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生存：21世纪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基础
吴宏政
启蒙运动以来，康德提出了人类“永久和平”的希望，这一希望构成了主导18—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主题。然而，21世纪以来，这一“永久和平”主题不断遭受新的挑战，以至于“永久和平”越来越成为一种更加“奢侈”的理想。这新的挑战便是人类整体性的生态危机和有足够毁灭自身能力的核战争的威胁。这两大挑战的出现愈演愈烈，从而使通向永久和平的世界历史进程遇到更为极端的阻碍。在这一背景下，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永久生存”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基础。
人类一直独断地默认人类这一物种能够“永久生存”下去。人类在独断地承诺“永久生存”这一大前提之下，直接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及其对美好生活的破坏，因此留给人类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摆脱冲突而进入“永久和平”。带着这一诉求，人类开始了一场通往“永久和平”的长途跋涉，并把这一永久和平寄希望于共同体。人类艰辛地探索建构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的观念历史悠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空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太阳城”“法郎吉”，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等，都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的共同体生活的向往。而在这一理想共同体的探索历史进程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永久和平”。人类如果始终处在战争和冲突当中，就意味着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进而也不会保证人类的生存是美好的。因此，对和平的追求应该来自一种朴素的生命本能。动物按照它的生命本能使得各个物种之间天然协调，因而永久生存对于动物来说不构成问题，也不存在这一问题。
而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长途跋涉中，首要的就是避免冲突和战争。在西方近代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中，英国的霍布斯、洛克以及法国的卢梭、德国的康德等哲学家，都把没有经过理性调解的人类生存状态设想为“自然状态”，以区别于建立在理性调解基础之上的“文明状态”。[1]因此，人类实现永久和平就是要摆脱“自然状态”的冲突，进入由理性所主导的“社会状态”。这一点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导思路。诚然，实现“永久和平”需要诸多条件，比如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等，但在诸多条件中有一种是由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这就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因为，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普遍共识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因而要想实现“永久和平”，就必然落实在基于理性而建构共同体的愿景之中。这样，一个明显的逻辑线索是：人类在独断地默认“永久生存”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必须借助于“理性”而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上述寻求永久和平并建立共同体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以康德为代表，明确提出了“永久和平”[2]的问题，康德为此提出了“各民族的联盟”的共同体设想。这一想法相对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来说，更加前进了一步。早在16世纪开始，西方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就兴起了社会主义思潮，其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永久和平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后来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此有过明确的界定，“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3]，这意味着还没有在理性中确立其永久和平和共同体的法则。而康德哲学则第一次明确地在启蒙运动理性主体性得到确立之后，提出了永久和平和共同体的理性原则。康德从国家共同体的法律，到国际法，再到世界公民宪法的三个环节中，为实现“普遍的世界历史”提出了理性设想。在康德看来，追求“永久和平”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主题。而为此大自然在给人类制定的“隐蔽计划”中包含着“战争”。因此，如何通过战争而获取和平，就成为世界历史的目的。
黑格尔对于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问题似乎没有给出更多建设性的方案，在他看来，“福利是国家在对别国关系中的最高法律”[4]，因而每个国家无法超越其主观性而建立普遍的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黑格尔甚至还提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黑格尔从神正论的角度，把人类的全部命运交给了“绝对精神”。这意味着，人类自身是否能够永久和平，以及是否能够由此而获得永久生存的必然，这些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选择能力。也就是说，黑格尔作为最大的宿命论者，仅仅表达了世界历史作为绝对精神回到其自身的经历，即世界历史发展到“日耳曼世界”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全体的自由”，因而世界历史已经终结。人类所能够做到的，就是等待世界历史完成之后，把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来，仅此而已。而哲学也不过是“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5]而已。至于人类是否能够永久和平和生存下去的问题，人类自身并不承担责任。可见，黑格尔放弃了对人类“永久生存”的承诺，因此也不对“永久和平”抱有希望。
然而，黑格尔之后探索人类永久和平和共同体的问题并未终止。马克思的出现重新为人类寻求永久和平和共同体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沿着世界社会主义的路向进行的。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基础，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生产方式无法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然，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方案。在解决人类永久和平问题上，马克思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开辟新道路的。在马克思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因而实现永久和平并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就必须从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入手，即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通过共产主义的建立，消灭了阶级对立从而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是马克思所给出的通向永久和平的方案。
历史进入21世纪，关于人类永久和平问题遭遇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仿佛给永久和平带来了更大的阻力，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更为前提性的追问。这就是，永久和平是以人类独断地默认“永久生存”为前提的，亦即在人类能够保证该物种可持续生存下去这一前提之下，来探讨如何实现永久和平。而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不但没有实现永久和平，而且使人类“永久生存”成为问题。特别是在生态危机和核战争威胁这两大挑战之下，必然迫使我们重新追问世界历史通往人类“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
现在，当人类独断地默认“永久生存”的状态被上述威胁人类物种的客观条件打破之后，人类这一物种的首要任务便是，他必须在理性中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特别是要确立保存这一物种“永久生存”的生命法则。在上述两种威胁的催逼下，也由于人类这一物种的理性特征，使得该物种不再像其他物种那样，凭借生命本身就能够保持自身的永久生存，而是必须诉诸理性来自觉地创建起使永久生存成为可能的条件。这就仿佛世界历史进程向后倒退了一步：原来在默认永久生存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人类直接解决的问题是“永久和平”问题。而现在，当永久和平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自我毁灭危险的时候，则世界历史似乎以倒退的形式前进了一步，即寻求“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便成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
（一）从“永久和平”退向“永久生存”的第一逆向挑战
一切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特别是我们称为“动物”的那些物种，始终是我们思考人类问题的参照系。因此，首先应该把人类视为一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物种”。这个物种的最大特征就是，他因为享有了能够自己意识到了的“理性”，因而这个物种便是能够在自己的“理性”中确立自己生存法则的物种。而其他物种则直接把生存法则建立在其“本能”之中，因此永远不会对物种本身作出任何自由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标志，生态危机的问题日益成为被人类所关注的问题。古典的世界历史理论从未把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的自我毁灭性关系考虑到世界历史的理想构建之中，而单纯地从人类社会内部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世界历史的规律和目的问题。因此，生态危机问题超出了古典世界历史理论的界限。所以，今天的世界历史理论必须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称其为“第一逆向挑战”。
第一逆向挑战是继“社会矛盾”之后世界历史“生态矛盾”的兴起。18世纪古典世界历史理论中，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德国的唯理论，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这一矛盾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呈现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康德为此提供了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中，主要是基于“世界公民宪法”[7]并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民族联盟”而实现永久和平。因此，这一关于永久和平问题的讨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未被纳入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如果我们把这一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界定为“社会矛盾”，则因为生态危机问题的凸显并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人与自然的矛盾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生态矛盾”。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已经跻身于世界历史，并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可回避的矛盾。
世界历史总是以倒退的方式实现进步。19世纪马克思批判了两大敌对阶级的对立，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世界历史便以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开展它的主题并趋向于它的永久和平目的。然而，这一矛盾也在20世纪以来逐渐被逼向后退。在资本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在产业竞争中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以便保证经济增长及其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于是出现了对大自然固有秩序的破坏。当生态秩序被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态危机问题日益凸显。此后世界历史进步问题已经不是人类如何消除内部的阶级对立的矛盾问题，而是倒退为人类如何能够消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后者则超出了人类自身的范围，把矛盾延伸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了。在生态危机不成为问题的时候，仅仅是人类内部的问题的阶级斗争，便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生态危机问题出现以后，则意味着即便人类内部消灭了阶级斗争，但如果人类全体与自然发生冲突，则导致的却是人类这一物种自身的不可持续生存。因此，也把原有的人类内部的生存矛盾扩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于是生态危机破坏了世界历史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
诚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阶级矛盾解决了，生态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但是，如果假设阶级矛盾消除了，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无限地扩张，那也会导致人类无法永久地生存下去，仿佛各个民族国家相互达成共识，一起朝向大自然进取，直至有一天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而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眼前的现实情况是，阶级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倒扩大化到人类与自然的冲突。阶级矛盾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消除生态危机的目的则是人类的永久生存。当然，如果实现了自由和解放，那么人类必然会实现永久生存。但问题是，哪怕阶级斗争依然存在，阶级压迫也依然存在，人类不能实现自由和解放，但只要人类与自然没有冲突，那也不至于导致这一物种的消亡。问题的实质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本性决定，它必然要把人类带向这一物种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因此，人类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也自然在当代成为“世界历史问题”了。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矛盾和生态矛盾分别称为“种内矛盾”和“种间矛盾”。前者的目的是解决“永久和平”问题，而后者的目的是解决“永久生存”问题。这两大矛盾的关系是，“种内矛盾”是“种间矛盾”的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解决“种内矛盾”，则“种间矛盾”会尾随着而得到解决。因此，就不会出现基于“种间矛盾”的生态危机而威胁永久生存的问题。但是，如果“种内矛盾”得不到解决，人类却也必须寻求其他路径直接地解决“种间矛盾”，因为这一矛盾构成了威胁人类永久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必须对其确立存在论基础，世界历史才不会终结。
由上述“种内矛盾”和“种间矛盾”的关系，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可以得出如下逻辑推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即消灭阶级斗争，则人类必然实现永久生存。但是，自由和解放却不是人类物种永久生存的必要条件。因为，完全可以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人类却可以不破坏生态，因而能够实现永久生存。但是，这样的逻辑推理却在内涵上表明：阶级斗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而资本逻辑的竞争，如果是不能被节制的就必然不可避免地拓展到生态危机问题。如果有资本逻辑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第一，无法消除阶级斗争，即“种内矛盾”；
第二，必然把这种矛盾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即“种间矛盾”。而资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于是，世界历史必将是趋向于人类物种的毁灭。这一毁灭来自资本（人类的创造物），因而可以看作是通过自然并且以自然的方式完成的人类自我毁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则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目的：不仅消灭了阶级斗争，而且也必然地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
（二）从“永久和平”退向“永久生存”的第二逆向挑战
如果把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亦被称为“合力论”）[8]理论拓展一下，就会得到这一理论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各个民族国家都从自己利益出发，从而形成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这样的世界历史趋势是不以每个民族国家的主观目的为转移的，但这样的历史趋势，是否会通往和平和人类的自由解放？各个国家以利益为中心的主观目的，是如何汇聚成一个客观的世界历史趋势的必然性的？显然由于各民族国家之间战争能力的不断升级，特别是高科技介入的核武器的存在，将使这一问题变得十分艰难，以至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得不从对“永久和平”的探索退向对“永久生存”的探索，本文称其为“第二逆向挑战”。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且必然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候，每个国家便都不能独善其身。每个国家作为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一个演员，各个国家均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所以，“合力论”在没有共同体的主导力量控制之下，是不是存在的？显然，恩格斯最初是在国家共同体的意义上提出合力论的。合力论在有共同体控制的时候，这些合力所形成的目的是被共同体的普遍意志所掌控的，因而并非盲目的自然客观历史过程。但是，在没有世界历史普遍共同体的情况下，合力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是否把人类的行动全部变成了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死未卜的命运呢？
第二逆向挑战提出的问题是：在利益相关国家之间未发生彼此冲突的时候，生命是否能够被作为最高的存在论基础而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退守到核武器带来全体毁灭的底线？也就是说，在没有凌驾于各个国家之上并构成共同体的强制力量来约束那些冒险使用核武器国家的前提下，人类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何在？如果不能确立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则世界历史的目的显然无法实现。出于理性法则的普遍力量，而期待世界历史成为善的目的的实现，这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共同信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摇摆不定的，也没有裁判官来调整这种关系，唯一最高裁判官是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9]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必须回到理性而摆脱具体的国家利益，才是人类永久存在的出路。问题是，绝对精神能否成为实质性的对于每个个体国家利益的限制？因为，绝对精神显然不具有实质的强制性。如果不能，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隐含的积极意义。黑格尔隐含的意思是：绝对精神不能在各个国家之间成为发挥实际效力的实体性存在，则毁灭人类的战争就不可能彻底终止。因此，在没有普遍强制性力量的情况下，人类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就无法建立起来。
核武器的存在及其威胁，是第二逆向挑战的根本。这表明，两大敌对阶级冲突的情形已经不再是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变成了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冲突，因为这是随着资本扩张和垄断的必然趋势而造成的世界历史格局的新态势，即帝国与反帝国之间的冲突。并且，在具有足以能够毁灭人类的武器威胁条件下，这种战争之于人类的总体命运来说就超出了传统战争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而迫使人类真正地重新为世界历史确立其存在论根据。因为，在核武器之下人类真的可以毁灭。在人类自己不能使自己毁灭，不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时候，世界历史还以“战争—和平”的循环模式得以存在，而此时它的存在论根基在理性的自我设定中被承认，因此人类的生存至少是有希望的而不会绝望。然而，在武器足以毁灭人类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应该由谁负责，并且如何能够再一次获得人类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呢？
现在看，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问题已经成为比较奢侈的理想。在武器足以毁灭人类的今天，世界历史首先不是“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永久生存”的问题了。因为，显然“和平”是和“战争”相对应的。而对于“永久和平”的期待，则是相对“战争”并试图终止一切战争而获得的。但是，当战争可以毁灭人类的情况下，就不仅仅是和平的问题，而是一个物种是否可以永久地生存下去的问题了。因为，如果战争不至于毁灭人类的话，人类宁愿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来回徘徊，却也不至于导致人类这一物种的自我毁灭。显然，“永久和平”已经不再适合于充当世界历史绝对预设了。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如果能够实现永久和平，人类这一物种不就当然可以永久生存下去了吗？但这一逻辑推理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永久和平”是“永久生存”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永久和平能够实现，则人类永久生存就是必然的①；
但是，即便不能永久和平，而是战争和和平交替，而在战争不至于毁灭人类的物种情况下，人类这一物种还是可以永久生存下去的。因此，即便不能实现永久和平，却也可以实现永生，前提是只要战争没有毁灭人类的能力。这样，如果战争足以能够毁灭人类的时候，人类的整体命运就不仅仅是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向着更加严峻的方向倒退了一步：人类保存自身这一物种永远生存下去是不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它的根据何在？如果是有根据的，但这一根据在现实中又是不是可以实现或得到保证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能够证明，人类的物种应该是永久生存的，那么在现实中是如何能够制止那些毁灭人类自身的战争的呢？
（三）两种逆向挑战下确立世界历史存在论基础的必要性
从霍布斯理论可以推出世界历史的自然状态为“一切国家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这样的世界历史的自然状态是如何被扬弃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契约是否是可能的？这些都必然依赖于民族国家间的契约。如果每个国家不能遵从一个普遍的理性法则，世界历史将成为一个依靠实际的经验的和功利主导的强权（帝国）来加以维护的，这样的世界无法达到世界历史所应该达到的目的，因为这是不符合共同体的概念的。共同体是在平等的国家主体之间建立起来的。
那么，有能力毁灭人类的国家，是否应当毁灭全人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古典世界历史理论中从来没有把以核武器等毁灭全人类的能力考虑在构建世界历史趋势当中。这些理论设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毁灭全人类。因此，古典理论给出的永久和平理想并没有触及“永久生存”的问题。每个人的存在，都不能以破坏他人的生存为条件。我们推出，每个国家的生存都不能以破坏其他国家的生存为条件。这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法则。每个民族和国家有绝对的生存权利，这在理论理性中是能够被建立起来的，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然而，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其强大，而试图破坏这一普遍法则，那么世界历史便不再以普遍法则作为它的存在论基础了。世界历史将成为“一切国家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这是世界历史的自然状态。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世界历史的共同体便是不可能的。而共同体是不可能的，则作为实质性的、具有如同国家共同体那样的强制力便是不可能的。
我们假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毁灭人类，因此，人类内部的冲突，是绝不会终结世界历史进程的。在这一大前提之下，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只是各个民族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普遍法则之下的共同体问题。但是，现在看，如果某个国家是有能力毁灭全人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支配世界历史趋势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世界历史的存在基础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永久和平以及世界历史的目的会是如何得到保证的？这显然成为21世纪世界历史理论相对于古典世界历史理论不同的理论主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时代也没有提出来，因为，如果在资产阶级能够毁灭人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是可能的？人类的智慧和军事结合起来的时候彻底达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因此，人类是否应当自我毁灭的问题，成为世界历史的终极问题。
如果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是从私利或主观目的出发，但有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权利会干扰和调节，从而使主观私利的目的都得到扬弃，因此国家的目的是可以被共同体的主体力量所掌控的，因此，国家便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提出的公有制设想，指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可长久并且必然灭亡的必然性，但也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价值判断。迄今为止的阶级斗争历史愈演愈烈，而且越来越极端化，整个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阶级。生产将是世界性的，决定了斗争也将是世界性的。而这种斗争如果还不至于导致人类毁灭，那也至多是人类这一物种短时间内的伤亡，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低下而已。但毕竟可以周而复始地重建，再战争，再重建，世界历史将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完成它的目的。然而，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国家间的关系没有这一共同体“上限”做保证。这也正是世界历史需要确立人类“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的原因所在。
以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因为生态危机而导致的人类物种的毁灭，还是因为核战争而导致人类物种的自我毁灭，这两种导致人类物种毁灭的根本原因，都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被消灭的情况，因为核战争，即资本主义主导的科技与军事武器的融合的出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这种战争是足以毁灭人类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走向毁灭人类物种的途中。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则世界历史的命运便是人类物种的终结。
资本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否构成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否可以从资本逻辑当中，直接在逻辑上推导出毁灭人类的核战争是必然的？显然不能推导出来。因为，资本逻辑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这一“种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的核战争，这却是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来的。在世界范围内的两大敌对阶级斗争，因为帝国垄断而转变为国家民族战争的情况下，“种内矛盾”就实现了人类物种的自我毁灭，甚至还没有等到人类与自然发生冲突（种间矛盾）足以导致人类毁灭之前，就先行发生了。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世界历史的进程将是通向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
冷战后随着世界帝国的产生，失去了契约条件。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能够成为契约的条件，世界历史则进入了一个平稳期。而冷战后，两大阵营对抗消逝后，带来的并不是多边主义的兴起，而是世界帝国的兴起。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统治世界的主宰力量，真正的世界历史已经升级。原有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起来世界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形成的资本体系，但毕竟资本的垄断程度没有达到帝国的统一体。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世界金融帝国、科技帝国、军事帝国集于一身。此时，世界历史进入了由帝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世界秩序的历史时代。正是由于帝国的兴起，西方契约论运用在世界历史领域中的基础完全消失了。康德曾经一度为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按照契约论的思路提供了“永久和平条款”[10]，这些条款的前提是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因此是前帝国时代的契约论设想。在前帝国时代，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瓜分殖民地的情况下，也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契约，而这些契约条件在帝国产生后则消失了。由此可见，帝国的出现从根本上消灭了西方契约论的土壤，如“退群”。这意味着基于契约论的人类永久和平的存在论基础被破坏了。
二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实际上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曾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主张，世界各个国家同时进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运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则世界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人类永久和平便成为可能。马克思回到了生产关系的领域探索永久和平问题。众所周知，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马克思诉诸暴力革命。然而，随着帝国的产生，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便没有完全发生。帝国意味着“世界生产关系”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帝国垄断下的经济全球化）。这已经不允许每一个国家单独地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显然，这一原来在某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超出了国界，这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明确的有限范围内的革命对象，无产阶级甚至找不到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些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对象。资本迫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这同时不仅是资本自身的“世界历史化”，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世界历史化”。然而，正是这一“世界历史化”破坏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基础。这意味着，马克思所提供的永久和平的方案，即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推翻资本主义的道路，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来自资本逻辑主导世界历史的阻碍，因此，帝国的出现再一次破坏了基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使人类通往永久和平的存在论基础。
进一步，20世纪以来庞大的科技体系的发展和应用，是在资本逻辑的趋势下向着两个方向渗透的。一是在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负面效应；
二是在高科技军事武器方向上的负面效应。前者是科技体系进入生产力当中，在改变自然方面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我们不确定因为人类的种种重大的科技工程对于生态带来的破坏可能在何种方面和程度上发生，但我们却能够直观看到人类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这就是生态危机。后者则是直接导致高科技之下核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在这两个领域，人类在科学技术庞大体系中的“科技异化”②已经日趋严重，科技体系作为人类自我毁灭的手段已经成为可能。特别是高科技进入军事领域，这意味着人类内部的冲突，无论是帝国之间的竞争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客观上都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帝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反抗帝国统治的多边主义的兴起，这些冲突都可能造成人类的自我毁灭。这意味着，“通过战争而消灭战争”的辩证法似乎已经不能成立。从前的一切战争都不是以消灭战争为目的的战争，只有马克思所提出的暴力革命，其目的是以战争的形式最终彻底消灭战争的战争。但是在核武器等高科技武器的条件下，消灭战争的战争似乎成为不可能，而“消灭人类”的战争却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最大的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庞大的科技体系附属在帝国身上，毁灭人类的战争成为可能，因此基于“消灭战争”的世界历史永久和平的存在论基础再一次遭到了破坏。
然而，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逻辑，仍然构成了21世纪确立世界历史存在论基础的基本原理，这一点没有改变。世界帝国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则以新的生机再一次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基础提供了新的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从生产关系变革的意义上看，一种“后资本逻辑时代”[11]已经在帝国体系瓦解的同时而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前文分析的种种对世界历史存在论基础的破坏，或许只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重新为人类提供永久生存的存在论基础。随着西方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资本逻辑的生存空间不断在退缩，金融危机是最为鲜明的证明。尽管出现了“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新的资本逻辑的变种，但这些资本主义新变化也无法阻挡资本逻辑的自我毁灭进程。而这恰好提供了永久生存的新的存在论基础。
其次，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各个民族国家将成为帝国衰落后的世界历史的多元主体，即多边主义的兴起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条件。一度丧失的契约精神，在多边主义兴起后将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理性原则。但这一“契约精神”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智慧中获得新的内涵，即“契约”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契约，而是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的契约，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引导各个民族国家实现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合作共赢”，从而为永久生存奠定基础。
最后，两大制度和两大文明形态并存的条件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为世界历史通向“普遍文明形态”敞开新的空间。这一“普遍文明形态”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12]中得到不断地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主导帝国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主张在“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重新确立人类文明的对话关系。对话的目的是在确立自己民族国家独特的文明类型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确立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3]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无疑为世界历史永久生存提供了文明观和价值观的存在论基础。
注释
①这里不考虑大自然某种外力的因素或神秘的因素，因为这些决定人类是否永生的条件即便存在，它们也不在人类自己的掌控内。
② 科技异化，即人类创造了科技，但人类却反过来被科技体系所奴役，甚至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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