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的“变”与“不变”
王林林， 双传学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所指”与“能指”是瑞士结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一对哲学范畴，“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参见费尔迪南·德·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2页。，前者反映语言符号的“特定概念”，后者反映语言符号的“外在形式”。因此，作为“所指”的话语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作为“能指”的话语具有高度灵活性、可变性。“话语的转换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最为重要的就是坚持‘能指’与‘所指’的‘变’与‘不变’。”[1]意识形态话语即“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表达符号”[2]，百年大党意识形态话语“变”的是其外在形式，“不变”的是其内在本质。在“变”与“不变”中考察中国共产党思想观念的语言载体与政治符号是建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话语源于语言学而被广泛用于不同的学科流派。继索绪尔的结构语言符号学和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福柯的研究对象从“语言”转向“话语”。随后，话语被广泛用于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连接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中心点。国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关注涉及语义、语类和语境多个面向及其历史变迁。从语义分析，陈锡喜(2011)凝练意识形态话语为“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体”[3](P.35)；
从语类分析，相关研究有王易和宋健林(2021)的“元素话语”“阐释话语”“日常话语”[4]；
从语境分析，包括王建国和田娜(2021)的“革命话语”[5]、唐爱军(2017)的“革命话语”“改革话语”[6]、刘成(2021)的“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7]以及张振(2021)的“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复兴话语”[8]。总之，学者们从不同境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变迁。
党的百年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并不是囿于历史框架而一成不变的，时空境遇变迁，话语场域切换，话语的叙事语境、语言符号、表达特色和载体形式随之而变，具有阶段性、历史性、曲折性和发展性。
(一)叙事语境之变
语境即语言使用之所处的环境。“意义必须在语境中揭示”[9](P.32)，脱离语境去确定话语的意义只能停留在表象，难达本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意识形态思想“既有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也有特定语境规定的内容”[10]，语境不同，意识形态话语所指涉的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在否定性语境中，意识形态是“颠倒的意识”，旨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思辨哲学对逻辑观念与现实事物的颠倒；
在描述性语境中，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表现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客观形式；
在肯定性语境中，意识形态是“科学的社会思想”，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1](P.374)建党百年，历史场域在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语境也在变，其叙事的风格和喻指的意义也有所变化。革命语境中“革命”话语承载着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2](P.10)，并由此衍生出“民族革命”“革命组织”“革命运动”“革命精神”等核心意识形态话语，其出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3](P.631)。在社会主义语境下，“革命—斗争”主流话语应逐步让位于“社会—治理”话语，但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个别阶段、个别形式上也会出现暂时的偏差，随着“左倾”错误思潮的衍生、演变而滞留于“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错误论断。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纠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14](P.59)，党的意识形态叙事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话语被重新审视，“改革”话语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从“革命—斗争”到“改革—治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百年变迁与叙事语境紧密关联，叙事语境发生变动，话语叙事也随之而变。
(二)语言符号之变
“话语是由语言符号和一定思想观念构成的表达形式”[15](P.32)，意涵“内容”与“形式”两个基本要素。“内容”即叙事主体表达思想的内容，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念，流露的是一种人文情感；
“形式”即叙事主体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是由一定的符号、概念、词句、语音、语法等所构成的语言符号”[3](P.35)。虽然“内容”与“形式”二者相互依存，但其呈现的状态却各异，即在不同场域下作为“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稳定不变，作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却时时在变。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步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6](P.1)，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立场总体不变，但其使用的语言符号却逐渐在变化。其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首次表达，集中呈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文本中。继《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明确“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地位并将其写入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第二次表达，其核心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非一成不变，历史场域切换，相应的语词、语句、语法也随之而变，历经党的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传递的内在理念总体不变，但其呈现的语言形式却不尽相同。
(三)表达特色之变
意识形态话语既有总体意义上的一般要求，也有个别意义上的特别规定，其叙事的效果和表达的特色受到叙事语境的调控，一旦叙事语境发生变化，话语特色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语境并非一成不变，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时代场域在变，话语表达的特色也因时而变。在革命语境下，公共权力一旦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就会变成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有组织的暴力，合法斗争就几无可能，一个阶级要战胜另一个阶级只能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17](P.592)。因此，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更多地集中在“阶级”“矛盾”“战争”等文字词汇，充满了“流血”与“牺牲”，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民族性、阶级性和战斗性。民族矛盾越激化，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革命动机越明显，语气越坚定。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8](P.17)，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品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般激烈，“人民”取代了“阶级”，“建设”取代了“战争”，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发展’、‘合作’、‘协商’等和平取向的语汇，在党代会报告中的使用频率总体升高”[19]。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发展、前进，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唯有“自我革命”“深化改革”，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现百年大党意识形态话语从“中国化”到“中国话”的跃迁。
(四)载体形式之变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其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20](P.159)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科学的意识形态需要被科学地对待，话语主体必须“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21](P.219)，这表明话语的意义在于掌握群众。“意识形态话语是承载意识形态的语言基础和符号表现”[22]，其话语效能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占据思想阵地、掌握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传播的载体形式是否到位。建党百年，时代场域在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载体形式也在变。革命时期，基于艰苦的物质条件，报纸杂志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要形式，继《新青年》《共产党》等早期刊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初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中华》《红旗日报》相继创办，突出党的政治属性，表明党的政治立场；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大型机关报创立，全面宣传党的政治路线，表明党的抗战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载体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报纸杂志，《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岩》等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宣扬红色革命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润物细无声地唤起了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要载体，其传播的广度、速度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普遍性意义得以更好地彰显。相较于传统的载体形式，新时代微博微信的大规模使用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真正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从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传播，传播的载体愈加丰富，传播的力度愈加强烈，传播的效果愈加明显。
“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虽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呈现阶段性的历史差异，但话语主体总体不变，叙事基础总体不变，政治立场总体不变，价值导向总体不变。
(一)话语主体不变
话语主体即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主体，集中回答了“由谁来说”的问题。“由谁来说”不是人民随意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话语主体只有兼具政治高度与话语温度，才能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真正“代言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3](P.41)，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23](P.41)。其中，“最坚决”“起推动”“胜过”这些关键词就说明了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政党，其先进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代表了整个社会运动。建党百年，时代场域在变，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先进属性的本质不变，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发声，始终占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主体地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未实现全面执政，话语功能的发挥也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18](P.35)。中国共产党通过标语、口号、图画、讲演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普及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这间接说明了意识形态话语赋权不仅取决于其传统的政治地位优势，而且在根本上取决于其社会地位优势，即是否“得民心”。当民心完全向中国共产党倾斜时，政治合法性也会完全向中国共产党倾移，意识形态话语权由此产生。对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对领导权的争夺，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掌握了领导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实现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占据了社会优势，也实现了政治优势，为“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改革”话语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中国化”到“中国话”，百年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不断的彰显。
(二)叙事基础不变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24](P.151)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在发展，相应地，意识形态话语也会应运而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中，清算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定“人的感性活动”的思想根源，说明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思维造物，源于生活，高于实践，不能展开无边的空洞想象。把话语继续向社会实践推进见米歇尔·佩肖的《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她围绕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切话语，都产生于特定的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2)参见王永进《话语理论与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强调意识形态话语唯物主义的叙事基调。从“革命—斗争”到“改革—治理”，辩证唯物主义的叙事基础体现在“实事求是”，虽然个别时期个别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曾停留在书本、照搬其话语词句，犯过“左”和“右”的教条主义错误，但很快就都进行了修正，其实事求是的叙事基调总体不变。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叙事的现实意义皆在于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正式使用“实事求是”这一词语符号，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论断。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25](P.126)，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6](P.14)，始终坚守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现实基调。
(三)表达立场不变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7](P.253)话语并非纯粹的语言符号，总是意指某一目的，代表某一立场。在原初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话语叙事的政治立场旨在服务无产阶级，代表工人利益，指向共产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并不妄想“毕其功于一役”，即不经历解放无产阶级而立即解放全人类，而是从事实出发历经“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物质文化层面往往遗留有资本主义的历史痕迹；
共产主义只有完全超出资本主义的狭隘眼界，才能真正进入“高级阶段”，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补充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阶段论，把“第一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把“高级阶段”定义为“共产主义”。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语境在变，语言符号在变，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却始终不变，确定“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27](P.1059)。这就要求“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13](P.651)。然而，无论是脱离于旧社会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话语指向发展必须作出详细规划。对此，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细化“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部署“第三步”新战略。建党百年，从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到社会建设的“三步”战略，改变的是阶段目标，不变的是民心所向，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服务的政治目标始终指向共产主义。
(四)价值导向不变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原初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导向是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着这一切。因此，作为“生活的生产者和创造者”[28](P.5)，人在社会分配中应当享受主体待遇，即满足人的多元劳动诉求与多样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充分自由发展，叙事的要点在于消除人的异化，转向人的现实需要；
叙事目标在于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构筑人与人真正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大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解放”是一个循序渐进、无限逼近的过程，没有终结，也无法一蹴而就。解放的第一步是要寻求民族独立。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体的价值导向，围绕“农民”“人民”“群众”等主题词汇开展社会革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的首次飞跃，实现了人的初步解放。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富裕，只有“富起来”才能使人民免受生活的苦难，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9](P.285)，胡锦涛的“以人为本”[30](P.542)，意识形态话语的关注对象皆是现实的人，旨在满足人的多样化价值需求。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表达，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党的百年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符号不尽相同，但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却始终如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既一以贯之，又因时因势而变”[31]，在现存语境中把握“变”与“不变”的内在规律，要求在“一与多”中立主导话语，在“破与立”中寻根基话语，在“虚与实”中促话语发展，在“情与理中”谋话语共识，以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在“一与多”中立主导话语
“一”即“一元主导”，“多”即“多样并存”，在“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中立主导话语，就要“以一统多”“以一带多”“以一导多”，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关系，理论是否掌握群众、能否转变为物质力量取决于该话语体系是否居于统治地位、发挥支配作用。葛兰西的“领导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和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皆在凸显意识形态话语统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然而，一种话语体系是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元主导地位，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治地位，而且取决于思想叙事的整合说服力。百年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一元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其科学性、人民性在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中被不断地证实，发挥着说服大众、凝聚人心、核心引领的作用。新时代，意识形态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摆在思想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32](P.21)。一方面，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向，站稳话语立场，守好话语底线；
另一方面，要强化意识形态话语的魅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话语共识。然而，“以一统多”“以一带多”并非“唯意识形态化”，并非否定社会思想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重要前提就是“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只有这样，才能在多样化社会思想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活力、动力。因此，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内在关系既要防止“去意识形态化”，又要避免“唯意识形态化”，在“以一统多”中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感染力和包容力。
(二)在“破与立”中寻根基话语
“破”与“立”即在“话语批判”与“话语建构”中寻根基话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33](PP.423～42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究其根源在于，在原初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是在话语批判中建构的，在清算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继承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批判费尔巴哈古典哲学中继承了“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辩证唯物主义由此建构；
与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三种收入决定论”“难以克服的矛盾”中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与本质；
与悲悯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或专政的社会主义、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不是采取宗教式的布道、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与未来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建构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建构其实也是在话语批判中实现的，批判“左”或“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根基始终不变。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宪政民主、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虚无主义等乘虚而入，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应当在“破”与“立”中寻根基话语，“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26](P.331)。一方面，要破除“民粹主义”“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衍生演变，防范意识形态的“西化”“渗透”；
另一方面，要敢于表达、敢于发声，防范话语“失语”“失声”，守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根基。
(三)在“虚与实”中促话语发展
“虚”与“实”即在“源于现实”与“高于现实”中促话语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语境中意识形态是反映经济基础、体现阶级利益和维护现存制度的思想体系，即思想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34](P.16)。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即“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5](P.7)，他间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在这里，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理论性、观念性。然而，“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36](PP.658～659)，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是对“社会存在”的镜像反映，“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社会性、实践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解并未止步于理论层面，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即“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P.534)。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有概念化、逻辑化的理论形式，也有表象化、象征化的感性形式”[37]。新时代，应当在“虚”与“实”中促话语发展。一方面，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38](P.45)；
另一方面，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人民特性的话语体系，“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之‘虚’和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之‘实’的有机对接”[39]。
(四)在“情与理”中谋话语共识
“情”与“理”即在“以情动人”与“以理服人”中谋话语共识。“从内容上来看，话语体系是一个融合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表达系统。”[3](P.41)只有赋有感情的话语，才能“以情动人”；
只有具有理性的话语，才能“以理服人”。如果只强调“感性”而忽视“理性”，话语必然显得空洞，难以服人；
如果只强调“理性”而忽视“感性”，话语必然显得乏味，难以动人。因此，只有情理兼具，才能合情合理，富有魅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既设定了话语规则，又明晰了话语边界，既宣示了话语主体，又回应了话语旨归，在人民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双重叙事中，不断强化其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实现了意识形态从“中国化”到“中国话”的历史跃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在“情”与“理”中谋话语共识、“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40](P.219)，既要传递话语的温度，又要彰显话语的高度。首先，对于大众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抽象性、政治性，理解起来较有难度，如何将晦涩难懂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话语是“以情动人”的关键。这就要求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价值导向上要“回答人民利益诉求”[41]，关注人民现实问题，解决人民实际难题，以真挚的人民性传递话语温度；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表达方式上要生活化、通俗化，具有烟火气，以日常生活故事，鲜活生动例子推己及人，感染众人。其次，意识形态话语不能为了“陈情”而“陈情”，既要“陈情”又要“说理”，说明话语立场，指明话语方向。这事关党的意识形态根基，如果立场不稳、方向不定，意识形态风险就会衍生。绷紧政治这根弦就要统筹理论学习，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