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三大话语体系的起伏与集成
□ 李家成，匡 颖，江 娜，刘邓可
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是主体关于社区教育的表达与解释的集成。我国社区教育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形成了关于社区教育的丰富认识，如社区教育的内涵解释、功能定位、价值导向等，其话语表达伴随社会实践变革呈现一种复杂状态。笔者尝试在反思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变迁中提出新时代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思路，旨在以中国传统、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创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区教育话语的自觉化，提升中国特色社区教育话语的活力，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区教育话语体系。
“话语”这一概念较早缘于社会学家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阐述，他提出，“话语即权力”，话语与社会文化语境及社会权力具有密切关系[1]，话语是话语主体借助特定概念内涵与表达方式而进行社会交际的言语符号[2]。也就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工具，主体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社会秩序的管理权。话语犹如一张密网，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人的行为、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壮大或逐渐消亡。话语体系即话语权的体系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为基本路径，强化对“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打造。[3]
“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属于学术话语体系，上承政治话语体系，下接大众话语体系。之所以要推动构建社区教育话语体系，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区教育自产生到现在以及展望未来，具有借鉴意义和传播价值。在过去近四十年里，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构建学习型城市和推进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当今，“社区”更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未来，我国社区教育仍然将作为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但另一方面，当前相关社区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尚显不足，要认识、判断、预期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认真反思以“社区教育”这一核心概念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建设状态，促进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断提升话语体系的国际水平。
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社区教育”概念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在提高国民素养、加强社区建设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通过梳理社区教育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基于“社区教育”这一核心概念及其相关话语的叙事主体差异，至少可以归纳为三大话语体系。这三大话语体系在历史发展中此消彼长，且相互间长期处于沟通不畅的状态，由此造成“社区教育”话语权的游离和影响力的受损，阻碍了中国特色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一)学校教育话语体系：社区教育系统的发端，但话语主体已日益疏离
1.话语主体：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师原本是“社区教育”话语的叙事者乃至于创造者之一。1986年源自上海真如中学的创新实践被公认为我国现代社区教育的直接起源之一。如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社区教育呈现出的就是“以学校为中心，与挂钩的企事业单位共同形成协调、管理的群众组织”。[5]也有研究者认为，在社区教育的形成阶段“模式趋于多样化”，其中就有“以学校为中心的区域性组织结构模式；
以学校为中心跨地区组织结构模式等”。[6]社区教育发展离不开以学校(中小学)为中心的社区教育组织模式，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中小学、国民教育系统而开展的社区教育，有着极大的话语影响力。
2.表达语境：立足于教育综合改革
社区教育的诞生与教育体制改革直接相关。1992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在《上海的社区教育》一文的开篇写道：“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我市许多中小学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要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办学模式，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就必须依靠全社会，发动人民群众一起参与，使教育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7]这一时期社区教育的表达语境，由此可见一斑。
3.核心内容：学校与社区的双向互动
基于上述语境，社区教育在后期发展中，核心任务之一是号召全社会承担起中小学德育重任。但实际上，彼时的社区教育并非仅与中小学德育挂钩，它关系着整个教育系统的完善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在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成立“社会教育委员会”时，其职责除包含德育、教学与学校管理外，还有明确的“学校服务社区发展”的维度，[8]体现了社区教育发展初期所具有的综合性。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和鼓励中小学同附近的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吸引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建设，参与学校管理，优化育人环境，探索出符合中小学特点的教育与社会结合的形式。”
4.影响力：日渐式微
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诞生之初的影响力是巨大的。1988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社区教育委员会”在上海诞生》，指出：“这种被称为社区教育委员会或社会教育委员会的机构，沟通了社会同学校的联系，改变了长期以来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发展相脱离的状态。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为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广阔天地，便于学校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而且，地区和学校的联系是双向服务的，互补互益的，也有利于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急需人才。”[9]该文号召教育界的利益相关者重视上海的这种新尝试，认为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建立为学校教育带来的新的活力和生机。
但如今，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对“社区教育”这一表达已然非常陌生，20世纪末所积累的“社区教育”经验在目前的基础教育乃至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中很少再有回应，话语体系也难以对接，影响力日渐式微。
(二)终身教育话语体系：“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态转换
1.话语主体：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工作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区教育进入到以实体化、组织化为标志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些城市涌现了各种形态的社区教育机构,并形成了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及其教学点的三级网络。[10]具有专业性质的社区学院(校)建立后，社区教育话语权逐步向“专业”的社区教育工作者转移。
社区学院的建立与成人教育机构的改革发展血脉相连。据厉以贤教授总结，我国社区学院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帮助实现业余大学、职工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转轨的产物，如上海市金山社区学院和北京市朝阳社区学院。[11]上述皆是与成人教育相关的教育机构。因而，社区教育话语主体中成人教育相关机构的工作者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
2.表达语境：扎根于终身教育语境
随着国际上成人教育向终身教育的转向，以及我国对终身教育话语的不断接纳、熟悉和探索，“社区教育”这一话语体系也在终身教育的语境下不断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广播电视大学改革与发展步伐加快，社区教育逐步成为各省、市及区域内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附设职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研究人员成为“社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研究者和推广者。如王宏与杨东认为，“专门教育机构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力量”，而以省市级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为专业领导机构，以区县等社区学院为系统构成单位等是理想中的社区教育的系统形态。[12]
社区教育也从实体化走向体系化，社区教育网络不断丰富。伴随着自下而上的发展及自上而下的统整，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和“终身教育”语境开始全面而直接地影响社区教育体系建设及话语体系。
3.核心内容：建设学习型社会
扎根于终身教育语境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得到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200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也提出“加快实现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这一话语体系立足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反映时代要求，也因此主导了本阶段“社区教育”的话语权。
4.影响力：当前最具话语权
基于“终身教育”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在当前无疑最具话语权，得到了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也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依托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纷纷设立社区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在这一话语体系下，社区教育在实现标准化、实体化建设后，向着内涵化发展。在社区教育多级网络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当前这一话语体系也在推进社会化办学网络体系。[13]
(三)社区发展话语体系：社会治理与社区教育相融合
1.话语主体：社区工作者
社区教育的发展与“社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几乎不可分离。1986年，民政部首次把“社区”概念引入城市基层管理服务，首倡开展社区服务，并于1987年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揭开了我国发展社区服务的序幕。1993年，全国社区建设研讨会在无锡召开，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的关系成为此次会议的一大热点问题，会议上提出社区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实现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是社区建设的重要方法和内容；
会议还对社区教育的定义、形式、功能、内容、运行模式等做了详细的描述。[14]
社区教育领域的学者也十分关注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如厉以贤提出了探索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把社区教育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把社区教育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学校教育与社区参与结合起来”，“建立起以社区为依托,整体育人、提高全民素质的新格局,促进教育和社区、社会的结合。”[15]
2.表达语境：着眼于社区
近年来，更多的社区教育研究者投入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之中，强调社区教育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如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提高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所必需的基本素质；
培训政府相关管理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专业化素质；
促进社区和谐等。[16]也有学者归纳道：“培育社区治理工作者、传递社区生活养分、引导思想品行前行、丰富民众精神生活、塑造社区生活文化已成为新时代社区教育服务社区治理的使命担当。”[17]
这一表达语境也符合学校教育话语体系的语境，在社区教育的创始阶段，社区性便是其非常明确的根基之一。如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表示：“许多中小学在区政府和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引导下……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教育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而社区教育的开展也促进了社区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这种双向服务使学校与地区两方面都提高了开展社区教育的积极性。”[7]
3.核心内容：促进社区发展
社区发展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促进社区的发展。《“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以“社区教育行动”为名，要求“创新发展社区教育，推动开展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等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统筹村(社区)教育协调发展，优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18]在省市层面，2019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打造未来教育场景”。[19]2021年，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高质量营造未来社区教育场景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全方位布局学习空间”“全年龄打造幸福课堂”“全时段创设学习环境”“全渠道拓展师资队伍”“全立体加强系统集成”五大工作任务。[20]尽管该文件没有直接提到“社区教育”，但将社区发展与教育沟通的思路和策略明确且具体。
4.影响力：未发展为强势话语体系
社区发展话语体系的潜力是巨大的。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肯定了社区教育的价值：“实践证明，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引导居民爱祖国、爱城市、爱社区，可以形成崇尚先进、团结互助、扶正祛邪、积极向上的社区道德风尚。”该文件进一步要求“要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社区服务活动室、社区广场等现有文化活动设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等活动”。“社区教育”在进一步融入社区建设的话语体系中，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领域不断融合。
总体而言，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看到这一话语体系对社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社区教育的实践状态和理论研究，较多还是在教育学背景下进行，来自社会学者对社区教育的关注并不多，因此尚未发展为强势话语体系。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将三大话语体系的若干要点作简要整理归纳，如表1所示。
表1 “社区教育”的三大话语体系
社区教育三大话语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此消彼长，相互疏离、割裂的现象。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各类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实践改革领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实践改革的性质。本文将从自上而下政策改革的性质、相关理念清晰度和体制机制变化三方面，对三大话语体系的起伏及其推动力量进行探析。
(一)实践和政策转向推动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转变
1.社区教育实践领域的变化
我国社区教育发源于中小学教育，至今成为开放教育、成人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构成，其所涉及的对象与内容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20世纪80年代，社区教育由中小学教育机构这一话语主体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改革。通过“社区教育”实现中小学与社区、社会的横向联系和互动，促进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落实发展基础教育的地方责任，使得“社区教育”在发展之初便具备了综合改革的特征。但由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逐渐成为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教育综合改革更聚焦于学校内部，直到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更全力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力推动“双减”，才使得学校教育的生态发生明显改变。
与此同时，社区教育机构的发展，又与成人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第10条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社区教育”所针对的问题和对象的变化，使其从最初致力于教育综合改革转变成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类型。伴随着我国成人继续教育转型、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凸显，以及开放教育、远程教育的快速发展，社区教育开始更多地与老年教育、远程教育等相融合，如在基层，同一办学机构挂成人中等技术学校、社区学校、老年学校等多块校牌的现象非常普遍。
2.社区教育相关政策的转向
上述社区教育实践领域的变化离不开相关政策的转向。社区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兴起，是在我国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直接背景、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间接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且迅速受到社会关注。在1996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第四部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明确提出：“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各类教育的不同特点，积极进行社区教育试点，进一步推动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探索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和城市教育管理的新体制。”上述内容依然将社区教育定位于教育体制改革，而非当前以社区学院等专职机构为核心的状态。
21世纪初，随着主管成人教育、继续教育部门的进一步介入，社区教育愈发脱离基础教育，不断拓展属于自己的阵地。如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王湛针对社区教育实验区建设强调，“各实验区要根据上述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社区教育实验的工作规划”，其突出的一点就是“以成人教育为重点，广泛开展不同类型人群教育培训”。[21]社区教育逐渐退出了基础教育视野，向“终身教育”领域迈进。
3.学术研究强调社区教育的大教育观
上述最核心的变化，是从教育综合改革到单项改革，从体制机制改革到具体教育领域改革的性质变化。这一变化与社区教育最初的发展状态是相悖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就坚持认为社区教育中的教育应是大教育概念，其能够冲破旧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反映时代的教育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而促成各种教育因素的集合、协调、互动，促进社区发展，实现教育与社会的一体化。[21]
与政策转向所不同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术研究领域，社区教育延续教育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得到重视和认同的。以1993年10月12—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社区教育研讨会为代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交流我国社区教育的经验，研讨在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社区教育，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记录该会议的一篇综述如此表达：“这次会议把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是我国社区教育阶段性发展的新起点”，会议“初步形成对社区教育的共识”，具体内容为“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大教育性”。[22]同时对社区教育的实质、基本内容做了详细的说明，提出社区教育“是一种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在内的，集各种教育内容、方法、组织方式、主体和对象为一体的全方位教育体系”，“是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辩证统一”，“是学校教育同校外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各种专业职业教育的统一体，是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的教育”。[22]可以说，彼时对社区教育的研究都还立足于社会教育化和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之上，然而这一定位并未对社区教育实践和政策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二)理念的清晰度决定话语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合理性
1.对相关理念的理解出现偏差
曾有学者提出：“社区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社区教育而开展社区教育，直接的目标要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学习化社会的构建联在一起，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23]这一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适切。但问题在于，如果对“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的理解出现窄化会怎样呢？例如，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类型被排斥在“社区教育”之外，是否由于对“终身教育”的理解出现偏差？
而这恰恰是社区教育发展中出现的真实问题。一定阶段的顶层设计使得“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二元化。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提出的发展目标“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中，明确使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之表达，在第37条有关“成人教育”的段落中突出了一个要点：“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
在200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对“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职能做出了二元划分，如分列了第4点“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第5点“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其中，第5点的具体表达为：“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理念，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与终身学习，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区建设。”就其内容而言，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内容有明显差异。
2004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则延续了上述二分法，在“努力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部分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有机组成的整体。到2020年……形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该陈述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二者为并列关系，但是在具体阐述中，并未对二者职能做出细致划分。
2.溯源教育基本法中的表达
上述要点很可能是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起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且均与《教育法》中的表达密切相关。《教育法》第十一条指出：“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衔接融通，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上述表达也有多种理解方式，其中之一即将“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相并列，这也在上述分析的文件中转化为确定性表达。2006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也是使用“坚持终身教育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相结合，促进各类教育资源共享”的表达。
在上述理解下，成人教育、开放教育等领域开始被更直接地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中，这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但是，之前“社区教育”的重要主体及其所在领域——国民教育体系，却被排除在外。这一内在结构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另外值得探讨的是，有关“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还较多停留在教育领域，难以进入社区治理等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领域的“社区教育”话语不温不火的状态。
(三)体制机制变化影响话语体系的转换和实践影响力
1.社区教育体制机制的社会属性
社区教育在发展之初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具有浓厚的教育性和社会性。社区教育在本质上是扎根于社区的，有学者曾在社区教育姓什么的问题上指出：社区教育“既姓社又姓教，但归根到底是姓社；
社区教育从社区走来，又向社区走去；
社区教育就是为了社区，依靠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社区的教育”。[24]因此，社区教育的体制机制应当是扎根在社区之中的。
社会性在社区教育诞生之初就通过其体制机制显现出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和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对社区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材料显示，1993年10月12—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社区教育研讨会，就是由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和关工委联合召开的，且在会议期间成立了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22]该组织之后也发挥了相关作用，如1995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暨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年会。[9]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具有多种类型，原闸北区新疆、彭浦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就是由当地街道组织成立的；
长宁区10个街道也全部成立了社教会，且还有一个由区政府统一领导，工业、城建、部队、公、检、法、科、教、文、卫、体等各方面领导参加的区级社会教育委员会。[10]这些机构都具有浓厚的社会属性，在指导社区教育工作时有助于统筹社区内的各类资源，也证明社区工作这一话语体系具有巨大的潜力。
2.社区教育体制机制的教育属性
在国家层面，1998年教育部实施机构改革，长期独立存在的成人教育管理部门——成人教育司被撤并，原有的管理职能被一分为三：一部分划归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一部分并入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还有一部分被统合于基础教育管理部门。[26]伴随着机构的改革与发展，职成教司与社区教育工作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例如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了“全国农村(城郊)社区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工委社区教育中心主任邹时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朱小玉等参会。此次会议对教育部职成教司、中国关工委社区教育中心或教育部关工委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27]从会议的主办方、出席人、建议所指向的单位可以看出体制机制之于社区教育发展和研究的重要。
如今社区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主管的领域，中小学事实上不再是社区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尽管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王湛也强调要“建立教育部社区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部内分管基础教育、职成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司局参加，就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及社区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21]，但就前期发展历史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参与度并不明显。
社区的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也与体制机制有关。目前可见的极多实践、研究及相关政策都是出自教育部而非民政部。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社区教育还出现了企业参与之维，即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在域界内创办中小学和社区学院的模式，如政企合一的金山石化模式和政企分开的宝钢、吴泾模式。[5]这一模式因为企业发展的特殊性而出现时代性的变化，又会因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和增强，重新影响“社区教育”的实践及其话语体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及其实践依托，事实上已经很多样化了。但经历近四十年的积累，“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如何？学术影响力如何？
答案可能并不乐观。我国中部地区某社区学院的执行院长指出：“四年前(2018年)，说起社区教育，知道的人没有几个，直到今天也还有人问社区学院是干啥的。”①在社区教育发展较早的北京，某社区学院副院长回忆了建院的过程：“当时(2000年)社区教育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并不了解社区是什么，更不知道社区学院是做什么的。当时朝阳区有43个街乡，为了调研，我一个月内跑了一遍。每到一个街乡，首先要解释一遍社区学院的由来、具体负责哪些业务。当时有个别街乡，根本没听过社区学院，直接把我当成了骗子。”②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融合最初的学校教育话语体系，社区教育系统的社会影响力是否会更大？毕竟，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影响力，都远在“社区教育”之上。当然，社区教育的历史发展并非简单的既定事实，其给我们留下了突破传统教育系统的思考空间，值得每一位教育学人不断思索。笔者基于对三大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反思，认为今后社区教育的发展，应当立足于新时代的情境，厚植教育综合改革的历史基因，基于合理的研究方法论而拓展、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转换其非强势状态，全力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社区教育新体系，并生成新的话语体系。
(一)新内涵，建立在新的时代情境中
社区教育自诞生之时就蕴含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因，也被纳入教育综合改革的范畴。我们应始终铭记社区教育发展的源头，而不是淡漠其印记、降格其优势。在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强调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育综合改革，以全民终身学习回归终身教育本意，要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重新认识社区教育的内涵和功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该文件提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突出了“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的具体内容。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习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发言，其部分内容被以“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题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这一标题不可谓不坚定而富有锐力。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要加快建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要加快建成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每个人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要加快建成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努力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路更宽广，使学业提升通道、职业晋升通道、社会上升通道更加畅通。”[28]
这一表达，重新清晰了“终身教育”的内涵，明确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真义，也为重新理解“社区教育”的内涵确定了前提。重新回归到完整的“终身教育”内涵中，置身于全面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语境中，社区教育必须继续突出多主体、面向社区全体居民、致力于通过多方合作的力量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做出新贡献。因此，重新确认“社区教育”的内涵，合理定位其在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中的地位，就成为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更新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新研究，生发于社区教育研究者的新发展和新实践中
有学者倡导：“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29]这对于当前的社区教育研究而言，同样有启发。中国的社区教育实践有着独特发展史，是教育工作者生动创造的结果，其中蕴含着提炼、发展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有学者强调：“对中国问题的一个真正有效的解释，将是当代中国人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真正解释中国，才能有效解释世界。‘中国学派’不是基于本土资源的文化部落主义式的自说自话，而是必须从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汲取养分，在充分开放交流的国际学术话语中张扬‘中国性’，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底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30]
回望三十余年“社区教育”的研究，尽管有着前辈教育学者的努力，但总体而言，参与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数量不多，这本身也影响了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略显封闭的“社区教育”实践及研究，屏蔽、封闭乃至拒绝了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有陷入自娱自乐般的自我满足的危险，更极大忽视了对严谨的核心概念的澄清、辩论和证伪。如果没有研究群体在学科背景、研究取向、协同能力等方面的大发展，也难以预期短时间内社区教育研究成果的大发展。
而更值得反思的是研究方法论。当对政策解读尤其是简单引用成为各类成果的重要构成，当对历史文本的解读缺失了整体语境的分析和多方的联通，当对社区教育的已有实践缺乏深度透析、对社区教育新实践的创生缺乏真实投入，当对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完善缺乏实质性贡献时，社区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难以保证，更难以可持续发展。这一危机感如果缺失，则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会更加危险。
(三)新体系，伴随新发展战略而不断清晰
未来需将“社区教育”发展回归到教育综合改革的视域中，坚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价值取向，凸显动态发展的系统性，在现有教育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更加直接、坚定地践行“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指导思想。这是2019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要求的。他强调，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社区教育的新发展，必须将基于社区、在社区的所有教育机构的系统关系建立起来；
必须将所有基于社区、在社区的学习型组织协同起来；
必须在社区这一具体时空与发展单元背景下将教育综合改革和学习型社区建设真正做好。这就是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在已有“四梁八柱”的前提下，体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思想的具体实践。
曾有研究者提出：“尤其是社区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组织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专门教育机构，必然也必须成为社区教育的核心主体；
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每个组织单位及其成员的协调持续发展本身，就是整个社区教育和社区协调持续发展的有机组成都分。因此，社区教育必然是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各组织实体教育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大教育和主体多元化教育——是集教养、教育、教学、教管和教化为一体的全面全程教育，是真正社区共有的属地化社区化教育，是高度专业化与非专业化有机融合的超越型教育。”[31]那么站位在当下，则更需要明晰当前的“四梁八柱”到底有哪些？基于已有的“四梁八柱”，如何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格局？
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在新的教育发展战略格局中，“社区教育”体系的建构应至少强调三方面的同步完善、协同发展。
一是完善专门的社区教育系统内的机构体系，包括城乡社区教育专门机构的建立健全和教育活动的高质量开展。要继续支持社区学院(校)的发展，实质性推动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更充分和持续地开展实践改革研究，并产出高质量的成果。经过多年发展的这一专门体系，尽管不能成为“社区教育”的代名词，但依然可以发挥中坚作用。
二是整合教育系统内部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与中小学、职业学校、高校的力量，从而极大充实社区教育的内涵，提升综合效益，服务更广大的人群。通过话语体系的对接，我们要充分重视中小学等强力推进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充分重视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等开展的服务社区、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我们要通过形成多主体的意识，尊重每个主体开展社区教育的权利，重视每个主体开创社区教育新局面的潜力，珍惜每一次社区教育实践的创新。我们要在多主体投入的前提下，形成多元丰富的合作格局，创造出社区教育主体的新网络。
三是形成多部门、跨部门合作的社区教育体系，且强调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是其中稳定并具有领导力的核心，真实、有效地带动乃至于领导相关机构、部门、群体，以“教育”的思维和方式开展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发展。当然，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需要极大增强能力建设的意识，敏感于自己的专业领导地位和作用发挥，勇于参与、能够胜任这样的新使命。
上述探讨仅仅是从“体系”之结构角度而展开。当前我国社区教育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融汇以终身学习文化，充实终身学习之事，不断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则“社区教育”之活力才会充分涌现。基于这样的本土创新，若能集成这三大话语体系，就能强化我国社区教育话语权，打造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为全球社区教育研究提供中国经验，做出中国贡献。
注 释：
① 姚春燕《创新教育模式，塑造美好生活》，“社区教育大讲堂”视频号，2022年5月19日发布。整理人：刘邓可。
② 孙国华《二十余年社区教育工作经验分享——社区教育是一项助人自助、功能无量的事业，发展空间广阔，未来可期》，“社区教育大讲堂”视频号,2022年3月28日发布。整理人：刘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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