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叫鲁迅
篇一：鲁迅为什么叫鲁迅
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2000年，某地鲁迅美术学院申请注册了“鲁迅”商标，这一事件受到人们关注。
据《浙江青年报》报道，得知“鲁迅”商标被申请注册的消息后，住在北京的鲁迅之子周海婴立即到国家商标局查询，在42个大类的商标中只发现教育系列的“鲁迅”商标被鲁迅美术学院申请注册。目前，周海婴已委托律师向国家商标局提出申请，以鲁迅的姓名权被侵犯为由，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要求撤销鲁迅美术学院的商标注册申请，同时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鲁迅”商标图案，申请注册“鲁迅”教育类商标及酒类商标。
据《辽沈晚报》报道，鲁迅家人认为，鲁迅美术学院侵权不是说鲁迅美术学院不能叫这个名，而是指鲁迅美术学院在未与鲁迅家人联系的情况下，去年把“鲁迅”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鲁迅的商标只能由其家属来申请注册，不应由鲁迅美术学院来申请注册。据称，目前全国有近十家学校用“鲁迅”的名字，这些学校的冠名均应征得周家的同意，而此番要求撤销鲁迅美术学院的商标注册申请，讨回鲁迅的注册商标，是要保护鲁迅的姓名权不被侵犯。
「评析」
一、基本思路
先把思路梳理一下，我认为这几起案（事）件的焦点在于：其一，当一项行为毁损了死者的“人格”或者侵害了死者的“权益”时，法律是否或者能否提供救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法律救济所保护的又应当是生者（遗属）和死者（“姓名权人”、“肖像权人”）中的何者？具体所保护的又应当是其什么样（财产权抑或人格权）的权利或利益？其二，不管保护上述两者中的何者，法律提供这种保护有无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很明显，此类问题的争点并不在于责任构成和法条理解，而是如何在既定规则体系内寻求既不颠覆法理同时又“自圆其说”的判断。换言之，这些个案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困难的法解释问题”[2].
我一直认为，并不存在以失去民事权利能力的死者所“享有”的权利为对象的法律救济。从理论上说，就无权利能力的死者来讨论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多少有点荒唐。民法所调整或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绝非“人鬼情未了”。用学理一点的话说，权利乃制度设计上之产物，系一抽象概念，往上必系扣于主体，往下必垫之以生活资源。权利所表彰的生活资源，原则上具有可供各权利主体维生之共通性，因而不因权利主体的死亡而归于消灭。但权利所表彰的生活资源如系专供权利主体一己享受，则当权利主体死亡时，权利即归消灭。人格权、身份权、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专属权，均为著例[3].在为因毁损死者人格而寻求救济的当事人构建合理的解释（判决理由）时，虽然现实需要一再刺激研究者（裁判者）突破框框寻觅新径，但上述这几根传统的教条总在矫正大家的思维，令人始终无法摆脱Harold Bloom所谓“影响的焦虑”。
因此，恐怕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外都已有看似保护死者人格权的裁判例，但法院透过这些因死者而引发的纠纷，所保护的仍是生者的人格权或人格利益。在这一点上，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审判实践有意予以“突破创新”。最新的例证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三条即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在阐释该条时说得很明白：对死者人格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活着的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而关于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4].
回到所讨论的纠纷，鲁迅先生的遗属如欲主张有关“鲁迅”的“肖像”或“姓名”等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其前提只能是鲁迅先生的肖像或姓名等标表型人格要素，已被注册成为商标，而且其后人现在是该商标的权利人。否则，遗属（比如“肖像权”案的原告周海婴先生）只能以自己的人格权或人格利益受侵害为由提起诉求。
但是，以上的分析只适应于纯粹的人格利益的场合。如果不是有意视而不见的话，谁都不会否认某些人格权利中涵括有财产价值。可能擅长于法的经济分析的波斯纳的话是最简明扼要的，在他看来，一旦对某些人格权利采用一种经济学的观点，对此的解说就很简单：当一个人死后，他就不再进行交易了，因此那些便利他进行交易的权利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了（因此人死后就没有提起诽谤之诉的权利）。但是一个名人的名字或其他具有广告价值的类似东西在该名人死后仍然是一种可以推销的商品；并且一般说来，如果可以拥有这些有价值的商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最大化了。这样的经济价值毫无疑问应属财产权利，否则，“一个真正的经济价值，不论它在有教养的人看来何等俗气，都会因为没有产权而被过分使用，最终失去价值”[5].
显然，围绕已故鲁迅先生而展开的这一系列纠纷，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一争的，那就是鲁迅“肖像”或“姓名”的商业利用或商业价值问题，说白了，就是个财产权问题。也许有人不喜欢将高尚的鲁迅与庸俗的金钱搅和在一起，但这是在谈法律，好比进了医院就得把毛病都摊开来细查深究，没必要藏着掖着。
“人格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学理上这个名词一般被认为关涉身体、健康、自由、名誉等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利益，包含自由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等。民法理论上最初对民事权利只区分为财产权和非财产权（或人身非财产权）。在人格权还未受到重视，特别是一般人格权还未确立时，非财产权也只限于亲权、夫权、继承权等。后来才将人格权列入非财产权或人身权[6].人格权与财产权，原本被认为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其实早已显示出，一部分人格权所保护的客体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客体，最明显的情形就是姓名和照片。这些情形，迥异于传统所讨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并显示出有的人格权并非只是单纯具有人格利益内涵，其实也还包括有经济利益。换言之，对于这些人格权，权利人透过权利的行使，可以享有一定的经济利益。有学者因此认为，这些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为社会通念所接受，在法律秩序上亦应该被肯认[7].
在中国，“人格商品化”曾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武器，但如今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在实践中如火如荼，理论上也不是空白；甚至连实定法上的依据也不成问题。民法通则第100条关于肖像权的规范里所明定的“以营利为目的”要件，原来向为学界所诟病，指其以一个财产性的标准来判断一个非财产性的损害，结果是限制了肖像权受侵害的责任构成。但鲁迅肖像权问题出现后，人们发现这条以从属利益受损害判定侵权，大大收窄了肖像权的保护范围的规定，竟不啻为先见之明。有人明确指出，第100条在“未经本人同意”之外，另加“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肖像作为判定侵权的要件，表明立法显然是承认肖像权包含财产利益的[8].这真叫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然而即使将肖像权或者姓名权突破到财产权领域，此种“财产权”主体也应该是肖像或姓名的主体。具体到这几个案件，即应该是鲁迅。容许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及认可人格权中包括财产利益，与这些权利由谁行使、利益由谁享有，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鲁迅遗属如欲主张这些权利并捍卫其利益，法律上的前提必须是他像继承鲁迅遗产一样继承了这些权利，这又难了。再怎么解构人格权，也不可能把其人身专属性这条底线给否掉，因此，周先生所能够合理继承的，只能是鲁迅（生前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部分。遗憾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在其生前并未将其“名”转化为“利”-比如拿名字去注册个商标，以创立个“品牌”。
如此看来，在这几场官司中，原告都只能以自己而不是鲁迅的人格权或人格利益收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并获取救济。至于与鲁迅姓名、肖像等相关的权利，其遗属能否排他性地禁止他人使用，至少在目前找不到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七条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很明确是将当事人限定于“近亲属”之内。
本次讨论所涉案件虽不涉及应予保护的死者直系血亲范围的难题，但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纠纷中涉及保护范围及期限，只是时间早晚。借此机会宣扬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的必要性，仍有意义。
二、他山之石
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大概能算是皆大欢喜；但于那些对死者究竟能否享有人格权的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样的处理却使大家失去了观察裁判机关对此问题作出判断的机会。就像伸长了脖子等一场好戏开演，末了台上却说不演了。好在类似的案子并非绝无仅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与川端康成的遗属提起民事诉讼相隔不久，东京地方裁判所就后来判例上所称的“落日燃烧”案作出了判决。
持肯定态度的在日本学界被称为“直接保护说”，认为只有在人们相信和期待其作为人的生活形象即使在其死后也能免于遭受粗暴的毁损并能得以保护时，才算得上是个人的人格权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因此，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保护个人的尊严是宪法所规定的，在人格权被判例广泛承认的今天，实际上承认死者的人格权是可能的。所以应该承认死者存在着人格权，对其侵害即构成侵权行为。如果死者的名誉遭到毁损的话，作为保护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手段，法律上应采取恢复名誉、停止侵害等措施。不过，持如上观点的人们也承认，即便对人格利益的享有者在其死后仍然予以保护，这种保护与对生者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的人格价值中，只有生者才能享有的那些方面，比如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等，就没有保护的可能和必要。与生者相比，死者的人格价值的保护范围肯定要狭小一些；保护的方法也会有区别。比如，死者不能感受到精神痛苦，因此，死者家属不可能代替死者请求精神损害慰抚金（慰谢料）[15].
与此相对的学说被称为“间接保护说”，认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与其说是对死者自身的名誉毁损，还不如说是侵害了与死者具有特殊关系的特定人（父母、配偶、子女等遗属）的固有的人格利益-名誉感情或对死者的敬爱追慕等特殊感情的精神利益，因此，通过维护遗族的利益，间接地也起到了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目的。依间接保护说的主张，对死者的名誉毁损即侵害了遗属的敬爱追慕之情，因此，可以根据传统的侵权行为责任或基于人格权而请求停止侵害。因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侵害而使遗属产生了精神痛苦的，其遗属可以请求支付慰抚金[16].
三、遗留问题
虽然就个人情感而言，我也很倾向于作出一个符合鲁迅后人的初衷、并且能令同样凭情感判断此事是非曲直的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法解释。但上面的分析乃至外国的借鉴，都无法为肯定鲁迅人格权依然存在的说法提供直接的支持。唯一的办法-正如已经有很多人所提到的-就是创建新的权利类型并构建其法律构成。
中国目前的法律里明确提到死者权利的，似乎只有著作权法。该法第十九条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所谓“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具体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除此之外，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实际上，从域外的经验来看，大都是将其设置为一项与知识产权接近的兼有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的权利，也就是后面将会提到的那个right of publicity.
在这样的新型权利得到裁判确认及理论证成之前，本次讨论所涉及的这几件纠纷似乎不得不归入“无法救济”之列，除非当事人改变诉求。不过这一系列事件及其所引发的思考却实在富有价值。不管本文所参与讨论的案件最终在裁判上获得何种结局，在我看来，民法学因此契机而有得文章可做的，至少有以下几题：
第一是在人格权案件的审理中所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很难找到一项权利会像肖像权这样在享受法律给予的保护时遭遇如此之多的例外。在指
篇二：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鲁迅
主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鲁迅
主讲：温儒敏
时间：2012年5月17日晚
主办：北大研究生院“才斋讲堂”
编辑：陈芳
温儒敏，1946年生，籍贯广东紫金。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持人，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1998）、《中国现代当文学专题研究》（合著，2002）、《文学史的视野》（2003）、《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005）等。
精彩摘要：
1、鲁迅的地位
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到今天恐怕还是新鲜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发现？是要发现的。鲁迅的眼光不一样，他发现了中(转载于:www.Zw2.cN 爱 作 文 网:鲁迅为什么叫鲁迅)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
鲁迅的出现是个艺术，鲁迅是我们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这些思想家，是同一水准的。
把中国的病根看出来了，这是鲁迅的伟大。
2、鲁迅的批判
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如果保留点历史感，放在特定的语境来讨论，就会发现鲁迅虽然很偏激、很尖锐，但还是有的放矢，而且只有鲁迅这样，才能更一针见血，深入骨子，打到痛处。
鲁迅永远在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充满了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他是很反感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中国文化最大的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对创造力的压抑，所以要猛烈地攻打，要冲破这种传统束缚。
3、中国人的劣根性
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中国人的奴性、面子心理、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中国人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但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省和自剖基础上，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带有一种悲悯和无奈。
大多中国人不出声，沉默，中国人共同的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麻木了，但鲁迅却要真实地说出来。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
“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力争做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做奴隶的时代。”（鲁迅） 以下为演讲实录：
温儒敏：站这里心里有点不安，你们要是听累了觉得没多大意思，悄悄走就是了。今天这个题目，应该请我们中文系的钱理群老师来讲更好，我也想试图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鲁迅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我还是想讲讲，觉得说不完的。
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 读鲁迅其实在了解我们自身
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到今天恐怕还是新鲜的。
现在社会上，包括学术界，对鲁迅、对五四开始有一些批评，一些颠覆，一些否定。鲁迅当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要有根据，不能因为鲁迅名气大，你批他就出名。
另外一个倾向是完全把鲁迅生活化。鲁迅以前被搞成神话，现在把他拉下来，说鲁迅跟某人差不多，关心的也就是吃饭、穿衣、抽烟，说他跟许广平算不算包二奶。以前确实把鲁迅摆得很高，现在有意识让他回到“人间”。但如果把鲁迅完全当做普通人，他做的也是平常生活里的那些东西，那我们就不需要鲁迅了。
我选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针对性，也是回应上面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鲁迅？也希望在座的，多少读一点鲁迅，了解一下鲁迅，系统读一些鲁迅的东西。为什么？我是这样看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
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发现？是要发现的。鲁迅的眼光不一样，他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所以鲁迅的眼光、鲁迅的精神是没有过时的。
读鲁迅，是为了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中国人。鲁迅有一个特点，他的文章并不是知识层面的，而是带有自己痛彻的感触，从生命的体验中总结出来的，读鲁迅可以带给你真正的文化体验。
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鲁迅也并不是完美的。鲁迅的过去，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器，在心理学家看来，不一定是很健康的，鲁迅的心理特征有时候不见得好，可以说鲁迅很悲观，对很多事也很悲观，有时甚至绝望，在某些问题上他多少还过于敏感、多疑，有点“病态”。作为一个文艺家、一个哲学家，最高顶端的那个人往往会带一点“病态”，他跟普通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有些“病态”的。之所以这样，他在文学上才能够发酵，才能够做出精品。
所以鲁迅现在成为我们的重要遗产，而且弥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成为中国人精神和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我们小学就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我们应该珍惜鲁迅思考的方式，鲁迅的智慧，以及写作中对语言应用的灵活、辩证、锐利。40多年前，我刚上五年级，一个老乡跟我说，你读鲁迅就学会写文章了，确实是这样。但学习鲁迅会碰到一些障碍，今天我就讨论这些障碍。
怎么看鲁迅批判传统的偏激 鲁迅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
第一个问题，怎么看鲁迅批判传统的偏激？
现在我们感到精神滑坡，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开始找原因，就找到“五四”，认为“五四”有非常大的缺陷，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鲁迅他们这一代人在反传统上的偏激，也是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的一个原因，所以导致今天精神滑坡、信仰失落。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断裂”：五四断裂了，接着文化大革命“断裂”了。
现实生活中道德的滑坡，是不是可以简单归咎为“五四”时期造成的“断裂”？这是值得探讨的。中国一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不能那么简单化，一定要有充分的历史感。
首先，我们说鲁迅是不是偏激？我认为确实是偏激的，他有时候就是要走偏锋，把话说得很死，非常绝对，到头了。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是非常厉害的，断然的态度，简直要推倒一切，不容商量。我们看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也经常被人所引用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复杂的形态，全部踏倒他。这样的语言，如果抽出这么一句来看，肯定认为鲁迅是非常偏激的，对传统文化怎么能够这样呢？
又譬如鲁迅最受人非议的是1925年，他给青年开书单的时候，说到这么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遭到很多非议，“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偏激不偏激？非常偏激。
结果鲁迅就被人抓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鲁迅说这些偏激话语的时候，写这些偏激文章的时候，语境是什么？他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说这句话的？他的批判所指是什么，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对传统的批判是激进的，而且鲁迅的思维跟通常人思维有很大不同，他往往有逆反的心理，大家都这样看，他偏那样看，他容易使人惊愕，所以不习惯，但又觉得是一种提醒，别开生面。鲁迅的文章都带有这样有意的逆反，他采取不合作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如果保留点历史感，放在特定的语境来讨论，就会发现鲁迅虽然很偏激、很尖锐，但还是有的放矢，而且只有鲁迅这样，才能更一针见血，深入骨子，打到痛处。所以我们读鲁迅，应该放到历史语境下，同时不要把鲁迅看成是在做国学论证，他在写杂文，是表达自己的感受，一种整体的认识。
我们现在这些颠覆鲁迅的人，往往用摘记法摘一些句子，抽掉历史感，不考虑语境，也不考虑鲁迅为什么采取一种逆反的思维，就抓到一些偏锋的话，把鲁迅看做一个非常不负责任、非常损、非常苛刻的老头，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
现在这些年，我们开始强调传统，认为鲁迅、“五四”造成了文化的断裂，说他们激进，搞“文化决定论”，因此中国这一百年这么坎坷。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你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算到胡适、鲁迅那一代人身上。我们现在很多事都是“事后诸葛亮”，用后设的观念去想象历史、剪裁历史，这样是不公平的。
那些把鲁迅说成是对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偏执狂，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鲁迅曾经说过“不要读中国书”。鲁迅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人家请他写书单，他就说了这么偏激的话呢？那是1925年，“五四”已经过去了，但“尊孔读经”回潮的现象非常厉害，当时是代表守旧的一种观念。鲁迅对当时复古的思潮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不开那个书单，要冲破这种限制，要青年得到思想解放，所以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不要看中国书，要多看外国书。”这是一个历史背景，他是有针对性的，认为中国当时不是搞国学的时候，而是应该怎么开放，打破思想僵局，让中国文化走进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
另外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国学论文，是杂文，他是谈自己的感觉，鲁迅指的中国书、外国书，是有象征意义的。鲁迅是读了太多旧书的人，那是他一种整体的感受。鲁迅永远在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充满了这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他是很反感的。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整体感觉。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缺少活力的。我认为鲁迅的观点大致不差，我们传统文化里有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但也有它的弊病，有不适应当代人的。
鲁迅为什么反感那些做法？那时传统还没有打破，现在我们不太感觉到中国传统那种束缚，现在每个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尚未被打破，它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鲁迅要冲破这个“铁屋子”，他认为当时中国是很闷的，就像一个用铁做的、没有窗户的屋子，里边的人都在闷头大睡，他要冲破这个禁锢，所以鲁迅只好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的呐喊，甚至是矫枉过正。
鲁迅把所谓的中国书、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他对传统文化的封建性、落后性，批判得非常厉害，不留余地，要提醒人们不要把“五四”当落锤点，马上走回头路。这样来看，鲁迅全盘否定传统是有历史理由的。事实上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体验是非常深的，他说自己是从旧日里出来的，叫反戈一击。现在的我们基本上没读多少传统的书，感觉是不一样的。
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对创造力的压抑，所以要猛烈地攻打，要冲破这种传统束缚。从这个含义来理解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他这种偏激，就会有一定的理解了。鲁迅确实是偏激的，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偏激矫枉过正，来激活思想，来引导当时的解放。鲁迅太了解中国了，太了解中国人了，他总是用很形象的语言来形容中国，比如这段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
篇三：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温儒敏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鲁迅
主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鲁迅
主讲：温儒敏
时间：2012年5月17日晚
主办：北大研究生院“才斋讲堂”
编辑：陈芳
温儒敏，1946年生，籍贯广东紫金。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持人，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1998）、《中国现代当文学专题研究》（合著，2002）、《文学史的视野》（2003）、《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005）等。
精彩摘要：
1、鲁迅的地位
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到今天恐怕还是新鲜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发现？是要发现的。鲁迅的眼光不一样，他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
鲁迅的出现是个艺术，鲁迅是我们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这些思想家，是同一水准的。
把中国的病根看出来了，这是鲁迅的伟大。
2、鲁迅的批判
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
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如果保留点历史感，放在特定的语境来讨论，就会发现鲁迅虽然很偏激、很尖锐，但还是有的放矢，而且只有鲁迅这样，才能更一针见血，深入骨子，打到痛处。
鲁迅永远在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充满了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他是很反感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中国文化最大的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对创造力的压抑，所以要猛烈地攻打，要冲破这种传统束缚。
3、中国人的劣根性
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中国人的奴性、面子心理、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中国人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但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省和自剖基础上，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带有一种悲悯和无奈。
大多中国人不出声，沉默，中国人共同的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麻木了，但鲁迅却要真实地说出来。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
“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力争做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做奴隶的时代。”（鲁迅） 以下为演讲实录：
温儒敏：站这里心里有点不安，你们要是听累了觉得没多大意思，悄悄走就是了。今天这个题目，应该请我们中文系的钱理群老师来讲更好，我也想试图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鲁迅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我还是想讲讲，觉得说不完的。
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 读鲁迅其实在了解我们自身
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到今天恐怕还是新鲜的。
现在社会上，包括学术界，对鲁迅、对五四开始有一些批评，一些颠覆，一些否定。鲁迅当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要有根据，不能因为鲁迅名气大，你批他就出名。
另外一个倾向是完全把鲁迅生活化。鲁迅以前被搞成神话，现在把他拉下来，说鲁迅跟某人差不多，关心的也就是吃饭、穿衣、抽烟，说他跟许广平算不算包二奶。以前确实把鲁迅摆得很高，现在有意识让他回到“人间”。但如果把鲁迅完全当做普通人，他做的也是平常生活里的那些东西，那我们就不需要鲁迅了。
我选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针对性，也是回应上面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鲁迅？也希望在座的，多少读一点鲁迅，了解一下鲁迅，系统读一些鲁迅的东西。为什么？我是这样看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发现？是要发现的。鲁迅的眼光不一样，他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所以鲁迅的眼光、鲁迅的精神是没有过时的。
读鲁迅，是为了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中国人。鲁迅有一个特点，他的文章并不是知识层面的，而是带有自己痛彻的感触，从生命的体验中总结出来的，读鲁迅可以带给你真正的文化体验。
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鲁迅也并不是完美的。鲁迅的过去，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器，在心理学家看来，不一定是很健康的，鲁迅的心理特征有时候不见得好，可以说鲁迅很悲观，对很多事也很悲观，有时甚至绝望，在某些问题上他多少还过于敏感、多疑，有点“病态”。作为一个文艺家、一个哲学家，最高顶端的那个人往往会带一点“病态”，他跟普通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有些“病态”的。之所以这样，他在文学上才能够发酵，才能够做出精品。
所以鲁迅现在成为我们的重要遗产，而且弥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成为中国人精神和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我们小学就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我们应该珍惜鲁迅思考的方式，鲁迅的智慧，以及写作中对语言应用的灵活、辩证、锐利。40多年前，我刚上五年级，一个老乡跟我说，你读鲁迅就学会写文章了，确实是这样。但学习鲁迅会碰到一些障碍，今天我就讨论这些障碍。
2怎么看鲁迅批判传统的偏激 鲁迅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
第一个问题，怎么看鲁迅批判传统的偏激？
现在我们感到精神滑坡，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开始找原因，就找到“五四”，认为“五四”有非常大的缺陷，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鲁迅他们这一代人在反传统上的偏激，也
是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的一个原因，所以导致今天精神滑坡、信仰失落。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断裂”：五四断裂了，接着文化大革命“断裂”了。
现实生活中道德的滑坡，是不是可以简单归咎为“五四”时期造成的“断裂”？这是值得探讨的。中国一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不能那么简单化，一定要有充分的历史感。
首先，我们说鲁迅是不是偏激？我认为确实是偏激的，他有时候就是要走偏锋，把话说得很死，非常绝对，到头了。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是非常厉害的，断然的态度，简直要推倒一切，不容商量。我们看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也经常被人所引用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复杂的形态，全部踏倒他。这样的语言，如果抽出这么一句来看，肯定认为鲁迅是非常偏激的，对传统文化怎么能够这样呢？
又譬如鲁迅最受人非议的是1925年，他给青年开书单的时候，说到这么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遭到很多非议，“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偏激不偏激？非常偏激。
结果鲁迅就被人抓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鲁迅说这些偏激话语的时候，写这些偏激文章的时候，语境是什么？他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说这句话的？他的批判所指是什么，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对传统的批判是激进的，而且鲁迅的思维跟通常人思维有很大不同，他往往有逆反的心理，大家都这样看，他偏那样看，他容易使人惊愕，所以不习惯，但又觉得是一种提醒，别开生面。鲁迅的文章都带有这样有意的逆反，他采取不合作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如果保留点历史感，放在特定的语境来讨论，就会发现鲁迅虽然很偏激、很尖锐，但还是有的放矢，而且只有鲁迅这样，才能更一针见血，深入骨子，打到痛处。所以我们读鲁迅，应该放到历史语境下，同时不要把鲁迅看成是在做国学论证，他在写杂文，是表达自己的感受，一种整体的认识。
我们现在这些颠覆鲁迅的人，往往用摘记法摘一些句子，抽掉历史感，不考虑语境，也不考虑鲁迅为什么采取一种逆反的思维，就抓到一些偏锋的话，把鲁迅看做一个非常不负责任、非常损、非常苛刻的老头，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
现在这些年，我们开始强调传统，认为鲁迅、“五四”造成了文化的断裂，说他们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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