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话语体系变迁与新时代话语重构
何建春
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民主话语已经成为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总结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并着力推动中国式民主的新时代话语重构，能够拓宽民主化的话语内容，延伸民主化的比较视野，最终为赢得中国式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料和叙事基础。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与之相契合，民主话语的内容、要素、语境、功能、方法等也有相应的转化和发展，由此推动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式民主话语在逆境中探索，呈现出了“革命式话语”的发展样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式民主话语在新时期主动转型，呈现出了“改革式话语”的发展样态；
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式民主话语的靓丽名片，并推动中国式民主的话语重构，呈现出了“强国式话语”的发展样态。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彰显出了由单一变为多元、历史与现实相交织、内因与外因相交汇等鲜明特征，为新时代的话语重构拓宽了民主之路、奠定了民主之基。
中国式民主话语是随着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自李大钊提出“庶民主义民主”开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主话语呈现出了革命式的发展演变特征，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将革命式话语推向成熟。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革命式话语的“专属”。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仍然是当今时代中国式民主话语的核心话语，只不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话语在革命式话语阶段的特征更为突出。
为此，对《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有关民主的话语关联词进行计数统计后可以发现，除“党”“阶级”“国家”“社会主义”等通用性较强的话语关联词外，计数较多、排名靠前的为“革命”“政权”“专政”。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可以选取为“民主-革命”“民主-政权”“民主-专政”。
（一）“民主-专政”：人民在国家层面的当家作主
“民主-专政”话语在中国酝酿许久，且一直沿用至今。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强调消灭阶级的方式和手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28年，中共六大强调，“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1页。。1939年5月，为了回应国内外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家政权性质的质疑，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讲话中强调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3页。，这也是他首次提出“人民民主”的概念。直到1948年12月的新年贺词，毛泽东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5页。。第二年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将这一话语内容以国体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中国，民主是一种人民民主。“民主-专政”话语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其代表著作为1949年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专政”的理论话语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它强调通过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实现人的整体解放，实现人民在国家层面的当家作主。具体而言，一是明确阶级立场和阶级标准，运用矛盾分析法构建“人民—敌人”二元分类的民主话语。在这样的话语语境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民主与专政的结合，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有着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少数敌人实行专政。需要指出的是，人民与敌人的界定并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互转化的。二是从国家层面对民主进行话语阐释与形式概括。民主体现为统治阶级的一种专政制度，需要自上而下地完成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才能建立民主。毛泽东指出：“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基于此，他从改造经济制度和进行思想教育两个方面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即一方面用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制经济，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失去私有财产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之一，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分清利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致力于人的整体解放，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之所以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稳定的同盟军。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式的，是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民主革命中来。由此，国家权力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有，并确保人民自由、独立地行使国家权力。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利益分化，而是强调人民意志高度统一、根本利益一致的整体性前提。
（二）“民主-革命”：民主逻辑服从社会革命逻辑
在革命时期，民主有着革命的基本功能，即民主话语的内容服务于民主革命的任务，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建构。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7页。。在明确这一主要任务的基础上，中国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扛起民主大旗，承担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使命，不断推翻旧的民主政治体系，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民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服从社会革命的逻辑，在“冲击-回应”中嵌入社会革命之中，走出了一条新的人民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人民民主革命思想。
第一，民主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为“民主-革命”话语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资源。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民主革命口号。其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但激励了先进的中国人继续寻找正确的民主革命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主思想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在1928—1930年的理论著述中，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页。。此后，这一思想逐渐发展成熟，民主革命的理论话语在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过程也不断得到丰富。
第二，政党和国家是推动民主话语创新进程、实现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式民主现代化是倒逼的、外生的，政党产生于国家和社会之前。因此很多学者将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的民主道路归纳为“党建国家”道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秉承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革命斗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在奋力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成为民主运动和民主话语建构的主体力量。
第三，人民民主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话语提供了理论资源。所谓人民民主革命思想，就是反映所有革命阶级参加的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人民民主革命思想为革命时期的民主话语提供了生动的理论资源。革命时期，人民民主革命思想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并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不断进行革命动员和政治动员，最大化实现了民主革命的群众参与。
（三）“民主-政权”：民主实践围绕国家政权展开
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统一战线的双重性质。它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伟大尝试。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尝试在根据地领导人民建立民主的国家政权，并进行民主选举建设试验。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并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三三制”民主政权是协商民主话语创新的萌芽，它既保证了各个阶级和党外人士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在政权中的实际权利，又保证了共产党员与其他进步势力的智慧凝聚。同时，在这一时期，“豆选法”的普选试验使民主选举超越了民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认知水平，唤醒了民主参与政权的政治意识。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正式建立。这一国家政权的有效巩固推进了人民民主实践和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三大改造”使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即民族资产阶级由政权的小部分参加者变为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还是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都只是单一性地“对国家权力的改造”②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而尚未涉及公民社会的重新建构，从而为进一步的民主话语变迁“埋下了伏笔”。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民主从国家形态发展为政党的组织原则，即把民主制的国家形态与集中的政权组织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与国体和政体相适应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新型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一组织原则对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力量、推进民主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内涵在革命与建设时期逐渐调整与完善，并在正确与错误的双重实践中被长久坚持和贯彻。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生活内涵，即党的集中统一、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建设时期的民主政权实践中，时而突出民主、时而突出集中，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①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页。得以最终阐释，并在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等运动中进行了调整与完善。
总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民主-政权”之间进行逻辑调适，使人民民主逻辑与社会发展逻辑相统一。例如，在1957年，毛泽东主张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化解决方法，致力于实现专政、集中向民主的重心转移。不过，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对民主法制建设的忽视，不仅没有实现重心的转移，反而过分强调权力集中以夸大专政的功能，使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突出，最终导致民主话语体系走向了崩溃和瓦解的边缘。在这一时期，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发展虽然经受了重大挫折，但总体的革命式话语释放了强大的社会能量，实现了话语体系的总体跃迁。
改革开放使革命式的民主话语实现了新时代的飞跃和主动转型。“人民民主”逐渐消解民主的革命性质，用来指代“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革命式话语，成为中国式民主的代名词，并为新时代的话语重构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当然，这种飞跃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交叉融合式提升，部分革命式话语仍然存在于改革式话语内容之中，只不过革命式话语更多表现为“人民民主”这一核心话语的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定向。
为此，对《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胡锦涛文选》（第一、二、三卷）中有关民主的话语关联词进行计数统计后可以发现，除“社会主义”“人民”“党”“政治”等通用性较强的话语关联词外，计数较多、排名靠前的为“建设”“发展”“制度”“权利”。而建设与发展对于民主话语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民主话语建构可以选取为“民主-发展”“民主-权利”“民主-制度”。
（一）“民主-权利”：凸显人民的自主性与参与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重发展，人民民主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性质日益淡化，实现了“民主-专政”话语的重心转移，即由强调阶级性逐渐实现向强调民主本身的转化，由强调国家权力逐渐实现向强调民主权利的转化，突出了其建构性功能。
第一，实现了从国家层面的民主建构到人民本身的民主建构的发展和延伸。改革开放后，党的主要任务变为解放发展生产力，引领人民实现“富起来”。民主在解决主要任务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人民民主”“民主法治”“民主改革”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式民主的鲜明话语。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中国式民主话语在改革开放前更多是以“专政”的逻辑进行话语建构，突出阶级性和排他性，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成长需要被优先考虑，人民则是其成长的方式或中介；
改革开放后更多是以“当家作主”的逻辑进行话语建构，突出社会性和普遍性，突出公民民主权利的法治保障，注重强调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参与和民主化共识。
第二，民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提升，基层民主实现新发展。改革开放使民主从国家层面逐渐向社会层面延伸，即“民主-专政”话语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而“民主-权利”话语强调民主参与、民主共享、民主共治，致力于从实践上解决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民主权利的保护。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随着基层生产生活的有序发展，中共十三大对扩大基层民主参与的基层民主制度化改革进行了总体规划，这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页。。1992年，中共十四大强调要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十五大将基层民主确定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更为切实的保障，广泛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公平正义的主张和目标出发，将民主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
第三，在和平发展的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民主更加强调民主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更加强调民主权利的完整性、保障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在经济上逐渐富足，开始主动思考民主政治权利的现实保障，开始追求个体的民主自由和民主平等。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使主体利益多元化，社会自主性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追求民主权利和个体解放的物质基础。“公民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表明并追求其利益。”②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也就是说，在“革命式话语”的基本逻辑框架下，人民是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与革命对象相对立的政治集合体；
而在“改革式话语”的基本逻辑框架下，人民既是整个政治集合体中的一分子，又是有着普遍民主权利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主-发展”：强调社会的现代化和有效化
民主化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在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得以快速发展，并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政治保障。“发展型民主”已初见端倪，具有互动张力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方面目标内嵌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这一论述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属性，实现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战略融合。
第一，充分发挥民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实现社会发展现代化。一方面，“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改革开放初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的负面影响下，党和人民过度强调集中而忽视了民主，导致人心涣散、思想僵化不前。在一定程度上说，民主能够促进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因此，要以民主化过程倒逼思想解放，充分凝聚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民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员机制。邓小平高度重视经济民主，强调通过国家向社会、政府向市场的大胆放权来限制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大的问题。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增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自主性和发展活力，形成了“经济-社会”逻辑互动的发展生态链。
第二，民主的范围从政治领域逐渐溢出到除政治领域以外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中共十二大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在经济领域，充分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自主权，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努力维护企事业职工合法权益，从而推动经济领域的民主建设。在文化领域，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理论创新，保证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等话语逐渐进入政策文件和大众视野，民主理念、民主文化、民主精神等以更为通俗的方式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在社会领域，民主成为保证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从党、国家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推动民主化发展。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民主建设更多是对“国家权力的改造”；
改革开放后，人民民主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多方面推进。具体而言，一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思路从十三大提出以来一直被坚持、发展和完善，将党内民主提升到了党的生命高度，并逐渐形成党内民主制度，推动了中国式民主的新时期话语创新。二是坚持和完善民主制度，以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民主化发展，依法治国。三是注重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育，从方式和渠道等多方面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认同感。
（三）“民主-制度”：追求社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以特定的国家制度为依托和承载，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发展形态、发展理念。因此，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注重强调其法制保障，走制度化的正确道路。中共十三大强调，要“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页。。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也都明确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在这一时期，虽然国体仍然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以突出民主的专政属性和功能，但专政的属性和功能是融于法治化、制度化的民主话语之中的。换句换说，“民主-法治”承接了“民主-专政”的话语内容，进而实现了民主的阶级性向民主的社会性的合理性过渡。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十三大报告对于我国基本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进行了总体的谋划，并强调了法制对于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即通过加强监督和组织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常态化机制和政党制度的有效发挥完善人民政协制度，通过维护选举人权利和改善候选人介绍方法完善选举制度，通过维护各人民团体利益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巩固民族团结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46页。。在这一总基调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基本民主制度在实践发展中继续得以完善，为中国式民主话语发展和建构提供了制度保证，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第二，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邓小平高度重视维护宪法和法制权威，并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同时，法制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方式，在此基础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中共十五大被正式提出，法治国家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在依法治国框架下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高度统一，权力被合理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
第三，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进入21世纪，江泽民指出，要“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0页。。具体而言，就是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基层党员的基层民主制度；
完善党内民主评议、民主提案、联系群众、任期制度等多项制度；
完善党员民主科学依法决策制度；
规范等额和差额选举，体现选举人意志；
在干部制度中坚持民主原则。
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式民主话语的靓丽名片，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开辟了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4页。。中国式民主话语实现了新时代的新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民主理念着力构建新民主格局，在国际上秉承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民主叙事逻辑，不断增强国内人民的民主政治话语自信，不断强化发展强国式民主话语的政治自觉。
（一）“民主-协商”：中国式民主话语的优势彰显
单纯的选举民主是曾经民主话语概念的决定性要素，但无法成为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的现实标准，而只能成为一种修饰词或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
曾经“民主-选举”的概念捆绑正在不断地出现离散趋势，而更多体现为不同概念要素或属性的排列组合，如“民主-协商”“民主-共识”等。
中国的协商共识型民主是西式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政治共同体破裂，政党许诺的空头支票使选民的唯一民主权利被逐渐稀释，规则也被金主、财团所操控，民主最终沦为了政党恶斗的工具。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现代化普及，民主政治参与的专业化门槛大大降低，精英式的代议制民主已经受到挑战，参与式民主即协商共识型民主的复兴已经越发成为可能。中国的协商民主有效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充分保障了不同民族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出身、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身份、不同职业地位、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民群众都能普遍参与到民主实践之中，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主体优势，在进行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形成普遍共识，使民主更为广泛、更为真实、更为管用。
民主协商的价值优势内在地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在原有四大民主环节的基础上，民主协商的合理嵌入形成民主程序的闭环结构，有效推动人民民主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时代提出奠定了充分的话语资源。在民主选举方面，对选举主体、选举过程、选举结果、选举人员的充分协商，可以兼顾不同选举人的利益，从而保障民主选举预期目标的最优化实现；
在民主决策方面，对决策议题、决策规划、决策结果的协商，可以在人民群众中充分汲取智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民主决策的有效运行提供智力支持和群众基础；
在民主管理方面，对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和管理过程的协商，可以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凝聚民众共识，推动民主管理的高质量发展；
在民主监督方面，对各种意见和建议有选择性吸纳，可以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与“一次性消费”的西式民主游戏相比，“民主-协商”话语深深嵌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有效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并以全过程优势切实维护了中国式民主的话语自信。另外，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党的领导也是中国式民主话语优势彰显的现实保证和“无形的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同时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史。尽管在这百年发展历程中有过曲折和失误，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步伐方向和目标始终如一。实践证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更加行稳致远。
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协商民主的价值优势进行理论升华，开创了人类民主文明的新形态。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创新对民主政治话语内容的新表述，在拓展协商民主外延的同时，使“民主-协商”的话语优势外在地彰显出来，以更为完善的民主实践和制度程序保障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管用性。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协商为优势依托，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机串联起来，真正成为完整的、全过程的、全天候的民主形式，成为世界民主政治文明中的一种崭新形式，以全新的话语表述开创了人类民主文明的新形态。
（二）“民主-治理”：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内核坚守
从词源的角度看，古希腊对于民主的词源解释为“demokratia”，其中包括“demos”（公民）和“kratos”（权力）两个语素，意即人民主权、多数人统治。因此完全可以说，民主自产生起，就承担着治理的功能和作用。民主理论发展到中国，发展到新时代，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①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4-85页。。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的实践样态，为推动民主治理的民主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支撑。进而，“民主-治理”话语实现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实现了国家治理目标中的理论创新。也就是说，民主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演进和功能定位发展到新时代的中国，逐渐回归到治理的功能和定位，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深层次提升和治理功能的内核坚守。
全过程治理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伴相随，实现了国家治理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根本政治制度为载体、以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在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人民团体、社会和经济组织等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单元和生产单位实现民主全覆盖的同时，拉紧了国家治理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共同纽带。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致力于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和公共决策的渠道，在制度建构与民主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深化民主治理，善于打造共建共商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使国家在符合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实现共治、良治、善治。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政治参与，通过实现不同群体的智慧吸纳和达成不同群体的协商共识，打造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的民主共同体，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政治动员，全面体现治理的民主绩效和民主功能，从而有效整合民主化的过程和领域，实现“民主的积分”②莫纪宏：《民主的“积分”》，《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1日，12版。基础上的“民主-治理”的逻辑互动和有效均衡。也就是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全生命周期的民主，实现了人民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当前中国民主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是对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内核坚守，更是对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要素的新时代重构，在形塑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既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显著的世界借鉴意义。
（三）“民主-价值”：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形态提升
民主是能够永远激励人类社会前进的价值性概念，它既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也是社会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之一。从理论逻辑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价值的理论总结和现实表现。“全过程”是“人民民主”实现功能价值的“制度条件”和“时空前提”，是一种全称性逻辑判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政治文明发展形态，实现了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全新范式，具有广泛的自身价值和世界价值。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甚至已经超越了价值理念的层面，成为一种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更成为一种人民的生活方式。
从世界民主发展进程来看，民主化是值得追求的，但民主化也是有风险的。西方的民主是一种自由式的民主，个人无可争辩地变为了一种逻辑前提，即对于西方公民主体来说，一旦自由与民主发生价值冲突，自由价值一定会优于民主价值，列于民主价值之前。这种简单地以自由民主经验作为衡量一切国家民主标准的方法会使各国陷入“幸存者偏差”的认识误区之中，从而误导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相比于西方民主的价值冲突和发展现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真实的、无间隙的全过程、多领域的民主，它体现于五个民主环节和完整的制度程序之中，体现于人民群众完整的参与实践和参与渠道之中，体现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中，是广泛、真实、有序的民主形式，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实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话语在发展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了范式转化，它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摒弃了传统的“民主-威权”的二分法方式，超越了西方自由式民主并力图重构民主的普遍性，以一种新的民主形态跳出了西式民主的禁锢，有力撼动了西式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价值内核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更为广泛、具体、管用的价值意蕴。在西方，人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民主过程；
而在中国，人民民主是一种党-国家-人民逻辑互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价值内核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参与者、开拓者和受益者，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和国家资源的支配者，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0页。，从而实现了党-国家-人民的逻辑互动和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民主是一个永远值得追求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目标或结果。中国式民主的话语体系从1.0版本的革命式话语发展为2.0版本的改革式民主，呈现出了由单一变为多元、历史与现实相交织、内因与外因相交汇等鲜明特征，为新时代的话语重构拓宽了民主之路、奠定了民主之基。当然，中国式民主的话语体系变迁与新时代的话语重构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交叉式的融合共进。到现如今，3.0版本的强国式话语拓展了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新境界，实现了新时代的完美蜕变和时代重构，破除了西式民主的唯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民主格局，同时创造了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崭新的民主示范和民主参考，彰显出了深刻的世界民主意蕴。完全可以说，发展到3.0版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致力于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民主形态，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民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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