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抒情传统的高考诗化小说分析
文/曹阳
为落实“审美鉴赏与创造”这一语文核心素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修订版）作出明确要求：“能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和情感之美，能欣赏、鉴别和评价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纵观近年来的高考小说文本，对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评价能力的考查难度在持续加大。而诗化小说作为一种文本特征鲜明、叙事艺术独特、鉴赏评价能力考点突出的文体样式，更是得到了出题者的青睐，如2021浙江卷《麦子》、2020江苏卷刘庆邦《少男》、2019全国卷《到梨花屯去》、2018年江苏卷《小哥俩》等等。因此，有必要帮助学生掌握诗化小说的文体特点和审美特征，以促进其深度阅读能力和审美素养的有效提升。
诗化小说是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时期传入我国，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其中废名、萧红、师陀、孙犁等人的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流派。沈从文认为诗化小说就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的小说。有别于西方以严密的故事情节见长的传统，“诗化小说”自觉地接续了中国文艺的伟大抒情传统。
“抒情传统”一词是1971年陈世骧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他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中宣称：“经过这样一个广泛的探究，现在我的一般观点是，说中国文学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抒情传统也许并不算太夸张。”[1]陈世骧教授视《诗经》和《楚辞》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通过概略地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史，他得出抒情传统论的结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乃是一个抒情的传统。到了“五四”小说家那里，更是把这种抒情传统在小说叙事中发挥到了极致。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一系列以个人情感为依托的作品，都深受这一抒情传统的影响。
周作人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开掘出了关于小说写作别开生面的新路子，即倡导“抒情性小说”。他在《〈晚间的来客〉译后附记》中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
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有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九世纪的戏剧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可以说，在抒情传统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新文学传统，使得中国现代小说表现出了与之前小说传统十分不同的叙事形态：作家们有意淡化故事情节，以含蓄蕴藉的语言创造富有诗情画意的叙事氛围，让人物自然而然地活动在整体的诗意境界中，从而传递出中国古典的和合追求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
环境包含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如处所、风景和天气等，一个是社会环境，如时代背景、风土人情和公序良俗等。于传统小说而言，环境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是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手段，工具性明显，位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诗化小说中的环境则不然，基于主题表达的需要，诗化小说往往打破传统小说的理念，把以往小说中次要的、起衬托作用的自然、风情等因素放在重要的地位，甚至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审美意象进行描写刻画，使得环境与人物处于对等地位。
如2013年高考全国卷阅读题包含的阿城的《峡谷》，小说融情于景，情景结合，如果撇开文体的束缚，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花了大量笔墨在对峡谷环境的描写上，如小说开头几段就全部是环境描写：
山被直着劈开，于是当中有七八里谷地。大约是那刀有些弯，结果谷地中央高出如许，愈近峡口，便愈低。
森森冷气漫出峡口，收掉一身粘汗，近着峡口，倒一株大树，连根拔起，似谷里出了什么不测之事，把大树唬得跑，一跤仰翻在那里。峡顶一线蓝天，深得令人不敢久看。一只鹰在空中移来移去。
峭壁上草木不甚生长，石头生铁般锈着。一块巨石和百十块斗大石头，昏死在峡壁根，一动不动。巨石上伏两只四脚蛇，眼睛眨也不眨，只偶尔吐一下舌芯子，与石头们赛呆。
因有人在峡中走，壁上时时落下些许小石，声音左右荡着升上去。那鹰却忽地不见去向。
在小说中，峡谷虽然只是一个自然物象，但它也有自己的性格，那就是博大、神秘、沉静，一切的生命都在它的怀抱里，它本身就具备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值得引起足够的审美关注。
除此之外，诗化小说在环境方面的另一特点便是格外注重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以营造诗化的意境。诗化小说的抒情很少直抒胸臆，而是以含蓄蕴藉的方式将感情充分客观化，融主观情感于客观意象上，移情于景，物我交融，从而形成具有婉约韵致的审美意境。曹文轩也有过类似的主张：“生成美的途径尽管千条万条，但最重要并最容易收到效果的途径就是描写风景。……一切之美，我们都可以通过风景描写而获得。”[3]对自然风景的渲染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实现诗化小说审美风貌的功能。
如2014年高考全国卷阅读题包含的叶紫《古渡头》以诗意的笔法，给读者塑造了一个身处苦难、坚忍不拔的老渡夫的形象。他如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生活在动荡的社会中，战争，灾荒，儿子被抓伕，孙子又不能回家，家庭破碎，渡夫陷入了孤独无助的人生困境。作者在讲述渡夫苦难的一生时，将自然环境描写与渡夫讲述相结合，赋予渡夫的故事哀而不伤的诗意美。“我躺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这些自然环境描写制造的心理距离，使得渡夫向“我”表达的悲苦感情被冷却和客观化了，由此使作品产生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正和合”诗意。
诗化小说在情节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淡化。淡化故事情节就是把以往情节模式中那些坚固的、支撑性的因素削弱，取消它们在小说艺术构成中原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事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向来被认为是故事情节赖以存在的基础。“叙事一定要紧扣人物和事件的情节一致性，务求每一个叙述节点保持其内部因果的统一性，摒弃与统一的因果链不相干的叙述成分。”[4]但是这一支撑性的因素在诗化小说作家那里却被放在若有似无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若干生活片断、主观印象以至闲言碎语的自由叙述。诗化小说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缺乏悬念，呈现给读者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
如2012年高考江苏卷阅读题为师陀的《邮差先生》，作品叙述舒缓，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邮差先生在小城中的平凡生活，常年如一日地工作、送信，没有惊心动魄，经历平常，作品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其中所表现的那种日常生活的恬静、平淡，又不期然地流露出一种内在于心灵、外在于文本的诗情画意，表现出小城人们祥和与安宁的生活之态，展现了在历史大背景（日本侵华战争）下的没有硝烟只有祥和与宁静的画面，小说的主题即对小城生存状态的礼赞，也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
除了淡化情节的因果关系之外，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戏剧冲突。在谈及情节时，我们往往都认为其中必包含有冲突；
有冲突，才会具有戏剧性。传统小说中，故事情节是由一连串的戏剧冲突来推动的，运用戏剧冲突可以充分揭示现实矛盾。汪曾祺却说：“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5]在诗化小说中，读者看不到复杂尖锐、紧张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讲究主客体的物我同一，不“失其正”，不“害其和”，尊崇“中合”之美。在这种抒情传统的理念之下，作家并不回避生活中的悲剧，但小说的冲突往往被处理得沉静而和谐，似乎波澜不惊。
如2019年浙江高考萧红的《呼兰河传（节选）》，节选部分为“我”和冯歪嘴子在“磨房里外”的故事，“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小说用舒缓的笔调讲述一个小女孩记忆中的人和事，平静温和，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四起的惊心动魄，戏剧冲突让位于琐屑的日常生活，呈现天真有趣、温暖美好的一面。
故事情节的淡化，自然会影响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来说，传统小说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核心，以立体的、多面的人物来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但是诗化小说作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并不过多关注丑恶的、悲观的一面，而是更多地去呈现美好、温馨的一面。人物也就表现出强烈的写意特征，往往着其一点精彩处浓墨重彩地极力描绘，挖掘人物身上的人情美、人性美，因此，人物往往是单纯化的、写意式的。
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认为：“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如同一首诗。”[6]他笔下的人物洋溢着梦幻的纯洁、唯美的诗意。高考曾两次考到刘庆邦的诗化小说，分别是2014年全国高考《鞋》和2020年江苏高考《少男》。《鞋》中的守明，犹如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她内心淳朴，单纯又略带娇羞，对于爱情抱有一种严肃甚至神圣的态度。“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作者刘庆邦着力描写守明在爱与被爱上的期待与单纯，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特征也就相对模糊了。《少男》含蓄微妙地呈现出少年河生在姐姐订亲到遭遇退亲的这段时间内的心理变化，“从此他开始长心了，有事无事蹙着眉头”到“情绪低落，沉闷，还有一些伤感”，接着”想为姐姐出这口气”“转向了委屈”，最后“哭了一会就不哭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塑造了一个青涩、倔强、积极、有担当的少年，人物形象上萦绕着温暖而忧伤的情绪。
又如2019年高考浙江卷阅读题为萧红《呼兰河传（节选）》中的冯歪嘴，冯歪嘴不仅形象上就已经接受了上天的嘲弄，长得其貌不扬。个人的命运也如蝼蚁般，这一生都不曾舒展开，反而一直在打击他。虽然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平时帮着东家拉磨，等到秋天，新鲜碾米下来的时候，还能做些黏糕出去卖，然而他的生活仍然很窘迫。常年贫困的冯歪嘴却是个很和善的人，无论见着谁都是先给一个笑脸。他热情地对待每个人，温情地对待艰难的生活与命运，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论语·阳货》中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古代文论中，“兴观群怨”是诗教的重要功能，文艺作品中要寄寓创作者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诗化小说表面充盈着美丽和祥和，可是内里却弥漫着伤感和苦难。深沉的苦难，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诗化的意境，冲淡了文本的悲戚，两者互补，共同作用指向一种具有力度和底蕴的大美。诗化小说表层的诗性叙事与内在的苦难指向，形成巨大的美学冲突和美学张力，从而达成了“兴观群怨”社会功能与“温柔敦厚”审美特征的和谐圆融。
阿城《峡谷》中对峡谷野性、力量的描写，洋溢着作者对大自然原始美与生命力的赞叹之情，而深层沉潜着的则是阿城的文明观：现代文明对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坏，民族文化的根只可能存在于未经现代文化影响的原始文化中。萧红在《呼兰河传（节选）》中采用天真浪漫的儿童视角进行叙述，在冯歪嘴身上对比呈现出他苦难心酸的一生与友善大方的温情，从而表达对不公命运的抗争与控诉。
《少男》再现了一个男孩蜕变成男人的成长史，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质朴善良的守明遭遇退亲后的家庭变故与悲剧；
而《鞋》作为姊妹篇，特别是小说“后记”的出现，就是为了形成文学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互通，打破人们的田园牧歌旧梦，让人们不要仅仅停留在温馨的记忆中，而忘却了更为残酷的生活现实。
诗化小说的主题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苦难，如战争的残酷（师陀《邮差先生》）、人生的悲凉（刘庆邦《鞋》）、精神的麻木以及生命的消亡（萧红《呼兰河传》）等，各种苦难弥漫诗化小说的世界。既然生活现实的底色是灰暗的，那么为什么小说要竭力营造一个诗性唯美的世界呢？应该说，对生命怀有悲悯的同情，对人生怀有温暖之希望，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所必备的仁心，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抒情传统下的小说写作，绝不是个人感性情绪的肆意宣泄，而是创作者表现他的人性理解、人生关怀的媒介。这种理解与关怀不是以某种具体社会身份的参与，而是一种遥远的、普遍的悲悯。越是充分体验过寒凉的人，越是热烈向往和追求心中温暖明媚的理想国，即使在最感伤悲痛的故事里，也充溢着祥和的人性之美，故而使得诗化小说自成一个魅力独特的文学审美世界。
“中国抒情传统其来有自，而且在现代仍然生生不息。”[7]诗化小说吸收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抒情传统，重视诗化意境的营造，侧重于挖掘小说的诗性，它以一种哀而不伤的诗意眼光观照现实，把人生的苦痛与悲伤深藏起来，将散澹的写实与克制的浪漫和谐交融在一起，呈现出我国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力度与真诚。
注释：
[1]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8页。
[2]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附记》，原载《新青年》，1920年4月，第7卷，第5号。
[3]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4]林岗：《林岗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3页。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6]刘庆邦：《说多了不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7]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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