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篇一：浅谈刘少奇的悲惨人生
浅谈刘少奇的悲惨人生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批倒批臭、整惨整死了。然而，这不仅仅是刘少奇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悲剧。
刘少奇在建国之前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比如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必要的有益的，小生产者的发展更是必要的。然而他的一切设想在建国后都未能顺利进行下去，受到了严重的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关于在中国有限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被歪曲为“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成为批判他为“走资派”的罪证。
到文革前一两年，已经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提意见了，只有刘少奇，尊重却不盲从，敢于当面批评和反对。在那个集体盲动的年代说出的真话，如今听来仍然掷地有声，“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
刘少奇一直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改造，与资产阶级一起完成工农所不能单独完成的使命。他还提出过“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等等的精辟论断。他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会构成威胁，他们从未统治过，更谈不上复辟。
刘少奇在工作方针的制定上，一直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消灭的对象，杜绝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提出“要挖官僚主义的根”。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的展开以后，他一直强调要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解决，而毛泽东则是将其视为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斗争。毛和刘的严重分歧终于在提出“二十三条”的时候爆发了。刘少奇从此被毛泽东视为最大的政敌，被扣上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
他一直在构思着国家发展的前景和蓝图，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社会法制建设方面。1966年他大病初愈之后说过：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的真正富强起来的。他一直维护法制，红卫兵大肆破四旧抄家时，他已经拦不住管不了了，却说服子女不要去，因为民主人士是党多年统战工作的成果，来之不易。他以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主席的身份，仍然竭力维护《宪法》的
尊严。然而，他所要捍卫的国家根本大法的尊严，最终连国家主席作为人的尊严都没能捍卫。当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白发苍苍的刘少奇受尽了身心的折磨，（他在批斗会上被扭打，被强摁着头低头认罪，一开口申辩红卫兵就拿小红书砸他的面部），回到办公室拿起《宪法》义正词严的要求保护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得，谁说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荒谬最肮脏的污点呢。
一句“人民误解了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让孩子们十几年以后记忆犹新。根据书中的记载，刘少奇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关于人民的，“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的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造反派折磨他要求他背语录，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还不忘教育孩子们“这种方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1967年的夏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也看透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政变，刘少奇无能为力，眼睁睁的看着，期待着人民能有朝一日自己觉醒。形势越来越恶劣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商量如何安置最小的女儿小小的那段对话被如实地记录下来，王光美打算把小小带进监狱里去，刘少奇表示不可能，王光美举出解放前革命先烈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监狱里的例子。读到这里，让人不仅感喟这场忠奸莫辨，无法无天的运动，竟然把堂堂的国家主席一家整成这个样子，竟然让共和国的缔造者，功勋卓著的刘少奇的妻子儿女援引国民党监狱的先例以期能不至于家破人亡。不久他们全家被活活拆散，刘少奇受尽折磨，凄然逝去，王光美忍受了12年的牢狱生活，也同样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毛泽东批示的“刀下留人”留下，几个孩子分散到大漠荒野，饱尝生活的艰辛和周围的冷眼。
用宪法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主席的尊严。刘少奇除了一次次地申诉、争辩以外，还寄希望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对社会混乱起到制止作用。他曾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劝阻子女跟着红卫兵组织去破“四旧”、抄家。当造反派“勒令”他写检查，对他进行批斗时，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当“革命”狂潮席卷全国时，刘少奇试图以国家宪法
来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虽然对阻止揪斗无济于事，却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警示世人的悲壮之举。
意识到“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平静地立下遗嘱。对刘少奇的批判声势越来越大，他及家人受到的人身侮辱不断增多。１９６７年４月９日，当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要组织３０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时，他胸中的激愤又一次爆发了。他告诉家人：“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寄希望于历史和人民。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在刘少奇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过，特别是他先前对现实的希望都落空之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历史和人民。他对王光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以后，刘少奇失去了申辩的机会和条件，沉默成为他表示抗争的方式。这是他曾经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均未见效后，唯一能采取的抗争形式。他满含冤屈，沉默无语，孤独一人，重病在床，仍恪守着自己的诺言：不自杀，不反党。
仍为国家主席，在政治陷害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打击下，在“宪法成了废纸”的感叹中悲惨离世，是刘少奇的悲剧人生。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悲痛而深刻的。这一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涉及党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认识分歧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种种弊端。本文难以详加论述。在此想强调的是，刘少奇去世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刘少奇等领导人当年尖锐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不同形式、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怎样解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悲剧告诉我们：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决不能走阶级斗争的老路，不能采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办法。如果这样，不但反不了腐败，而且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如何加强党内外的民主监督，对各级领导干部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是应该认真考虑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其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对党的建设有过
重要贡献的领导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制止党的错误却无能为力，试图推翻各种造谣诬蔑也无济于事，这是发人深省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脆弱性，说明在党的建设中，除强调思想建设以外，还应看到制度建设的重要。这大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增强党员的民主意识，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二是，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再者，不断肃清封建遗毒，加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悲惨离世的事实，为我们昭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影响很深的国家，不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从各个方面肃清封建思想的影响，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刘少奇从挨批斗，到失去人身自由，再到逝世时的惨状，已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块伤疤，相信每个人在审视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受着噬咬。看守刘少奇的战士，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敢“留情”，立即被批斗，关押。本来就受过伤加上惨遭扭打，他手臂几乎不能动，穿一件衣服要一两个小时，没人敢帮；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员去打饭被骂为“保皇兵”，于是也只敢几天去一次。刘少奇只能吃剩菜馊饭，身体越来越虚弱。大夫看病也不敢好好看，边检查病情边骂：“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有拿听诊器狠狠敲打的，用注射器乱捅的。护士的纪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被折磨到神志不清了，负责监视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在他病重的奄奄一息的时候，上面却派人来抢救，说要留下活靶子。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受尽折磨惨死，马上就被火化。这样的冤屈，这样残酷的折磨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然而这却发生在人们引以为豪，深深热爱的新中国，受害者不是别人，是鞠躬尽瘁，勤政爱民的国家主席。事件所发生的时空离我们是这样的近，让人回望时不禁感到身心俱颤。
时至今日，刘少奇为新中国发展规划的蓝图终于被走了无数弯路的人民重新审视，其中蕴含的巨大价值正在被重新解读着，历史的公正虽然迟到了太久，然
而毕竟它来了，屈死的英魂如果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感到些许的欣慰。
篇二：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争论
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争论
有人污毛主席专制，整人，错！毛主席从来没整过平民百姓，那时整老百姓全系下面官吏干的，而直接维护官僚体系的是谁？难道不明不白？！
只要多方了解历史，新中国前三十年真正酷吏是刘，党内高层从高岗一直彭德环等，都是围绕此人展开，文革也是如此。正如美籍华人都知，中国现代最大酷吏是刘少奇，本事就是整人，更好整老百姓，完全用白区那一套，秘密扎根串联，矛头专对群众！
四清时把地、富、反、坏、右作死老鼠打，警卫员向毛主席汇报后主席说，我是富农儿子，该不该陪斗呀？于是就整下面群众问题，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批评刘，最终才提出要整“党内当权派”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就四清整群众问题，毛泽东批评桃园经验是搞特务一套。
刘少奇顶道：“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难道不行吗？我就不相信一个大队里还没有几个坏人，定那么几个可以不可以，有些坏分子要戴帽子，一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坏人一戴帽子马上就变得老实了，就被群众专政了嘛。当然，戴帽也可以摘嘛。不管他是群众还是干部，只要是坏人的，都可以这么办！改好了再摘帽子。”
毛泽东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毛泽东说：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 “不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过去的土改，那样就变了味道了。还是要教育，搞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觉悟。”
刘少奇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顶他：“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刘少奇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让群众清楚！”
刘少奇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摇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刘少奇说：“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地搞，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
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漏。这样搞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掌握了许多问题，分清了敌我界限。”
毛泽东讽刺地说：“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我们一些人眼中的那个老贫农家是条狗！怕人听。这样的秘密活动在敌占区也不过如此，到了我们解放后的今天，我听了都感觉到寒心。按照王光美的经验，我们的四清就应该是战争年代深入到敌占区那样，工作队潜入一些家户，扎根串连，层层点火，户户揭发，有人放哨，有人监听。这样的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太宽了。据湖北省第一批试点的报告，刚刚开始就有二千多人自杀，第二批搞开后，仅襄阳在二十五天里就死了七十四人。广东到一九六三年底，也自杀了五百零三人。我看到的还仅仅是报上来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这样的运动你们究竟是怎么搞的？”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初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就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作为纠偏文件发到各地。这个文件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这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
这个文件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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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所以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除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外，还因为他的人格秉性中浸透着平民情结，毛的这一人格特征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治吏以严、待民以宽”引发当时国际许许多多政治家的感慨，他同周恩来联手的中国政府，也就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
真实上，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一个爱憎分明、表里一致、旗帜鲜明的人。华夏子孙最优秀品格如忠诚、坚定、无私、顽强等都在他身上有集中反映，同时又是个典型性情中人。他一方面不怕硬、不惧强、不畏难、不循规顺矩、敢于挑战，另方面又对弱者同情、对软者宽厚、对降者放码。他虽然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强悍更不怕，但却怕眼泪，怕乞求，怕告饶。
——摘自奥一博搭铁堡（2009-12-28）：《毛泽东的平民情结》
只要后来人稍为有心去贴近真实的历史，就会发现：毛一生斗争的对象，没有一个不是权势
人，从来没惩过任何小老百姓。精英们再怎么颠倒黑白，却始终举不出一个毛泽东去整小小老百姓的例子来，相反他为小老百姓办事、说话、伸张正义的事俯首皆拾。即使是对地、富、反、坏、右，毛主席的调门要比当时主政的同事至少低八度，身边警卫反映四清斗地富，毛说：总斗他们干什么，我是富农的崽，是不是也要陪斗？毛泽东的这类话，后来的精英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找不到毛整小老百姓的例子，只好把下面不良官吏整老百姓的事情，一古脑记在毛的头上。
事实上，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真正喜欢整治底层百姓的不是毛，他的“战友”中，不乏治理平民百姓高手，而且自上而下形成体系，这个体系有个得力的组织部长，把中央与地方的官僚结成一个坨，名义上把毛高高奉上，而实实在在自行官事。即使在被主流绝对否定的WG，最终被惩的绝大多数依然是百姓，当官的再怎么“受难”都有出头之日（极少数未熬过那一关），但老百姓受劫就成死结，不论其间其后，一劫就成“永世难得翻身”
——摘自奥一博搭铁堡（2009-12-28）：《毛泽东的平民情结》
六四年底、六五年初的毛刘之争要广为宣传，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http://bbs.mshw.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90&extra=
毛泽东的指示：“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毛主席的心里总是担心老百姓，通过这篇文章希望清醒更多的人 。
邓小平说过一句什么话是“乱起来有高个子顶着”看看刘邓的嘴脸就会明白他他们的恶意，再看看现在他们的罪行都推给了毛主席，现在有的人让毛主席给他们顶罪，这篇文章就是真实的历史档案材料，毛主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基础早就被刘邓架空了，刘虽然死的早，看看邓的阴谋都是阴谋诡计，说话两头堵，他所利用的人再看看他们的本质就知道邓是什么人 。
棋锋：发表于 2011-10-11 09:36
邓小平说过一句什么话是“乱起来有高个子顶着”看看刘邓的嘴脸就会明白他他们的恶意，再看看现在他们的罪行??
开天辟地，历史上喊人民万岁的就毛主席一个领袖，能够再找出第二个来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毛主席就是人民观点，人民情节，观点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决定政策，决定革命的态度，目的，要求干部队伍，军队的纪律作风。毛泽东时代，干部队伍哪有贪污腐败的，而是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模范带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血肉相连。现在存在的问题根本不能和毛泽东时代比较。
股金传文：
全国人民确实被主流媒体忽悠了几十年，我担心档案都被他们给改了。
深圳愚悻：
本人的《毛泽东的平民情结》原本是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之作，是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为主题而引发的心得体会。此文2009-12-25日同时首发在乌有之乡和奥一网本人门户，然奥一网审核时未予通过，为此我当晚还发了一篇《贴原著，还屏蔽》短文。第二天主席诞辰日，我就把主席原著文字放下，单把本人读原著的心得体会作了修改再帖，发文落款日是12月26日，而实际审查两天，在本人多次电询下方于12月28日放行。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一篇极为重要文献。这篇文献只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才能读到，而1999年出版的一到八卷《毛泽东文集》却未录入。这是很不正常的编辑手法，把毛主席思想体系中强烈体现人性化、大众化、平民化的光辉缩本剔除了。而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恰恰是被改开三十年践踏得最为彻底，导致现今社会如此动荡和不安宁！
今日，我们重溫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就会发现，党内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从本质上反映是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斗争。人民“大民主”的思想是大众政治的基本思想，而官
僚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精英政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反映。建国以后，毛主席一直把“反官僚主义”作为历次群众运动重点主攻方向，这种人民“大民主”的思想，至迟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的“窖洞对”中业已形成，到一九五六年底成熟为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则是把这种思想付之于实践。
新中国建立意味旧的平衡打破。此平衡一旦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也就是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巨人能够走出这一怪圈，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文革”可视为这种挑战的一次伟大实践。这种挑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就是曾同自己一道夺取政权时奋斗的战友。历史周期率怪圈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打江山者坐江山”， “打江山者”坐上江山，形成官僚，官僚居功骄傲就极易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遏制打击就会形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的特权阶层很容易发展成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继而发展成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说明毛主席对历史周期率所形成的“怪圈”认识何等英明、正确！
篇三：庐山会议上是刘少奇打倒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上是刘少奇打倒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事实上是刘少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报复彭德怀，才造成了庐山会议的结果。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讨论：
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
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年7月2日到X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会议于8月16日宣告结束。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即使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以及会议上各小组的讨论发言也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在7月31日便宣布了会议结束。那为什么后来突然要打倒彭德怀呢？这是因为刘少奇认为这是打倒彭德怀的一个好机会，在他的策动下开展了这场打倒彭德怀的运动。为什么刘少奇要打倒彭德怀呢？原因有三个：
一、报复彭德怀在建国初的高岗事件中支持高岗。
大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国后的第一个政治事件就是高岗事件，当时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及周恩来，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高岗提出军队党和地方党区分，把自己说成是军队党的代表，刘少奇是地方党的代表。这个提法得到了彭德怀的认可。当时，在高岗夺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党内很多人的支持，而在支持高岗的队伍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彭德怀，他代表了军队和西北地区，高岗的夺权运动几乎就要成功，但是刘少奇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击败了高岗。高港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被清洗，但由于彭德怀在党内的地位及威望和毛泽东的肯定，没有
收的什么冲击。但刘少奇及其同盟者一直对彭德怀怀恨在心。（大可以看一看高岗事件的历史记载）
二、刘少奇坚持左倾错误，推卸责任，打击反对者。
因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直指刘少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以前的报道中大一直把建国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毛泽东。当然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应该负有领导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刘少奇。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就退居二线，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及其同盟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在短时间内干出成绩，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大跃进等，要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能力，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建国初的报纸和会议讲话。也可以看一下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其矛头正指向刘少奇，所以才得到了那么多同志赞同，并得到毛泽东的默认。如果其矛头是指像毛泽东的，会有那么多人赞同么，那些人可都是政治敏锐性很强的老革命了，毛泽东能就那么轻松的就宣布会议结束么。
三、刘少奇为了巩固在党内的地位，才打倒彭德怀。
当时在党内，刘少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很是高了。但是由于其在党内资历，特别是领导军队的资历很浅，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军队干部，这些人对刘少奇是很不感冒，所以才有当初高岗提出军队党和地方的说法，当时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是国防部长，主持大西北工作，权力十分大，特使彭德怀长期担任我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军中有广泛的支持，而在对刘少奇不敢冒的人中，它是表现最突出、最直白的一个。可以说，如果有彭德怀的存在，刘少奇就得不到军队的支持，他的地位就不会十分稳固。刘少奇想接班也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刘少奇要打倒彭德怀，清洗军队中那些反对派。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罪名。
上面是刘少奇要打倒彭德怀的主要原因。
那么刘少奇是怎么行动的呢？
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领导同志是谁呢，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呢，因为那里面有许多人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他们中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大家看看刘少奇是怎么样批判彭德怀的呢？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他为了达到彭德怀，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他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可以说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
那么在这些人的重压下，毛泽东想打倒彭德怀么？
毛泽东还是不想打倒彭德怀，一是他认为彭德怀没有犯什么错误，而是他要搞政治平衡，所以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些人则咬住彭
德怀不松口。
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 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篇四：刘少奇的故事
《刘少奇的故事》读后感
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虽然是农民家庭，但是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很爱读书。那个时候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
本书主要刘少奇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些历程。他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其中最为让我感动的是，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参与和领导了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即使遭到军阀的逮捕，少奇同志也没有丝毫的胆怯和迟疑。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刘少奇支持公认的正义要求，坚持保护工人的利益，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反帝反殖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看了这本书，更让我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会稳定和谐，国家繁荣昌盛。
篇五：刘少奇的两封检查
刘少奇的两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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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燕南网
来源日期：200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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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 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儿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标。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九**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它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持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
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方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
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数据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埋。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
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
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ＸＸ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ＸＸ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ＸＸ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