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明发展寻绎
陈 青
河北体育学院武术系，河北 石家庄 050041
人类文化的发展大多经历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比如，从刀耕火种到农业生产，从茹毛饮血到合理营养，从风餐露宿到豪宅别墅，从徒步迁徙到车舟代步，从这些不甚恰当的例子中看到，前者多被指视为野蛮之象，后者则被视为文明。其实，某种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现象，是归属为野蛮还是表现为文明，差异很大。比如，游牧生产和生活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粗放、豪迈，缺少人的能耐，没有文雅的影子，所以多被冠以野蛮之象，而当下人们推崇的慢生活，恰好是游牧民族发明的“专利”。遥想武术，武术在人类社会之初，为了与众多野兽搏斗、与面临资源不足的同类争斗，一定少不了残酷的搏杀。从生命角度来看，在生与死之间，武术多为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技法，由此可以认为当初的武术是原始的。那么，武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文明了?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武术文明出现，并沿着文明的方向发展着？
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个是体能社会，另一个是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是高于体能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文化发展的文明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社会依然处于体能社会状态，尚未完全步入智能社会。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对人的要求，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体能社会阶段，人的体力、人的运动能力成为社会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导因素，可谓核心素养。那么，在这个社会背景中，人们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将自己的身体提升至能够充当有效工具的程度。智能社会更多的是借助智力和身体之外的力量完成工作，人们对身体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注意焦点转移到了智力的开发和智能的利用方面，身体此刻不再是工具，更多是充当着玩具。中国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射御”处于第二序列，今天“德智体”的体育则后移到了第三序位。教育中各要素的序列十分明显地昭示着该要素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该要素的社会地位。毕竟，智能社会的脑体比例是9:1，将体能社会的脑体秩序完全颠倒了。这种社会背景引发了体育在教育序列中后移，后移的结果无意间带给人们的是普遍忧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缺少了大肌群的活动，多巴胺的释放减少了，快乐的来源受阻；
原因之二，估计是缺乏身体活动的社会生产过于机械，没有必要的人情味。人类为了能够保持应有的快乐，恋恋不舍地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保持身体活动，将身体工具尽量转化为身体玩具。在某种角度来看，身体从工具“沦落”到玩具，有点对身体的忽视之感。因为工具是生存、生产的必备，而玩具则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使如此，有身体作为随时随地可以娱乐的玩具，能够享受大肌群运动的畅快，而且身体玩具逐步变成了更加专业化的玩具。因此，人们逐步改变了体能社会中身体只能是工具的简单思路，将满足生命冲动的身体活动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身体玩具，实现了身体的跨越。依此思路，习武人原本将身体练就为搏杀的武器，武器作为具体的工具，不论是自保还是卫国，习武就是“磨刀”。但是，必须看到习武人在比较久远的时代就已经身处手持宝刀无龙可屠状态，武术早已步入玩具状态，习武便成了“玩刀”。
难道使用身体玩具就踏上了文明之旅吗？显然不能简单地这么认为，这种现象仅仅是文化的变异而已。在人体文化发展历程中，体育沿着玩耍—游戏—竞技—竞艺的进程式发展，玩耍和游戏是体育的起点，更是支点，竞技和竞艺是高层次的玩耍和游戏。人体文化始终是以身体玩具为主，主体的自我，运用身体活动手段，给予有机体这个客体以游戏手段。如此看来，体育似乎从起源开始就拥有了文明的特质。中国的文化，影响着中国的武术与体育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表现出较体育更具突变性、超越性的文明特质。习武人在不同的背景中，身体武器与身体玩具是同一种身体技法的不同功用，习武人始终运用踢打摔拿击刺的击技术作为身体活动的核心技术体系，娴熟、精湛的技法不仅能够赏心悦目，实现玩具的功用，更可以以此作为锋利的武器，用于自保或卫国。习武人所掌握的武术技法很容易被混用、误用，故而习武人的持武向度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文明背景便是非常重要的外缘影响因素，在一个向善、和合的文明环境中，身体武器逝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身体玩具的功用有了充裕的施展时空，文明背景成为习武人持武向度“突变”的关键。而且，因为习武人手中掌握着身体武器，他们是否有意识遏制身体暴力宣泄，主动将其转化为身体力量的凝练便成为持武向度“超越”的核心环节。从这一点上看，武术是考验人驾驭身体文化的重要领域，与体育相比，武术更能磨练人的意志，更能体现“人化”“为人”的能力，更富有升华文明的特质，尤其是一项非文明背景下主动趋向文明的文化事项。总结一下，武术是“搏杀技术”为核，沿着“以搏”伐人—“以搏”娱人—“以搏”塑人的轨迹运行的，从中明显地看到习武人强悍的文明化力量。但见，自古以来习武人通过击技组合进行成套练习的形式，如“大武”的“夹振之二四伐”；
戎装子路拔剑起舞请教孔子“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
越女持高超剑技面对越王信心十足，“王欲试之，其验即见”；
意在沛公的项庄虽“庄不得击”却显其舞精炼；
擅长“蹈足瞋目”力士舞的康生；
裴旻的“掷剑入云”“执鞘承之”高超演练技法；
气度非凡的“公孙剑器”；
路岐女飐云聚瓦舍“打套子”等编织着套路。这一切都是习武人通过身体玩具实施着对武术文化的文明化，身体玩具搭建了从文化迈向文明的桥梁。
可以认为，文明背景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更是武术文化文明化的意向开关。
人类在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文化，文化不仅满足着人和社会的需要，而且为文明积累着资源和资本。毕竟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是无止境的，需要不断提高文化含量和层次，使之在更高层次满足人的需要。比如，人类社会走过了渔猎、游牧阶段之后，开始了长期的农耕生产，这类文化使人类从游居到定居，生活水准逐步提升。在人类社会早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生活使人类有机体基因发生改变，逐步培养了节俭基因。进入农耕阶段，由于农业生产保障着人们的基本饮食来源，这种节俭基因不再被强化。进入到工业生产，工业文化以其高效的能源利用，高效的生产效率、高效的自然驾驭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在百余年中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超越。当人们沾沾自喜的时候，工业异化不仅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对人的有机体也产生前所未有的伤害，尤其是严重地冲击着人类的节俭基因，其后果是现代疾病谱系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导致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肌肉饥饿、肥胖，特别是心血管肿瘤等严重地困扰着人们。现实生活中，少食多动、身手敏捷、鹤发童颜的人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请人吃饭不如请人运动已经成为当下的时尚，有机体的节俭基因依然隐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工业化是对自然秩序的干扰，其干扰的结果反噬人类自身。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分析西方工业发展至“天花板”后，便会在未来再次转向东方文明发展模式，他的论点与汤因比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其中涉及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特别是文明的标准。文化是“化人”不足的时候人类进行的各种“人化”结果。而文明则是“人为”地创造、改造文化，使之不断地实现更好地“为人”目标的过程和状态。由此，可以看到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文明标准从肆意的“人化”自然，走向了刻意的自然“为人”。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人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都应该遵循东方式的，或者是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理念。这种理念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理念，将人融入到自然之中，人仅仅是一幅山水画中的一个豆点儿，而非西方风景画中的人物前景。文明标准的差异影响着身体文化，西方体育的耗能运动，在过分发掘人体潜能、追求物理竞争过程中，对有机体产生巨大伤害。而中国武术则是蓄能运动，巧借踢打摔拿击刺等击技方法，以哲理较量衡量差异，顺应有机体的节俭基因，实施生命塑造的身体文化，这种文化在自然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自然秩序的践行者，当属人类未来的文明标准。
刻意的自然“为人”在武术文化中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武术的习练中，有很多诸如“太极如摸鱼”“八卦如推磨”“形意如捉虾”等仿生习练方法，这些方法与现今竞技武术训练中尊崇的运动生物理学参数相比，更为生动、鲜活，其指导作用更为直观和有效。传统武术的习练理念是充分利用生命冲动的自然规律，发挥内外、神行的合一，充分集合有机体感知、感悟能力，一招一式不仅讲求间架结构势势规整，套路演练节律犹如行草，神形兼备演绎的行云流水。徒手或持械较量犹如老中医在听诊，一“搭手”便知有没有，一句“晚了”便输了一局。这种表述，在物理式量化评判中根本行不通。当下的武术竞赛难度动作已经步体操后尘，开始向旋转1080度进发了，此类技术价值几何根本不必费神去琢磨，起码这是反自然的“人为”“人化”，与工业异化相似。另外，这种转体度数，国际级裁判员的肉眼也难以精确捕捉，需要借助高速摄像机的慢动作回放才能准确判断。如此这般，裁判员的存在价值几何？人们认为传统武术的较量过于玄虚，难以令人信服，应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评价。固然，现代科技手段的物理式量化评价非常准确，但是人的有机体非刚体，一味地机械化，势必导致千人一面的竞赛格局，失去的是值得回味的武术韵味。人，这个有机体，它所表达的身体活动多为异彩纷呈，难以使用工业化的机械生产标准衡量，更应该依照身体艺术不可模仿的理念，薛巅特立独行的拳势，灵敏的身法，犀利的功力，一塔手，薛巅便先说：“你晚了。”不服？自己琢磨去吧。传统武术的身体在主客合一中，演绎出不尽的自然神韵。的确，自然中存在无穷的神韵，而且是现代科技无法复制的神韵。比如，鱼群在大海中高速游弋、急速转向、快速分散、迅速合拢，从来不会发生相互碰撞。一群飞机在空中飞行，是否能够像鱼群般自如？估计，即使是特技飞行也都很难做到。深邃、无限的自然能够教诲人类无穷的知识，身体文化必须持续向自然汲取营养，深入发掘武术的仿生学潜能，引导人体文化进入自然“为人”的文明领域。
由此看来，尊重自然秩序是人类应该始终秉持的文明标准，武术文化的文明化也必须是遵循自然秩序的文明。后工业化导致文明标准变迁，引导世人重新认识中国武术文明价值，是点燃世人深入探寻武术文化文明化的理念开关。
人类在文明化进程中，恰如汤因峭壁理论所比喻的挑战与应战是文明起源和成长规律，人类通过系列的文明应战实践，将文化一步步地推向文明。在一系列文明应战实践中，位居第一的是应战的合理性。比如，人类面临天灾，有很多的应对方法，方法得当，便能促进文化的进步，国家受益，方法欠妥，民族遭殃。中国人对黄河的治理便有筑堤与疏导相结合的良策，使汹涌的黄河成为滋养沃土，孕育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再如，人类面对人祸，拥有丰富的应战方式和方法，高明的应战人心所向，众志成城，低劣的应付人心涣散，国破家亡。中国人对人的统辖不仅借助强大的文化一统、政治垄断，更借助世俗的儒家思想实施有效地教化，这种应战方式从血缘宗亲中衍生出“天地君师亲”，从人的心理层面构建了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价值取向，将各族民众共同维系于中华文化价值秩序的纽带之中。看来，对于挑战确需合理、适度的应战实践。筑堤与疏导，政治垄断与文化教化是中国一张一弛，相得益彰的合理应战实践策略，这种策略决定着中国未曾出现文化断裂，而且延绵千载。难怪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模式远比古希腊文明模式出色，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除了上述的文明应战实践的合理性，名列第二位的是目标性。如果文化活动有益、有序，目标高雅、高远且以人为本，那么这种文化升华为文明的可能性就大。反之，文化活动会远离文明。留作种子的唯有成果中的珍品，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成为文明。私塾作为知识传授的功能单位，从开始就旨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在经验继承中进行着结构梳理，使之变为系统知识，最重要的是私塾以传播和传承各类知识，教化人、服务人为根本目标，由此衍生为文明事项。同样是社会活动的重要事项，军事战争则只能成为文明的参照物，即便军事战争衍化出很多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但由于目标指向的巨大差异，军事战争终将不能成为文明。如此看来，系列文明应战实践的目标性是决定文化能否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
武术曾经是身体武器经历过国家权力的辉煌，习武人更多的体验是因为身体暴力被统治集团压抑。冷兵器时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担心习武人的能力，最终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论调给习武人的生存带来了莫大挑战。为生存，谋发展，习武人激发了潜能，武术通过“套路化”应战实践，在武德、武戒等诱导性教化下焕发了人的生命冲动向生命塑造转化，将暴力、残忍的搏杀逐步改变成以虚拟技击为手段，以贵生、养生为目标的套路运动，以此进行文雅、哲理的较量，锻造成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以搏塑人”套路。相对于击技术，套路是武术自古至今的典型存在，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特征，套路是习武人在漫长时空中融合技法的特有惯习行为，套路不仅具有伐人、娱人工具性，更是塑人的高级工具，塑人工具是顺应自然、人论、人性秩序的工具，更有益于人类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目标指向注定了套路的文明特质，经常性地习练必定会形成积极、乐观、向善的文明意识，派生文明的行为。洛伦兹认为攻击性与生俱来，反复强化攻击性便更易触发攻击行为。击技术是越磨越锋利的伐人工具，不属于合情合理，目标高远的应战实践范畴。习武人都有这种体会，由于手脚便利，很容易因言语不和便动起手来。依洛伦兹的先天本能须后天释放的逻辑，可以反证套路应战实践的是一种文明养成途径。武林有另一群习武人，在行镖、卖艺等营生活动中通过“亮镖”“亮拳”“打地”“圆粘子”“吃挂子”培养了颇有涵养的动口不动手的能耐。培养这种品行需要合理、恰当、指向明确的手段。如果使用了错误的手段，则很难达成目标。如同水在不同的温度会产生不同的相变，表现为水的三态转化，相变的物质是同一的水，而非其他。那么，武术的文化与文明的相变，也必须是以武术的核心技术体系为基准，即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法为技术体系，此类技术体系是以搏伐人，还是以搏塑人，就要看习武人持武向度的“温度”。如果习武人持武向度的“温度”偏低，武术文化的走向便会“冰封”在以搏伐人的击技术阶段。如果习武人持武向度不断升温，达到必要的、合理的温度，武术出现套路、功法等多元表现形态，武术文化便“升腾”为娱人、塑人、成人、为人的文明。持武向度的温度有两种人共同掌控：一是精英，二是民众。拳种的创始人、门户的掌门、流派的师父等精英的持武向度影响力巨大，汤因比就特别强调文明是精英们开创的。但是，汤因比却忽略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武术绝非完全由精英独创，而是在民众的积淀基础上，精英们进行了专业的集合，精英是集大成者。必须看到广大习武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当习武群体人人满腔塑人的习武热情，人人满怀弘扬民族文化的激情，热情与激情嵌合为适宜“温度”，启动、维持、修正着持武向度和习武行为“场域”“氛围”“惯习”。因此，精英+民众才是真正发挥推动武术文化文明化的力量源泉和行为主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武术文化的文明化需要具体的，合情、合理、有效、有益的文明应战实践作为行为“开关”。
武术在自然演进过程中，自然地“化人”使得本能的搏杀技法被沉淀下来，当“人化”的力量充分地作用于作为客体的有机体和身体技法时，习武人对搏杀技法的身体体验徘徊于野蛮与文明之间。此时此刻，部分习武人在无意识的“变脸”中迷失了自我，他们无奈地原地踏步打转，成为守成者，另一部分习武人则在循规与超越中选择了艰难的攀登，成为攀登者。他们用身体创造的方式将搏杀技法演绎出功法、套路等内隐技击的武术形态，攀登者登上了新的高度，看到了天地如此之大，远不是江湖人原来想象的那么狭小。攀登者的身体创造使得武术文化从单一的击技术生存步入辽阔的多元文化生产疆域，最为典型的是身体暴力的自然宣泄逐步走向了身体力量的合理凝结和迸发，使得武术成为普遍“为人”的文化事项。在武术文明发展演进中，攀登者不失时机地开启各类开关，点亮武术前行的路灯，启动武术升华的发动机，攀登者所开启的文明发展的意向、理念和行为开关，是保障武术文化文明化有序前行的重要环节。
学者们和练家们讨论着武术能不能“打”，如果不能“打”，武术将如何如何。这种论点何时休？是否应该看到，时代早已被文明背景笼罩，世人以后工业化的文明标准衡量着身边的一切，人们纷纷以文明的实践方式和方法践行着文明。武术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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