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英雄史
篇一：古代战争英雄史
摘 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尤为重要。主要分析了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策略。
关键词：初中历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
初中历史教材中涉及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如民族英雄事迹、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等，积极运用这些素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学生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初中历史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不仅仅是时代对青年的需要，也是新课标对历史课程的要求。那么，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呢？
一、利用常规教学渗透爱国情感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主要阵地，让学生在学习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渗透爱国意识，学生对于爱国主义思想及行为的理解也就更加有效。目前，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有很多素材，不仅有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知识，还有浓厚的情感因素，如爱国英雄郑成功、林则徐、邓世昌、黄继光、钱学森、王进喜等，还有许多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激情都可以作为爱国主义的素材。总之，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爱国主义因素众多，教师可以在课堂中挖掘爱国主义因素，结合学生特点运用多媒体、人物故事、文本素材等方式让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渗透。
二、利用历史课外活动培养爱国情感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课外活动并不是放任自流的，需要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教育规律有效指导学生活动，营造良好的活动情境，从而在生动的情境中感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受到耳濡目染。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设置历史专题讲座、节日文化、游览名胜古迹、重要任务诞辰纪念及生平回顾等等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注重情感熏陶，注重历史教育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激烈性，再加上各种古代文学形式的情感教育，可以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
三、利用乡土历史素材深化爱国情感
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利用乡土历史素材，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在学习中体现自主性，从而实现爱国主义情感的自主渗透和深化。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一切学习都是在教室里，这很难满足探究性学习的需求，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到社会这一大课堂中去，在确定某一历史探究主题，通过访谈调查等方式，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此外，为了深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网络、地方图书馆、党史办公室、博物馆等中去搜集乡土素材，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
篇二：古代战争英雄史
从日本全面地以 中国 为师的“唐风 时代 ”，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 发展 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 经济 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 总结 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1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
先说说相异性。
如胡姓一样，在中国，几乎随便找一个姓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还得严格讲究名字中所体现的辈分，这丝毫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样，我却例外。我本名“胡家适”，即“家”是我的辈分。上小学时，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一次半开玩笑对父亲说：现在胡适就不是好东西了，你儿子还胡家（加）适？改个名字吧。于是，母亲将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当然是指着我这一生平平安安，但这名字几十年顶下来，狂风恶浪不少；前几年几次进出国门还屡有麻烦。现在要想改回去，确又难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 社会 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实际上是一种 政治 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纪里，随着幕府时代的落幕，平民运动的展开，下层社会才获得使用姓氏的权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决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惯了，习惯了类似“阿猫”、“阿狗”般的称呼，许多人仍不敢给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受罚。
与山川、河流、地貌有关的姓：山本、山下、冈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边、中岛、井上、秋山、北泽、大滨等；
与动、植物有关的姓：小熊、鸠山、白鸟、松下、铃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内、菊池、栗原、熊木等；
与房舍、建筑有关的：高桥、鸟居、古屋、小仓、高仓、宫本等；
与村庄、田野有关的：村山、田中、中村、园田、田边、角田等。
此外，还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日本人最简单的姓是“一”和“乙”，最复杂的姓长达12个汉字：“藤木太郎喜佑之卫门将时能”和“笼谷懿府舍仰隶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数十万人”等。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姓氏不仅历史较短而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由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宗族组织缺乏中国人宗族组织那样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姓氏的悠久历史，它的严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显示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这种由密密疏疏的关系所组成的亲属集团，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在其内部还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当今，一个长子比起弟弟妹妹来，也不会不服膺于他对于这个家的传承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心律令，而这内心律令显然来自于血脉里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家族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广漠的乡土社会，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组织起一个亲属集团，其次，几个亲属集团组成同一个村子的邻里社会。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者租借的土地为生，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在亲属集团内取得某种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子里会有几个亲属集团，一个亲属集团也可能分布于几个村子，乃至相邻的乡镇。但不管如何分布，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不可取代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其身份显赫还是渺小，其性格复杂还是简单，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还是祸害与民，他们命运之书的扉页，甚至在以后的许多页里，都会有他所属的亲属集团的影子，以及这个集团藤条般不断伸展的 内容 。
一般来说，当他一旦明确而恒定地承担了自己在该集团的责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得到该集团成员的帮助。这便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他萤灯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记父母、亲戚朋友的激励与鞭策，循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门庭，但也极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多方面的利益。当他们在亲属以外的集团中陷于穷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时，他们可以回到亲属集团中疗养伤痛，寻求重振旗鼓。
因此，传统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献身于亲属以外的集团，在他们看来亲属集团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中国人往往会同时参加数个非亲属集团，但在其他集团里很难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献身，惟有亲属集团对于他们有着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光宗耀祖”、“锦衣夜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狗窝”、“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众多的俗语、谚语，道尽了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当今，在一些已经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显然是个另类——
他出身在湖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每天上学要跑七八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交点学费。一双破旧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亲给他补了又补，下雨天湿了，父亲晚上便在火炕边烤干。为了支持他读中学，两个姐姐中途辍学，确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个出息。父亲因水肿病不能治愈去世时，他才不到12岁，就靠小脚的母亲养育他……胡长清和妻子结婚，是借钱办的旅行结婚。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贪黑，还要带孩子，每月就几十元钱工资，还要归还欠款，生活很是艰苦。
胡长清自调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创造了索贿能“日进万金”的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审判时被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索贿及不明财产共计900百多万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买来吃，到菜市场去买菜还要砍价。对其已经八旬的老母，连每月给的100元赡养费也难以按时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来生活。这边在南昌，胡长清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一个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币也在激越燃烧，除在南昌、广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还先后送给该小姐３０多万元人民币以及金银珠宝首饰、手机、钢琴等一批贵重物品，并极力为其调动工作。最后胡长清案发的导火线，也正是他从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踪，潜入广州为小姐落实单位调动之事。
多数腐败分子，决不像胡长清这样“大义灭亲”。他们也奢靡泼天，也花天酒地，但从腐败的动因与操作方式看，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家庭或者亲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一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今不见踪影。杨秀珠胞弟、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正是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杨秀珠素有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铁路房开公司中由其亲信高云光任副董事长，其弟杨光荣任副总经理，在其分管的温州铁路房开物业公司、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州市建设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温州绿城环境建设公司等均是帮助其捞钱的项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均由杨的亲信或亲戚一网打尽。杨秀珠对其几个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当其弟杨龙光被安排在温州市建设局任房地产开发处处长，手掌实权了，杨还一度设法将其另一个弟弟杨龙翔安排至温州市纪检部门高位，但终因反对力量太大，最后不得不安排了后勤处处长的职位。
一时间，杨秀珠成了全国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涉及的金额说是已达2.5亿多元人民币，比成克杰还多，不仅仅被指为“温州巨贪”，还富有具戏剧性的是：时年已经59岁的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代人从从容容地“逃离”了中国。此后，检察机关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然无果。海外华侨界甚至传闻杨已整容，令该案前景更显得扑朔迷离。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一案又是一例——
33岁的易阳原系贵州省工商银行的干部，1997年下半年辞职下海经商。她辞职的事刚开始刘方仁并不同意。夫妻俩多次劝父亲，“没几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让我们下海找点钱。”后来刘同意了。辞职后，易阳在贵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该公司董事长刘志远了解到易阳的特殊身份后，请她帮忙，但同时也在找其他关系。易阳放风说，“在贵阳，这事只有我才摆得平”。经过几次协商， 双方约定如收购成功，刘志远付给好处费500万元人民币。
同年7月底，易阳通过刘方仁给贵州省及贵阳市政府某领导打招呼后，刘志远的收购得以实现。易阳分四次收到刘志远送的500万元的好处费，她与丈夫一道对刘方仁说，“这笔钱是我帮全家人找来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这500万元的分配方案：刘方仁夫妇200万，刘方仁的大儿子、女儿各50万，易阳和丈夫及孩子200万元。
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易阳声泪俱下：
我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哽咽哭泣，停顿)，我十分羞愧(停顿，用手巾擦眼泪)。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哽咽，过了好一会，易阳才用低沉的声音继续陈述。)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亲(擦眼泪)，我30岁才生孩子，孩子出生还不满11个月，我就因为此案离别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还有父母疏于教导(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我们严厉管教和约束。我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个有很好发展的事业，今天成了这样。 (哭泣停顿两分钟)悔不当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干子弟以我为鉴！
我很难相信在杨秀珠、杨龙光和刘方仁、易阳等人犯罪之后，家庭、家族型腐败便会洗尽铅华，金盆洗手。
据报载，从传统中国的长河里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败，正是当今中国严重泛滥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已在官员腐败的案件中占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败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国家资产的数额往往达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
时下，无论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还是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小小县城，人们总能够发现一些身后总有权力的影子在明里暗里飘拂的怒马鲜车、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来一个个气派堂皇，勾兑紧密，似乎有着前二百年的根基，后一百年的期许。可其实，很可能它们就是早已霉烂了的糊墙纸，只有一处出现了破绽，很快就能够大片大片地撕下来……
对日本人来说，亲属集团并非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集团，一般取决于他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得以朝夕相处同事、同窗或互为战友的集团，而加入这个集团的资格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亲属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他在亲属集团以外的集团里失败、或受到排斥时，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亲属集团里找到疗治身心的静谧丛林，起死回生的诺亚方舟。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日本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团体，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屹立在列岛上的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军队，就是公司，或者学校。一旦在对该集团的归属上发生了质疑，对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亲属集团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对日本人来说，仅仅因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仅仅因为大家都是福冈人、扎幌人便缔结成一个关系密切、强有力的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外派驻机构中，索尼公司的职员之间更容易结成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东芝、夏普、日立或是别的公司的职员来往不多，可能还互有戒备。非亲属集团内成员的关系，更容易超越家族、同乡层面，而进入国家、军队或公司、学校的层面，从而较快地实现集团的目标，鲜明地表现出集团的特色。
在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
大多数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却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校名，这个校名与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辙——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该学校的周边环境还是蛙鸣如鼓，稻田一片……
其实，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为它是一所平民学校，庆应则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从历史上看，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稻田的毕业生则大量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早稻田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进入了政界，但是该校最珍贵的品牌，决不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大学校庆典礼上常常毫无愧色地就坐于主席台上的某某书记，某某省长、部长，某某委员、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 教育 里培养出来、至今活跃在文学、 音乐 、电影、戏剧、传媒、 体育 等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模范国民”。他们虽无一时显赫的权力，却可能有 影响 时代的向度与深度。因写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声誉的村上春树，倘若有一天不手指发痒，他至今只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稻田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
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 企业 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 台湾 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虑中途“跳槽”。一些年轻人多次调换工作岗位的现象，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日本人有一个传统，不管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厨师、清洁工，还是高级白领，都要千万百计地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
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在每个公司，都有质量管理（QC）组织，这本是一项美国发明，却在日本落地开花生根。员工们组成QC，定期开会，商议如何提升产品质量。 目前 世界上最好的品质管理仍然会有10%左右的失误，也就是说每10万件产品中，有1万件会有小缺点。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全面品管，此时日本却已经在实行“零缺点管理”。丰田汽车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点并不太难”。美国在这方面落后日本15年。这一至善至极的倾向在每个职业中都有发现，日本人这样做已成了习惯，而不是被任何物质刺激出来的。
1985年，一名美国记者到东京采访后得出结论说，你只要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东洋奇迹”的奥秘：大街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霄的办公楼，每一个房间都灯火通明，每一个办公桌旁都坐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国如果晚上9时以后办公楼还亮着灯，通常里面只有清洁女工在打扫。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加班”在日本是指“残业”，意为做完当日未做完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加班费”一说。
只要在团体里，必然有下位者与上位者，两者间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从”性质。处于集团内最高地位的人，在集团成员的意识中，无疑是自己的“施恩者”，自己则以“忠诚心”和“服从”来回报这一“施恩”：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等。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政府，也没有人敢骂国家领导人，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或者受了领导的批评，却敢同顶头上司拼家伙。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站在大街上谁都可以批评政府，堵在警视厅门口谁都敢骂总理大臣，但没有人敢同自己所属的集团过不去，也没有人敢骂自己集团的“老头子”，至少不敢当面骂。
“施恩者”则要时时关怀下属，保护下属，不轻易解雇员工。这在企业里还包括经常同下属谈话、共同用餐、关怀下属的个人生活。这种“施恩”行为还表现为团体对个人提供种种恩惠。如日本企业员工除薪资以外还有各种特别的待遇，如利用公司的各种福利设施、加入保健工会、住公司的住房、参加公司职员的共同旅行、在公司经营的夜总会中娱乐等。在日本的许多风景、温泉区，都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度假疗养所。也常常看到某个公司的员工集中在一个年轻导游的小旗下，随着号令行动，向右看齐！往前走！俨然如一批放了春假的中小学生……
尽管日本 法律 不承认等级制度，但因为非亲属集团的存在，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谓触目皆是。
美国一位记者曾形象地说：“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得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判断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公文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致意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晋升日期为排列顺序，同是外交官，则按毕业学校是否著名，以及通过外务省 考试 的时间排列出地位的高低。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但所谓地位的高低，在中国完全建立在官本位制基础上，日本则似有更多的内容，如年龄、履历、学识、威望等。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有“先辈”和“后辈”的区分。日本大学中的低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间的差别，也远非中国的大学所能比：低年级生不仅口口声声称老生为“前辈”，而且要处处尊敬和服从老生。
在军队内部，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更无异于天条律令。1974年菲律宾卢邦岛上举行的著名的“投降”仪式，使世人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服从精神感到极大惊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出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人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战争还在进行，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不久，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岛上，向他喊话时，他仍躲在密林里不出来。小野田断定一个日本人决不会叫自己的亲人投降，这声音一定是美军模仿出来的，对方打的是心理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敬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 现代 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地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日本人的鞠躬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被看成一种形式。
《现代》还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20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见地位高者，辈分小的碰见辈分大的，通常比对方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日本人有一个词形容叫“磕头战”，即辈分小的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对方，如果对方不告诉他（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他（她）很可能将她自己的鞠躬延长至5到10分钟。
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她）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弃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 哲学 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
明治时代的大政治家们对于斯宾塞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多数持批评态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所著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书（李岩 等译，社会 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多尔的书中，虽然很少涉及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人的集团观和处世态度。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笔下，他所要考证的非亲属集团，自然主要是公司与企业，他有兴趣的更是所谓“雇员至上的公司”（日本模式）和“股东至上的公司“（美国模式）之区别。
多尔认为，在美国，企业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日本则首先考虑企业雇员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股东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使股东受益；日本则崇尚一种团队精神，所以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只有维护了企业内部这种团队精神，企业就会有生命力，股东也会受益，如果损害了团队精神，就会影响企业的活力，最后股东也会遭到损失。
多尔称后者为“人本资本主义”。多尔对这一“人本资本主义”却又不以为然。他在书里写道：
“人本资本主义真的对于人类那么美好吗？在真正现代的劳工合同中，工作者出卖自己的工作，但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奉，然而雇员至上体制使日本人把从出生到退休的整个一生时间，都花费在被迫的竞争中，首先是进入公司，之后是在公司中的提升；为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由、个人特点、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文化追求、在家庭和社区中充当有用的角色……以精神的贫乏换取物质的丰富。”
一直是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已出现颓相。
多尔此书正是在这之后写的，言中行间，颇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不管如何批评日本社会结构的非亲属集团会产生多少负面因素，人们却很难否认，与西方国家比起来，“雇员至上的公司”使日本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企业内的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使日本社会的罢工、游行等劳资纠纷，远比欧美社会少得多。个人对集团的高度的忠诚心，充分的敬业心，也包括怦然在胸的惕惧心，避免了在“二战”结束后社会剧烈转型期可能出现的无序化，使日本走上一条较为平稳和代价较小的现代化之路。
多尔指出的“日本模式”出现的危机，与它获得的巨大成功，皆来自这一模式自身的特点。
这实际上是日本式资本主义与欧美型资本主义矛盾的反映。后者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前者则保留着传统 社会 中个人对集团的家族式忠诚和对权威、高位者的服从。在哪个国家，哪个阶段，一定该采取哪种模式，或者说唯有哪种模式才是对的？如同老婆是不是合适，鞋子是不是夹脚，只有自己才知道，许多时候外面人很难说清楚。即以多尔所赞赏的美国人所习惯的“自由”而言，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当然是好，合则百鸟朝凤，不合则门可罗雀，也当然是市场化最有效率的表现。但其实，在美国，有多少老板能有如此弥勒佛的雅量，又有多少普通人勇于表现这一候鸟般的潇洒？
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各国中，“重集团，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特征，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下，国民长于配合而短于独立，精于模仿而拙于独创。国家适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却不适合搞自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
一个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点——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 中国 应该重点 发展 软件 工业 ，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多大的精彩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我们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昔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 台湾 、香港、新加坡，居然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
由此，仿佛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其各自社会中非亲属集团，同样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如日之恒，如月之升。无怪乎有些好事的文化人出来，将日本和这些国家、地区一揽子打包装了，并标之以“东方儒学复兴”的招牌，到急欲发展、急求偏方的中国极力兜售，也曾混得了好几年的热酒好菜下肚……
大而化之总是容易的。
东方儒学能不能也用克隆技术，使其活回到当今的东亚大地，这是期许，这是神话，这是策划，这还是梦呓？都只能另说。
尽管在“重集团，轻个人”上，亚洲“四小龙”与日本有些相似，但因为民族的特殊性与国情的复杂性，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不同，其正负面特质，均大大强烈于前者。
2 斗争 哲学 与大和之邦
去日本社会观察，相信外国人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同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在东京许多路边卖鲜肉食品的小店里，卖的鸡肉和鸡杂都是最新鲜的。每天一大早，人们开始在西海岸杀鸡，然后用冷冻车运到东京，送到每个小店一般都在中午前后，正赶上主妇们回家做晚餐。而这些杀鸡的、开车的、摆小摊的都是个体户。每天要杀多少鸡，卖多少鸡，几点几分送到哪个小店，都有一个严格的安排计划。
小到东京肉食品店里的鸡是这样，大到汽车也是这样。日本汽车工厂的仓库总比其他国家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一般由小厂分别生产的需要加工或装配的零件，总是能按时送达大厂的流水线上，因此不需要太大的仓库。
大人是这样，孩童也是这样。
一位中国学者有一次和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乘地铁，此时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刻，车上很空。到了一站，上来一群有老师带队的小孩。他们都很活泼，健康，天冷女孩还穿短裙。中国学者注意到，上车后孩子们就自动紧挨个地站着，列车驶发或停靠站台时彼此间有些推搡，他们也不去空座上。学者大惑，教授告诉他，他们这个年龄，上车是不准坐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这件小事让中国学者久久难忘，回国后几乎逢人便说……
在国人内部水到渠成，如果是向外国人展示，那就更似孔雀开屏。
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外国人，都会对日本人集团内部高度协调的特点有深切的感受。今年4月在爱知县开展的世界博览会上，各类文化、 艺术 活动乱花迷眼，目不暇接，却又让各国游客感到起伏有度，舒驰有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高度协调的接待工作大加赞赏。他不无幽默地说：“同日本比，美国在这方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
日本社会的这一秩序感，是否可用“各忠其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来表述？
这一秩序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升旗仪式时也有大量垃圾留下来的中国人难以做到的；
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就更不要说了，或许与日本人比较接近的是德国人，但仍要强过德国人。
在许多外人眼里，这一几近天然、发自血脉，犹如蜂飞蚁走般刻板却又精确的秩序感，已经完全成为了大和民族从昔日的武士到庶民，从今天的大臣到公司职员的生命里一套缺之不可的形式。
前面曾说到日本文化里有很多看似刻板的形式，比如花道、茶道与鞠躬。日本刀也一样，美国学者本尼迪克曾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透着简练、纯粹的日本刀，在菊海霜天中跃行，要表现的莫不也是这个民族一种独特的秩序感？
据报载，日本著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加国内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他的这段话曾让我琢磨良久：在日本社会中不少看似形式刻板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本质，而在中国社会里是否有不少流光丽影、大轰大嗡的东西，可能更容易沦于明日黄花？
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秩序，必然表现为“和”。
在许多公司，“和”这个字被醒目地挂在办公室里。
日本的语言里也有不少词与“和”有关，日本食品叫“和食”，日本服饰叫“和服”，日本国自称“大和”之邦。
战前有一个口号“一次口一期心”，意思是“一亿人一条心”，或可说成是“一亿颗心一起跳动”——这是一种对全民族步调一致的诗情表达。战时有一句粗砺却常吊在人们嘴上的话“一亿人能压碎宝石”，意思是在太平洋上“一亿人光荣死去”。
梦魇是它，意志其实也是它——
正是这种不计一切后果的梦魇使日本人狂热地卷入战争，使自己的国土在世界上至今唯一地被扔下原子弹后成为一片焦土；也同样是这种空前团结的决绝意志，使日本人万众一心，在一片焦土之上迅速地重建国家。
兵家历来讲究“势”，“知势而后可以加兵”。
日本人对国家之“势”有着深切认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是与大陆相距甚远的岛国。此种空间距离，再加上文明史上还没有一个岛国能成为文明的创生地，日本人打远古起，骨子里就有深深的孤寂感，以及稍有懈怠便可能被人类文明给抛弃的畏惧。再有，少 自然 资源的岛国的局促，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过去经受了原子战争的大劫，现今又生活在世界贸易战的恐慌中……
这种脆弱感亦产生一种内敛的特殊力量，使岛上的这一族，无论生死都是一个团体，日本人惟有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难而不使其失控。
此外，上司们的日常教诲，文艺作品的熏陶，还有中小学的 教育 ，无不将“和”默默地注入国民的血脉之中。
日本的教育是真正的集团主义教育。在中小学里，学生极少有留级的，也极少有跳级的。无论是主课 考试 ，还是 音乐 、美术比赛，从不强调个人名次。开起运动会来，比赛项目多具有强调集体协作的性质：学生划分成红、白两组，一般以帽子颜色为记，每个比赛项目按组记分。例如跑步，两组的人同时参加，一批五六人，共十多批。按“红”和“白”记下到达终点者的先后，先到终点多的一组为优胜，积一分。全部项目赛完后，积分高的一组为优胜。各组有自己的拉拉队在一旁擂鼓助威。这种比赛突出的是锻炼、娱乐及团队精神的铸造，恰与中国学校中几乎所有竞赛、考试甚至家庭作业都要排列个人名次的方式形成对照。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虽有“和为贵”“和而不同”之说，但这说是真说，还是假说，是值得商榷的。
在漫长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以谋略之国闻名。从盛传于海内外的《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到最有名的《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等二、三千部古代兵书，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安邦，攻城掠地，小到修身远祸，争锋官场，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古代学者那里，它们曾被通称“文兵法”，它们的实际运用亦不亚于用兵。在这些谋略下，官场上的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而在这底子里，千百年来发生了多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兔死狗烹，食肉寝皮，株连九族的人间惨剧！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部“谋略史”。
胡适也为之呼应：“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
胡适很长时间里认为，在中国只能搞“小国寡民”的 政治 。
最后直指“和为贵”的，是一句怒发冲冠且又豪情万丈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斗”显然是一种战斗意识，其核心意旨是必须有敌人的存在，并致力於发现和确定敌人。
不是存在敌情而“斗”，而是“斗”需要敌情。于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们也具备一种头角峥嵘、日后看起来却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比起来，从生产队的菜地里发现了“敌人的阴谋”的刘文学还算是正常，而“文革”时，有多少孩子绘影绘色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当作“阶级敌人”，则是完全出於这种战斗意识的扭曲。
如何确定“敌人”？到了最后甚至都无须捕风捉影了，康生说过一句名言∶“你长得那麽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那时的中国，阶级斗争已成了一部要囊括中国天地的疯狂战车——
对内，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百分之五的“××分子”，又百分之五的“××分子”，“不破不立，不打不倒”，“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军事斗争思维遍及于意识形态和车水马龙似的运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明于知彼，暗于知己”，“善观风色，善择时机”……
对外，局部战争不断，抗美援朝，对印，对苏，在越南战争时又间接对美。“不爱红装爱武装”，“战地黄花分外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到了“文革”，整个中国干脆就是一片大“军管”，大“军营”。军人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仰慕的职业。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的声音，甚嚣尘上，一度压倒一切……
北京大学一位近年来专注 研究 儒学的老教授告诉我：宇宙万物本有三种状态，最主要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状态，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多数事物的发展，必定是在和谐状态下发生的；第二种状态是“相对统一”的状态，相对的双方并不一定有什么矛盾，只是如红绿、上下、左右一样多样性地存在；第三种状态，才是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极力鼓吹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即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看成是矛盾的、对立的、两极的，两者之间绝对不会有妥协与宽容的灰色地带。犹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和谐状态往往难为人们所感知，矛盾状态则常常被人们所关注，所谓的“对立统一”，便容易成为封面烫金的真理，而“阶级斗争”则成了“一抓就灵”的定海神针。其实，在人类 历史 的长河中，阶级斗争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也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又有学者如是说，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
终于结束了一场噩梦。
结束这一场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称之为“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状态”，我们的人民与国家已经付出了日后历史无论如何估价都将不为过的代价。
为了抚平社会各阶层身心的创痛，弥合人际间斗来斗去的鸿沟，这二十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但是当昔日一场极左大革命的思潮尚未彻底清算、只是退去不久，而一场商业化大潮又飞红腾紫、猝不及防地到来时，我们这个总被外人也被自己人用“窝里斗”、“内耗”来描述特点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呢？
“和”，必然会阳光般爽朗地洒到“诚”字上。
我却不能不说，时下真不是一个可以以诚相待的社会——
你不能相信广告，不能相信承诺，不能相信爱情，不能相信眼泪，甚至不能相信朋友，可能越是朋友，越是“杀熟”。小车上和酒店里，多少男人腆起肚子，突出面积，一片挡不住的威仪，多少女子高耸乳房，招摇臀部，一片跳荡的春色，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永远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和”，必然极大地张扬起国力——
1955年，以恢复为特征的 经济 增长阶段结束，经济繁荣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列岛上空。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
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成为世界经济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3 畸形的开放
比起触目可见的相异性，探寻并体味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较具实质意义的相似性，于我更有兴趣。
乍看起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明治 时代 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如饥似渴地 学习 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经济和 法律 专家、工程师、教师、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各行业、部门的顾问或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几乎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当时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
城市里，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西洋砖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在大街小巷……
在 农村 ，鉴于欧美国家人士认为日本下层百姓是“淫荡的人民”，政府遂禁止农村普遍的性游戏，以及公众浴池的男女共浴，以为这是迈向 现代 化国家的道路之一。
1883年，即明治十六年，为接待外国要人，专门请来一位英国的建筑师，设计、兴建了金碧辉煌的西洋式迎宾馆——“鹿鸣馆”，政府花费了18万日元巨资。在这里举行的各种国务活动，都按照西方国家的礼仪方式进行，如身着燕尾服、喝着鸡尾酒、大跳华尔兹。特别是伊藤博文伯爵主办的化装舞会，还有井上馨伯爵府内的天览（天皇出席观看）演剧，让来宾顿时像走进了巴黎的凡尔赛宫、伦敦的白金汉宫。有人评论说：“罗马盛世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先学到手了。”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若要他们理解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无异于要淡水鱼游进大海一样困难。
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特别宴请了日本人，宴会上俾斯麦详细讲述了普鲁士是怎样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
伊藤博文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后者认为坚持宪法不应该去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植根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使团把大部分考察时间放在了德国，决定将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道路的建国方针，而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这也成为日本后来对外侵略扩张的远因。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很快强调起国家的传统，或者说日本的“特色”。
明治即位之后有几年，是相扑手最灰暗的日子。在以穿洋装为荣的人们眼里，相扑被看作是日本封建时代遗留下的老古董，近于裸体的相扑手也是丑陋的、可耻的。报纸上不断有人呼吁政府，这项“不文明”的运动应被禁止。一名有地位的相扑手高砂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到东京举办一次示威性的公开表演。警察不同意演出，平民百姓把警察包围得水泄不通，两者几乎酿成大规模冲突。后来一些有 影响 力的人物出来支持相扑表演，并出钱资助。一些普通日本人也开始厌倦对西方行为方式生吞活剥批发式的模仿，认为相扑作为一种日本传统，应该有权在日本存在下去。后来高砂成了相扑协会的领袖，这是一个为鼓励相扑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889年更名为东京相扑协会，它是今天控制这项运动的日本相扑协会的前身。1884年，也热衷于相扑的明治天皇亲自举办并出席一个表演会，以强调他的支持立场。这是相扑运动得以起死回生的转折点。
从明治中期开始，从批判初期的开放政策上“全面欧化”出发，日本人转而全面地肯定并就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
于是，明治维新至今140年以来，不仅仅是相扑与高尔夫球相安无事，还有和服与洋装争卉斗艳，以清淡、精致著称的日本料理与美式快餐、法国大餐各有江山，小桥流水式的日本建筑与大鹏举翅式的西洋建筑同街而立，插花、茶道与赌博机、弹子房平分秋色，色彩暖昧的夜总会与古典音乐款款而来的艺妓馆各有洞天……
日本成了能将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气道、剑道、天皇道、茶道、花道、书道、歌道等价值谱系，与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融汇一炉的国家。
而且，所谓的日本“特色”，在与西方文明的相汇交融中更显得珠圆玉润，许多东西发展出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讲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边形、三角形、方形或叶形、扇形，颜色搭配、碟子的摆法及其某种食物的季节意义，都有讲究，连卖一碗面，都要努力发展出一种“道”来。当今的日本料理，在许多国家都成了最昂贵的食物。
以艺妓而言，不一定年轻貌美，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有抱负的艺妓必须学习各种传统艺术课程，它们有的并不直接包括在她们作为艺人的工作中，如插花、书法、古典舞蹈或弹三弦琴。试用阶段结束后，还得在由艺妓工会组织、高级会员管理的当地艺妓登记处接受考试。此后艺妓将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传统艺术。中国人很容易把艺妓理解为怀有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误读。艺妓们确实能轻歌曼舞，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个人行为。相反，艺妓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妇女，受到劳动法规的完全保护，而且因为她们保留了传统艺术与文化一般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万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 科学 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 科技 、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 旅游 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 体育 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转载于:www.Zw2.cN 爱 作 文 网:古代战争英雄史)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美国有二亿九千多万人口，其中仅亚裔移民便占3% ，约为1千万。华裔移民占1% ，约3百万。同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有一亿二千万人口，但在日本的外裔国民只有１２０万人，占日本人口的１％。日本基本上不接受外国移民，政府每年批准的移民许可人数仅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美国，仅因1989年中国的那场政治风波，一下就让10万中国人从天而降般地拿到了绿卡。
从下列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公布的白皮书统计数字里，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由于日本的出生率逐年减少，接受外国移民的观念逐渐为国民所接受，日本要成为一个如美国那样接受外国移民的社会，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年
归化许可人数
难民许可人数
１９９６年
１４４９５人
１人
１９９７年
１５０６１人
１人
１９９８年
１４７７９人
１５人
１９９９年
１６１２０人
１３人
２０００年
１５８１２人
２２人
２００１年
１５２９１人
２４人
２００２年
１４３３９人
１４人
２００３年
１７６３３人
１０人
外国大米为进入日本，已经有好几番较量了。
上一次著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终于使日本打开了保护得本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以为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所以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日本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反倒松了一口气——便宜的美国大米也好，中国人感觉的又香又糯的泰国大米也好，它们就是无法战胜依恋于日本大米的一片片日本舌头上的日本味蕾！
再一次就是1996年发生的所谓“平成米骚动”。这里的“米骚动”，其意并不是历史上饥荒年里的抢粮事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这类抢粮事件早已绝迹。这一年，因气候原因，日本稻米歉收，国内市场大米一时紧缺，遂抢购风渐起。日本政府赶快从泰国等地大量进口外国米，并规定商店以“进口米七成，国产米三成”的比例混合出售。但日本人不喜欢吃外国大米，许多消费者对“混合米”不感兴趣，仍设法购买“纯国产米”，于是，在少数不遵守政府规定、高价出售“纯国产米”的商店门前，顾客在半夜三更就排起了长龙。有的家庭已买好了够一年吃的国产米。有的人到泰国等地旅游，热衷于采购供应当地日本餐馆和日本居民的日本品种的大米，旅行
篇三：古代战争
在弱肉强食的中国封建社会年代， 战争成了各路霸主争夺地盘和扩大势力的最有效手段。无论是华夏大地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吞并之战，或者是对抗他国敌对势力的侵略之战，亦或者是开疆扩土的远征之战，战争都在用它独特的方式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而每一次战争都在历史篇章里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中国古代战争的十大奇迹吧，其中不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第十位：关羽白马坡之战
在三国时期中原争夺的最高潮上演了这么一个传奇,曹操以500兵和众老百姓面对袁绍的数千部队的一次奇袭。名将关羽于乱军中斩杀敌军主将颜良之首。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初期，司空兼车骑将军曹操，采用声东击西战法，解围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袭斩袁绍大将颜良的作战。
是年二月，冀州牧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进围白马，攻东郡太守刘延，以保障主力渡河南进。刘延告急请援。四月，曹操为解除侧翼威胁，北救刘延。谋士荀攸建议，率军先佯装在延津(今河南汲县东)渡河，做出袭击袁军后方的姿态，诱使袁绍分兵延津。然后，轻兵急进，奔袭白马，攻其不备。曹操依行其计，袁绍果然分兵向西，挺进延津。曹操趁机引兵向白马疾进，及距白马10余里时，颜良大为震惊，仓促迎战。曹操派将军张辽、关羽率先进击，关羽跃马阵前，望见颜良麾盖(大将所乘戎车，设幢麾、张盖)，直冲过去，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斩其首级而归。曹操挥令大军冲杀，袁军大败溃散，遂解白马之围。
其双方兵力对比之大，对双方战局影响之大是古代战争史很少有的。关羽斩杀颜良直接遏制了袁绍军对中原地区的袭击,并为后来的官渡之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盘点：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十大惊人奇迹_古代战争英雄史
第九位：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太公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朝末年，周武王为兴周灭商，统兵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与商军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地区)展开的决战。史称“武王伐纣”。
中国商周之际 ，周武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决战。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 前1057年，一说前1027)，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一说还有甲士
4.5万人)伐商。十二月下旬周军东进至孟津 ，与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 、羌、微 (均居今渭水流域)、(居今山西平陆南)等 8个方国部落军队及
各反商诸侯军会合。周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 8个方国部落军队，于次年一月初四拂晓进至牧野。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等，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一说70万，一说17万，均难确信) ，开赴牧野迎战 ，初五凌晨，周军布阵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
武王在阵前声讨商纣罪行，统一战斗动作以保持阵形严整，严申不准杀降以瓦解商军。随即命吕望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商军中奴隶心向武王，纷纷倒向周军。武王以主力猛烈突击，商军土崩瓦解。纣王仓皇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此役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周争取人心、翦商羽翼、乘虚进攻的谋略，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牧野之战是古代社会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在军力数量极大反差的情况下，西周的军队战胜了商朝的军队。而在战争的过程中,出现的商军集体倒戈,成为古代战争历史的奇观。
盘点：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十大惊人奇迹_古代战争英雄史
第八位：曹彬灭南唐之战
宋朝是个武将匮乏的时代,但在杯酒释兵劝之前还是有一大批优秀将领存在的。曹彬就是其中一位。在中国全史，下度长江战役都是十分庞大的,两面的伤亡同样是十分惊人的。但宋朝的这次渡江战役却没损一兵一足,可算古代战争历史的一大奇观。
曹彬(931年-999年)，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初年将领。在北宋统一战争中担任主要将领。曹彬是郭威张贵妃的外甥。后周显德五年，奉诏出使吴越，累官至引进使;严于治军，尤重军纪。乾德二年率军灭后蜀，以不滥杀著称，升宣徽南院使。开宝七年率水陆军10万攻灭南唐，次年克金陵，又决策伐北汉和攻辽，以功擢枢密使。
雍熙三年，宋分兵三路攻契丹，他为东路军主将，因孤军冒进、兵疲粮乏撤军，至岐沟关被契丹军击败，致宋军全线溃退，降右骁卫上将军。后复起为侍中、武宁军节度使。宋真宗即位复任枢密使。死后谥号武惠。
曹彬灭南唐之战是北宋开宝七年九月至八年十一月，在北宋统一战争中，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曹彬等率水陆军渡江，攻破江宁消灭南唐的著名作战。
盘点：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十大惊人奇迹_古代战争英雄史
第七位：项羽的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大起义中，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后期各诸侯义军也参战)，同秦名将章邯、王离所率四十万秦军主力在巨鹿(今河北平乡 )进行的一场重大决战性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项羽破釜沉舟，以大无畏
精神在各诸侯军畏缩不进时率先猛攻秦军，带动诸侯义军一起最终全歼王离军，并于数月后迫使另二十万章邯秦军投降。从此项羽确立了在各路义军中的领导地位。经此一战，秦朝主力尽丧，名存实亡。
背水一战而求生。此战是霸王人生的辉煌篇章,一个天下无双猛将的闪光点。此战消灭了恐怖的秦朝军队的主力部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战术范例。以一军之力消灭战斗力和兵力远胜于己的军队,这是古代战争史难以见到的。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经此一战，秦朝已名存实亡。而项羽破釜沉舟，在各诸侯军龟缩于壁垒中时带头以楚军猛攻秦军，带动诸侯联军歼灭秦将主力，如此的战果令无数后世人对其充满了好奇与景仰。
明朝学者茅坤认为巨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 盘点：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十大惊人奇迹_古代战争英雄史
第六位：大明的两次北京保卫战
篇四：中国古今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崇拜与悲剧命运
中国古今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崇拜与悲剧命运
战争与英雄是一对孪生兄弟，战争塑造了英雄，英雄在战争中崛起。同样，在文学创作中，战争小说也是英雄云集之所在.从中国古今战争小说看，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塑造英雄形象。因此，民众崇拜英雄，很多时候是崇拜小说中的英雄。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过无数英雄人物，岁月的潮汐淹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只有少数人有幸进入了文学的圣殿，而成为妇孺皆知名垂千古的英雄。我以为，人们的英雄崇拜意识与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塑造具有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民众把自己的英雄崇拜意识(通过作家的艺术整理)具象化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塑造又反过来进一步滋养或强化了民众的英雄崇拜意识。所以，我们谈英雄崇拜意识，离不开对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具体形象分析。
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大致划分为两种题材类型，一是对中国封建王朝兴废争战的叙事，一是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模式的艺术演绎。但王朝兴废争战也罢，农民战争也罢，总之都是“乱世”中的乱象。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的英雄皆可视为“乱世英雄”，人们崇拜战争英雄实际上是崇拜乱世英雄，更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崇拜乱世英雄是把结束乱世走向治世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中国古代战争小说所塑造的战争英雄却绝大多数没能让乱世走向治世，反倒让自己走向悲剧结局。刘备为复兴汉室苦苦奋斗了一辈子，却一一让兄弟之“义”毁掉国家大业和自己性命;关羽英雄盖世，终究敌不过自己傲慢轻敌的性格弱点:诸葛亮智慧超群千古一绝，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宋江凭战无不胜的人格力量团结一百零七将，无数官军奈何他们不得，而皇帝的一杯御酒就让他命归黄泉;至于岳飞、杨家将等让入侵者闻风丧胆的御侮抗敌英雄，却无一不成为朝廷奸臣的刀下鬼。然而正是这些悲剧英雄们“英雄”和“不那么英雄”的矛盾形象装点了中国战争小说英雄崇拜的丰富内容，而让他们的形象生辉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智慧和勇力，更是笼罩在英雄们头上的道德光环。
虽说英雄崇拜的具体内容因民族而异，但对于英雄的基本判断标准却大同小异，“英者，杰出精华之谓也;雄者，威武有力之谓也”。智慧超群和勇力过人大体上是判断英雄的两大尺度。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也基本不出这两大类型。《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典韦、许褚、夏侯俘、张辽、徐晃、张颌、太史慈、程普、黄盖、韩当、吕蒙以及吕布、华雄、颜良、文丑等;《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中的绝大部分;《说唐演义全传》中的秦琼、罗成、单雄信、雄阔海、伍云召、程咬金、裴元庆、李元霸、尉迟恭等;《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牛皋、杨再兴、罗延庆、伍尚志和韩世忠、梁红玉等;《杨家将演义》中的杨家父子、杨门女将们以及《英烈传》中朱元璋手下的开国元勋们，等等。这些英雄都是以高超的武艺、过人的勇力征服人们，他(她)们是力和勇的化身。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攻城略地，冲锋陷阵，靠的是刀枪棍棒等长短兵器和弓箭、盾牌等，这样，个人的武艺、体魄、勇气和胆略往往成为取胜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为了突出英雄个人的作用，总是把千军万马的阵战浓缩为敌对阵营双方若干武将之间你来我往的轮回格斗，士兵们只起摇旗擂鼓呐喊助威的作用。这种程式化的战争场景描写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场战争、一个战役、一次战斗，士兵的多寡无足轻重，武将的本领高低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此类以武见长以力呈勇的英雄是世界各民族英雄崇拜的共同对象。但中国古代战争小说还十分注重智慧型英雄的作用，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徐庶、庞统、周瑜、鲁肃、陆逊、荀或、荀枚、司马露、邓艾、钟会、田丰、沮授、郭图、审配、许枚等;《水浒传》中的吴用、公孙胜;《说唐演义全传》中的徐茂公，等等。这些足智多谋的英雄，精通兵法，长于谋略，善于把握战争发展的态势，他们的一个妙计、一场布阵，常常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古代战争中这些智慧型英雄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勇力型的英雄。勇力型英雄的一次败退只会影响战争的局部，而智慧型英雄的一次失算则可能使全盘皆输。正因此如此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对于军事谋略的描写也远远生动于程式化的战争场景的描写。《三国演义》倘若没有了诸葛亮，就失去了全书的灵魂，《水浒传》没有了吴用也会逊色许多。然而，为了强调智慧型英雄的作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在塑造这些军师谋士们的形象时又常常把他们妖魔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那些充满唯心意志的非现实化情节的过于频繁的出现则比程式化传奇式的战场格斗描写更令人生厌。
除了以上两类英雄外，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还有一类英雄是超乎以上两类英雄之外的，他们武艺不一定高强，智慧也未必超群，但却高居于以上两类英雄之上，这就是帝王或统帅型的英雄，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曹操、孙权，《水浒传》中的宋江，《英烈传》中的朱元璋，《东周列国志》中的春秋五霸，等等。这些英雄是以政治权术的娴熟运用、善于笼络人心的道德力量纵横疆场争夺天下。智慧型英雄和勇力型英雄终归是依附在他们的大旗之下“为王前驱”。在中国古代，民众崇拜这类英雄带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奴性对王权的臣服，是受苦受难的黎庶对清明政治的呼唤，而不像人们对智慧型英雄和勇力型英雄的崇拜，那是对人类本质力量的自我观照。
从中国战争小说看华夏英雄崇拜意识，离不开对上述三类英雄形象的基本塑造，但仅此还不能算把握到了华夏英雄崇拜意识的真谛。如前所述，每一个民族基于各自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对于英雄的崇拜可能各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战争英雄自始就注重政治道德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封建政治比较早熟的国家，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又长期深刻地浸染着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这便使英雄崇拜这一世界文化现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结出了别有民族特色的果实。
华夏英雄崇拜的核心标准是凌驾于智慧、勇力之上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为此，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判别英雄的标准遵奉的是道德唯上的原则，简言之就是为君者要以“民为邦本”，为臣者须“忠君报国”。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塑造的帝王英雄的楷模非刘备莫属。历史上的刘备出身寒微，但凭着机谋和武艺，在群雄逐鹿中，从一个小小的安喜县尉，逐渐成为雄霸一方的帝王人物(先称汉中王，后称汉皇帝)。《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作家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民间传说及参考《三国志》等历史文献，着重按照时代审美理想和道德标准塑造出来的一个千古明君的艺术形象。刘备的英雄品质突出表现在保民而王、宽厚仁德上，他具备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所要求的贤明君主的几乎全部美德:对百姓，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即使身处危境，也要与民共患难;对部属，他讲求人格平等，充分信任，关爱有加;对友人，他讲信义，不贪不暴，礼贤下士。这一切都具体体现在小说中诸如携民渡江、三顾茅庐、三让徐州等等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妇孺皆知的经典清节中，此自毋庸多述.但是，这样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理想化的圣君明主形象，无沦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只能成为民众刘清明政治的一种渴望和精神慰藉。正因为如此作家在塑造刘备这个人物时，由于不能调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致不可避免地使人物陷入人格精神的分裂、言语和行为背离的窘境，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无可否认，作为艺术形象的刘备，确有许多败笔，但作为华夏英雄崇拜的一个现象，刘备的艺术形象自有其文化的不朽意义。
如果说，刘备是一个完全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比较正统的帝王英雄人物，那么，宋江就是一价颇有争议的不尴不尬的英雄。
论勇力，宋江武艺平平，“百无一能”(宋江自我评价之语)，够不上英雄的标准:论智慧，宋江亦是庸常之辈，行军布阵全靠军师吴用，智慧型英雄亦与他沽不上边;论出身地位，宋江不过一个刀笔小吏，既无皇家血统，后来也不曾当上一方霸主，只是小小梁山的寨主，投降官府后，最高官衔是也不过“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宫”，称他帝王英雄，更不合适.但宋江又的确是一个具有王者风范仁君品德的英雄，靠仗义疏财、急功好义的好名声，他被拥戴为梁山之主，又靠他的谦谦君子、仁德之心团结起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一百零七个英雄，直把水泊梁山变成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银，自由自在”的世外王国。宋江的所作所为符合农民和市民阶层反抗恶霸豪强、贪官污吏，追求自由平等的愿望，他成为民间社会崇拜的英雄自在情理之中。再从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看，宋江也是一个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愿望的“忠义”之士，他自始至终不忘忠心报效朝廷，他带领梁山队伍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是欲替皇帝“清君侧”，并非真心与官府反抗到底。接受朝廷“招安”后。他即刻义无返顾奔赴抗御外敌、剿灭内乱的战场。被奸臣设计药杀后，他临死不忘把反抗朝廷意志最坚决的李逵招来一并去死，以免李速再去啸聚山林，把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这样一个对封建皇权顶礼膜拜的忠臣，是很受封建士大夫阶层欢迎的。明代许多思想家都充分肯定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忠义水浒传)叙》中说: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杀，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
在李逵们看来，宋江简直就是一个千古忠义英雄了。故《水浒传》虽多次遭查禁，但始终没有被彻底禁毁，就是“忠义”帮了忙。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封建时代那些有作为的帝王绝无备那样完美的道德表现，前如秦皇、汉武，后如康熙、乾隆，但他们无一不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眼中的英雄，因为，知道，政治权力的运作不可能时时照顾道德的脉脉温情，有时不能不遵循暴力的原则，甚至是反道德的血腥手段。历史只须记住英雄的丰功伟绩，而不必过于关心夺取功业的过程和手段。但文艺创作则不然，它关心过程甚于关心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评价帝王人物的功过是非无不遵循道德价值的准则，人们十分在意帝王人物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一招一式，而不一定在乎他们文功武治的骄人业绩。那些道德上有许多亮点的帝王，人们就把他奉为英雄，反之，则视为“奸雄”。有时，文学家为了迎合民众的某种道德情绪，或出自时代政治的需要，也可以任意改变历史人物的道德面目，曹操就不幸成为文学家的道德靶子。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英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则被塑造成一个恶贯满盈之徒。罗贯中不惜加诸曹操许多恶德，又不得不照应其历史的伟绩，于是，曹操就成了一个有谋有略但道德败坏的“奸雄”。应该说，文学家对曹操是不公平的，这个在历史上有过卓越功业的人物，只因被文学作品染上道德的污点，就成为万民唾弃的恶德的化身。可见，在民间英雄崇拜中，道德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和不可忽视。
对于历史上的其他文臣武将，文学家遵循的同样是道德第一的原则。如关羽，这位被儒、释、道三教共奉为神的人物，也是官民一体崇拜的大英雄。他如何从一介武夫而成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其中的政治、教、文化的原因，我们暂且不论，仅就小说描写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被誉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固然与他神乎其神的第一流的武功有，但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学家套在他头上的眩目的道德光环，就是他那以“义”为上的道德风范。小说突出关羽“义重如山”之美德的最有光彩的两个情节，一是他的降曹，再一是他在华容道的释曹。本来，作为军事将领，投降敌人和违犯军令放走在《三国演义》中，敌人都是不可饶恕的重大罪过，但这两个过失却成为关羽的道德亮点，其中的缘故已属众所周知，许多文章也已作过精辟阐述，这里无须再述。《三国演义》问世之前，民间关羽崇拜己有五六百年历史，《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关羽崇拜更加普遍更加达到了狂热程度。说明由于小说突出了关羽的人格魅力，对关羽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羽崇拜现象再一次显示了道德价值与英雄崇拜的密切关系。
吕布的例子能够从反面印证华夏英雄崇拜中道德至上的原则。《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同关羽、张飞一样，也是“万人之敌”的勇将。关羽刚温酒斩了华雄，吕布就紧接着率铁骑三千来到。吕布一上阵就接连斩了八路诸侯的多员猛将。最后，刘、关、张三人齐上阵把吕布围在核心，也只战了一个平，吕布的武艺不在关、张之下。但这个“人中吕布”却是一个“勇见利忘义”的小人，他先是拜荆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可是董卓的一匹赤兔马和若干金珠转而拜董卓为义父。司徒王允巧用一个连环计，又让“好色之徒”吕布为一个绝色美女而把“义父”董卓杀了。白门楼上，吕布和他的部将陈宫、张辽一起被曹操俘获。陈宫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张辽见吕布在乞请刘备帮忙免于一死，便大叫道:“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面对死亡，三人的表现何其不同。吕布大约是《三国演义》中武艺最高强的人，却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信义的人。
华夏英雄崇拜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包含民间道德标准和统治阶级道德标准两个方面。前者更强调以“义”为上，后者突出“忠君报国”。两者之间既有相容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关羽对刘备的忠诚，就既是臣子对君王的忠心，更是结义兄弟之间的生死相随，鲜明地体现了以“义”为上的民间道德标准。而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就更多地体现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诸葛亮之受后人的热烈崇拜并不亚于关羽。人们崇拜诸葛亮当然首先是敬佩他那无上的智慧，但是，倘若没有诸葛亮那崇高的人格力量的支撑，其智慧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与其说是对刘备“知遇之恩”的报答，毋宁说是对“复兴汉室”的事业的忠诚。当此之时，群雄逐鹿，天下纷争，汉室衰微己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但他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种以命抗天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本质力量，也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核心，于诸葛亮毕生奋斗的复兴汉室的事业而言，则体现了为臣者对国家的最大忠诚。正因为诸葛亮“忠君报国”的模范行为，使他与关羽一样也成为封建时代官民一体崇拜的杰出英雄。
我们肯定道德至上是华夏英雄崇拜的基本标准，那么，战争英雄所遵奉的道德原则是不是仅限于“民为邦本”和“忠君报国”这样的政治伦理道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生活伦理方面，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也为人们展示了一些颇具华夏民族特色的道德原则，虽然这些生活道德没有政治伦理道德那样至高无上，却也是判断英雄的一个标准。如儒家伦理道德中最敏感的男女关系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必须正视的一个道德问题。众所周知，女人是祸水、男女授受不亲、夫为妻纲等儒家信念曾经扼杀了中国封建时代多少青春男女的爱情乃至生命。这些道德禁忌对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创作不免产生影响。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的那些英雄好汉，对于男女关系都格外敏感和谨慎。关羽暂降曹操时，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曹操“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吕布则相反，因为好色而中了人家的连环计，又因留恋妻妾不听陈宫的计谋，最后被曹操俘获而身首异处。梁山英雄好汉绝大多数也是不近女色的，甚至仇视妇女。他们不是单身汉，就是轻易抛妻别子，而且己婚好汉一旦与妻子发生冲突，责任总是在女方。如宋江杀阎婆惜，是因为阎与情夫通奸后要告发宋;杨雄残忍地杀掉妻子，不单是为了惩罚淫妇，更是为了巩固与石秀的歃血之盟;打虎英雄武松更是对美貌嫂子潘金莲的挑逗表现出极端的厌恶。梁山好汉中唯一好色者是矮脚虎王英，但他在梁山众英雄中是一个地位不高、武艺平平的人物，而且因为贪色不成经常成为众人公开嘲笑的对象。中国自古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之说。美色成为考验英雄意志必须逾越的一道难
关，这堪称为华夏民族独具特色的英雄伦理道德观。
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们总有美女相伴随，每个骑士都把拥有“情妇”视为荣耀，以至堂?吉诃德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骑士，竟把邻村一个养猪女假想为自己的心上人，发誓终生为她服务。在中国，男女关系成为英雄崇拜中的一个道德准则除了受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主要是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外，还与道家对元阳迷信般保护而造成的畸形心态有关。
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人格力量，激起我们对英雄的无限敬仰和崇拜。英雄是人类的精英，有着超乎凡人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理应得到比庸常之辈更美好更圆满的人生结局，但是，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的大多数英雄并未得到善终，而成为悲剧英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所倾力赞颂的代表“正统”的蜀汉一方的英雄及其所奋斗的“复兴汉室”的正义事业最后还是敌不过曹魏，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轰轰烈烈“替天行道”的梁山英雄好汉们一旦实现其“忠君报国”的愿望成为皇帝陛下的官军，便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终归寂灭;一生恪守“精忠报国”，为抗御外侮浴血奋战的岳飞，最终逃不出奸臣的魔掌，屈死风波亭。无数英雄好汉秉执他们高尚的道德理想而走向人生的悲剧结局，让人扼腕，使人慨叹。为什么愈是道德操守高尚的英雄，愈没有好结局。这究竟是英雄个人的悲剧，还是道德理想的悲剧?联系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创作实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小说在塑造英雄形象时遵从华夏英雄崇拜道德至上的原则，同时又无以调和高尚的道德理想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就只有无可奈何地让他们笔下的英雄好测门面对悲剧的命运了。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曾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理想和笃诚的人际关系呀!但现实是，三人之间实际地位井不完全平等，责任和义务也不相同。刘备身为一国之君，其一言一行都关系着蜀汉的全局，而关、张二人只是刘备的属僚，倘可偶尔任性而为，刘备则丝毫不能。在天下纷争的残酷斗争中，理性与情感时时会陷入矛盾状态，当理性占上风时，君臣而兄弟的美好关系或许有益于霸业的实现，，倘若让理性屈从于高尚而盲目的情感，等待英雄的可能就是悲剧的命运了。刘备前半生冷静而理智，在“贤臣”诸葛亮、“义友”关羽和张飞等人的辅佐下，从艰难中崛起，逐步由弱变强，直至与吴、魏形成鼎立之势。然而关羽之死，使刘备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难题:如果听从诸葛亮、赵云、秦亦等人的劝谏，对东吴隐忍不发，则刘备必得违背桃园结义的对天誓言。联系关羽生前对刘备的至诚至笃的兄弟之“义”，刘备坚持御驾亲征讨伐东吴，似是其一生所坚执的道德情感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再深一层追究，刘备的悲剧选择到底是被“义”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其身心出没的道德幽灵震慑的结果，这种悲剧结局其实早在桃园结义时就注定了的。关羽被害后，刘备摆出“克日兴师，御驾亲征”的架势，但经“孔明苦谏，心中稍回”。不料张飞的一席话“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又驱出了道德幽灵，刘备便无可抉择，只能听凭道德幽灵的使唤了。刘备的悲剧结局、蜀汉的悲剧结局，是《三国演义》所张扬的以“义”为上的道德价值的必然归宿。
智慧绝伦的诸葛亮也走向悲剧结局，难道也是道德的悲剧吗?也是。但诸葛亮的道德悲剧与刘、关、张的道德悲剧又略有不同。刘、关、张的悲剧是以“义”为上的道德价值的偏执的结果，其中，关羽和张飞的悲剧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性格的悲剧。“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宋代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盛，逐渐向民间道德价值偏离，成为一种相对狭隘的道德价值观。诸葛亮的悲剧则不仅是更高尚的道德的悲剧，还是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悲剧，其具体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其一是臣服于儒家忠君思想而造成的道德悲剧。诸葛亮之所以被誉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除了因为他的高度智慧对于蜀汉事业的卓绝贡献外，更在于他对刘备的无限忠诚。诸葛亮本是南阳隐士，因感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至诚而出山，从此和刘备建立了鱼水亲密的君臣关系。刘备临终托孤时曾对诸葛亮明示“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后来事实证明，后主刘禅确实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若取而代之，或许汉室还有复兴的希望。但是，诸葛亮没有丝毫的个人野心，而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尽了一个忠臣所能尽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儒家的“君臣大义”束缚了诸葛亮的手脚。贤如诸葛亮，智如诸葛亮，在强大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面前也只能是一个殉葬者的悲剧角色。岳飞的悲剧也如出一辙。在朱仙镇大捷即将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的关键时刻，皇帝却下诏班师，接着又连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京。岳飞明知是奸臣弄权，但他抱定“一生只图尽忠”的信念，毫无畏惧地做了忠君道德的牺牲品。相距近一千年的诸葛亮和岳飞都先后为了“君臣大义”倒下，这难道不是中国封建时代忠臣义士们的必然悲剧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备也罢，诸葛亮也罢，宋江也罢，岳飞也罢，一切于儒家伦理道德之下的人，不管是贵为天子，还是贱如乞儿，都无以逃遁“道德魔鬼”如幽灵般的冥冥控制。
诸葛亮悲剧的另一更高层次的意义，是对“人命”与“天命”的抗争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懈奋斗精神的赞美。蜀汉后期实际上已失去前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诸葛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独撑危局，他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多次主动出击，终于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临终前还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这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情怀使人想起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这是华夏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生生不息。这种悲剧精神具有超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忠君”、“义勇”等封建道德悲剧不可同日而语的。诸葛亮悲剧的最高层次的意义在于道出了人类对于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超自然力量的永恒困惑。早在诸葛亮出山时，小说就通过司马徽(水镜先生)的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预示了诸葛亮的悲剧结局。诸葛亮出山后，得益于刘备对他的充分信任和蜀汉集团君臣上下精诚团结的良好局面，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限度的施展，即便如此诸葛亮还是回天无力，无以挽回蜀汉政权江河日下的颓势。而他自己似乎也不甘于天命，曾想用人力来延长自己的寿命。五丈原祈星，经过六天六夜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却不料被魏延无意中闯进帐篷带来一阵风将主灯扑灭。诸葛亮不得不悲叹: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祈也。死亡无疑是人类面对的一种最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任何盖世英雄、任何经天纬地之才，都无能逃脱死亡的魔掌，以致诸葛亮临终时带着他对命运的不可把握的深深困惑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三国演义》全书的最后，作者用几句诗对人类的这种永恒困惑做了概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并非所有道德高尚的英雄都只配悲剧的命运，像说唐系列小说中的瓦岗寨英雄们、《飞龙全传》、《英烈传》中的帝王英雄，都是作为有道德的正面人物来歌颂的，他们的最终归宿是君临天下或位极人臣的圆满喜剧。但这些成功的英雄、喜剧的英雄却往往不如那些失败的英雄、悲剧的英雄来得动人。这涉及人类审美心理的奥秘，是本文无暇展开论述的审美心理学问题。但我以为，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无论对于人类整体来说还是个体而言，悲剧是绝对和终极的，而喜剧总是相对和暂时的。因此，悲剧更能触动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