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
篇一：邵飘萍
摘要：在二十余年的报业实践中，邵飘萍形成了独特的新闻记者观。他坚持以“品性为第一要素”和“独立的人格”作为新闻记者的道德要求。同时，他认为新闻记者必须具有判断新闻价值、探听新闻信息、分辨新闻真伪、保护新闻来源、遵守与受访者的约定以及正确认识新闻记者与报社关系的专业新闻素质。此外，在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方面，邵飘萍特别注重采访的技能，他认为“外交记者之交际活动，其最重要之任务为访问”。他对采访前的准备、采访时的忌讳以及采访后的工作都有着一套来自己的经验与方法。
关键词：邵飘萍；新闻记者观；道德要求；专业素质；技能要求
一、新闻记者的道德要求
1.“品性为第一要素”
在邵飘萍看来，“外交记者发挥其社交之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大之权威，则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于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故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2]他认为，“所谓品性者，乃包括人格、操守、狭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3]具体而言，邵飘萍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国文人传统道德观念移植到新闻记者身上，并要求新闻记者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进行新闻工作遇到的困难时，做到“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4]。
同时，邵飘萍还认为“交际不能纯以道德为标准”，也不能“专以阶级为交往之标准”，应“一本平等之观念，不问其出处何若”。也就是说，“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才能做到“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这种超越阶级，以新闻为本的思想，被邵飘萍视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条件”，体现出他对于新闻记者现代新闻道德品性的独特认识。
2. 人格之尊严与独立
从新闻记者所处环境来看，“新闻记者所处之地位环境，及其活动时所用之手段，有易损及人格之尊严与独立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不可不特别注意”。可见，新闻记者需保持独立的人格，才能对报道出客观公正的新闻事实。从新闻记者的地位上来讲，“盖新闻记者之地位，操舆论之柄，握是非褒贬之权，充其范围，足以左右全国，惊动世界”，故新闻记应秉持人格之尊严与独立，实施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的功能。
邵飘萍将新闻记者比作法官，“法官之对于两造，必其心目中皆认为无关系者，否则易致审判之不公。新闻记者不宜加入于何种运动，即与法官之应与两造皆无关系为统一理解”。为了达到客观公平，追求尊严独立，他甚至强调，“新闻记者之对于社长，不能如其他社员之绝对受社长指挥，因其同时对于社会须负公正无私之责任，故记者之与社长，除俸给问题以外，其地位资格以及人格的权威，与社长并无高下，从另一方面观察之，其所负新闻记者之责任，有时且较著社长为重要，盖社长仅为一社事务之主宰者，而新闻记者则为社会之公人故也”。同时，提出“第三者之高垒”的观念，其归纳为“新闻记者第一层之觉悟，即知自身无论出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邵飘萍一再突出新闻记者非凡的地位，以其地位之高，换取其新闻报道之实，究其目的来看，实则为了提醒新闻记者坚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
二、新闻记者的专业素质要求
新闻记者作为中国近代新兴一门职业，常被视为“主笔或编辑之从属”。从事新闻记者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新闻思维，也未经过专业的技能培训。在这种思维和环境下，就存在“访员自身对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等现象。针对这种社会现实，邵飘萍对新闻记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知新闻之价值”的要求，他认为“认识新闻之价值，为外交记者必具之第一要件”。
在探查新闻消息方面，新闻记者需“以种种方法，使对谈之人滔滔不倦，无意中乃猎得重要之消息”，同时“遇他人间谈话或电话之庸窃听而可得闻者，均宜留意听取”。对于收集来的新闻消息，新闻记者需要具有观察力、推理力和联想力，以判断其真伪。邵飘萍认为“凡不实之事，在理性上必有破绽可寻”，新闻记者需要通过观察采访者的神态，推理事件之间的逻辑，思考其中的关联，以探索新闻之真相。而新闻记者的观察力、推理力和联想力，“决非仅恃聪明谓可以料事如神，必其周围之情形无一遗漏，乃可综合参证而知其必然。若忽略一方面，则预料必不能中”。由此可知，新闻记者需要留意生活，观察社会，以培养“三力”。
此外，邵飘萍对新闻记者提出了“机警与敏捷”的要求。他认为“言动须非常敏捷，惕于时间机会之稍纵即逝”，也需要具备“有无论如何必达其职务上目的之决心”。在新闻记者与报馆利益关系方面，邵飘萍遵循“凡报馆之外交记者等，皆应忠于报纸，为报纸造成名誉而抛弃个人之出风头”的原则，他曾明确指出“凡所活动，皆为报纸而非为个人之名誉，故主张个性抛弃”。对于新闻消息之来源，邵飘萍认为“严守来源之秘密，一方为道德问题，一方又为利害问题”，因新闻消息提供者为报社或记者提供新闻，来源于对其的信任，一旦将消息来源泄露，就是不守义的表现；另一方面，新闻记者或者报馆泄露消息来源者的行为，将会直接导致“无人敢于热心提供材料”的结果。故不论是社会道德，还是经济利益，新闻记者都该保守住消息来源的秘密。
三、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要求
在专业技能方面，邵飘萍认为“外交记者即以访问为任务”。新闻记者在进行访问常需“托人介绍”，展示“惟因渴慕，欲闻大教长谈以外，绝无他干”的态度。然而，新闻记者也应坚持“当以不卑不亢”之姿态。在会面前，记者需知其经历和性格，“以造成多谈新闻多取材料之机会”。遇见需要等待的情况，应“以平心静气、忍耐静候为要义”，同时细心观察周边之事，“择其佼佼者略与攀谈”。在正式会面时，新闻记者切不可单刀直入，询问新闻，即“欲得新闻，应在种种谈话中猎取之”。在面对不同的受访者时，新闻记者应掌握谈话的擒纵术――“当其谈话奔放时，则设法擒住。若其沉默，则设法纵之”。同时看有利用反对党，探寻各派之秘密。此外，在谈话交流中，“不可用纸笔记录”，以免增加被采访者的戒心。因“一次所谈之结果，未必即达多大之目的”，故“当临别时，每预约再谈之期”。在结束谈话之后，新闻记者需要留意“谈话之外之材料”，以及注意探索“意外之线索”。
篇二：邵飘萍
我一直十分崇拜邵飘萍先生。在我看来，要当好一名记者那是需要天赋的，而邵飘萍先生拥有当记者的所有天资。他交际能力极强，上达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耳目众多。他聪慧机灵，“守若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随机应变的能力极强。他懂得采访对象的心理，会打心理战。有人说过，优秀的新闻记者需是通才，邵飘萍先生便是通才。在这次的报社实习中，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有太多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了。
首先，记者需了解各行各业的知识，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去采访洪山区评选“花王”，那些退休老爷爷把养花当成他们晚年的爱好，他们爱花如命，他们养花养出了门道，养出了艺术，让我钦佩。我多希望自己能多了解一些花艺方面的知识，这样能与他们有更多可聊的，也能挖掘更多有趣的信息。我去采访附一社区京剧班，两名骨干都是省人名医院的退休职工，爱好京剧，看到她们聊起京剧来精神矍铄，神采飞扬，我真的希望我能多知道一点京剧方面的知识。老人们说个什么红娘，西厢，我丝毫不了解，真为自己捏一把冷汗。我向法学院教授咨询房产证的解决办法，我多希望我能懂一点法学知识，这样我问的问题就能更深一点，获得的信息也能更有效一些。我去采访外教进社区教孩子英语，我多希望我的英语能在好点，这样与外教交流畅通无阻，也能获得一些更有效的信息。
其次，我觉得新闻记者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除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宏观形势有清楚地把握，还要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问题，有大致的把握。以便你在采访中看到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对事件的分析中有深刻的洞察。我跑的是社区这条线。社区是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应该对社区的管理结构，对武汉社区的情况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还记得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去采访紫阳路街道办社区工作者的演讲比赛。我对社区工作者一无所知，回来之后，我便上网了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等等，了解之后我发现社区工作者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职业。
我更觉得新闻记者应该是“心理学家”，要懂得采访对象的心理，才能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有一次我去社区采访小朋友，当我说我是记者后，小朋友变得非常拘谨，好像上课回答老师问题一样，我就后悔了，以后采访小朋友我一定不自报身份了。还有，老师跟我说采访商贩时，最好先买点东西，他们才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记者是一个通才，什么都需要懂。
但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是当好记者的制胜法宝。它叫勇气。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外国的女记者，工作成绩平平，但一次特殊的经历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事业。那是甲壳虫乐队去美国演出，由于时间紧，乐队不打算接受专访。但这位女记者鼓起勇气给乐队经纪人电话，获得了短暂采访的机会。当她见到甲壳虫乐队是，她非常紧张，因为她从未参与过如此重要的采访。她尽量镇定，完成了采访后，她长吁了一口气。第二天，这条新闻作为独家头条刊登在报纸上。女记者得到了领导的器重。从此以后，她得到了许多重要的采访机会。
这个故事体现了勇气对于一个记者的重要性，有时候，你仅仅需要比别人多一点勇气就够了。闾丘露薇，水均益这些战地记者都因他们难得的勇气而成名。
说实话，我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但我想一次次的鼓起勇气之后，我的胆子会大一些。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当记者，也许我也和那位外国女记者一样平庸，但如果我真的当了记者，我会一次次的鼓起勇气，也许有一天，我的胆子就练大了。
有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这个小记者的力量很弱小，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要懂得察言观色，要懂得保护自己。在被拒绝采访，在被被采访者取笑时，我都会觉得自己很脆弱。还有记者这个职业对体力要求很大。在搭公交搭错直到采访结束才到采访地点时，在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找不到公交车站时，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走在陌生的地点，担心搭不到最后一班公交时，我都感到很绝望。不过，趁年轻，多吃点苦，也是好事，至少得到了锻炼。
说白了，记者是一个折腾人的职业。不过人生本来就是折腾，总有事情折腾你。不过，有些人心甘情愿为记者这个职业折腾，邵飘萍不就是吗？他天生就是就当记者的料，不当就可惜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像弄潮儿一样，天不怕，地不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这是何等的磅礴大气！相比之下，我们就差远了，学识，体力，勇气都远逊与于邵飘萍。在那样一个时代，邵飘萍冒着生命危险做新闻。而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我们却因记者太累而不做新闻。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记者应该肩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我觉得邵飘萍的话依然受用。他认为，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新闻事业是超然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第三种社会因素，因而，它的作用是“比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可是，我们做到了吗？
篇三：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
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
吴一龙
【摘要】：邵飘萍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事业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唯一嗜好，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终生恪守的信条，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为进步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心血以至生命。
【关键词】：邵飘萍 报人 京报 新闻教育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阿平、飘萍等。1911年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职业报人生涯。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担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
身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邵飘萍的新闻业绩是卓越的：他首创新闻编译社，为中国最早通讯社之一；创办《京报》，为北京最进步之日报；培育人才，著书立言，为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
一、邵飘萍的新闻信念
在邵飘萍的报人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信念，坚持致力于“改造报业”、“革新社会”的高尚事业。
邵飘萍天赋聪明，少年时已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学子。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期间，他遍览《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派报刊，并被梁启超一篇篇清新可诵、文笔犀利、鼓动性很强的政论文深深感染，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908年春，杭州各高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在此期间，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办《一日报》，这是邵飘萍初次尝试办报。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后在浙江金华中学执教。他虽然人在学校，但主要工作是为上海报纸写通讯，并且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投寄有关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辛亥革命后，邵飘萍立志以报纸作为报效国家的武器，辞去教职到杭州寻找办报机会，并被筹组《汉民日报》的杭辛斋聘为主笔，正式进入报界，开始了他以身殉报的报业生涯。
1911年11月8日，《汉民日报》在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的积极筹备下如期出版。在《汉民日报》出版的近两年时间里，邵飘萍撰写了大量的论说、时评和随笔，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为此，邵飘萍常常受到亲袁势力的威吓与迫害。1913年8月，他们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了报馆，逮捕了邵飘萍。不过，这段“忽忽三载，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的办报经历并没有抑制邵飘萍的热情———“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2］
获释后的邵飘萍于1914年东渡日本研习法律，他与潘公弼、马文车三人在日本组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杭著名报纸写“东京特别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1915年，日本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邵飘萍从外国报纸获悉真相后，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回了国内。在邵飘萍揭露“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在日本。当时李大钊拟写了一份《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揭露行动，使国内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怒潮，也使邵飘萍与李大钊一起享誉中外舆论界。
1915年冬，国内反袁声浪高涨，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归国。邵飘萍毅然放弃学业，投入护国讨袁的决战。邵飘萍回国后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他用“阿平”(“阿平者，平不平也！”作笔名，发表了许多声讨袁世凯的社论、时评。从1916年1月4日发表《顺逆辩》到同年6月7日发表《呜呼袁世凯》，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有署名为“阿平”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身处全国的舆论中心，高举反袁大旗，为护国义师导向，不遗余力地为扫除帝制、重建共和鼓与呼。
1916年，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是年7月，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把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划为若干等级，北京为一等，其地位相当于报馆主笔。在担任《申报》驻京特派员期间，他写下了251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把历史的风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笔下。
二、邵飘萍的新闻史
邵飘萍始终坚守独立进步的新闻立场，在新闻实践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为我国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我国政闻，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二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貌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京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他强调报纸要在思想、经济和组织上保持独立。
在这种办报思想的指导下，1918年10月，邵飘萍独立创办了《京报》。他亲手书写“铁肩辣手”，悬于编辑部办公室，勉励同人齐心协力办好《京报》。邵飘萍参照日本、京沪各大报的设计来设置版面：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它的宗旨和言论很快赢得了广大读者，报纸的最高发行量达到六千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创刊仅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宿舍，是当时新闻界唯一的一所自建馆舍。《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印《京报》外，还接受其他出版印刷业务，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办报过程中，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上的力量。只有十几个编辑工作人员的《京报》，除了日出两大张外，还先后出版《京报副刊》(民国四大副刊之
一)、《莽原》等23个副刊，孙伏园、鲁迅都先后应邀成为副刊的主编。《京报》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当时国内新闻界的普遍重视。
邵飘萍创刊《京报》时提出了“监督政府，教育民众”的宗旨，他把《京报》办成了一张爱国反帝的报纸。1919年8月，邵飘萍曾因“五四”时期的多方活动及对学生青年的重大影响而遭北京政府通缉，京报馆被查封。邵去上海避难，后经张季鸾的推荐，进入日本《朝日新闻》社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即刻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返回北京。一回国，他就四处奔走，复活《京报》。复刊那天，他写下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古语来昭示他绝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心。
流亡日本期间，邵飘萍写下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预言“今后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尤著”。［3］从日本回国后，邵飘萍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在“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邵飘萍是以专著系统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新俄国的第一人。在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那天，邵飘萍公开发行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上面刊登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头像，以及马克思的传记、专著等。特刊免费赠送读者，为引起读者注意，还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予以推荐。
他以广告的形式刊登每一期《向导》的详细目录，而且告诉读者“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先锋、领导民众运动理论与实践，人人必读的《向导》周刊已出至一百二十余期。每周的论文是实际政治的预言！每周的内容是民众运动的寒暑表！”［4］他的昭明印刷所协助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非宗教运动”，为其承印书籍；在“二七”大罢工中，他充当呐喊的旗手，使高君宇等人撰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及时出版；五卅运动发生后，《京报》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报道，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居全国报纸之首。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在中国历史大转变之时，担负起在北方宣传革命的神圣职责。
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他主办的《京报》名列“须扑灭的报章”之首，《京报副刊》名列“须扑灭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列入被通缉的黑名单中，直至被反动军阀杀害。
三、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活动
邵飘萍是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验，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业务基础，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1918年，邵飘萍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
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编辑党报《向导》的高君宇，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谭平山、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的罗章龙等。当然，其中还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
继北京大学之后，1923年平民大学添设新闻学，聘邵飘萍为主任教员，他的学生中有《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张友鸾，《世界日报》的名篇写手左笑
篇四：论邵飘萍的新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论邵飘萍的新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程力沛
来源：《编辑之友》2011年第09期
一 邵飘萍的生平及其新闻实践
邵飘萍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为振青，字飘萍，笔名有阿平、素昧平生，1888年10月生于浙江金华。13岁中秀才，17岁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并开始给《申报》写稿。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又在以后的两年里写了250多篇、计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N25年，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访，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暴徒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政府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他的言行最终开罪北洋军阀，“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4月18日被捕。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无济于事。4月26日凌晨被处以死刑。
从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在当时的影响。在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二 邵飘萍新闻思想核心
(一) “探究事实不欺阅者”——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他要求记者报道要不偏不倚，把报告真实的新闻消息作为自己的天职。“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之故，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意志左右之”。
张季鸾称赞邵飘萍的采访艺术为“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特派记者，在担任《申报》特派记者驻北京期间，他两年内就
写了251篇、计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同行们的称赞。担任《京报》社长后，他继续亲自采写“五卅”惨案等重要新闻，连夜赶写消息、评论，力争在最短时间里提供“不欺阅者”的真实新闻。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闻必录”的报道原则在中国流行。“有闻必录，新闻社之义务，如是而已。善恶与否，以待读者自定评也”。不特善恶如是，即真假亦不论，宁树藩谓其“只要是听到有人讲过的事实，报纸就可以报道，至于真伪如何，报馆不负责任”。邵飘萍对此极为反对，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含之；或受日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也体现在他把新闻记者比作“不染纤尘之明镜”，他认为新闻记者要真实地报道事实，在采访中，不能有任何主观成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妍媸悉露”、“善恶毕呈”。在《京报》上邵飘萍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
(二) “社会第三者”——中立的报纸立场
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这种中立立场，正是报纸独立性的体现和维持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相上下。均足以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作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
邵飘萍不惧权势，坚持中立的原则和评判标准，这在他新闻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辛亥革命后，他仍能“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舆论战线上，和封建军阀官僚进行坚决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有一些坚持过革命的人退缩了，他却奋然而进，高举反袁的旗帜，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作斗争”。在编辑和主持《汉民日报》期间，他撰写了大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