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威胁论”的话语生成与话语制衡
武会园
(1.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2.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4000)
智慧与智能叠加的场景时代开启了全球域的新世界，传播秩序的革新、传播体系的演进、传播权力格局的转移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优势，“全球中国”是世界对中国发展的重要评述与全新定位[1]，西方世界陷入对“全球中国”的恐慌。存在于中美之间的安全威胁与脆弱关系的逻辑，产生于各自的综合实力和敌对程度的互动作用[2]79。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多数时间内将中国视为重大“威胁”。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国际秩序从美国开始逐步失序，而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内聚力，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的衰退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形成两股力量。在这一具体的国际交往实践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模式的美国认定强国必霸，精心谋划“中国网络威胁论”。其话语内涵实质上包含了美国对“全球中国”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美国试图将中国的网络实力描述成“存在性威胁”，以此来掩盖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霸权行径并护持其霸权地位。但“中国网络威胁论”这一话语的生成，西方世界的话语建构是首要动因，而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窘迫困顿也是重要内因。因此，理性审视话语生成的内外动因是我们有效解构“中国网络威胁论”的重要前提。
当美国成为“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安全化”行为主体时，其将网络安全问题优先于其他问题予以处理[2]，开始利用“存在性威胁”进行话语设置，并因此获得一种非常规的机会和权力。当带有明显巧辩色彩的话语获得认可时，美国也就获得了他国对其侵犯规则的宽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美国制造“中国网络威胁论”的话语激情。
(一)“中国威胁论”与“网络安全”的耦合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关键节点事件是推进历史的强大动力。在特定的情境下，权力者会不断强化“话语优势”、扩充话语内容，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中国威胁论”的话语核心词汇便伴随着国际局势流变，尤其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威胁论”就会被冠以各种修辞反复出现在西方话语中，妄图形成最猛烈的“中国威胁论”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世界排斥新政权的产生，“红色威胁”话语出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两次推行《排华法案》，声称华人劳工的输出是“黄祸”，对美国的主流文化造成极大威胁。随后多年的“中国崩溃论”，渲染经济实力薄弱、国内分崩离析的中国会成为引发亚洲动荡的存在性诱因，“中国的虚弱可能比强大更危险”[3]。“新生的中国”激活了西方国家的内生恐惧，西方各国针对刚刚从战争中摸爬滚打无暇他顾的中国，设置了与人民生存息息相关的“红色威胁”“黄祸论”和“中国崩溃论”。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威胁论”正式形成。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文章《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首次明确“中国威胁论”这一概念[4]。随后，美传统基金会刊登《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论证。其实，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即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目标。由于制度体制的区别，中国被渲染成“专制”“好战”且对西方世界充满仇视和威胁的国家，西方媒体开始大肆报道“中国威胁论”。同时，“中国威胁论”渗透到学术界，也形成了舆论思潮。亨廷顿甚至声称“核武器的威胁是暂时的，中国的威胁是长久的”[5]。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走出去”战略迈出重要一步；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反恐名义下的两场局部战争消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全球反美主义高涨，财力耗散的美国无暇东顾；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却一枝独秀，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且成功举办奥运会，“崛起的中国”让世界瞩目。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舆论大胆臆测中国这一“超级经济大国”以“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将以牺牲全球环境、全球气候为代价，造成人类悲剧。“中国威胁论”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基本生存层面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成为新焦点。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深度互嵌，网络空间不仅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成为继海、陆、空、天的第五大领地。棱镜门事件爆发，网络战、网络攻击、信息窃取等网络安全问题成为重大国际议题。作为丑闻主角的美国，即使深陷“棱镜门”却也并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指责。面对十亿级网络大国的崛起，美国将“中国网络威胁论”持续推高，网络安全成为新时代“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议题。
(二)“修昔底德陷阱”与“网络军事”的耦合
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陷入结构性矛盾？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美国霸权的四大支柱鼎立局面逐渐偏向于“1+3”模式，即硅谷科技力量日益成为华尔街资本力量、华盛顿军事力量、好莱坞文化力量的基石[6]。所以，我国以5G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被美国视为对未来霸权基石的绝对冲击。深陷“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的美国担心互联网技术日益强大的中国一旦发起技术进攻，其引以为傲且日益依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反而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美国遵循对抗性零和博弈思维，严防死守“美国第一”的价值路线[7]。作为网络强国，美国在网络空间中依然是支配性的行为者。2011年起，美国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两大重要战略决议代表了美国传统霸权在网络空间的渗透与拓展。相继成立的网络安全执行办公室和美国网络司令部，代表了美国从法理层面和体制层面抢占制网权的野心与决心。“棱镜门”已经向世界显示了美国“网络霸权”对全球监控、危害网络安全的勃勃野心和超强能力，但美国依然乐此不疲地臆测中国具有顶尖的网络军事实力并声称构成巨大威胁。2005年起，《中国军力报告》成为美国的年度大事，报告核心便是宣称中国是发动网络攻击最多的国家[8]，为阻碍我国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寻找合理化借口。“分层网络威慑”构想更是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细化威慑手段。2021年6月28日，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Recorded Future公司发布报告，声称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可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有关。十多年内，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
(三)“媒介帝国主义”与“符号暴力”的耦合
“媒介帝国主义”与“符号暴力”的耦合催生的“中国网络威胁论”，实际上是政治和经济体系下的美国殖民逻辑的数据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对他国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权力压迫，对他国形成了系统性的传播压力。美国是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和全球传媒体系建构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透过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棱镜，为中国网络实力的相关报道设置威胁框架[9]，大肆渲染中国的国家级网络攻击、商业级网络间谍以及中国百姓突破国家网络治理的网络乱象，并将这些负面关键词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却无视自我与上述关键词的息息相关。
荷兰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布报告宣称，疑似发现中国黑客组织对至少十个国家的商业组织发动网络攻击[10]。《纽约时报》报道，据不明确数据显示，中国的网络攻击是大规模、长时间、复杂且成熟的，具有直接威胁性和侵略性；
美联社声称，中国疑似对美洲开发银行发动了网络袭击。美国国务院罗列了来自所谓中国黑客的超过50种惯用技术和策略[11]。可见，即便“疑似”“不明确”等词语已经暴露了信息不具有真实性的本质特征，但“中国网络威胁论”依然急速传播且形成了影响圈。
社交媒体平台也是美国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的重镇，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话语媒介，为复制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言论提供了流动空间。美国政客、有组织的意见领袖们采用了隐喻、形象符号等方式，夸张“龙”的威慑力来渲染中国的网络战略。通过话语产生符号暴力，使关于“中国网络威胁论”的论事自然化，并使其压制、污蔑合理化。诸如Facebook、Twitter这类具有强大连接作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不同的交互规则绑定到不同的社交网络，充斥着各种“威胁论”声音的内容便经由Facebook、Twitter向全世界网民快速扩散。网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转发、点赞等行为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与施暴者之间形成了默契关系，“符号暴力”便在这种无意识中生成、蔓延。惧于“中国网络威胁论”的网民有时甚至会做出激烈反应，形成“语境崩溃”，这恰好迎合了美国在社交网络中创建敌意和侵略性的目的。
由于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的渗透，网络安全夹杂融合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多元问题。因此，涉及网络威胁的议题都会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中国作为“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客体，是安全感知和风险感知的指涉对象，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我国的“安全指数”进行再认知，并对我们是否构成“存在性威胁”进行臆断。但实质上，世界是一个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地球村落，还有很多国家尚待进入我们的“朋友圈”。所以，作为被感知的主体，以我们的视角，也应当在应对外在诱因的同时检视我们自身的话语建构、话语表达、话语编译，检视是否存在导致“中国网络威胁论”复杂化、持续性、高热度的对外传播异质性。
(一)传播规划失衡，导致话语传播片面性
顶层设计是有效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前提。相比美国庞大的话语传播体系和强大的话语影响力，我国相对薄弱的传播体系且弱化前瞻布局的传播规划，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话语效能的辐射范围。
1. 传播体系式微。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网络物理空间和网络社会空间建设起步较晚[12]。虽然我国目前建设了相对完善的海外宣传体系，官方媒体形成了“1+6+N”(1)“1”指CGTN，“6”指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
“N”泛指具备对外传播功能，从事对外传播事业的其他媒体机构与媒体平台。的外宣矩阵，但西方受众大多认为官方媒体的红色色彩浓重，倾向于聆听民间声音。而社交媒体平台的式微，导致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居于下风[13]。美国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在国际场域中拥有庞大的受众基数和强大的影响力。此外，美国媒体的地区渗透力极强，比如其在越南设立了42家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国仅设立了2家，仅有的零星中国声音在美国信息浪潮里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传播效果和关注度不言而喻。
2. 话语策略失当。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和媒体报道来看，针对我国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多指涉为窃取数据、发动网络攻击、培养网络黑客等问题。为了应对美国媒体的集体狂躁和恶意抹黑，我国将大量的对外传播集中在“西方路灯阴影”下，以解释为主的话语策略，很容易卷入自我矛盾的漩涡中。由于“西方话语中心主义”与“自我话语中心主义”存在原始的对抗性，这就出现了在传播板块上弱化了“中国故事”叙事，在传播版图上忽略了与东南亚、非洲等友邦国家互动的尴尬局面。
(二)传播对象失位，导致话语劝服弱弥性
传播对象的精准定位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路径，而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话语存在着内外传播一致性、国内信息外溢、外交外宣异义的困境，直接削弱了正向话语的劝服力量。
1. 内外无别。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化和日常化使用，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的界限逐渐消弭。国际级媒体具有国际传播的职责功能和价值使命，但通稿似的国内国际传播一致性过强。以国内重大会议精神和重要概念为核心内容的官方话语具有强大的“中国力量”，足以振奋国人信心，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梦”“军队信息化建设”“网络强国强军”等宏大政治主题往往会因为没有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难以在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形成国际共识，甚至会导致话语层面上的对抗。比如，关于“负责任大国”的提议，我国主张“网络主权”“权利平等”，美国却故意曲解“负责任大国”，将其解释为各国应无条件承担相应责任，完全忽视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14]。各国对“无利可图”的倡议难以认同，美国借此将中国塑造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异类。
2. 内宣外溢。平台技术和平台经济的急速推动，我国媒介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井喷式的发展”也催生了一种无组织的“自生秩序”[15]，在这种秩序下内容审查难度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有些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低门槛准入机制，以恶搞经典、亵渎英雄、夸大事实来博取关注，将本应起到正面传播意义的信息异化成颇具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隐喻着非正确价值观的信息易于在社交媒体平台掀起热议狂潮，甚至形成网络事件抑或网络文化乱象。加之社交媒体平台的超强连接使“网络因大而小”，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已经被超越，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人际距离已经为4.74度(2)2011年，Facebook和米兰大学合作，针对Facebook的7亿用户的好友关系网络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两个用户之间的好友距离为4.74度。。依据三度影响力观点，人际距离会由六度逐渐缩小为三度。当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平均距离接近三度的时候，个体的行为就会影响整个网络社会[16]。基于此，国内的网络文化乱象信息难以限定在自然疆界里，向外溢出的可能性增强。西方世界更乐于将这些嘈杂声音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表达。
3. 外宣异义。外交更多的是一种协商艺术，外宣更多的是一种话语艺术[17]。谈判议价的协商艺术大多是在国际场域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实现共赢的重要谋略，而外宣时常忽略了谈判议价过程，只阐述“斗争”结果，强势话语便在一些矛盾问题上加大了“威胁论”的筹码。这就使得一些对外交内涵没有正确深刻解读的信息迅速铺开，这类强势话语不仅难以入心入脑，还易与初衷背道而驰。
(三)话语能力失势，导致话语表达无效性
话语能力既决定了国家话语传播的过程，也决定了国家话语传播的结果。在专业度高、关注度高的网络安全领域，我国的话语能力存在着话语逆差、原创话语缺失、编码译码差异大的现实困境，呈现出一种说了没人信、说了听不懂、说了传不开的尴尬窘境。
1. 话语逆差。在全球视域下，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观念在关系上的反映[18]。换言之，话语功能是具有实践功能的物质力量，以特定的视角解释世界，以特定的方式改变世界。西方世界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致力于建构话语的全球化，意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9]，塑造一元话语世界。故而在国际互动中，中西方交流存在着极不对称的话语逆差现象。“西方话语”胜过“我国话语”，甚至在危害我国国家形象的各类事件中，如印度新闻频道播放了一段关于大型设备的视频，直指这些设备是中国在印度营地中播放噪声致使印度士兵生病受伤的军用设备。BBC针对这一新闻进行了研判，并澄清：病毒片段实际上是2016年3月YouTube网站上的一段中国制造的移动警报器视频。该设备是一个4.6吨的大型旋转警报器，用于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突发情况，不是用来播放音乐的扬声器，更不是军用设备。此外，没有任何能够证实有关该地区印度士兵耳膜受伤的报道。可见，话语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自己话语体系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2. 编译差异。中国1994年加入互联网，至今不到30年的时间，能一跃成为世界网络大国，这其中包含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一系列中国故事。但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如此素材丰富的中国好故事，反而成了“中国网络威胁论”的边角素材。从传播的编译过程来看，这与我们的话语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翻译过程中本就容易出现误差，且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绝不是英文简单直译便可精准传达的。一系列代表中国精神的鲜活人物和代表中国智慧的感人故事，没能通过饱含情感与意蕴的方式传达出去。
3. 原创赤字。近年来，国家组织的智库、行业支撑的论坛、学界的学术交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云端的激情碰撞丝毫没有受到疫情地理隔绝的影响。但大多主场论坛常常以外语为主，成为外国人的秀场，中国声音在国际论坛中大放异彩的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大概是话语体系研究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原创话语赤字。正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提出的窘困又迫切的问题：我们试图与世界对话的体系中，真正的原创有哪些？中国学者并不是话语体系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者，要真正在国际场域中实现与世界的对话，需要进入体系实现所谓的“现代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泯灭传统个性。
在“敌强我弱”的话语情境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网络威胁论”的极力渲染，加上我国在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中的现实困境，网络威胁话语生成后，依据“认知保守倾向”理论和“持续影响效应”理论，网民所获信息一旦被记忆编码，被激活的信息就会持续发挥影响。即使随后被证实是虚假信息，其影响也很难消除甚至无法消除，这便从“人”这一基础主体上破坏了中国形象。因此，我们必须从“人”出发，对霸权国进行话语制衡，建构我国“安全化”的国家形象。
现实世界的权力格局延伸至虚拟世界，拥有话语优势的霸权国“先发制人”地用话语资本进行权力制衡。这使得我国在构建国家形象话语体系时受到很大挑战，他国及他国网民在西方话语语境下作出的话语选择，往往还是沉浸在“中国网络威胁论”的虚假信息里。故而，要彻底解构“中国网络威胁论”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基于对“中国网络威胁论”话语生成内外动因的客观感知与深入分析，实施围绕情感范畴和理性范畴在国内建立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围绕利益范畴和权力范畴在国际建立权益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以及围绕学术范畴与语言范畴建立学术共识以抵御潜在威胁的消极话语制衡[20]。
暑假，妈妈叫我去表姑家玩。记忆中，表姑家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山不高，水不清，桥也破破烂烂的，没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一)内部话语制衡，优先网络安全议题
“中国网络威胁论”不仅仅是政治病毒，影响大国博弈和我国国际地位的合理性，甚至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病毒，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网络社会风险带来放大效应。我国为化解“中网络威胁论”这一论调，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美国汉学家沈大伟评估中国每年对外宣传经费高达100亿美元，是美国的15倍。然而，投入与回报没能成正比。全球多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影响力为负，即使中国对拉美和非洲地区给予了技术、经济、人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支持也没能扭负为正[11]。故而，削弱“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危害不应是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应该从战略上有所调整。对此，从战略高度出发，理性瓦解；
从全民视角出发，情感动员。双管齐下，将网络安全议题上升为国家级重要议题甚至是优先级国家议题。
1. 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认识“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危害。关于“中国网络威胁论”主要聚焦于两种辩论：一种是关于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另一种是关于崛起大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安全恐慌。两种辩论的直接后果都阻碍了我国开展正常的国际合作。美国一家私营网络安全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发布的报告声称，中国黑客一直广泛针对东南亚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组织，以及中国密切参与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组织，具体攻击目标包括泰国总理办公室和泰国军队、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海军、越南国民议会以及马来西亚国防部[21]。这一缺乏确切证据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邻国与我国的友善邦交。“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弥漫，成为我国搭乘互联网快车道的荆棘路障。然而，上述行为实质上是美国借助资本优势、宏大叙事、传播压力和隐喻污名他者的方式，掩盖其对全球网络空间的霸权行径，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网络威胁”。我国网络安全公司360于2020年3月3日首次详细披露了美国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的证据，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航空航天、互联网科技、石油化工等重要领域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22]，严重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故而，充分认识“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危害，依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议题，进而精准靶心，对症下药，优化中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针砭之策。
2. 从科技创新战略高度化解“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影响。网络安全存在的潜在威胁，可以追溯到三个源头：互联网设计上的瑕疵，硬件和软件上的瑕疵，越来越多的重要系统融入网络的发展趋势[23]。美国之所以敢将一己之私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究其原因之一便是，美国是原始网络空间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其控制着全球互联网的主渠道。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10个归属于美国，美国正是通过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绝对掌控向各国施压[12]。美国寻求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主导地位，其网络实力可以在网络空间之外的领域制造想要的结果[24]，这是美国超高的科技水平决定的。哈贝马斯曾提出科技进步是统治能够合法化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合法化不是“自上而下”的强权，而是“自下而上”的获得。行为主体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满足公众需求，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我国虽然近年来在网络空间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芯片、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核心技术依然有赖于美国。近年来美国对我国芯片等的制裁，一方面阻碍了我国移动终端的发展，但一方面也被动推进了我国对新技术的攻克。此外，网络攻击溯源无法百分之百地追踪，网络安全隐患的监测和预防系统的完备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要网络安全课题。网络和平有赖于技术，化解“中国网络威胁论”，只有从科技创新战略出发。一是立足国内网络空间建设技术支持、强化网络空间治理战略、保持国际网络空间战略合作；
二是要从编译、传输、存储三重技术层面确保网络系统的线性安全，又要从网络空间的基础架构层、技术协议层、软件应用层和内容层四层架构[25]上确保网络系统的立体化安全，以强大科技实力做“网络空间善意大国”的有效论据。
3. 通过民间力量瓦解“中国网络威胁论”。网络空间作为集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实际空间三元一体的第三空间[26]，是人类生活的全新空间。网络社会中已然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数据恋”，信息无处不达[27]，原本由拥有恒久不变的形式且为人类栖居提供稳定环境的物品组成的地层秩序，已经被数字秩序所取代，各类物品均被裹上了一层信息。关注度已成为信息争夺的主旨，而政府信息在可信度低迷的情境下，难以获得各国网民的广泛关注，反而一些代表国家软实力的民间社会、关键性意见领袖更容易获取关注。民间社会的文化互动、艺术交流会通过能够调动视觉、听觉的传播形式，在不同立场、不同知识体系的主体之间建立一种认知共识，以增强价值判断的正确性。
(二)外部话语制衡：以全球视野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由背向世界到面向世界，到融入世界，再到引领世界，已经发展成为新全球化时代深度互构、相互塑造的“全球中国”。针对美国对我国采取的低烈度紧张态度，我们要勇于发声，努力扩大朋友圈，通过与其他行为体达成共识而塑造国际体系联盟内的安全互动，从而感化其他行为体选择“免费搭车”，在不断共享的过程中，增强“共同体”意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从理论构想到现实转化的实践张力。
1. 以“全球中国”形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作为话语的制造者、编译者和散布者，美国积极打造“中国网络威胁论”，利用“互联网自由”话语观在国际舞台上围攻中国。“自由”是世界话语体系中重要的一套价值理论，美国对“网络自由”的概念异化和价值鼓吹，实际上是对自己网络霸权的扩张，是对网络空间信息无边界、无节制、无秩序的自由流动的绝对牵强与夸大，其目的是试图迷惑大众以掩盖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与操纵。从国际实践来看，作为与国际关系“主权”观念相一致的“网络主权”是当前美国网络空间霸权制衡的一大阻力，美国精心策划的“中国网络威胁论”力图打破我国“网络主权”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意义和延伸意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力图站在全人类网络安全这一命题下实现全球、全方位合作，从而尽可能灵活、及时且有效地应对全球网络安全问题。“全球中国”作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主体，深刻洞察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把握网络空间发展趋势，坚持“共建、共享、共治”原则[28]，遵循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责任共担的全球格局。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阐述清楚其核心内容、精神实质以及实践经验，最终形成一套属于中国网络主权的话语表达和解释系统。
2. 以“全球中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互动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向数字资源大幅扩张。在国际网络安全体系的深刻变革中，由于没有规范的网络安全国际规则，给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埋下了极大风险。目前，国际社会上也没有对某个主体或某一机构能够全权解决网络安全的所有问题达成共识。基于此，我国倡导发挥联合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作用，创建并遵守国际规范，形成互信机制；
在充分尊重网络主权、多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多国互动，致力于缩小信息鸿沟、使用鸿沟和驯化鸿沟；
建立国际网络空间稳定、和谐、安全的互动机制。
(三)消解话语制衡，增强媒介传播抵抗能力
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帝国主义和媒介霸权增强了网络文化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异化功能的减弱会让网民丧失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凭借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实现单向度的文化意识形态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广大网民对当下世界变化的纵深理解和想象力。全球传播秩序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变革趋势，传播媒介体系更迭[29]。为了适切这种媒介际遇，除了提高自己的媒介技术能力和媒介传播能力外，还需要增强顶层设计理念，以“效果决定论”取代“动机决定论”[30]，从大格局入手，实现对外传播从基础设施到学术体系的实力升级，以最低成本抵御霸权国的霸权护持，规避与霸权国正面冲突的扩大化和全面化，消弭安全风险。
1. 智慧体与智能体相融合，打造“网络安全”对外传播话语平台。2016年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造国际传播的旗舰媒体。“1+6+N”的立体化国际传播体系更加专业化，从传播站位和传播格局来看， “做强”与“致效”是未来对外传播的逻辑目标[31]。但是，中国媒体当前对国际媒体的覆盖和舆论引导作用还十分有限，能够与美联社、路透社、BBC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抑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能在全球域内广泛传播的社交媒体平台相抗衡的实体媒介至今尚未完善。要想满足我国话语传播的现实需求，且确保中国话语的正向传播，就必须建设一个高站位、宽版图、大影响的话语平台。这个话语平台一方面要是内容专业、多种语言、多元互动且能代表中国话语的智慧体，又要如TikTok般移动化、可视化能够成功出海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海量用户的智能体。智慧体与智能体二者链接在一起，成为帮助他国了解我们，我们认知世界的“网络安全话语系统”，一个能够直抵“人”心的“网络安全话语平台”。
2. 形成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网络安全顶尖智库。面对西方媒体的符号暴力，要真正发挥我国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舆论引导功能，调动学者发挥研究学理功能，动员网民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卓有成效的话语方式化解“认知危机”，提升科研水平是一条重要的选择路径。近年来各大高校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院开设，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陆续成立，逐渐形成了“网络安全”学科体系，但是理论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当前，中国关于网络空间研究方面虽然已经与法国总理府智囊团法兰西战略智库、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战略倡议研究所、德国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等智库建立了常态化联系机制[32]，但尚未与全球顶尖研究所进行深入谈话，达成学术联盟。要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增强与实践的互动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与全世界知名智库专家展开深入的对话，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智力支撑。
3. 培养专业人才，缩小语域鸿沟。网络安全领域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与一般的生活用语、媒介用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一种特殊的语域。首先，要完善网络安全研发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围绕CPU芯片、操作系统、网络安全数据库、信息安全加密、国际网络空间合作、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
用科学实力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化”的建构。第二，要完善网络安全学术人才培养机制，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为智库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让中国之声通过论文、论坛传遍全球。第三，要完善网络安全宣传人才培养机制，为全国的网络安全事业搭建专业平台，使兼具专业性与故事性的话语表达传遍全球。
“中国网络威胁论”基于线性预测和不完善的历史类比，在概念上具有误导性，反映出美国对崛起中国的内生恐惧，对其霸权地位丧失的担忧以及对中国价值观的误判[33]。“中国网络威胁论”实际上是美国试图对我国在军事、外交、网络、媒介体系等多方面形成霸权护持的物质表象。这一主观性的“潜在性威胁”转向客观性的“存在性威胁”，不仅有损我国的国家形象，有碍我国的国际交往，也阻碍了我国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国网络威胁论”是我国发展历程中遭遇的重大议题，必须置于优先的战略位置。我们要在内省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制衡策略，贯彻“天下大合”的传统思想，寻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增进全球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网络治理新秩序，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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