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灶神之妻》中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策略探究
邵韵之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现阶段学界有关美国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研究多而不精，基于该现状，学者们应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与研究，如对《灶神之妻》创作背景和环境的分析、对华裔女性主义叙事重要性分析、华裔女性主义叙事需求性分析、创新《灶神之妻》女性叙事模式分析、转变男权为主的话语主导分析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对于解读华裔女性主义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谭恩美（Amy Tan），著名美籍华裔女性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先后在圣荷西州立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75年，获得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全额奖学金，在博士课程学习期间放弃了学业。她创作的《喜福会》等多部作品大获成功，一跃成为当代美国畅销作家，拥有较多的读者，在文学界享有一定的声誉。
（一）《灶神之妻》作品概述
《灶神之妻》是谭恩美成功创作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讲述了华裔女性通过抗争转变命运，摆脱父权社会制度下的束缚，对抗男权，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小说以中国“母亲”为原型，将“母亲”身边的两位“姐妹”作为故事内容的架构主线，让其贯穿到母亲的一生当中，即“同悲喜、共命运”。小说刻画了受旧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及文化束缚的“母亲们”，从心理、行为与思想等方面塑造了心酸无奈的人物形象。她们具有旧中国传统女性温顺、忍让等典型特质，与女儿们因客观存在的代沟时常产生矛盾。小说侧重描写了母亲的抗争精神，在逐渐觉醒后对男权社会及制度的奋起反抗，展现了华裔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公开发表后，美国文艺界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谭恩美的第二次胜利”。
（二）《灶神之妻》创作背景及环境分析
《灶神之妻》以美国华裔女性为对象，以美国社会与文化制度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环境。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发展过程对少数族裔的思想感悟、民族认知等造成影响。在该背景环境下，谭恩美对中美异域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等进行故事架构，以人物为核心，剖析弱势种族在“美国梦”的大同环境下的艰辛、无奈与抗争，强有力地传递华裔女性的声音。
中美文化差异是《灶神之妻》创作的重要背景及环境。一方面，旧中国文化背景包括文化属性、社会制度、儒家思想、封建意识等对华裔女性，即小说中的“母亲”形成强烈的束缚感。母亲从中国来到美国，思想与行为依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很难适应多元化的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生存的愿望与摆脱艰辛的决心，促使母亲逐渐产生了改变命运的勇气，在思想与行为认知上既排斥又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去，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美国主流文化及社会制度有一定的排他性。二代的华裔女性，即女儿们，不同于母亲的固守文化思维，愿意与美国主流社会相融合、相植入。然而她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加之自幼受到母亲的教导与影响，使其无法真正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当中，同时美国文化的排他性也对女儿们成为真正的“美国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
（一）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的重要性
华裔女性主义叙事，大多是基于特定的母权或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以华裔女性为对象，通过其对话、声音叙事来架构内容、铺展故事。广义角度解释华裔女性主义叙事，是指从女性的角度，对外部世界与环境变化产生认知，并将自身的心理诉求及想法等通过声音进行叙事。叙事与声音都是基于文学创作的一种创新延展，对提升女性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叙述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视角、思维认知出发，站在自身的角度讲述自身经历、对外界事物看法等，包括自身性别与种族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经历。谭恩美则强调女性之间需要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协同氛围。《灶神之妻》将多种声音融为一体，采用外部声音叙述、内部心理叙述的方式，从生理声音、外部声音入手，呈现出两者的优势性，实现多声部的女性话语架构体系。女性声音的叙事不仅体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沟通方面，也体现在女性人物与自身内心的声音对话。无论是外部对话还是内部心理对话，均体现出文化交流与权利关系。
女性意识是小说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思想。《灶神之妻》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的叙事声音，阐述、表达自身观点和思想。主观声音叙事的视角对于提升自身立场是十分关键的，能强化自己的权威性，正如伊利格瑞说过的，“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了”。通过找声音并且让其传播，使女性话语权得以确立，其性别、种族身份得以确定。苏珊·兰瑟认为，“针对现代女性主义者，任何词均无法体现‘声音’术语的重要性，对人的阅读理解的贯彻性”。苏珊·兰瑟还认为，“华裔女性主义人物的‘声音’，是借助虚拟的或现实中的个人或群体，来传递和表达以女性为中心的认知与思想”。
（二）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的需求性
华裔女性主义选择叙事方式主要以实际需求满足为主。以《灶神之妻》为例，小说的核心是，基于中美文化差异及碰撞的时代背景，提示华裔女性在美国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情感纠葛、母女矛盾等。在文学创作中，谭恩美创新叙事风格，运用“声音”来塑造华裔女性形象，让叙事成为整部小说的发声主体。在叙事过程中以声音为载体，描绘人物特征，表达中心思想，并以华裔女性所说的“话”为介质，推动整个故事进程。因此无论是从文学创作角度还是从诠释中心思想的角度来看，采用该叙事方法都能起到较好的表达效果，通过传递强有力声音抨击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全面提升华裔女性地位。声音与叙事结合的需求性，由此诞生了华裔女性主义叙事风格。华裔女性主义表达的精神思想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华裔女性主义不是单一的某阶段、某周期的影响发生，而是历史推动下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所表达的小说叙事方法一定要满足需求。［1］
（一）在跨文化视域下展开叙事构图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西方文化主要是指欧美文化，其从起源到发展均具有随意性、多变性及传播性，崇尚“自由、民主、神造”。东方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沿袭儒家风范、思想精髓，具有较强的道德、行为的规范性和限制性。《灶神之妻》正是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利用人物的叙事声音，诠释华裔女性的思想和生活，表达了异域文化有效沟通、渗透与融合的愿望。
谭恩美在创作过程中侧重提升叙事的时效性、情感性，在叙事中以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情感表达为核心。《灶神之妻》合理利用人物的“说”至关重要，同时叙事中“说”的第一主人公必须是华裔女性，也是作者创作的核心宗旨。比如小说中通过母亲的“说”来表达对过往残酷经历的愤恨、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通过“说”的叙事构图，读者了解母亲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提升带入感，为后期小说的故事进展奠定基础。
以往的相关课题，研究者大多是结合《灶神之妻》的整体人物设定、形象塑造及核心思想等，分析和探讨其叙事风格与叙事方法。而笔者旨在过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说”的声音与叙事模式进行重新架构，叙事策略中加强“说”的声音关联性，即通过“说”对事件、经历、思想等完成叙事关联，提升叙事的实效性、情境化，便于读者脑海中形成场景画面，增强体验感。因此，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策略首先是诠释其文化的带入性，以提升文化属性在叙事风格中的介入。其次，基于异域文化下不同的背景环境，通过人物自身的思想意识、文化认知及精神底蕴，推动故事进展，进而达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最终目的。［2］
（二）创新《灶神之妻》女性叙事模式分析
1. 作者型声音模式
作者型声音模式将叙事的主体者进行模糊设定，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不再是该事件的参与者，而是架构在故事之外的作者声音。［3］作者是小说创作的主要实施者，从小说人物的塑造到故事叙述，整个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意识、自身经历对其走向起到极为重要的主导作用。虽然叙述者不是整个事件与故事的参与者，但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和发展都与自身紧密关联。作者型声音模式将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模糊定位，往往让读者感受到叙述者便是作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易于形成相关联性情感纽带，读者易于掌握作者的创作思路。
作者型声音模式能体现出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的真实性。《灶神之妻》中温妮对失踪母亲故事的叙述，就选择了作者型声音模式。身为女儿的温妮表明当时年幼的自己并没有全面介入母亲的生活中，游离于母亲诸多故事和事件之外。温妮反复强调记忆文本的不确定性，“我没有全面弄清母亲相关的事，童年所有事件都已模糊了”“说不定她的容貌样子已经改变了若干次了，我也记不清了”。这一不确定性极大地提升了叙事者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同时也让温妮的整个叙述风格变得更为感性、更为公开化，最大程度地拓展读者的想象空间，让读者感受到是在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深度的沟通。例如，温妮对母亲有些许回忆，母亲出身富裕的家庭，是现代女性，特点包括“说话好听”“会做生意”等，表面看上去是对母亲出身做了介绍，实际则是反映母亲对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的不满与抗拒，不想给人当妾、勇敢地离家出走。因此，小说中母亲的身份定位一直是缺失的。温妮则是通过与母亲相关人的“说”来塑造母亲形象和性格特征，这种叙事角度和方式，确保了叙述的可靠、真实，体现了声音的权威性。［4］
2. 个人型声音模式
个人型声音模式，主要是指通过讲述自身故事经历的模式，自身故事的叙述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叙述者通过采用“我”的主观视角将故事所涉及的人物或事件等进行“自我构建”，形成“以往的自我”。［5］作者型与个人型在叙述风格上都具有一定优势，作者型声音模式的特点是能体现声音的权威性，而个人型声音模式的特点则是该声音权威性更加名正言顺。《灶神之妻》中，谭恩美成功地应用了这两种模式，在叙事中以自身经历、自己的故事为载体，采用个人型声音模式将自己的故事与小说故事进行融合，以二重叠加式的女性形象塑造全面突破男性所规范的主体架构，构建并提升女性叙事的权威性，符合华裔女性主义的叙事风格要求。［6］
小说中，在首次介绍丈夫文福时，温妮的声音则如“让我告诉你”“精致的外表”“长的精神”“真诚可信”“关切的神色”“举止优雅”等。［7］随着故事的进展，温妮在陈述中采用直接的方式让虚伪者邪恶、冲动的本性暴露无遗，包括家庭暴虐、责任心匮乏、私生活混乱等。如温妮将文福描绘成一个毫无理智的恶魔，“他声嘶力竭地叫嚣”“所有的一切都不合他意”等。温妮诉说自身被欺压的现状以及反复怀孕给身心带来的摧残，“这个坏男人把我当机器一样地玩弄。”在人类社会，“怀孕的妇女”从来都是妻子和母亲双重身份的证明，然而温妮却采用了堕胎的方式，这恰恰是对男权文化制度进行的最有效反抗。温妮从寄居在叔父家时的不愿意与人交流，到与文福成亲后的委曲求全，再到对文福勇敢地还击，温妮大胆诉说身心的悲苦，无情地揭穿所受的摧残。温妮这一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是通过“说”确立个人性别、身份，叙事的权威也得以显现。［8］
（三）转变男权为主的话语主导
《灶神之妻》叙述者往往通过强有力的语气以及主观叙事方式，使传统的男权社会与文化语境发生动摇。小说以不同阶段、不同周期的女性经历、女性遭遇和抗争作为主线，对传统男权文化下的话语主导予以转变，让女性为主导的话语叙事风格得以体现。［9］例如，《灶神之妻》通过相识者与接触者的叙述，可以看清母亲形象、了解母亲性格特点。而温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规避了以往的单一性，通过不同叙述者的“说”，展现了温妮向男权制度及文化发起挑战的信念和勇气。［10］读者对温妮不仅有同情感，更会从其声音中感受到一种威慑力、自信感，更为痛快淋漓地体验、感受到女权解放的魅力，让华裔女性主义的叙事权威性得以体现。
在《灶神之妻》中叙述风格也体现了“碎片化”。碎片化的语境与叙事环境设计，体现不同阶段、人物与事件的关联性。在碎片化的叙事过程中，从“他人”口中便可以得知一切，且植入作者本身的思想认知与创作过程，形成具有抽离感、互动性、情感性的碎片纽带，让女性的对话呈现出权威性与决策力。如温妮在跟文福成亲后，为保全家庭，事事迎合丈夫，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此时作者通过人物不同角度的碎片化叙事模式，将男权对华裔女性的压迫作了最大化的渲染。通过对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研究发现，《灶神之妻》中的母亲与灶神之妻经历颇为相似，然又不完全相同。华裔女性主义叙事模式应用中，通过主观视角的第一人物“我”，诠释和渲染女性个体思维认知变化的三个阶段。一是“本我”阶段，婚前和结婚初期思想纯真简单，婚前任由父亲安排和支配；
二是“非我”阶段，在封建礼教和男权挟制下，受丈夫欺压却毫无抗争意识；
三是“真我”阶段，在经历诸多压迫和磨难后，奋起反抗，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11］
笔者基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灶神之妻》为例，研究与剖析了谭恩美《灶神之妻》中华裔女性主义叙事风格、叙事模式和叙事策略。此研究对于深入分析中美文化差异、解读华裔女性认知思维、了解其真实生活状况提供必要的参考，对于跨文化视野下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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