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建构的机制保障
竟 辉，宋 男
[提 要]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作为改革理论与改革实践的语言阐释，其独特的话语机制不仅可以有效推进改革理论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复杂社会局面，而且还为改革实践的展开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可能进路。面对全媒体时代改革进程中多元化社会思潮和个性化价值选择的挑战，我们要在科学处理改革话语内容创新和渠道拓宽、主体认同和舆论表达、对内引导和对外传播等多重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改革话语的内容供给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心理认同机制、容错纠错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和对外传播机制，以此确保中国改革事业的话语权永不旁落。
习近平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6.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44.作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对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有特殊的作用。如果就作用的关联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在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改革事业、澄清改革争论中的意识形态迷雾和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改革成就等方面的价值意义似乎更为凸显。面对国内外围绕中国改革问题愈演愈烈的思想交锋，如何牢牢掌握改革话语权、将改革进行到底，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更好发挥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内容供给、利益表达、心理认同、容错纠错、舆论引导和对外传播等方面，就如何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建构机制作出如下探讨。
任何一种话语都代表着一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并伴随社会实践而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改革话语作为改革实践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与框架内容也必将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得以丰富完善。尤其在改革问题与改革矛盾凸显且叠加的当前，改革实践的推进对改革话语内容的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话语内容不仅决定着改革话语的质量，而且还关乎着改革话语的效果。不过，就中国改革事业之于改革话语的需要而言，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内容生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或滞后现象，以至于在面对错误思潮西化、虚化、固化中国改革事业的行径时而无法予以有效应对。显然，这些杂音噪音并不利于改革问题与改革矛盾的解决，如果任由其蔓延泛滥，只会阻滞改革进程的推进，进而削弱改革话语的内容供给力。而由市场化改革所衍生的贫富分化、道德堕化等负效应，也冲击、淡化着改革话语的主导权，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在出场资格和理论认同上的空场和缺席。与此同时，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的井喷式涌现和信息内容的碎片化灌输，也使改革话语在内容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出现“零散化”“空心化”等问题，无法形成完整、严谨、系统的改革话语体系。可见，无论是抵制错误思潮围绕中国改革频繁发声的暴风式冲击，还是应对网络媒体信息和新潮话语的海量式植入，都迫切需要强化改革话语内容的生产和供给。
强化改革话语内容供给其实也是进一步丰富改革理论、推动改革实践的内在要求，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则在于对改革话语内容的生产，即对“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理论表达层面的提炼和升华。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0.这就表明，作为表征一定政治思想、阶级观念的言说符号，改革话语的产出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和阶级色彩。忆昔抚今，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正是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为原则遵循，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取向，以党的思想意志和创新理论为依托，在4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凭借一系列话语表达形式阐释中国改革事业的主体、目标、方法、路线等，从而不断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过，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生产活动既不能幻想一步到位，也不能见好就收，必须要在继承性中寻求话语创新、在时代性中谋求话语发展、在接续性中探求话语突破。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繁荣旺盛的生命力和永久不衰的供给力。就具体要求来说，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中国改革事业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开辟中国改革事业新局面的突破口。对此，习近平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63.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不仅是理论创新的起点，而且还是引导理论发展的方向标。这是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照此类推，中国改革开放史亦是在提出新问题和解答老问题中向前推进的。故而，“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且“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中国改革事业，必然要强化问题意识，正视、分析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建构改革话语时要不断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局面更要深入基层察民情、访民意，直击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完善改革方案、健全改革机制，确保改革奔着问题去、依照问题改，以此赋予改革话语新的内涵。当前，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全面深化改革既面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也遭受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制约，这也对改革话语的内容提出了新要求、注入了新议题。譬如，改革主体话语更加聚焦共享改革红利的“人民群众”；
改革目标话语则由改革初期的“解决温饱”“实现小康”替换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方法话语也从起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所以，要理性审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硬骨头”和“险滩深水”，着力结合时代变迁和实践发展充实改革话语内容、推进改革理论创新。当然，这种兼具问题导向的改革话语生产和改革理论创新工作除了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外，还离不开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为此，广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自觉肩负起推进中国改革事业发展的重任，以自己的专业所长、技能优势为改革事业献计出力，坚持走在话语生产、理论创新、宣传教育的最前列。而打造这样一支人才队伍，一方面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洞察古今的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超前眼光；
另一方面，要提升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战略思维能力，引导其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准确把握和运用改革规律，进而在不断推动改革理论创新中更好地为中国改革事业提供智力支撑。
诚然，创新改革理论是强化改革话语内容供给的重要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现有改革理论的推倒重置，而是依托现有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展开的。虽然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理论所面向的时代课题和背景不同，但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追求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理想信念没有改变，这也必然导致改革话语在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和国家意识形态上带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而，我们党在改革实践中凝练并提出的诸多改革话语，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等，往往发挥着强大的动员作用，成为党和国家深度改革的明信片。对此，我们应在不断实现改革理论的创新中增强对改革话语内容的科学判断，既从事实判断中发掘改革话语所蕴含的辨清改革形势、辨识思潮正误的正向功能，又从价值判断中阐扬改革话语在调动人民群众改革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意义。另外，尤为关键的是，“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5.这也是我们党进行改革理论创新、强化改革话语内容生产的底线所在。如此，才能有效防止因传统话语形式“死板”而带来的改革话语“过时”问题，因网络话语刻意“植入”而产生的改革话语“空洞”问题，因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而诱发的改革话语“陷阱”问题，以及因一系列质疑改革开放错误思潮而衍生的改革话语“困惑”问题。
改革开放是亿万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96.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来看，“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不仅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9)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7.而且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改革是不是顺畅、成功的一个基本尺度。然而，在我国改革实践中，起初增量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背后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均、话语表达不畅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在利益表达平台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利益主体对改革话语权的争夺则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利益表达信息的“失真”、表达路径的“失效”和表达话语的“失声”，加速利益格局的失衡。因此，从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权利意识和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两方面实现改革话语利益表达机制的科学化、均衡化发展，则成为解决利益格局失衡问题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提升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亲和力、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建立健全改革话语科学化、均衡化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应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权利意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然而，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水平、自身素质、法律认知等因素的制约，部分民众在对待传统权威时怀有极强的政治依附心理。受此种依附心理作祟，有些人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不够自觉，即便自身利益遭受侵犯也往往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由此造成在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掌控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提升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则是首要前提。一方面，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化其角色认知和责任意识。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1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8.为此，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宣传和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示范，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使他们有更为深刻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怀揣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投身中国的改革事业。不过，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赖民众的主体自觉仍不够，还需要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予以倾斜和扶持。党和政府作为人民主体利益表达的政治代表，不仅要在思想上郑重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行为，而且还要在行动上把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1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2.另一方面，要提升民众的思想文化认知水平，增强其政治自主能力和改革参与意识。思想文化认知的水平决定着利益表达主体的话语输出能力和政治认同程度，是民众有序参与一系列改革活动的知识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借助教育、宣传等媒介着力提高利益表达主体在民主政治、法治思维、主体权利、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水平，以保障利益表达主体选择更有力的话语表达形式和更具理性化的方法途径倾诉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纠纷。当然，无论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明确，还是群众思想文化认知水平的提升，都必须靠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来推动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这就表明，人民只有从改革实践中真正平等地获得经济红利、赢得政治地位、享有社会保障、感受公平正义，才会自觉地萌生并强化参与、支持改革的意识，并且也能够自主地把这种意识转化为现实具体的改革行动。从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协调，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社会形成改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生动局面。”(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33-234.
建立健全改革话语的科学化、均衡化利益表达机制，不仅要依赖于公民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而且还需要利益表达渠道的助力。利益表达渠道数量的多寡并不是利益表达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从表达方式上来说，公民主体利益的实现关键还在于利益表达渠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功效。虽然现实中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少，但由于政治资源分配不均、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制度化利益渠道不通畅等原因，利益结构不均衡、利益表达成本高、利益表达行为非理性等问题依然存在。诚如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描述的那样，“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生计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就很可能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4)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9-230.为了避免改革进程中民众使用“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进行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党和政府应积极疏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尤其要从制度安排上促进人民群众利益表达渠道选择的多样性。就当前中国的改革事业而言，“利益表达无论是通过党政机关及社会政治团体进行的，还是通过传媒或信访机构进行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属于制度性的途径。”(15)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00.这就表明，拓展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其一，借助全息媒体延伸利益表达的公共话语场。这种公共话语场应充分利用网络传媒的优势，如电视、报刊、微博、博客、论坛等，打造不分民族、身份、地位、年龄、收入等的舆论渠道，实现民众同党和政府的数字化、一体化连接，真正让人民群众在畅所欲言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建议和要求。其二，提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信访、立法听证等常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的效能。对此，党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提高普通劳动者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代表比例，并借助其监督职能推进代表和委员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另外，进一步明确党和政府在信访、立法听证等领域的权力职责和角色定位，推进政务公开透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并引导公众有针对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其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渠道的功用。党和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增加建设经费、优化政治环境等途径，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成长，并确保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独立行使利益表达的权利。这不仅可以减轻党和国家信息传输与整合的压力，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民众利益表达的成本，进而激发民众有序参与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提升民众利益表达的实效性。总的来说，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能够减少部分民众因正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而出现的偏激行为，从而为当前社会民众均衡占有改革话语资源、平等表达利益诉求、有效引导改革走向提供多元化路径。
按照卢梭所揭示的语言产生的奥秘，“一旦他人承认某个人是一个有感觉、有思想并与他相似的存在者，那种与他交流情感和思想的需要就会使他寻求种种交流途径。”(16)让·斯塔罗宾基.透明与障碍[M].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88.就此意义来讲，建立在“情感承认”基础上的“心理认同”是推动语言交流和话语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当前我们党推进改革话语完善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但是，改革话语的心理认同，不能自然产生或单纯依靠文化的惯性而达成。实际上，改革话语心理认同的实现，需要借助真理性话语的理论说服力、道义性话语的价值感染力和大众性话语的语言传播力的提升。
首先，依托“真理性话语”，提升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理论说服力。实现“认知——解释”层面改革话语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民众熟知改革、认同改革并参与改革的首要前提，而要完成这种统一，归根结底依赖于改革理论的彻底性。对当代中国而言，改革的本质在于在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诚如习近平所说：“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1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8.不仅如此，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33.改革话语作为改革理论的语言表达，阐释明晰其彻底性，就是要从规律层面抓住“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在历史通约性和逻辑圆融性中实现改革话语自身逻辑的自洽性。当然，这种自洽性也强调改革话语既要恪守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又要遵循人类意识活动的语言演进规律。为此，我们党应以时代为背景、以实践为取向对改革话语内容进行优化设计。要知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4.可见，话语作为思维的理性表达，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还需要实践检验其真理性。然而，在不同阶段赖以保持改革话语真理性的改革实践往往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这就使各时期的改革话语只能是历史地表述着关于改革理论与改革实践正确认识的相对性的一面。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应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推陈出新。譬如，面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的制度性因素，并由此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改革话语，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改革事业的生机活力。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习近平强调：“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25.
其次，依托“道义性话语”，提升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价值感染力。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21)米歇尔·福柯.性史[M].姬旭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4-5.这表明，任何话语的言说都有其特定的叙事背景和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也不例外。正如《共产党宣言》公开袒露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中国共产党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之初就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了一种天然的价值关联，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阶段都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精准扶贫”等语词，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改革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标识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鲜明政治底色与深厚价值底蕴。不可否认，正是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这种诉说人民利益、回应人民期盼的道义秉性，时刻调动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此，建构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既要深入群众生活，从中体察民情、分析民意、聆听民声，以汲取改革话语生产所需的“原料”和灵感，自觉实现改革话语同人民改革实践的紧密结合；
又要解决群众问题，尤其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2.。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3.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价值魅力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彰显，其凝聚民心、集聚民力、汇聚民智的社会效能也才能够得以充分的释放。
再者，依托“大众性话语”，提升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语言传播力。通常而言，具有“日常”“大众”话语属性的叙事方式往往有着独特的意义“解码”和“编码”功能，如果将其应用于改革话语的表达上，则可以有效提升改革话语的传播能力。这就意味着在进行改革话语叙事时，我们党“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2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9.来传递改革主张、表达改革思想，并在确保不失改革话语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形成贴近大众生活、汇聚具象化语料的平民叙事风格，以实现抽象的改革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向直观的改革生活话语转变。具体而言，在叙事内容上，解码改革的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对此，可以借助民众长期认同、接受并深受熏陶的地方和乡村文化习惯等，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风格讲述改革实践、总结改革规律，如用小岗村的“四次红手印”、福建的“枫桥经验”等事例来宣介地方改革的成功探索，以此昭示尊重人民群众改革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事实依据。在叙事情感上，编码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改革实践。话语作为思想的语言表达，其本身虽然追求理性思维，但也强调情感因素。即如列宁所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6)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7.由此观之，我们党对改革“真理性话语”的追求也是以“人的感情”的认同为前提的。所以，我们党在建构改革话语时必须明确自身作为引领者、参与者而非指挥者、旁观者的身份和角色，通过扎根民众改革实践的广阔空间和肥沃土壤，在鲜活生动的基层改革实践中感知民众之于改革的所思、所想、所念，进而以“切身感受”和“情感代入”实现改革话语受众对象与话语内容传播的情感链接和情绪共振，使改革话语真正被群众理解和接受。
中国共产党开启、领导和推动的改革事业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这是因为，就理论指导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就社会主义改革的相关问题提出具体明确的思路或者举措；
就实践探索而言，原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思维”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亡党亡国教训，又增加了中国改革之路的不确定性。对此，邓小平曾总结说：“话又说回来，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8-259.显然，这种“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改革尝试难免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失误，进而导致人们对改革认知和改革实践的表达也缺失合理性甚至合法性。但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89.在现实生活中，个别党员干部因过于担忧犯错误就会被问责而萌生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进而催生出“不敢为、不想为、不善为、不能为”的错误心理，一度阻碍着广大党员干部所承担的推进改革历史重任的落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改革话语有失准确。鉴于此，我们党和政府要在规范问责机制的前提下，辅之以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为不为的人“敲警钟”，为敢闯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唯此才能确保改革话语真正表达人民改革愿望、阐明国家改革决心、宣誓党的改革意志。
一方面，合理“容错”，明确可容之错与不予容错的边界。鉴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和实践摸索的未知性，我们党在改革创新中试错、犯错在所难免。邓小平曾以学术讨论和交流为例，指出：“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2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5.鉴于此，习近平尤为强调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33.并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当然，从改革话语的视角观之，这种“宽容”并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其边界应定格在那些因先行先试而出现的非主观性错误或失误，不包括那些违背违反道德、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的行为，不涵盖那些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的做法，也不涉及那些背离人民意志、损害人民利益的举动。当然，要真正消除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中干事创业的疑虑，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改革话语的容错机制，根据“三个区分开来”科学划定“容”与“不容”的界限。其一，就改革先行者的主观意愿来看，要坚持实事求是，用改革话语把党员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经验缺乏、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或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其二，就改革失误的具体情节来看，要正确研判失误是来自集体决策还是个体决策，是在遵守规则还是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遵循程序还是不遵循程序引发的，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改革试验中的失误或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行为区分开来；
其三，就改革动机来看，要明确改革为公为私的属性，用改革话语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行为区分开来。以“三个区分开来”的改革话语形式明确了哪些错误能容，哪些错误不能容，从而划定了可容之错与不予容错的边界，同时也为制定完备的责任清单提供了依据。这种合理的容错机制为广大党员干部想改革、愿改革、谋改革吃下了“定心丸”、戴上了“护身符”，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容错”，还应建立完善的纠错机制。允许容错不是偏袒犯错，也不是放任犯错，而是为了更好地纠错。在改革话语中，容错只是手段，纠错才是目的。改革话语如果只是一味容错而不纠错，必然会因为“知错不改”“有错不罚”而导致党员干部的失职问题；
如果只是一味纠错而不容错，也必然会因为“一刀切”“零容忍”而抑制党员干部的创新活力。可见，我们党在建构改革话语时只有坚持“容错”与“纠错”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少走弯路、不走错路，进而强化其敢改革、能改革、善改革的责任意识。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善于纠正错误的政党，并且拥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正是凭借这种自我修复能力，我们党才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及时发现错误、承认错误、剖析错误、改正错误，从而使自身肌体免疫机能不断增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尤为注重用改革话语来实现对改革工作中以纠错改错来达到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的目的。首先，事前重防范。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我们党在阐述改革话语时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对于具体改革方案、改革举措中可能存在的纰漏历来主张“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以保证改革方案、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少犯错”“不犯错”“不再犯同样的错”。其次，事中多监督。为强化对改革过程的监督管理，我们党不仅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主张在实现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统一中及时发现错误；
还积极借助“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3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19.等形式减少错误的发生。最后，事后早纠错。针对改革创新中因先行先试而出现失误或犯有过错的党员干部，可以通过提醒约谈、诫勉谈话等话语言说方式督促其查找出错原因、采取补救措施，在尽可能把因犯错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同时，保障过去出现的失误、犯过的错误不会再发生，从而推进各项改革工作能够持续发展。
无论是合理容错还是理性纠错，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鼓励改革、推动创新。当前，我国改革事业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激流险滩，随之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不可预料的事情也势必会增多。此种情形下，“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改革思路也更容易出错。面对新时代中国改革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习近平再三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3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1.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建立健全改革话语容错纠错机制的基础上，不断端正试错的态度、化解犯错的风险、开阔容错的心胸、提升纠错的能力，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党员干部负责，以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舆论作为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本身就蕴含着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其既可能成为沟通党心民意的桥梁，也可能掺杂违背党心民意的成分。在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虽然始终围绕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方向道路、业绩成效而展开主流叙事，但其自身也由于受到舆论信息传播碎片化、附庸化、去中心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在应对各种改革杂音噪音时能力相对不足的一面。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3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15.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建构改革话语时要充分发挥舆论信息的正确导向功能，理性识别并深度批驳改革舆论中的错论谬论，以此在不断凝聚改革民心、集聚改革民意、汇聚改革民力中推动中国改革事业永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普及，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发表意见、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也渐渐成为社会思潮博弈的角斗场。一时间，网络舆论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分化改革、固化改革、西化改革、儒化改革、虚化改革的杂音噪音。其中，分化改革的声音或借助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利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人为捏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对立的言论，试图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固化改革的声音认为当代中国向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方向蜕变的市场化改革是造成社会不公、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据此要求党和政府终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甚至主张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长期来看，这种保守的改革开放观因反对市场经济而无法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不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最终导致改革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西化改革的声音多来自新自由主义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和公民社会思潮等，其代表人物有的为中国贴上“权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标签，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要进一步在政治上向西方宪政民主制度靠拢。果真如此，中国的改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变成了“改向”“改制”。儒化改革的声音则主张以现代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试图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向上“儒化”共产党，向下“儒化”全社会，进而实现“以儒立国、以儒治国”的目标。这种观点主张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虚化改革的声音宣扬“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割裂论”“改革开放失败论”“改革开放变质论”“改革开放倒退论”等，其代表人物站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上，习惯用西方价值观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改革事业，刻意抹黑、丑化中国的改革事业。对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习近平一再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总的来说，网络舆论平台中存在的分化、固化、西化、儒化、虚化改革等声音，旨在消解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争夺改革话语权，其背后呈现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以及误导中国改革事业走向歧途的险恶用心。为了夺取网络舆论平台的制高点，进而牢牢掌握改革话语权，就要坚决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及时揭露错误思潮的实质和危害，消除其对我国改革事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也要意识到错误思潮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还要以主动出击、敢于亮剑的姿态彰显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然而，对待网络舆论传播，也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地予以全盘否定，“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3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这就决定了要做好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舆论引导，首先必须区分社会思潮中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针对试图争夺改革话语权的政治问题，要旗帜鲜明地批判；
而面对学术问题上的争鸣，则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切磋、合理借鉴。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推崇、新左派思潮对社会平等公正的捍卫、新儒家思潮对古典文化和民族传统的肯定等，都从某个侧面深化着人民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认知。因而，应借助全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的媒介优势，将改革舆论中那些有益的成分提炼出来用以更好地指导改革实践，将改革舆论中那些有害的成分剥离出来以降低其对改革实践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我们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增强改革话语的政治引导力，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针对目前在改革舆论引导问题上存在的部分领导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现象，要切实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落在实处，以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同时也要着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以疏通群众思想上的症结、化解群众话语中的怨言、解开群众心理上的疙瘩。其二，科学掌握舆论管理权，划定“有所不为”的边界。对待社会舆论应注重引导而非阻塞，尤其面对群众较为关注的话题，不能一味采取行政的手段进行压制，而应把握最佳引导时机、合理掌控舆论引导尺度，进而在激发舆论引导影响力和宣传力中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其三，坚持依法治网，优化网络舆论生态。由于互联网即时性、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现实中总有些人明目张胆地钻网络法治空场、网络监管不足的空子，肆意宣扬质疑或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对此，要充分发挥法治手段的预防、规范、惩戒等作用，明确“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旗帜鲜明地抵制网络空间中各种不利于改革的言论，从而为改革共识的凝聚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也为改革话语的建构提供优质的舆论环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往那种因落后而挨打、因贫穷而挨饿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和评价众说纷纭，其中有‘唱多’，也有‘唱空’，还有‘唱衰’，有赞许、理解、信心，也有困惑、疑虑、误解。”(36)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5.尤其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因失语而挨骂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即是说，我国尚未形成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仍处于有话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想摆脱失语挨骂的困境，就必须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3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2.这就告诉我们，针对现实中西方舆论误读错解中国改革事业的问题，我们要注重完善改革话语的对外传播，坚持中国改革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不断在讲好中国改革故事中牢牢掌握改革话语权。
其一，加强对外改革话语的议题设置，优化传播内容。在互联网时代，“西方媒体更是可以通过其在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手段上的优势，强势介入国际社会的议题设置，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使国际舆论朝着有利于维护西方国家利益和霸权的方向发展。”(38)王庚年.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46.长期以来，西方新闻媒体以理性的正义者自居，往往依据自我评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报道，严重扰乱了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比如在涉及中国改革事业的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新闻媒体处心积虑地编织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其言语之恶毒、行径之卑劣，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从其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丁点新闻媒体应有的基本操守。鉴于此，要揭露西方新闻媒体的虚伪性、欺骗性，通过有针对性地设置改革议题，变被动的澄清解释为主动的交流阐释。这就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提升自身参与国际议题的能力，真正将中国立场、中国声音与世界实际、世界需求相结合，就中西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此外，还要注重议题设置的关联性、动态性和持续性，使对外传播中改革话语的议题设置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格局相适应，凝练出既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征、时代特点，又“让国际社会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以达到讲述好中国改革故事的对外宣传目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G20杭州峰会、APEC北京会议、上海亚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会议议题的设置，充分展现了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自觉和行动担当。这也表明，中国可以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讲好中国改革故事，并凭借有辨识度的改革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其二，创新对外改革话语的表达方式，拓展传播渠道。面对国际舆论的西化走向，以及受众个性化、层次化、多样化、品质化的传播需求，党和政府要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创新话语传播手段和拓展话语传播渠道。对此，习近平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3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3.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创新改革话语对外传播的手段，在对外传播媒介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传统文字、图片报道、官方网站、新媒体视频音频、微博、微信、推特、数字化模型等媒介的融合传播，从而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传递中国改革的声音。与此同时，在国外新媒体平台的规则运用上，应从整体上深化对其发展沿革、技术特点、功能设置等运营规律的认知和了解，借助其规章制度科学研判改革话语的传播状态，并适时探索掌握改革话语主导权的途径；
在对外传播主体的构成上，还应充分利用个人、官方组织、社会团体、民间机构等各方传播力量，最大限度地集合对外宣传的人力资源。要知道，对外宣讲我们党和政府的改革声音，不仅可以依赖国家官员领导、主流新闻媒体、孔子学院等，也可以借助海外华人华侨，从而在改革话语的对外传播上形成“多对多”的传播格局。当然，提升改革话语对外传播的精准度还离不开对国际传播受众的差异化研究。为此，应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域外社会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准确了解国际受众的思维习惯、行为特点和语言风格，紧扣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民众的关注点、兴奋点和共鸣点来展开改革话语的对外传播，以扭转以往那种脱离国际社会实际、远离国际民众生活的生硬僵化的宣传局面，从而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话语真正被国际社会、国际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其三，实现对外改革话语的价值对接，增强传播效能。改革话语对外传播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提升，自然也需要一个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为引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和价值论出发，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视为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加紧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民主制度，要么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要么走向政权动荡、社会分裂的泥沼。此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质疑西方“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并开始反思应该以何种价值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面对“普世价值”面纱下的“西方之乱”，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40)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时隔7年，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4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实现了对奉行“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这一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同时也为改革话语的对外传播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即是说，改革话语的对外传播要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化差异性和历史多元性的基础上，始终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唯此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起交流互信的基础。当前，国际社会仍然有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学者或媒体人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改革事业的问题，或人为杜撰“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改革事业，或肆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抹黑中国改革事业。这不仅要求我们要敢于亮剑，揭露上述错误论调背后隐藏着的压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险恶企图，积极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事业取得的光辉成就，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偏见和误解；
而且还要求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借助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话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使之为国外民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进而实现中国改革事业在国际舆论场域中话语同频、价值共振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