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读后感
篇一：读《营造法式》有感
读《营造法式》有感
《营造法式》是一本值得我们好好花时间去慢慢品茗的好书。它是代表我国古代建设科学与艺术巅峰状态的典籍，记载着宋代建筑的制度、做法、用工、图样等珍贵资料，对研究中国建筑、理解其理念和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 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改革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任用王安石等一批改革派，积极推行新政，对建筑业的这种腐败状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熙宁年间（106 8-1077年）赦令将作监编出一套营业法式来加强对各项工程的控制。可是将作监的编写工作做得很不得力，拖拖拉拉，直到十余年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又赦令将作监重编。这一次是由将作监丞李诫承旨办理，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完成了这部巨著，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营造法式》。
从以上沿革可以看出，不论哪一部营造法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建筑工程中虚报冒估、偷工减料等侵吞国家财富的行为作出反应，提供对策，企图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工料估算方法来控制工程预算，它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对此，李诫说过：第一部营造法式就是因为控制不了工料而被废止不要的，而他的这部法式则是“关防工料，最为要切，内外皆合通行。”他对自己的成果充满信心，深信一定切实可行，应在京师内外推广应用。从书的内容来看，他确实也在《功限》和《料例》两部分下了工夫，不仅规定了按工艺要求高低分上、中、下三等工和按季节分长、中、短等工的计算标准，而且还根据材料容重、搬运距离和材料使用情况规定了不同的估工方法，其条章之精细明确，令人叹服。
总括起来，石雕的品类实际上有八种，即：
1） 混作——圆雕；
2） 半混——圆雕仅备三面，另一面贴地；
3） 剔地地突——高浮雕，去地；
4） 压地隐起——低浮雕，去地深2—3毫米以上；
5） 减地平级——线刻，去地甚少，在1毫米以下；
6） 石雕——高或低浮雕，就地雕出，不去地；
7） 平级——线刻，不去地；
8） 索平——无花纹。
列举以上例子，并非苛求于《法式》，要求作者编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建筑设计、施工大全。既然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关防工料，势必着重用料尺寸、用工定额，也必然要选录官式建筑最有代表性的做法作为变造用材的准则。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解读《法式》时必须恰如其分给以认识，而不能认为《法式》是无所不包的。
设定建筑等级，按规格及质量高低进行分类，有利于区别对待、控制工料，特别在建筑量较大的情况下，更需要这种分类。《法式》中虽未明确列出建筑分类，但从各卷所述内容可以看出实际上官式建筑有三类：
第一类:殿阁。包括殿宇、楼阁、殿阁挟屋、殿门、城门楼台、亭榭等。这类建筑是宫廷、宫府、庙宇中最隆重的房屋，要求气魄宏伟，富丽堂皇。
第二类：厅堂。包括堂、厅、门楼等，等级低于殿阁，但任是一组官式建筑群中的重要建筑物。
第三类：余屋。即上述二类之外的次要房屋，包括殿阁和官府的廊屋、常行散屋、
营房等。其中廊屋为与主屋相配，质量标准随主屋而高低。其余几种，规格较低，做法相应从简。
根据《法式》大木作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各卷并参照实物和有关资料，可知宋代官式建筑木构架有三类；即柱梁作、殿阁式、厅堂式。
关于铺作功限，《法式》只提到两种，一为“名件造作功”，二为“安勘、绞割、展曳功”。卷十七、十八，大木作功限一、二，于卷尾列出：“凡铺作。。。。。。其铺作安勘、绞割、展曳，每一朵取所用斗、栱等造作十分中加四分。”“凡转角铺作，各随所用每铺作斗、栱一朵，如四铺作、五铺作取所用栱、斗等造作功，于十分中加八分为安勘、绞割、展曳功；若六铺作以上，加造作功一倍。”
“安勘”的同时，必须对构件进行修整，需要剧、削等加以“绞割”，以使构件能合缝安装，榫卯紧密。有的构件如柱头枋之类，其端部无榫卯，也需要在安装时截割。
“展曳”功只有铺作和城门道功限有，“展曳”似指从中线开始，将构件向两侧伸展、排放。铺作的安装即先在地面试拼装，用来校核、检验斗、栱的榫卯、互相的配合，从中发现问题，经过调整、修正，然后进行正式、全面的上架安装。
篇二：考工记读后感
读《考工记》后感
在读过考工记之后，我对我国早期的手工艺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著作，仅7100多字，但是寥寥字句却概括了当时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三十二个工种，技术之精巧，工艺之精美，是先秦古籍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设计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对我们专业课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考工记》所载的工种几乎涵盖了古代手工业设计的所有门类,并且不仅有了细致分工,还有了技术协作:分工有利于磨练百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协作则突出了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满足社会大批量生产需要。这不仅在当时世界制造业中是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生产制度，对于我们现在的制造业也有深刻的影响。
在设计思想方面，《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这就是说，在工艺制作中，应在顺应“天时”、“地气”的前提下，强调“材美”与“工巧”。中国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所谓“材美”，是要求工匠根据实际需要对材料的质地品性进行选择，发挥材料本身的自然美感，而“工巧”，就更多的是对人的技艺和创造才能的要求，必须合理利用材料的性能。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实现本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天时”和“地气”是造物的两个基本客观条件，而“材美”和“工巧”则是对制器者提出的要求。一件器物，只有当它具备这四个条件，既包含了人对天然材料的尊重，又发挥了人对天然材料的主观创造性，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它才能成为一件好器物。《考工记》中的这段论述，强调了“天”、“地”、“材”三种自然因素与人的和谐统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中的一个深刻的造物原则，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在中国几千年的器物艺术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我国古代的明式家具，就是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集大成者。 工业设计虽然具有相当大的艺术成分。但其本质是科学性的。产品要想具有精良的外观品质和优良的使用效能，就必须严格把握工艺流程和人机尺
度。
在工艺流程方面，《考工记》就曾论述：“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缜理而坚，而齐诸其阳，则毂虽蔽不蔌。”认识到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材料具有不同的特性．在生产加工时必须深入分析它们的材料特点，因材施工，有的放矢，以发挥出材料的最大效能。这些都是古代工匠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而现代工艺可以在分子层面进行材料的把握．这为我们对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启迪。
在人机工学方面，《考工记》也提供了朴素的人机尺度思想：“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轮以崇，则人不能登也；轮以庳，则子马中古登飚也。放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于犊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可以看出，古代设计师在制造交通工具时不但考虑到了人体工程学的因素，而且将拉车的畜力也包括在了设计考虑的范围内。他们提出车轮高度应该适中，太高则不利于使用者登车，太低则会使拉车的马感到吃力。
反观当代的设计，虽体系严谨，理论复杂。却往往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设计出的产产品往往不能使消费者感到舒服。
《考工记》提出百工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制兵器、烧陶、作车、造船等都属于“圣人之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并且这些卓越的设计文明都是由“知者创物”即由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再经“巧者述之守之”加以传承和推广的。至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代社会人们不仅重视手工艺之设计创新,而且重视手工艺传统的继承和推广:设计之“创物”与传统之“述守”在手工艺生产中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这对我们学习时有很大的帮助。古人都能够继承和推广优秀的传统的手工艺，然而今天的我们却一味的学习外国文化，忘却了自己的文化。在当代设计中不乏大量的优秀的作品引用了中国元素，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设计者却是外国人。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考工记·玉人》篇,制玉按不同身份,不同用途,不同场合而有形制、尺寸、装饰及材质的不同。《考工记》记载:“天子用全”,即天子所持礼玉由毫无杂质的纯玉制成:“上公用龙”,上公用四玉一石:“侯用瓒”,侯用三玉二石:“伯用将”,伯则用玉
石各半质地更不纯的玉器。当我们在设计产品时，我们要考虑对产品进行合理的定位。了解产品所面向的消费群众，产品的使用场所。设计出符合消费者的产品。
《考工记·匠人营国》篇记载了古代王城建筑工程的各项标准程式:“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宫中度以寻,涂度以轨。”文献不仅规定了先秦建筑中通行的以标准化实物（如:几、筵、寻、步、轨等）作量度单位,还规定了王城的营建制度,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王城布局模式更成为后世历代都城恒古不变的营造法式。 标准化、模数化的设计规范除了运用于《考工记》中各项手工艺的制作生产方面,还被运用到产品的检验方面:如“轮人制轮”,只有达到“可规、可水、可县、可量、可权”的标准才算优质产品,轮人还可凭此技术评为“
1、以人为主体是工艺美学思想的基石，充分意识到物与已的关系
2、在工艺造物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创制出相宜的造型或装饰来。
3、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4、强调道器的统一是工艺发展的必出之路；
5 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重新反思我国传统设计中固有的“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重新审视《考工记》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美学观,对防止现代设计过于功利化、社会的过于物质化,防止传统文化的丧失及人文情怀的失落,防止自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中国现代设计也能藉此理念,在一个开放的,共生的, 动态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下取得更长足的发展。
篇三：营造法式解释
《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刊的一部建筑典籍，是一部由官方向全国发行的建筑法规性质的专书。全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营造法式》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整个建筑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北宋建筑的技术、科学、艺术风格，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筑业劳动组合、生产力水平等多方面的状况。
《营造法式》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为了加强对官办建筑行业的管理，于绍圣四年（1097年）命李诫编修。
李诫于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编修，崇宁二年（1103年）经过皇帝批准刊印，敕令公诸于世。
李诫，字明仲，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出身于官吏世家。生年不详，卒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二月。元七年（1092年），他进入将作监任职，直到逝世前的两年离职。李诫的官场生涯，有十七年在将作监，从最下层的官员升到将作监的总负责人，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贡献于将作。
营造法式》首先对当时建筑各方面的名词术语进行了解释，然后用很大篇幅（十三卷）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包括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砖作、窑作等十三种一百六十七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类似现代的建筑工程标准作法。《营造法式》中提出了一整套木构架建筑的模数制设计方法，并提供了珍贵的建筑图样。在书中对建筑装修技术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P>
<P align=left> 在《营造法式》中，有的论断已经不只是当时工匠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有所提高的科学结论。在卷五大木作制度中所载造梁之制这一节中，对于梁的端面形式作了如下的严格规定：“凡梁之大小，各随其广分为三分，以二为其原。”意思是说，无论哪一种建筑所用的梁，断面的高、宽之比都应为3：2。同时，对梁的长细比也作了恰当的处理。显然，《营造法式》对于梁的长度和断面尺寸的这些规定，是对梁的强度、刚度进行仔细研究后才得出的结论。</P>
<P align=left> 在西方，直到十七世纪，伽利略才认识到影响杆件受力的关键是断面的高度。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中指出：“任一木尺或粗杆，如果它的宽度较厚度为大，则依宽边竖立时，其抵抗短裂的能力要比平放时为大，比例恰好为厚度与宽度之比。”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是伟大的<STRONG>伽利略</STRONG>的结论也没有达到六百年前中国古人在《营造法式》中将梁断面的高宽比确切定位为3：2的结论的深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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