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自述
徐有富
我从未庆祝过生日，诸位贤弟多次表示想出一本论文集，以庆祝我八十岁生日，我都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后来我发现有人在群里组织先后毕业的同学写论文，即严加制止。此后就听不到什么动静了。谁知最近有人告诉我，论文集已经二校，还要我写一篇谈治学经历的文章，编一个论著简目。事已至此，考虑到诸位出于尊师重教的美意，又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若一味坚持己见，闹得大家不愉快，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就听之任之了。
我是南京八卦洲初中首届毕业生。当时农村学生参加中考首选中专，因为上学不要钱，还能早点参加工作，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谁知我的一位好友偏要考南师附中，还要我作陪，我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幸好我俩都侥幸地被录取了。
我是1959年秋季进入南师附中的，自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金言，不料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食堂伙食越来越差，经常用盐、酱油、白开水和在一起的“三鲜汤”下饭。为了减少体能消耗，体育课就是晒太阳。因为饥饿难熬，又缺乏理想，我课余时间便坐在阅览室里看闲书。看来理工科肯定是考不取了，有个朋友想当文学家，于是我便陪他报考了南大中文系，不过我内心已做好了回乡务农的准备。那年我们的运气真好，班上五位报考文科的同学，居然三位考上了南大，两位考上了南师。
我们是1962年9月入学的，匡亚明1963年就调到南大来当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在我们中文系树了两个标兵，一个是青年教师叶子铭，他的副博士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年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影响很大。还有一个是青年教师黄景欣，他的学士论文《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发表于《语言研究》1958年第3期，受到一致好评。匡校长言必称叶、黄，点燃了我们的梦想，于是便各选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忙碌起来。我选的题目是《闻捷研究》，虽然囊中羞涩，也将他的诗集收齐了，而且还在南京古旧书店淘到一本闻捷写的陕北革命史剧《翻天覆地的人》，是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出版的。此外，我也读了不少诗歌理论著作。遗憾的是接下来，我们三年级下学期到海安搞“四清”，四年级到溧阳劳动建校，接着又返校参加“文革”，直到1968年夏天，我们又几乎都被分到边疆、农村、基层、工矿，各人的文学梦便随之化成了泡影。
我被分配到湖北省阳新县赤马山铜矿，先当井下工人，后调到矿山子弟学校教书。别无他求，于是结婚生子，准备终老于此。谁想到1978年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可惜我身边只有几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教材，别无选择，我还是硬着头皮报考了母校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遗憾的是矿山偏僻，连英语复习资料都找不到，结果自然名落孙山。后来我妹妹在家中翻到了一本我当年在南大学习英语的教材，寄给了我，于是我次年又鼓起勇气再战，竟然被录取为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真是喜出望外。
我1979年秋重返母校，算是踏上了治学之路。程先生1980年4月3日与我们谈毕业论文问题，一共出了九个选题。我一眼就看中了《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为此我将《全唐诗》通读了一遍，还编了分类索引，其中有可能用到的诗都用卡片抄了下来。程先生为研究生开过校雠学、杜诗研究课，为本科生开过历代诗选、古诗选讲课，我都听过，这对我分析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当然大有帮助。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充分，所以论文写得比较顺利，程先生又仔细改过两遍。后来论文经过修改与补充，依据程先生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了。如何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将唐代文学与社会背景研究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拙著显然也是一例。
论文写完后离答辩还有一段时间，程先生怕我将这段时间浪费掉了，便提出来与我合写中国古代名人传中的《李清照》，并借给我一本《李清照资料汇编》。因为只要写三万字，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该书于198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程先生放弃了该书的著作权。后来该书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于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字数增加到六万四千字。我也写过几篇有关李清照的文章，其中《李清照泛舟词之比较》发表于《名作欣赏》2019年第11期，被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一位编辑看到了，她认定我对李清照研究有素，便邀请我去做了一档节目，电视节目播出后，居然被我们高中班主任，已94岁高龄的教语文的夏雁平老师看到了，她非常高兴，常与去看望她的学生们提起。
我研究生毕业后，原先是要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记得我在答辩时，该系还特派一位老先生来旁听。但我还是想留在南京，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一个远在辽宁丹东，一个远在新疆塔城，一个远在云南昆明。当我考取研究生第一次回家看望母亲时，卧病在床的母亲非常高兴，立刻起身为我做饭，还说了句：“冷锅里蹦出颗热豆子。”我也很激动，并且写了首题为《重返南大》的诗，第一段为：“母校，这个词真好！投奔你，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如再回湖北，年迈的父母亲一定会非常失望。正好当时南大图书馆施廷镛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家在武汉，却被分在南大图书馆，于是我们申请对调一下，并且获得了批准，可谓两全其美。
我在矿山工作了十年，因为读了研究生，就能回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而且爱人受到当年的班主任王兆衡老师的关心，很快就调到了南大财务处，还是挺庆幸的，遂决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安然度日。而程先生还一直在关心着我，先是让我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让我替他为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校雠学课，并且还推荐我到南师为古文献专业本科生上版本学。后来又提出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了该书《目录编》，1991年出版了该书《版本编》，1998年出齐了《校雠广义》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该书被专家陶敏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王绍曾称其“为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建立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该书得过不少奖，如《版本编》1995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校雠广义》1999年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等。《校雠广义》还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了修订本，对原书做了不少正误与增补工作，质量又有所提高。
南京大学于1978年恢复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复于1985年恢复了图书馆学系，后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我自然也就成了专职教师，并于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我于1988年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该项目完成后于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国古典文学领域第一部史料学著作。正如专家曹培根在书评中所说：“该书除了像通常的史料学著作那样详尽介绍重要史料外，还将史料学研究拓展到了史料搜集、鉴别、整理和检索利用的新领域。”该书修订本还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再版，并且重印过。
我在教目录学的过程中，觉得郑樵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不参加科举考试，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不仅努力读尽天下之书，而且重视社会调查，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身体力行。如“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相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知识广博，在经学、语言学、史学、自然科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往往能提出独到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于是，我对他作了个案研究，撰写了《郑樵评传》，该书在吴新雷教授的支持下，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一时间段写的论文，后来汇编成《文献学研究》(与徐昕合著)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信息管理系多年担任副系主任，教学、科研、行政工作都很卖力，但职称就是上不去，当时该系说话起作用的某教授要求严格，《校雠广义》之《目录编》与《版本编》因为我排名第二都不能算科研成果。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还写信举报，说老师偏袒自己的学生，评审不公。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只好找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胡若定教授，请求调入中文系，想不到他一口答应，并于1995年5月很快就办成了调动手续，我还于次年春天评上了教授。不久，中文系要我担任教学副系主任，自不便拒绝。
回到中文系，我不能影响其他老师的工作，所以想为研究生开一门新的专业基础课。南大中文系素有注重研究方法的传统，打开《汪辟疆文集》，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等一组文章。程千帆先生的《治学小言》当然是专门谈治学方法的。周勋初先生承担过一个课题，题为“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并形成了一本专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于是我于1995年秋季开了“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课，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让学生了解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的规范，使他们在选题、查资料、社会调查，以及读书、写读书笔记、鉴别资料、写论文等方面得到初步训练。其教材于200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过数次。后来经过修订，更名为《学术论文写作十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再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印了3次，可见还是很受欢迎的。
我1998年3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莫砺锋随即分一位博士生让我指导，并提出与我合带博士生，要我侧重于宋词研究。我虽然写过通俗读物《李清照》，但是哪敢指导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考虑到我对古典文献学熟悉一点，于是与俞为民教授、蒋广学教授一起申请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并于1999年获得了批准。我为该专业博士生上的课程是“中国目录学史”，并且以之申请了一个高校古委会项目。我觉得目录实际上是记录人类精神财富的数据库，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目录的分类、著录项目及其统计数据、书目的序，以及按语等，都能客观而集中地反映各时期学术的发展变化。我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这门课的，所以该书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目录学与学术史》。
我还想为中文系本科生开一门课。程先生为南大中文系本科生上过两次《古诗今选》，受到热烈欢迎。之后似乎就没有人上过类似的课程。我一直喜欢诗歌，早在赤马山矿子弟学校任教时就写过六万字的《诗歌泛谈》，读研究生学的又是唐宋诗专业，毕业论文名为《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于是便为作家班与本科生开了“诗学研究”课，还挺受欢迎的。经过多年打磨，取名为《诗学原理》，投给北京大学出版社，想不到竟于2007年出版了。该书《开头的话》说：“本书不仅要对诗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要为诗学理论的普及与通俗化贡献一点力量。”“本书不作纯理论的探讨，而是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来说明问题。所引用的诗歌作品，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现代的。将我国诗歌的精华呈现在读者面前，是本书的重要任务。”北大出版社于2017年还出了《诗学原理》第二版，该版从诗的内容说到诗的形式，从诗的创作说到诗的鉴赏，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
《古典文学知识》从2005年第3期至2007年第7期连载了我的《中国诗学原理讲座》，产生了较大反响，例如豆丁网附注道：“关于该文档，转帖至人人网、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开心网、飞信，分享到WSN、豆瓣。”有位网友还谈了他将《诗的构思》一讲发到网上的过程：“好冷啊，今天先打这么多吧。实在是打得有点慢，不过慢点我自己也可以多记住一些。”“打一段，发一段，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而不是无用之举。”该讲座后来辑为《诗歌十二讲》由岳麓书社于2012年出版了。这些应当说，都是我为本科生上诗学研究课的产物。我在本科听文学概论课时，就想写一本诗学概论，学生时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职期间，我还写过一本《闻一多》，当时江苏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外名人传记丛书”，责任编辑于奎潮听过我的课，可能觉得我对新诗还比较熟悉，就将这个选题交给了我。我学生时代喜欢新诗，而且特别喜欢闻一多，所以就愉快地答应了。凭借南大图书馆与中文系资料室的丰富资源，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学生时代在新诗方面所下的功夫，能偶然获得一点收获当然很高兴。不过闻一多《红烛》诗云“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境界更高，更值得寻味。
我是2008年9月退休的，程先生在一封信中说：“退休后精力未衰，可做自己想做之事，此最是人生佳境。”我首先将诗学方面的论文，编成《诗学问津录》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其中《简谈宋诗中的议论》是我读研究生时写的，因与某权威意见相左，一位室友劝我说这篇文章如发表，你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还是将它交给了程先生，受到程先生的推荐，该文曾以首篇位置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6期复以首篇位置全文转载。还有一篇《古典诗歌中的“绿”字》，也是我交给程先生的一篇作业，受到推荐，发表于《长江文艺》1982年第1期，程先生为我埋下了一粒种子，我在退休后写了不少读诗札记，即萌芽于这篇文章。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望南山”与“见南山”》，也收在这本书中，可以参看。
我将论文集《文献学研究》之外的文献学论文汇编成《文献学管窥》，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书中有篇《南京大学图书馆孤本方志叙录》还有点故事。我是程先生来南京后所指导的一个年龄最大，学历最低，自愿从事图书馆工作，喜欢安然度日的学生，但是程先生还要继续指导我，该文的题目与体例都是程先生定的，成稿后，程先生又作了精心批改。文章改好后，前辈魏德裕先生因为与来新夏先生是中学同学，特地帮我推荐给了来先生，不过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听周勋初先生说，有次他到天津开会，程先生还专门托他向来先生问过此事，我深受感动。魏先生退休多年后，我们偶然相遇，他告诉我他在整理信件时，发现有封来新夏先生的回信，内容是问我是否愿意将该文发表在某刊物上，遗憾的是此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只好作罢。2015年，我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地方文献整理座谈会”，我在发言中提到了这篇文章，想不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立即为国家图书馆所创办的《书志》丛刊向我约稿，该文终于得以发表。此事让我体会到程先生会带学生的主要原因是他爱学生。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需要花功夫，而功夫决不负有心人，只要你辛勤耕耘过，就会有收获。
我还将过去写过的诗编成《徐有富诗钞》，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我与诗的这点缘分，寻思起来，还与我姐姐有关。她毕业分配到东北后，将一本中专《语文》教材留在家中，书上有闻一多、艾青、田间、何其芳等人的不少诗作，我无事就经常翻翻，无形中便受到了一些影响。我到城里读高中，成绩平平，一无所长，还是挺自卑的。记得有回在作文中插了一首顺口溜，想不到实习老师邢道成在作文讲评时，对我的顺口溜大加赞扬，使我稀里糊涂地爱上了诗。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1963年3月26日，班级组织了一个主题班会，要我也发个言，我朗诵了一首诗，即诗集中的《我要怎样做人》，当时颇获好评。不久系里组织了诗歌创作朗诵欣赏晚会，班上便推荐我参加。我深受鼓舞，于是一天到晚就是写诗、读诗、研究诗，有时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集中有些诗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但当年为时代潮流裹挟所溅起的一点浪花，也许还有些史料与认识价值。因为这些诗毕竟比较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数十年来的心路历程。集中有《老牛》一诗或可视为我的写照：“田间一老牛，负轭朝前走。举步虽迟缓，就是不回头。”
再就是为《校雠广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诗学原理》等书作了修订工作，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内外一些著名出版社都非常重视出版修订本，这实在是不断提高图书质量的有力措施。我的做法是发现书中错误及时纠正，遇到参考资料就在书上加批。如有机会，我将继续做所撰论著的修订工作。
退休后我还编著了一部《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陶芸老师、程丽则大姐、砺锋兄都有意让我编撰程先生年谱，作为学生，我自不便推辞，在编写的过程中，程丽则将《程千帆日记》《陶芸日记》借给了我。吴志达先生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将沈祖棻自传及干部履历表等材料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南京大学档案馆为我查阅程千帆名人全宗提供了方便，诸位同门学友及贤弟子或提供材料，或回答问题，都帮了很大的忙。我还特地到学校申请了宽带远程接入服务项目，在一些报刊数据库中查到了不少新资料。在年谱写作方面，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首先是写了九万多字的《前言》，对程千帆、沈祖棻的成就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其次，在年谱目录中，为每一年都用极短的文字写了内容提要，还在征引文献中，罗列了《程千帆全集》《沈祖棻全集》未收的作品目录，此外，于书末附了《人名、字号、别称索引》，不少人都夸赞该年谱内容丰富，使用方便。
退休后，我还撰写了《千家诗赏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复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再版。起初有位同事应约承担了该书的写作任务，当时他还没有退休，需要为核心杂志写文章，于是就推荐了我。考虑到我是学唐宋诗的，承当这项任务等于重新获得一次学习唐宋诗的绝好机会，遂爽快地答应了。谁知我即将完成时，责任编辑另有任务，要我与另外一位编辑对接。但是，我联系了两次都未联系上，只好作罢。于是我根据偶然获得的一张名片，将书稿寄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试试，想不到该书竟很快出版了。合同刚满，中华书局的编辑即表示愿意再版。其实，《千家诗》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我在考证作者、校订诗题、分析作品、探讨诗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很难找到错别字。看来如果选题对路，书的质量又有保证，出版社还是愿意接受的。
退休后想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写《南大往事》。该书201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了几十年的教师，还连续担任过南大图书馆学系与中文系的教学副系主任，退休后还当过多年学校督导，对教学工作略有体会，遂利用学术散文的形式，通过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来探讨与揭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南大校友通讯》《南京大学报》《古典文学知识》《江苏文史研究》等报刊上，苗怀明教授所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网予以重新编辑连载，被南大校友、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看中，列入选题。该书出版后，南京大学宣传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5月19日在南大文学院召开了新书发布会；
《南京大学报》《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社会科学动态》等都作了报道与评价。《光明日报》7月22日“悦读”栏目还发表了拙作《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借上海书展之机，于8月20日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会，让我谈《〈南大往事〉的现实意义》，报告会由徐海主持，中华书局总编辑、南大文学院校友徐俊到场，会后还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可见，此书反响热烈，颇受重视。这表明，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现实生活的需要，而表达方式本应当丰富多彩，不必千篇一律。
我目前在编《先唐别集知见录》，程先生说过：“每一个同志最好有机会做一做这种最艰苦，最枯燥，最没有趣味的，像做年谱、考订、校勘、编目这样的工作。”我便于1996年申请了一个项目“先唐文集别录”，三年时间一到，便勉强结了项，远达不到出版水平。迫于教学、科研、行政工作的压力，只好将其搁在一边。直到2008年退休后，想起“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我又将该课题捡了起来。等该课题完成后，我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尝试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一些具有学术含量的诗学普及读物。下面就以我的一首诗作为结尾，题为《银杏叶》：“金黄金黄的银杏叶/还舍不得与大树告别/在成排成排的大树上/我们是千万只黄蝴蝶/为了丰富秋天的色彩/我们作了最后的努力/即使飘落到地上/我们也是金黄金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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