡”并置，其故事便爆发出极端的冲击力，既突出了人物形象，也加强了小说的戏剧冲突。但这种叙事策略并没有使黄依依成为传达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形象，因为黄依依看似自由任性，但她的这种肉体放纵并不是基于对男权话语规范的根本否定。麦家无意为我们塑造一个女性主义的典型人物。黄依依离不开男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精神上同样如此，她的内在并没有独立自主到无视一切对女性束缚性的规范，挑战不合理的权威。就像文中所说，她后来的放荡多是自暴自弃而已。尤其是小说结尾黄依依的死亡结局，虽然带有意外的性质，但更多是一种必然，实际上反映一种恒定的符合男性规范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历史上的对犯了淫荡罪的女性沉湖、投石的惩罚，还是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中被武松杀死的潘金莲，在面对女性的身体反叛时，男性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麦家似乎也未能免俗，延续着男性作家一贯的对女性身体的态度，即使天才也不能幸免。
回顾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争夺曾经是男性或女性表达各自权力诉求的重要工具。女性作家的觉醒往往是从身体的觉醒开始的。女性的身体叙事、欲望叙事，是女性作家试图主动掌握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关键一步。王安忆《岗上的世纪》对女性的身体觉醒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原本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控制被女性颠覆，由此隐秘地表达出对男权中心的反叛。而男性作家笔下又呈现另一番形态。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借女性的身体表达男性对自由与自我的追求、对人性的反思与建构。女性身体在男性叙事话语中成为男性个人修行的必经之路，不仅使男性知识分子得以暂时逃离现实苦闷，也成为男性成长与自省的契机。女性身体在男性作家笔下就等同于女性，是一种客体化、功能性的存在，是男性成长的助力。男性占据着女性身体的主导权，但女性永远无法成为与男性对等的精神个体。就像《人生海海》中林阿姨拦住上校逼他娶她时，上校说的一句话：“我的小上海同志，你不了解我，我娶不了你，我这辈子注定是个光棍命。”[9]294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有什么难言之隐，男性基本不主动向女性袒露内心，当女性质疑时，他们总是选择以高高在上的沉默表示对女性态度的漠不关心或根本否定。在男女关系中，男性通常以统治者自居，代表着精神，是主体，而被统治、被掌控的女性，则被看作不具有独立意识的物化的生命体，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精神存在，只能屈从于男性。这种对女性肉体本质(非精神性的)的认识可以从早期希腊哲学中找到源头。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繁殖》中就认为两性生殖中的“身体”来自女性，而“灵魂”则来自男性，由此区分出高级的一方和低级的一方，且按照这种因果关系，给出了一种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基本原理[8]13-14。所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通常依附于男性或协助男性，是身体性、动物性的自在存在，不是精神自为的存在。“林阿姨”之于“上校”如此，“林婴婴”之于“高宽”如此，即便践行身体自由的“黄依依”也是如此。
黄依依和林婴婴命运的转变都是因为她们成了母亲。黄依依怀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的孩子，她便急于与这个男人结婚生孩子。她感激这个男人，因为她从前接触过的许多男人都没能使她怀孕，她便觉得他这里就是她的归宿。林婴婴也怀了高宽的孩子，在当时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不生育应该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可是她渴望成为一个母亲，并为此而疯狂，在高宽牺牲后还坚持要生下孩子。成为妻子和母亲，是黄依依和林婴婴共同的追求，也是麦家为她们规定好的女性最终的职责和宿命。在男权社会中，走进婚姻和成为母亲似乎是女性天然的命运和必然归宿。卢梭在《爱弥儿》中曾说：“男人和女人是为彼此而生的，但是他们彼此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男人在欲望上依赖女人，而女人则在欲望和需求上都依赖于男人。……她依赖于我们的感情，依赖于我们对她价值的肯定，也依赖于我们对她的魅力和功劳的看法。大自然本身已经规定：无论是为了女性自身还是为了她的孩子，她都应该任凭男人评价。”[10]538麦家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大概可以作为这段话一个比较形象的注脚。
通过对麦家小说中性别化的叙事模式的分析，尤其是男女不同叙事者及其叙事声音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麦家笔下的男性叙事声音往往更具社会性、公共性。比如，金深水的叙事关键词是抗日、理想、同志、牺牲；
钱院长的叙事关键词是破密、任务、天才等宏大叙事话语，公与私的界限都比较清晰，叙事非常冷静清醒。而女性叙事声音则更具个人性、私密性。林婴婴的叙事关键词是爱情、复仇、高宽，抗日也是与高宽一起；
林阿姨的叙事关键词是上校、爱情、报复、救赎等。两者形成非常鲜明的性别差异，由此导致小说中迥然有别的两性形象。麦家小说中绝大多数男性形象都沉稳、理性，有责任、有担当，而女性形象相比较起来则没有那么理性。除去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几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麦家其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多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比如《风语1》和《风语2》中的惠子，除去她的日本人身份，作为一个女性(数学天才陈家鹄深爱的妻子)，在小说中，除了温柔、天真和对陈家鹄无限的爱之外，毫无个性。作者的男性视角习惯性地忽略了她作为女性个体的主体意识，把她描述成一个符合男性期待的柔弱女性形象：“她像一棵小草，气质是静的、低调的、温存的。她总的说是个倾听者……少不更事、弱不禁风。”[11]20但是在小说中，惠子是早稻田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个对数学天才陈家鹄了如指掌的人。这样一位定位出色的女性，在作者笔下却如同没有灵魂的木偶一样，被各路人牵着鼻子走，一次次被利用、被欺骗、被陷害、被怀疑、被欺辱，直到最后被收监，完全丧失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智慧和理性，这极不合理。至于《风声》中的李宁玉和顾小梦，作为女性个体的独特内涵在作者对推理情节的精巧构思中被忽略了。或者说谍战、悬疑这种小说类型，使作者或读者的关注点都过多放在悬疑情节的营造上，而不是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塑造上。
顾彬曾有一篇文章，里面涉及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两位知名作家——莫言和高行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评价。顾彬首先转述了国外其他评论家对于高行健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女性形象的看法，认为“其中展现的女性形象让人忍无可忍”，接着他评论说：“至少就长篇小说而言，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女性形象确实有问题，但好像只涉及男性作家，跟女性作家无关——更确切地说，是跟男性作家或男性视角的作家有关……高行健和莫言的长篇小说给女性主义读者的印象是：女人的价值只剩下外貌。”[12]125-133我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莫言和高行健小说的评价比较中肯，这个论断放在现在也依然具有警示意义。从麦家的创作来看，从较早时期的《解密》《暗算》，到近期的《人生海海》，麦家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乎一直停留在原地，延续和深化了传统男权话语对女性的刻板认识，女性在小说中也缺少个性和灵魂。对于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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