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权力

第四种权力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除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外，还有第四种权力，就是言论自由，这个权力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民主制度真正的的核心，他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权力，如果说那三权是国家的权力，那么言论自由就是公民的权力，他构成对那三个国家权力的全方位的监督。记者是无冕皇帝这一称呼就表是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力的注脚。

言论自由这个公民权力的体现就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两项自由构成公民言论和思想公开表达的平台，而公开表达权的体现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只有这些自由得到制度上的落实和保障，就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所以这个法案也被称为权利法案。这些自由成了制约公权力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力。

实际上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集会自由等是言论自由的落实，因为没有那些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中大家都有体会，因此才有了韩寒的“要自由”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正是受到了言论自由的保证才使的那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才使的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传遍世界，最只有这些自由得到制度上的落实和保障，就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所以这个法案也被称为权利法案。这些自由成了制约公权力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力，终迫使联邦最高法院释宪从而判定地方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违宪，并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黑人终于赢得了平等的权利。美国的这场民权运动就是公民应用了言论自由的权力，正如马丁路德金的一个伟大演讲中所说＂如果我们被禁锢在GC国家的铁幕后面，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被关在专制政权的地牢里，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正是这个权利最终变成了权力迫使国家的三权让步，从而改变国家和社会，言论自由这个权利又一次演绎了人民是如何创造历史的。

毋庸置疑，中国曾经是个严格控制言论自由的国家，曾几何时因言获罪比比皆是，时至今日仍是把达摩里克斯剑悬挂在人们的头上，同样毋庸置疑改革开发以来个人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是点扩大，言论自由展示出他的力量。

2003年，广东南方都市报的一编关于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改变了中国。这编报道的意义在于他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思，将目光投注到执行了几十年之久的流浪汉收容管理条列，众多学者和法律专家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终导致这个办法的废止。这里我们要感谢时任南方都市报的总编程益中正是他的勇敢顶住来自权力的压力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结果，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言论自由的力量。为此程益中最终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的名字以深深地刻在中国的新闻史上。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是记者，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统治者越来越体会到什么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体会到，现在官越来越难当，民越来越难管，这就是一个进步，言论自由在一点一滴的显示着力量。从李庄案到北海案言论自由似乎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了事实的真相，看到了权力的无耻。

今天尽管还有跨省追捕，还有被精神病，还有截访，还有封网，删除，甚至还有被劳教，还有一股力量企图通过控制媒体，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任何企图封民之口的举动都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我曾说过的，自由的火炬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他只会越来越亮，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言论自由作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它的落实能使它成为保障公民所有基本权利的权力，成为自由火炬的保护罩。

刘畅：第五种权力

一

“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或“第四种权力”（Fourth Power），是欧美西方社会对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表述，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即对上述三种社会权力进行舆论监督，以保证这三种权力的运作透明，以及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

就观念缘起而言，无论哪种表述，都与新闻媒体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有关。没有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特殊地位，实施“监法”就是一句空话。而新闻媒体获得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是新闻自由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1789年6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成立，决定仿效美国各州的做法，在新宪法正文前附一份公民权利的宣言，并在其中宣布言论出版自由。7月6日，国民议会制宪委员会成立，立即着手审议部分代表提交的各种人权宣言草案。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议会又组成新的制宪委员会，决定加快草案审议工作，对言论自由问题，其最终表述为：

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

此后，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约法中涉及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以及《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在它们的制定过程中都以《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的表述为基础。例如1789年美国制定的《权利法案》（亦称《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指出：

国会无权制定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媒体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愿之权利。〔1〕

要真正起到“监法”的职能，媒介报业的独立地位就成为关键，只有存在着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舆论监督才有可能。而基于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理念的美国报业的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作为“新式新闻运动”的风云人物普利策、赫斯特以及奥克斯都曾表述过类似的思想。早在接手《邮讯报》时，普利策就指出：

《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2〕

这些“不为党派服务”，“真理的喉舌”，“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的思想理念，实际上都表明了报业不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限制的理念，为其成为一种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社会力量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英美及西方媒体被称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

而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应为英国历史学家凯黎里，尽管他把这一提法归于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根据他的记载，19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爱德蒙特·巴克有一段发言，凯黎里对此做了如下记述：

伯克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在不远处记者的旁听席上，坐着远比这三个等级都要重要的第四等级，它不是指发言人本身和他们机智的语言，而是指一种存在的事实，??我常说，从他们笔下流出的那些印刷文字，有着与民主同等的意义：写作问世后，民主就不可避免了。??那些拥有向全国说明真相的话语权的人，就构成一种权力，政府的一个部门，与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同等重要。这一等级的显赫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收入和服饰，而在于他说出了公众想知道的信息，而这些正是最重要的。〔3〕

正是从凯黎里正式运用“Fourth Estate”（第四等级）这一概念之后，“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才不胫而走，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4〕。后来在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的一名法官正式提出了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理论”（Theory of Fourth Power）。至此，“第四种权力”已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

综上可见，作为观念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源远流长，几乎与西方新闻自由、新闻独立的历史相始终；而概念命名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要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此前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这种意义上说，“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没有自由独立之思想，也就没有“第四种权力”。

二

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网民群体的扩大，一种有异于“第四种权力”的新的媒介权力形式——“第五种权力”也顺势崛起，迅速成长。所谓“第五种权力”，是指相对于“第四种权力”的依托于各种网络平台的网民舆论权，或网络话语权。目前，在中国，这种权力已在逐步走向成熟，并在媒介独立、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补充了“第四种权力”之不足，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或者可以说，就“传统”的新闻传播、舆论监督而言，正在悄然发生着一种“权力转移”的变化。简言之，就是以往传统的新闻媒体才具有的舆论监督的权力，正在向网络舆论或网络话语权悄然转移。如果说“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之子的话，那么“第五种权力”就是信息自由之子，其自由天性是由于其独特的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参与、表达与互动这一媒体特征所决定的。

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未来三部曲”之一的《权力的转移》中就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权力转移期”，其云：

但在我们生活中，权力仍是人类最不了解却最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我们正处于“权力移转期”。眼前的世界正进行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权力结构，而且这种权力转移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展开。在办公室、超级市场、银行、教室、医院、学校和家庭里，旧的权力形式正依照新轨道进行重新分配。〔5〕

新闻传播界发生的情况也存在着这种“旧的权力形式正依照新轨道进行重新分配”的现象。“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互联网出现之后，原本是新闻媒体才有的掌控话语的权力也在悄然发生着转移。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全球数以亿计的互联网使用者。对此，《时代》封面的下方有

一段解释文字：“是你，就是你！你把握着信息时代，欢迎进入你自己的世界。”（Yes, you. You control the Information Age. Welcome to your world．）《时代》周刊“颁奖辞”说：

但是，通过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2006年，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情况，它与冲突或伟人无关，它是一个前所未有规模的社区和合作的故事。它是百科知识的大会集、一个百万视频的人民网络YouTube和在线大都会MySpace。它是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权力，互相无偿地帮助的故事。这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还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Web 2.0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与所有值得尝试的实验一样，它可能会失败。这个有六十亿人参加的实验没有路线图，但2006年使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这是一个建立新的国际理解的机遇，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6〕

据统计，2007年初，《时代》将网民作为“年度人物”之时，中国的网民才逾一亿三千万，而至2008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二十二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达二点五三亿人——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网民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2007年底美国网民数为二点一八亿人，按照美国近年来的网民增长速度估算，美国网民人数在2008年6月底不会超过二点三亿人，因此中国网民规模现在已跃居世界第一位〔7〕。《时代》这段话所说的所谓“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权力”，“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都强调了原本没有新闻话语权的“个人”或“大众”成为舆论权力的主体，正是在此背景下，依托于各类网络平台的“第五种权力”才会崛起，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对此，喻国明先生分析得很透彻：

我们是在一个高度文明化的世界里成长的，信息的社会化传播以及“话语权”一直是少数人享有的“专利”。受众，在过去的传播学词典中始终是传播链条中下游角色的一个专属名词，其能动性至多不过表现为选择或者不选择某个传媒，接受或者不接受某项传播内容或形式。但目前传播领域发生的真正重大事变，乃是其作为“上游”角色成分的深刻改变。对传媒产业而言，当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参与到新闻产业价值链的上游，而不再只是单纯的阅听大众时，也就意味着媒体生态和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正在酝酿和发生之中。〔8〕

而这种“媒体生态和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最明显之处莫过于“第五种权力”的崛起。

显然，“阅众参与”、“去中心化”和“平等对话”是这一轮次传媒变革的几个最为重要的关键点，新闻生产不再是少数媒体机构中编辑和记者的专利，它已逐渐演化成“多数人向多数人传播新闻”的传播模式，这便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和研究的崭新课题。我们的回答质量将决定我们未来生存发展的质量。

三

之所以把“网络舆论”称为“第五种权力”，是因为它既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的作用，又发挥着“第四种权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以弥补“第四种权力”的先天不足。以下分别论之。

（一）真正实现“观点的自由市场”

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最早是由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密尔顿提出的。密尔顿曾经公然拒绝政府的检查，出版了两本关于离婚问题的小册子，因此受到国会的传讯。密尔顿对此很恼火，他在接受质询时公开谴责了检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他的论点的基础的假定是，人运用理性就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分辨好坏，而要正常地运用这种才能，就必须让人们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思想。密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从密尔顿这种思想出发，后来形成了西方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等概念。

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新闻媒介一直与党派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喉舌”论和“工具”论的背景下，“观点的自由市场”一直难以实现。而由于网络“零壁垒”、“零把关”、“自媒体”的先天开放、自由的性质，使得“观点的自由市场”在中国成为可能。例如2008年发生的“范跑跑事件”，此事细节和各种媒体的讨论已多，此不赘。但它起码说明，任何思想观点，即使是像“在这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我女儿我才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样触及道德底线的观点，也都可以在媒体上展示，引发公众讨论，由公众各抒己见，辨别真伪，然后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据悉，范美忠发表该言论后，一周内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