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修铁路(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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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英
1
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
母亲打着一把油纸伞,抱着弟弟,带着我站在那座古老的石拱桥边等父亲。
父亲是铁道兵。他在江西修铁路,我们跟着母亲住在浙江余杭镇家属留守处,我们的家属留守处离父亲修铁路的地方有好几百里。父亲一年回来探一次亲,住上十天半月,又匆匆地走了。但是父亲这次回来不是探亲,是来给我们搬家的。他们部队已经完成了江西的铁路修建任务,部队又接到了新命令,要立刻奔赴云南修建成昆铁路。
余杭镇是一座古老的小镇。小镇上有一条大河,叫京杭大运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也发生于此地。如果在天空晴朗的日子里,石拱桥两边很热闹,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每逢开市,赶集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集市上穿梭不息,车水马龙声和商贩们的叫卖声,响彻一片。此时,小镇却显得尤为萧条。京杭大运河开始涨水了,河水的咆哮声,轰轰隆隆的。
我们和母亲一直站在雨中。我们看见几辆挂着铁道兵车牌照的吉普车从石拱桥上驶过来,车里坐着伯伯、叔叔和阿姨们。母亲说认识他们,他们都是和父亲一块儿在江西修铁路的,他们是回来搬家的。但是,这几辆吉普车没有停下,也没有看见父亲坐在里面。过了一会儿,又驶来几辆卡车,也挂着铁道兵的车牌照,每辆卡车上都站着穿雨衣的士兵。母亲瞅了瞅,摇摇头说,不认识他们。但母亲猜测他们是师警通连的战士,他们从江西回来,可能也是回来搬家的。这几辆卡车仍然没有停下,一辆辆从我们眼前驶过去。
后来,天快黑了,雨越下越大。
母亲一直为我们撑着雨伞,她衣服都湿透了。母亲瞅着我们说,我们不等了,你们父亲可能今天不回来了。
我很失望,甚至很沮丧。我无精打采地跟着母亲回家了。
我们到了家,推开门,却惊喜地看到父亲早回来了。
原来,父亲没走旱路,走的水路。他从南昌坐火车到杭州,又从杭州坐船到余杭,在余杭码头下船回家,就不经过那座石拱桥了。余杭与杭州每天有对开的轮船,客货混装。轮船能载三四十个乘客,但船比较小,只有二十来个座位,乘客若没有买到座票,一路上都要站在甲板上。父亲选择走水路,是为了去杭州看我哥哥。哥哥在杭州上高中,马上要考大学了。父亲想叮嘱哥哥几句,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还告诉哥哥,部队马上就要去云南了,云南离浙江很远,以后不可能有机会常来杭州看他,叫他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那年十岁。那是1964年。
我用一双陌生的目光打量着面前风尘仆仆的父亲。父亲是瘦高个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可能工作忙,胡子也没有刮,嘴唇和下巴都是黑黑的毛须。父亲的脸也很瘦削,但他有一双犀利的三角眼。我忽然想起,我们语文老师就是这样一双眼睛。语文老师常用这种眼神瞅我们,批评我们时,也不说话,久久地注视着我们。我对这双眼睛十分敏感,也十分害怕。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烟草味了。父亲回来后,家里又开始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父亲抽的是烟斗,那种旱烟味很呛人。
父亲抽着烟斗,瞅着我笑了笑。我也朝父亲笑了笑。
2
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父亲和母亲就忙碌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
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家里的木床、橱柜、桌椅等物品,都是公家的。我们装东西的木箱也是公家的。警通连战士搬来了几只大木箱,父亲把被褥衣物鞋帽和锅碗瓢盆都装进木箱里,木箱外面用红油漆写上主人的名字,给每个木箱写上编号,警通连战士用长铁钉把木箱钉上,又贴上封条,然后把箱子、木床、橱柜、桌椅等都搬走了,家里顿时变得空空荡荡了。
那个晚上,父亲带我们坐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杭州一个偏远的兵站。那个站台上停靠着一列没有挂火车头的长长的列车,我数了一下车厢,有十四五节,每节车厢的大铁门上都写了编号。我们跳下卡车,按照编号登上了一节闷罐车厢。车厢里已经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上面又铺着竹席和黄军被,像一个大通铺。一些家属比我们早到,都坐在通铺上。车厢里没有电灯,挂了一盏汽灯,灯光朦朦胧胧的。虽然灯光昏暗,但并不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些调皮的男孩一进车厢,都兴奋不已。大人们似乎显得有些疲劳,有的闭着眼睛,好像困了;
有的小声谈论部队向云南开拔的事,还说那个地方生活很艰苦,要有个思想准备。过了一会儿,大人们也不说话了,他们喊着我们快点睡觉。我们都不听大人招呼,在大通铺上跳来跳去,继续玩耍。不小心踩到大人的腳丫子,把大人踩疼了,他们生气地叱呵我们,我们朝他们做了一个鬼脸,又继续喧闹着。
但我没有发现,父亲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走了。
是秋末,天气有些冷,主要是晩上的风凉,白天依然温暖。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列车一直停靠在那两条锈迹斑驳的铁轨上,已经停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挂上火车头,给出发车的指令。大人们焦急地互相打听,为什么还不发车呢?有人打听来了消息说,铁路调度正在给临时军列编车组呢,要编好了车组,等待调度的命令,才能发车。我们这班列车,有八九节车厢装的是部队物资,其余的车厢坐着家属。到了第四天早上,天还朦朦胧胧,我们都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列车猛烈地晃动了一下,等我们睁开眼一看,列车已经驶出兵站,一路响笛,在不断地加速,后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撒欢地在原野上奔驰起来。
因是临时编组,列车经常要停站为一些快车让道。于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奔驰了四天四夜,黎明时终于到达贵阳一个兵站。我们从铁窗朝外看,兵站四周都是盛开的鲜花,一群群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列车到这儿就不走了,再往前没有铁路。家属们都下了车,在兵站吃完早饭,改乘卡车,又是两天的奔波,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的卡车在一个群山怀抱的小镇停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孩子都不知道,家属们也不知道。我抱着弟弟跟着母亲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突然间,我们看见了父亲。
父亲来接我们。他提前到了好几天,是和大部队一块儿走的。那些连队动作很快,他们到达驻地之后,就在小镇四周搭建好了帐篷,安营扎寨了。父亲也把我们新家收拾好了。新家就在小镇旁边那个高高的山坡上,父亲领着我们向新家走去。在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铁道兵。我和母亲这时候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师部工作,他调到下面的一个团任团副参谋长。团部就安在这个小镇上一个大院里。我们经过了这个大院,里面有两排平房,还有一座旧祠堂和一座老庙。祠堂是木质结构的,木柱子和木房梁雕刻了花草鸟兽。老庙前有一座戏台,周围种了一圈桂花树,树龄可能很老,长得十分高大,到处飘溢着浓郁的花香。
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坡,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其实小镇处在一个小盆地里,周围都是高山,从昆明到楚雄的一条国道穿过小镇,家属区建在离那条国道不远的山坡上。家属区的房屋都建得很简陋,干打垒的泥墙,油毛毡屋顶;
房屋好像刚刚建好,墙壁上刷的白石灰还没干,泥土地面也潮乎乎的,窗户上也没有来得及镶上玻璃。部队按照团首长、政治部、后勤部等部门划分了家属区域。我们家住在山坡上第一排。在我们家的左边,是常年在家疗养的团参谋长张伯伯家。张参谋长有严重的硅肺病,是因打隧道吸入太多的粉尘,肺部组织都纤维化了,天天咳嗽不停,还吐血,不能正常工作。他的右胳膊在解放上海时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那条袖子总是空空荡荡的。再往左边是刘郭坑家,刘郭坑是我的同学,他父亲刘伯伯是团长。我们家的右边,是刚调来的朱政委家,朱政委岁数比我父亲大,我也叫他朱伯伯。朱伯伯的大女儿叫朱丽萍,也是我的同学。
是朱丽萍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镇,叫大旧庄。
3
我们到大旧庄后,听说师子弟学校已经从浙江搬到了云南楚雄,和师部在一起。我们又听说教室还没有盖好,而且还缺很多老师,暂时不能开学。
然而,部队到了大旧庄,简单的安营扎寨之后,就开始施工了。那条从云南昆明通向四川成都的成昆铁路,有1083公里,全部贯穿于群山峻岭和江河之间,有五个铁道兵师和铁道部、当地民工共三十六万余人参加铁路大会战。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家属区后面山坡上玩耍,突然听见小镇对面那座高高的山冈上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炮声响过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座高高的山冈不见了。那座被炸飞的山冈是团下属的一个连队搞的定向爆破,他们要在山冈下修建一个火车站。山冈下是一条很深的沟谷,他们没有机械化設备,比如挖掘机、推土机、铲运机和翻斗车,只有铁锨、洋镐、大锤、钢钎、箩筐和手推车,他们要一筐一筐、一车一车,把那些炸开的土石填进那个很深的沟谷里。
又过了几天,团部的伯伯、叔叔和阿姨都背上背包、水壶和挎包,坐上卡车,下连队了。他们有的下到一营、有的下到二营、有的下到三营、有的下到四营。父亲去四营,四营在清水河,离大旧庄比较远,他们在打老鹰峰隧道。父亲没有告诉母亲他什么时候回来,只对母亲说,你给我多准备一些换洗的衣服,我去四营蹲点。母亲叮嘱父亲,四营打的老鹰峰隧道常发生塌方,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默默地抽着烟斗,像什么话也没听见似的,一直闭口不言。父亲和母亲说话总是这样,他多一句话也不说。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父亲那年打日本鬼子,耳朵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聋了,从部队回家养伤,和母亲结了婚,结婚之前他们都没见过面。父亲伤好后,又回部队打鬼子去了,这次一走竟然九年没有音信,母亲还以为父亲牺牲了,直到抗美援朝结束,父亲回国了,回家探亲,母亲才惊喜地见到父亲。但是在后面的日子里,父亲又辗转福建、内蒙古、江西等地修铁路,母亲和父亲见面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在一起时,话总是不多。
团首长和机关干部一下连队,那些家属们又和当年在家属留守处一样。白天,家属们不用按时为男人做三顿饭,便凑一块儿,东家长,西家短,闲聊。晚上,夜很长,她们又寂寞地守着空房。她们对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早习以为常。而且她们每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最忙碌的活儿是上山砍柴。大旧庄比较落后,小镇上还没有煤球场,当地老百姓做饭烧水祖祖辈辈都是烧柴火,她们也学老百姓垒个柴火灶烧柴火。家属们平时要备很多柴火,堆放在家门口,防止到了雨季,十天半月不能上山砍柴火。
那时候,我和刘郭坑、朱丽萍,还有张参谋长的大儿子张小明,经常跟母亲上山砍柴火。
不过,每次上山砍柴火,刘郭坑和朱丽萍都没有母亲陪伴。朱丽萍母亲在团卫生队当外科医生,工作忙,家里挑水、做饭、打扫卫生、砍柴火,都是朱丽萍的事。但刘郭坑有些特殊,他的身世很曲折——
刘郭坑迄今也不知道他亲生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他是刘团长在福建郭坑修建鹰厦铁路时,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抱养的孩子。当时刘团长和杨阿姨结婚很多年,一直没怀上孩子,他们就抱养了刘郭坑。谁知把刘郭坑抱来不久,杨阿姨就怀孕了,生了一对龙凤胎。但我们听说刘团长脾气非常暴躁,杨阿姨却长得漂亮,有文化,还有工作,性格也好强,和刘团长总是合不来,也忍受不了刘团长的脾气。在部队要往云南搬家时,两人离婚了。法庭把那一对龙凤胎判给了杨阿姨,把刘郭坑判给了刘团长。
现在刘团长还是一个人,他和刘郭坑过着光棍子生活。但刘团长对刘郭坑挺好,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刘郭坑跟着我们上山砍柴火,其实是跟我们上山玩。刘团长工作忙,没有时间自己做饭,他和刘郭坑都吃食堂。如果刘团长下连蹲点,就给刘郭坑买很多饭菜票。刘郭坑拿着碗,自己跑到镇上团部食堂买饭菜。家属们都觉得刘郭坑很可怜,想给刘团长介绍个对象,但是铁道兵修铁路总是钻山沟,一些地方还没有人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们上山砍柴火,说砍柴火,倒不如说是拾柴火。家属区后边的大山,是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那些松树、水杉、椴木、秃杉都长得又高又粗、遮天盖地。当地老百姓上山砍柴火,不砍小树枝,只砍那些大树,砍下的细树枝儿都扔在山上,一堆一堆的,经风吹日晒,那些树枝儿都干透了,我们就拾那些细树枝。每次刘郭坑和朱丽萍跟我们上山拾柴火,母亲都特别关照他俩,给他俩捆小捆的柴火,背上试试,如果重了,再捆小点。看到母亲对他俩那么好,我都感到忌妒。
不过,上山砍柴火还是很好玩。大旧庄四周的森林都很原始,都是参天大树,山里的蘑菇非常多,特别是下过毛毛雨的早晨,那些高大的松树底下,蘑菇都是一簇一簇的。有的蘑菇长得十分艳丽,像美丽的花朵。但母亲不让我们拾那种艳丽的蘑菇,说有毒。大山里的野鸡也很多,有时用脚都能从草丛中踢出几只。毒蛇也很多,最毒的是五步蛇,它躲藏在树梢上一动不动,稍微惊动了它,它就像一只梭镖一样向你袭来。如果被五步蛇咬伤,又没带急救药,就很难保住生命。我们听说有一个炊事班长,中午挑着担子给在山上施工的战士送午饭,途中被躲藏在树梢上的五步蛇咬了一口,他坚持把午饭送上山,然后急忙下山,还没有跑到营部卫生室,就倒下了。
4
师子弟学校还是没有来开学通知。我们都很着急,着急也没用,大旧庄有一所小学,他们无法接纳我们,因为没有那么多教室,也没有那么多老师,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耐心等待师子弟学校的开学通知。
我们这群铁道兵孩子,因为都不上学,在家也无事可做,整天便疯了一样满山遍野乱窜,几乎把大旧庄小镇周围的山山峦峦都跑遍了。
那些大山都非常高,非常陡峭,森林很茂密,瀑布溪流四处可见,野花野果数不胜数,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我们钻进大山里玩够了,又跑到离大旧庄不远的一营和二营,去看战士们修建火车站、打隧道和架桥梁。打隧道的战士从隧道里走出来,一个个都像泥人似的,厚厚的粉尘把他们的容貌都盖住了,只有牙齿和眼睛是明亮的。相对来说,架桥和修建火车站的工作,比打隧道轻松一些。但是架桥也极其危险,战士们穿着救生衣,划着小竹排在汹涌奔腾的河流里打桩、围堰,稍不留神儿,掉进河里,就会被急流冲走。他们下好围堰,还要浇筑桥墩,还要爬到高高的桥墩上架设桥梁,安全措施只是一根系在腰间的安全绳,他们系着那根绳子在空中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如果有恐高症,别说爬上去施工,就是站在上边也会吓得四肢发抖。
我们还像大人一样去大旧庄小镇赶场。大旧庄赶场和北方赶集一样,就是叫法不同。小镇上大概隔三天一个集。老乡们卖鸡蛋很有意思,他们都用稻草把鸡蛋一个一个绑成串,用很短的扁担挑着一串串鸡蛋,走街串巷吆喝着卖。他们卖其他东西,比如肉、鱼、蔬菜、果瓜、粮食什么的,都按公斤交易。集市上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穿着自己手工纺织印染的土布民族服装,从他们服装上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民族,比如彝族、苗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等,他们的服装虽然破旧,却设计得很漂亮。
我们天天都是这样疯逛疯玩。早上吃了早饭,嘴巴一抹,就跑出去了,不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是不回家的。
大人也管不了我们。我不怕母亲,只怕父亲。父亲去四营蹲点半个月了还没回来。母亲看我整天乱跑,就说,你不能天天这样贪玩,学校一时半会儿开不了学,你找出课本,自己学一学,别把以前学会的知识都忘光了。
可是,我学不进去。不光我学不进去,所有孩子都学不进去。我们都玩野了,谁还有心思学习?不过,我过去可不这样,过去我很爱学习。我是在三天门上的小学。那天早上,母亲早早起床,给我做饭,等我吃饱了,给我换上一件新衣裳,又叫我背上爸爸的军挎包,把我打扮得焕然一新,领我去学校报名。走在路上,母亲担心我报不上名,我还没满六周岁,不够上小学的年龄。那天,负责招生是个女校长。她问我,你能数一百个数吗?我一听,多么简单,心里偷偷一笑,回答说,我能!她说,你數给我听听。我竟然一口气从一数到了一千。女校长被我逗乐了,她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好了,孩子,不用数了,跟妈妈回家等开学通知吧。
开学那天,我和刘郭坑、朱丽萍一块去学校,我们都上一年级。刘郭坑也背着他爸爸的黄挎包,他长得胖墩墩的,黑黑的脸庞,大眼睛,嘴唇很厚,不爱说话。朱丽萍扎了一对小羊角辫,穿了一条黄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黑皮鞋,很好看。连衣裙是她母亲亲手给她缝制的,她母亲很会打扮她。
那时,刘郭坑母亲杨阿姨跟刘团长的感情已经不好了,两人动不动就吵架。杨阿姨和刘团长越吵架,刘团长越爱喝闷酒,喝了酒,吵得更凶了。那一次,刘团长回来探亲,没住满假期,就生气地回江西修铁路了。刘团长走后,第二年也没回来。杨阿姨心里更窝火,遇到不高兴的事,把气都撒在刘郭坑身上。弟弟妹妹做错事,杨阿姨也埋怨刘郭坑,嫌他没有看好弟弟妹妹。刘郭坑胆子小,每当杨阿姨训他,嗓门稍大一点,就吓得浑身直哆嗦,有时还吓得尿裤子。我家和杨阿姨家是邻居,母亲听见杨阿姨又训刘郭坑,就赶忙跑过去把刘郭坑拉到身后说,郭坑,你怎么又惹妈妈生气了,快向妈妈承认错误!母亲又叫刘郭坑上我家,别叫妈妈心烦。刘郭坑挺听母亲的话,就抹着泪,点点头,跑到我家。
上到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入队那天还举行了仪式,学校高年级学生为我们系上红领巾,然后升国旗,奏国歌;
少先队大队长打出队旗,又奏响旗曲,我们把右手高高举过头顶,向队旗行少先队礼,又跟着少先队辅导员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
那天中午放学,我带着鲜艳的红领巾跑回家。
母亲看到我,很吃惊,说,你戴的谁的红领巾?你不是少先队员,别人的红领巾不可以随便戴。
我说,不是别人的,是我的,我加入少年先锋队了。
母亲说,是真的啊?
我说,骗你我是小狗!
母亲说,你站直了,让我仔细地看看。
我学着士兵的样子,把身子站得笔直。母亲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刘郭坑也入少先队了吗?
我说,他也加入了。
母亲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好,要不你杨阿姨又要训他了。
5
又过了半个月,我们终于收到师子弟小学的开学通知。
那天下午,父亲也从四营回来了。父亲的脸晒得黑黑的,比以前瘦了很多。父亲回来是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我们去师子弟学校上学。大旧庄离楚雄比较远,从下边团里上师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都得住校,我们还要带上被褥、碗筷及洗漱用品。
那天晚上,父亲问我,你的书包呢?课本都包好书皮了吗?我说,那些课本都没有包书皮。父亲说,你找出来,我教你怎么包书皮。我不知道把书包扔到了哪个角落里。父亲生气地说,枪是战士的武器,书包就是你的武器,你怎么连书包都找不到了?我找了半天,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书包了。父亲把我在余杭镇小学发的课本都用画报包好。父亲很会包书皮,在书本的几个角上叠了一个小三角,不用浆糊粘,书皮也不会掉下来。父亲这种包书皮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包好了书皮,又用毛笔在书皮上写上我的名字和年级。父亲是一笔一画写的,字写得很漂亮。
第二天早上,我、刘郭坑、朱丽萍、张小明,我们跟着父亲,坐上团部专门送我们去上学的吉普车,去楚雄铁八师子弟学校上学了。
但是,刘郭坑、朱丽萍和张小明的父亲没有去送他们。刘郭坑的父亲还在连队蹲点,她母亲一大早跑到刘郭坑家,把他从床上喊起来,帮他找出一床被褥,又找了碗筷、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往他书包里塞了二十元钱,告诉他他父亲没时间回来送他,以后会上师子弟学校看他。刘郭坑朝母亲点了点头。朱丽萍的父亲也在连队蹲点,她母亲正在卫生队给一个小战士做手术,那个小战士是隧道塌方受的伤,腿和胳膊都骨折了,脑袋也被砸了一个大洞,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住生命。张参谋长没有什么事情,他把张小明送上吉普车后,对父亲说,你去送他們吧,我这个老病号就不去了,这些年都不干工作,到了师部,见到老首长,不知说啥好呢。父亲理解张参谋长的心情,说,张参谋长,你不去就不去吧,你放心,我把他们一个个安顿好,再回来。张小明年龄比我们小,才读二年级,他从前没住过校,也没离开过家,他心里有些胆怯,不想去师子弟学校上学。上了车后,他低着头,还在偷偷地流眼泪。刘郭坑好像也是心事重重的,一直默不作声。吉普车路过了一个连队,他朝车窗外不住地东张西望,好像想看看那个连队有没有他的父亲。然而,我和朱丽萍都没有什么心事,我们觉得去师子弟学校读书,还在那儿住校,一定非常有趣。
父亲把我们送到师子弟学校,把我们一个个都安顿好后,又向我们每个人叮嘱了几句,就匆匆回去了。
实际上,我们师子弟学校的条件还是很差的。我们跟师部在一起,住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农展馆的大院子里。那个院子确实挺大,一边是师部办公大楼、大礼堂、警通连营房、马车班、部队食堂和师子弟学校食堂。另一边是一幢二层小楼,这幢小楼既当学校办公楼,又当我们的宿舍楼。男学生住二楼,女学生住一楼。我们四五六年级四十多个男生都挤在一间大屋里,床摆不开,便把床板拼一起,排成了三排大通铺,中间留出的过道只有半米宽,行走很不方便。我和刘郭坑挨在一起,我们晚上可以说悄悄话。张小明被阿姨安排在一二三年级的宿舍里。朱丽萍住在一楼。其他几间宿舍和我们的条件差不多。我们的教室在这座楼旁边。教室是刚盖的,很简陋,铁皮活动板房,下雨天漏雨,刮大风时,铁皮瓦被风吹得扇忽扇忽的,如果风再大点,能把铁皮瓦吹上天。我们这些住校生,父母都在一平浪、大旧庄、禄丰、敦仁、元谋、黑井等地修建成昆铁路。
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曾经在余杭小学教过我们的魏老师。魏老师的丈夫是铁八师军务科科长,她随丈夫来到楚雄。魏老师教语文,四十多岁,戴一副近视眼镜。我们对她很熟悉,所以也知道她很多习惯,她上课时喜欢捧着课本在教室里边走边读课文,她虽然读着课文,目光却透过镜片朝四处张望着,谁在打瞌睡,谁没认真听讲,都逃不过她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她还有一个习惯,喜欢在手指间夹一根粉笔,她夹的那根粉笔就是专门用来敲打同学脑袋的,看见哪个同学打瞌睡或者做小动作,会冷不防走到他跟前,用夹在手指间的粉笔在他脑门上敲打一下,被敲打的同学吓得马上挺直了胸膛。魏老师很凶,我们都害怕她。算术老师是从连队挑选来的,因为学校缺很多老师,不得不从战士中选拔。算术老师是一个十七八岁女战士,她个头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还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她来上课的第一天,向我们介绍她叫魏小可。为了能和班主任魏老师区分开,她让我们叫她小魏老师就行了。小魏老师第一天给我们上课,就闹出一个不小的乌龙。我们班有一个调皮男生,不知从哪儿抓来两只小老鼠,还没长毛,浑身红通通的。他把算术课本挡在课桌上,把两只小老鼠藏在书后,用钢笔捅小老鼠的屁股,驱赶小老鼠赛跑。他同桌是一个女生,一扭脸,看见了那两只红通通的小老鼠,吓得大叫起来。当时小魏老师正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听见惊叫声,立刻转过身,看见那个男同学在玩小老鼠,很生气,就从讲台上跳下来,冲到那个男同学跟前,准备狠狠地批评他,也想第一天在同学们面前树立一下威信。可是还没有等小魏老师批评他,那个男学生先拎起一只小老鼠,在小魏老师眼前直晃。小魏老师也害怕小老鼠,吓得立刻大叫道,你快拿开,快拿开!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小魏老师那张脸,顿时一阵白,一阵红。突然,她扔掉了课本,夺门而出。她要去找领导,不想当老师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小魏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课了。
6
部队和学校对我们这些住校生在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有两个阿姨专门负责我们日常生活。到了星期六早上,我们吃过早饭,阿姨领着我们去楚雄州洗澡。我们排着队,小年级学生要手牵手,还要随时互相看一眼有没有同学掉队。楚雄确实不大,但这座古老的城镇,却是古色古香的。青石板的街道,悠长又狭窄的小巷,带有楼阁的廊桥;
远处的山上,还有古塔和寺庙,偶尔能听到悠扬的钟声。遗憾的是,老师和阿姨对我们这些住校生管制太严,只能在星期六才能走进这座古镇。我们对这座古镇了解甚少,因为我们还是孩子,除了有一颗贪玩的心,就是对那些诱人的山果感兴趣。有一种像豆角似的植物,特别酸,使劲咀嚼过后,又感到一丝甜,一分钱能买一大把;
还有一种植物,像枣树枝一样,有一截截饱满的骨节,味道甜甜的,也是一分钱买一大把;
当然,还有又香又辣的过桥米线,以及用糯米制成的醪糟。我们每次走进这座古城,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甚至垂涎欲滴。但我们都没有钱,父母给的零花钱,我们都统统交给阿姨保管,谁想买东西,得跟阿姨要。阿姨有一个小本子,给我们每人记着明细账。阿姨天天和我们讲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我们都不好意思向阿姨要钱。阿姨带我们上楚雄州洗澡,会分给每人两毛钱,如果没花完,可以再交给阿姨保管,但是没有哪个学生会把钱节省下来,再交给阿姨。我们洗完了澡,阿姨就带我们回去了。回到学校,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自由,再想走出那个农展馆大院,必须有老师和阿姨的批准。农展馆的大门口,有警通连的战士站岗;
四周都用高高的铁丝网围着,那一圈圈围得水泄不通让人看着十分森严的铁丝网,把这个军营与外界彻底地隔绝开了,同时也隔绝了我们这些孩子对外界的向往。
但有一次,我们还是偷偷跑出了那个农展馆。
那是彝族十月年,是彝族同胞非常重要的节日。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带上心爱的月琴、三弦、二胡,从四面八方赶到农展馆院外的广场上举行篝火晚会。他们手举着火把,欢歌笑语,那种热闹的场景非常壮观,篝火晚会要闹一晚上。阿姨怕我们休息不好,影响明天的学习,就把我们锁在屋里,不让我们出去。我们只能趴在窄小的窗户上,望着铁丝网外边的火把和篝火,听着彝族姑娘唱着动听的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
大家都想出去,又想不出好办法。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几根背包带系在一起,拴在窗户上,我们抓着背包带就能滑下楼。
于是,我们房间四十多个学生都跑了出去。阿姨提着钥匙在门外巡逻,趴在门上听听,屋里静悄悄的,还以为我们一个个都睡熟了。我们在外面狂欢够了,返回宿舍时,却费了不少力气,有几个胖乎乎的同学,怎么使劲也爬不上二楼。同学们有当人梯的,有使劲往上拉的,都来帮忙。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决不能丢下一个同学,如果有一个掉队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可是,谁知第二天,阿姨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被阿姨叫到办公室审问。
阿姨問我,昨天晚上是你出的主意?又是你带头领着他们跑出大院的吗?
这个阿姨姓闫,我们背后都叫她老严。闫阿姨平时对我们很好,但我如果们犯了错误,她那张脸就拉得老长,训起我们来也很严厉。
我当时站在墙根边,使劲低着头,也不说话。
我知道,如果我承认了就完蛋了!闫阿姨会将此事告诉我父母,父母听了会很生气,还会狠狠地训我一顿。
我和闫阿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没有承认,闫阿姨终于泄气了。
她瞅着我说,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犯了错误,还不承认。你先回宿舍睡觉,躺在床上好好想想,那么高的楼,如果摔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回到宿舍,刘郭坑一直没睡,他一见到我,就急切地说,这件事,阿姨会告诉你父母吗?
我摇摇头说,我什么都没承认,她们拿什么告诉父母?
刘郭坑又说,谁告的密,你知道吗?不会是咱们宿舍的吧?如果是咱们宿舍的,让我查出来,我绝不会轻饶他,我要给你出这口气!
我说,不知道。也可能是警通连站岗士兵说的,那天我们出去,他们都看见了。
刘郭坑说,也可能吧,我们宿舍的同学都跑出去了,如果谁告密,等于把自己也出卖了。
我说,可是,我这次真的做了一个撒谎的孩子。
刘郭坑瞅瞅我说,你别难过了。
我说,我从没有撒过谎!
刘郭坑又瞅瞅我,也没说话,好像他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我了。
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我的鼻子突然变得很长,像大象鼻子一样。我发现自己长得太丑了,这么丑,以后怎么上学呢?同学们都会笑话我!
我从噩梦中惊醒,摸摸鼻子没有变长,还和从前一样……
7
那时候,我们的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师子弟学校看我们,给我们捎来换季衣服,还捎一些日用品和好吃的东西。每当父亲来看我们,我们都十分高兴,倒不是盼望父亲捎来好吃的东西,而是我们太想家了。因为交通不便,没条件经常回去,只能等到上完一个学期或者学校放假,才能回家。我们还都是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才七八岁,这么小的年龄就离开父母,又怎能不想家?
但是,有妈的孩子有人疼,无妈的孩子就很可怜了。刘郭坑就很可怜,他打从来师子弟学校上学,刘团长竟然一次也没有来学校看过他。
有一次,刘团长上师部开会,到了师部之后,他叫警卫员先去师子弟学校通知刘郭坑,说开完会就去看他,还告诉刘郭坑要带他上楚雄州找一个大饭店打打牙祭。可是,刘团长开了一半的会,突然接到团值班室的紧急电话,三营正在掘进的红杉树隧道发生了冒顶,有一个班战士被困在隧道里。刘团长接完电话,向师首长汇报了情况,会也没继续开,带着警卫员就火急火燎地赶去三营指挥隧道抢险。刘团长突然走了,刘郭坑并不知道。警卫员是早上通知他的,他就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又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上课时,他都心不在焉,还想着父亲。他苦苦等了一天,等到吃晚饭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回去了。他伤心得饭也不想吃了,同学们都在食堂吃饭,他一个人跑到农展馆大院的铁丝网旁边,蹲在地上,抱着头,伤心地大哭起来。铁丝网外面是一大片油菜地,虽然油菜才发出绿芽,还没盛开金黄色的油菜花,但绿油油的一片,在微风中荡漾着,很好看。再往远处,就是那条从楚雄通往昆明的国道,大旧庄就在楚雄与昆明之间。刘郭坑瞅着那条国道,一直默默地出神。直到夜幕降临,阿姨发现刘郭坑还没有回宿舍睡觉,就到处找他,终于在铁丝网边找到他。他的眼泪已经干了。阿姨问他,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伤心难过?他光摇头不说话。
后来,又过了两个星期,刘团长终于来看他了。刘郭坑也高兴坏了,厚厚的嘴唇都笑得合不拢了。刘团长这次不光看他,还把我、朱丽萍和张小明都叫了过去,领着我们上楚雄州找了一家大饭店,给我们点了一桌子菜。有姚安风干鸡、元谋烤乳猪、牟定油腐乳、楚雄草捆肉。我们馋坏了,吃得满头大汗,很开心。刘团长没有吃,他说他已经吃过了。他一直抽着烟瞅着我们,一边瞅还一边笑。
刘团长这次走后,再也没有来。他工作很忙。直到我们放了寒假,也快过年了,我们又回到了大旧庄。
8
回到大旧庄之后,我的心情一直无比快乐。因为父亲已经从连队蹲点回来了,我又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了。
团部有一个军号班,有五六个司号兵。部队作息,都是由司号兵吹响军号声。部队有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等。
到了下午,小镇上空响起了嘹亮的下课号声,我就知道父亲要下班了。母亲在屋里做晚饭,我领着弟弟跑出屋,站在我们家门口那棵高大的梨树下,等父亲。那棵梨树已结满了比拳头还大的梨子。梨子都成熟了,也没有人来摘。我不知道这棵梨树是谁种的还是野生的。在我们家属区后面山坡上,还有很多梨树,比我们家门口那棵梨树还高大,也结满了梨子,也没人摘。那些梨子都是自生自灭,它们开花、结果、成熟,又被风儿从梨树上一个个吹落下来,落了一地,又一个个腐烂,化作一摊泥土。不过,有一次,我从那棵梨树上摘了一颗梨子,使地咬了一口,发现梨子并不好吃,又硬又涩又酸,怪不得没人摘。我们站在梨树下,这个位置很高,朝山坡下望去,小镇上的一切都能尽收眼底。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父亲和那些叔叔阿姨走出小镇,他们沿着稻田边上那条弯曲小路,往家走来。父亲快走到家时,要先爬上那个山坡,等他爬到那棵大梨树下,就看见我和弟弟。父亲能猜出我和弟弟是在等他的。但父亲每次见到我和弟弟,都微微一笑,从来不问我和弟弟站在梨树下干什么。
我长这么大,过去我和父亲还从未有过这种近距离的心灵交流。以前我跟着母亲在家属留守处留守,住过杭州,住过三天门,住过余杭,父亲在遥远的地方修铁路,我一年只能见父亲一面,他住上十天半月就走了,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一直感觉父亲很陌生,所以我很想和父亲拉近距离。
但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陌生。那是一天半夜,外面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部队由于忙于施工,木工班战士还顾不上把我们家窗户上镶上玻璃,父亲便用几张旧报纸把窗户糊上了,没想到那夜的风特别大,几下子就把旧报纸全吹破了,风呼呼地吹进了屋里,雨水也沙沙沙地飘进了屋里。父亲被风雨声惊醒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抱着一床旧军毯走到外屋,把军毯轻轻压在我的被子上。我当时已经醒了,又悄悄地闭上了眼睛。我感觉有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着。我忽然发现,父亲原本对我们很关爱,他那种关爱,总是不露声色地隐藏在心里。
不过,父亲也许是军人的缘故,平常他那张脸总是严肃而冷漠。
9
因为寒假时间短,还要过年,老师没有给我们布置很多作业。作业虽然不多,可我还是决定先写完作业再出去玩。我把自己关进屋里,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寒假作业全部做完了。我很开心。我现在又变成了一只鸽子,可以在这个不大的小镇上自由飞翔了——
我是家属区的孩子王。我一声令下,一大群跟屁虫跟在我身后,手拿大刀长矛,头戴柳枝和茅草编的防空圈,杀向家属区后面那片原始森林。我们来到森林后,还是玩老游戏,解放军抓土匪。游戏要将人员分成两方,男孩子当中,刘郭坑也算孩子王,因此我和刘郭坑各代表一方。为了双方势力相等,我们要采取公平方式挑选人马,我挑选一个,刘郭坑挑选一个。我们选完人马,还有一件事,就是要确定谁当解放军,谁当土匪。土匪是坏蛋,谁都不愿意当,就猜包袱剪刀锤,三猜两胜,赢家当解放军,输家当土匪。刘郭坑每次和我猜包袱剪刀锤,他老是输,老当土匪。跟他的那帮小跟屁虫都很沮丧,有的都不想跟他一伙了。刘郭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高粱饴,分给每人一颗,笼络他们。刘郭坑的高粱饴是他爸给他买的,他平时不舍得吃,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我们除了玩抓土匪游戏,还上小河汊去逮鱼。大旧庄的小河汊特别多,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纵横交错。那些小河汊有的很浅,有的很深,浅的刚没过膝盖,深的却能没过头顶。但是小河汊都不宽,最宽的不过两三米,上面横一棵枯萎的大树,就能当小桥;
最窄的小河汊一米左右,一步便能跨过去。那些小河汊的水都是墨绿色,水流非常缓慢,有的静止一般。小河汊两边植物生长得十分茂盛,特别是结满果实的红籽树,沿着小河汊都是它的身影,它细细的枝条都被果实压弯了,红红的果实低垂在水面上,甚至罩住了整个水面。在这些小河汊里,鱼儿特别多,有很多红鲫鱼,在阳光下,鱼鳞泛着金红色的光芒。我们逮鱼的方法也极为简单,好像那些鱼都傻呆呆的,躲在红籽树下一动不动,就等着我们去逮它,用个竹箩筐一挖就是几十条。那些鱼儿在箩筐里又蹦又跳,充满着活力。但是当地老百姓都不吃鱼,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吃。我们逮了鱼,拿回家也不吃,部队有通知,那些鱼肚子里都有寄生虫,我们还解剖了一条鱼,果真看到鱼肚子里有一条又细又长的虫子,鱼死之后,它还在蠕动着。我们把鱼养在大水缸里,每天给它们喂食,看它们在水缸里欢快地游动。
可是,我们逮了几天鱼,又玩够了,大家又想玩更刺激有趣的游戏。我们便又跑到团部大院,去那个祠堂玩。那个祠堂建得非常高大、宏伟和肃穆,与一般祠堂不一样。更叫我们惊奇的是,在那个祠堂地底下,还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如迷宫一般的地下室,里面有好几条地道。有的地道能通向地面,在祠堂或祠堂外某一处有一个出口,能钻出去;
有的地道却找不到出口,在里面绕过来绕过去,又回到原地。我们拿着手电筒,钻进去探个究竟,我们都想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发现地道的秘密。不过,我们在祠堂里玩耍时总是非常小心,团部大院是办公场所,父亲不允许我们来团部玩,我们都是偷偷摸摸溜进团部大院的。
有一天,我們在大院里玩,忽然发现团部卫生所来了一个女医生,是从楚雄野战军医院调来的。
女医生叫张婕,三十四五岁,天津人,长得挺漂亮。她虽然漂亮,却又是一个冷美人,老是板一副冰冷的面孔,见谁也不言笑。张婕医生没来之前,团卫生所有一个杨医生,是男的。杨医生因为父母年迈多病,老婆又不能随军,部队考虑他家庭困难,批准他转业了。团部有干部战士家属好几百人,团卫生所不能一日无医生,师卫生科就把张婕医生调来了。张婕医生是从野战军医院调到铁道兵,属于跨兵种调动,大家都猜测她有什么背景,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她怎么能跨兵种调动呢?张婕医生的到来,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她的到来,却在团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不知从哪打听到一个消息,张婕医生还没有结婚。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这件事,竟然让朱政委兴奋不已。朱政委专门找来政治处马主任,交给了他一项重要任务,叫他再去了解张婕医生是不是还没有对象。如果没有对象,就更好了,朱政委想给刘团长当媒人。朱政委对刘团长的个人问题,比谁都操心。部队刚到大旧庄时,朱政委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有一天,他去镇政府找镇长,商量部队修建施工便道需要砍伐树木的事情。他第一次来镇政府,对镇政府干部不熟悉,走到镇政府门口,正遇上一个年轻女干部从里面走出来,女干部有三十来岁,人长得很标致。朱政委本来是来商量伐木的事,结果他竟然把那事忘了,他追着女干部问,你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吗?女干部点头说,是啊,解放军首长,你有什么事吗?朱政委却摇了摇头说,没有想到,镇政府也有年轻女干部啊。那个女干部被朱政委这句话说愣了。她说,解放军首长,你这话是啥子意思?朱政委忽然发现自己走神了,忙笑说,哦,没,没啥子意思。是这样,我们团刘团长还是一个光棍子,我想打听一下,你们镇上有没有三十多岁女干部,长得漂亮的,还没有结婚,给我们刘团长介绍一下。那个女干部弄明白朱政委的意思后,扑哧一声笑了说,哦,首长,你想给你们团长说媒呀?哈哈哈,我们镇政府只有三名工作人员,一个镇长,一个民政助理,还有一个公安员,女同志只有我一个哟,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朱政委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接下来,让他更尴尬的是,他要找的镇长,就是这位女干部。
朱政委闹出的这个笑话,很快在大旧庄传遍了。
刘团长听说了,很恼火,竟然不依不饶地来找朱政委算账。刘团长一走进朱政委办公室,就大声说,老朱,你整天搞什么名堂?我这个光棍子名声,在团里传遍了也就够了,你还上镇上张扬,生怕我这张脸没丢尽吗?
朱政委知道这次撞枪口上了,忙堆了一脸笑容说,老刘,你别动怒啊,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嘛。
刘团长说,你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你也不能这么说,我是政委,我不为你操心,谁操心?朱政委又笑笑说,好了,好了,我向你赔罪,行吧?晚上上我那喝一杯,叫你嫂子给你做碗红烧肉。
得得,别打我一棒子,再给我一个甜枣子吃。
你不去?
刘团长忙说,我没说不去!
刘团长自从离婚后,带着刘郭坑,又当爹又当娘,一个老爷们真不容易。他一天到晚又只顾忙工作,对个人的事一点也不考虑,朱政委挺为他着急。他们是老战友,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到回国都在一起,感情很深,这件事他不能不操心。于是,朱政委好了伤疤,又忘了疼,竟然打起了张婕医生的主意。他交给政治处马主任办的那件事,马主任完成得不错,他不光了解到张婕医生还没有对象,还了解到张婕医生为什么没有对象。原来,张婕医生曾有过对象,那个对象和张婕医生都是四医大毕业的,两个人不但是同学,而且在学校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感情很不一般。可是,两人毕业后,那个对象分配到北京一家医院,张婕医生却被分配到楚雄。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小山区,两人还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调到一起,那个对象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在医院又结识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就彻底变了心。他给张婕医生写信提出分手,张婕医生心地善良,也没责怪他,就同意了。但是,她还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情绪很低落,对爱情也淡然了,便关上了爱情的大门,暗暗发誓永远不谈对象了。朱政委一听,是这种情况,又犯愁了。如果张婕医生真关上了爱的大门,那颗心变成一潭死水,还有办法将那潭死水搅活吗?张婕医生那张脸,又老是冷冰冰的,朱政委又不知从哪里下手好了。他虽然是政委,会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对于爱情,他发现自己还真是一个门外汉。但不管能不能成功,朱政委还是决定试一试。
团部卫生所与团部在同一排平房。团部在东头,团部卫生所在西头。因为同在一排平房,见面机会就很多。朱政委有时候上厕所,要从卫生所门前路过,就能瞧见张婕医生坐在那张桌子旁给病人看病。有一次朱政委走出办公室,在门口溜达,正巧也看见张婕医生在卫生所门前水池边洗拖把。朱政委觉得这是和张婕医生接触的极好机会,他就想走过去,和张婕医生说说话儿,套套近乎。
朱政委走到张婕医生跟前,张婕医生把脸抬起,朝朱政委说,首长,您好。说完,又马上把头低下,继续洗拖把。
朱政委说,好,好。
张婕医生光低头洗拖把,也不说话。朱政委就不知说什么好了,老站在一旁,也不像回事,就摇了摇头,走了。
朱政委觉得,这件事光靠他,恐怕力量还不够,还得刘团长亲自出马。刘团长和张婕医生多接触接触,交流交流,两人不就碰撞出感情的火花了吗?但朱政委不知刘团长是什么意思。
一天下午,朱政委来到刘团长办公室。刘团长正趴在桌子上,看一张铁路桥梁施工图纸。
朱政委说,老刘,你先放下图纸,我和你谈一件事。
刘团长抬头说,啥事?
朱政委说,我观察张医生好几天了,我觉得她还不错,就是冷一点。
劉团长说,你啥意思?
朱政委说,啥意思,你还不明白?
刘团长说,你可别瞎来,人家刚到团卫生所工作。
朱政委笑笑说,你别给我来这一套,你撅尾巴拉什么屎,我还不知道?老伙计,我都打听清楚了,张婕医生还没有对象,这事你得主动出击。
刘团长却认真地说,我这边还忙着修铁路,那件事就免谈吧!
朱政委也装作生气的样子说,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不谈就拉倒,我还懒得管你的闲事呢。
朱政委甩手要走。
刘团长又喊住他说,你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朱政委说,还有啥话?
刘团长说,人家才来工作,咱就这样骚扰人家,恐怕影响不好吧?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到此为止吧。
朱政委说,好吧,反正打光棍的是你,不是我。
劉团长说,那你就别操心了。
朱政委忽然又笑笑说,你别说,本来我不打算操心了,可有你这句话,我还真得把这个心操到底呢,我不能看着你打一辈子光棍子吧!是不是,老战友?如果有了老婆,家里有个贤内助,你就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这对你和革命事业都有利,你说对吧?
刘团长说,我不跟你磨牙,你爱咋咋的,反正这事与我无关。
朱政委说,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0
朱政委那天跟战士们出完操回来,路上又碰上了张婕医生。朱政委和张婕医生一块儿往回走。
朱政委说,张医生,你来铁道兵部队习惯吗?
张婕医生说,挺好的。
朱政委说,听说你还没有对象,是吗?
张婕医生点点头。
朱政委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张婕医生说,还没有想好。
朱政委说,应该找了。
张婕医生嗯了一声。
朱政委说,你看刘团长怎么样?
张婕医生脸一红,把头一低,半天没有说话。
朱政委又笑笑说,是不是还不了解他?没有关系,可以慢慢了解嘛。你有什么想法,随时来找我说。
张婕医生还是没说话。
快走到团部大院了。朱政委又笑笑说,张医生,其实刘团长那人就是脾气大点,人是好人,干工作不要命,只可惜家里缺少个贤内助。哦,对了,我们两人今天的谈话,纯属闲聊,你别有什么思想压力呀。
张婕医生说,首长,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压力。
张婕医生说完,还朝朱政委笑了笑。
朱政委见张婕医生笑了,心想,是不是有门了?今天头一次看见她笑。朱政委是真想把这件事情办成。
但是,又过了一个星期,张婕医生也没来找朱政委。朱政委又觉得很失望了,心想,是不是张婕医生嫌老刘岁数大,又是结过婚的人呢?
朱政委一想起刘团长不急不躁的样子,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这个老刘,自己的大事,老是不冷不热,别人想帮他,都使不上劲儿。
刘团长也挺古怪的。从前,他有个头疼脑热的,需要吃几片药,都是自己跑到卫生所找杨医生开药。杨医生转业走了,张婕医生来了,他好像有意躲避张婕医生,不去卫生所了。他如果感到身体不舒服,就把药名写在纸上,叫警卫员去卫生所给他拿药。
有一天下午,刘团长在团部主持召开施工调度会。当时人员还没有到齐,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突然,张婕医生闯进了会议室。她进来后,也不管屋里有那么多领导,就质问刘团长,刘团长,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张婕医生冒失闯入,又当着那么多人质问刘团长,使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刘团长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并且很恼火,就生气地说,张医生,这是团部,你进来也不打报告,还懂得条令吗?你先出去!
张婕医生一听,转身就走。
朱政委是一个细心人。他想张婕医生不会不懂条令,肯定有什么原因,就喊住她说,张医生,你有什么事情吗?
张婕医生站住脚,也不说话,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朱政委。
朱政委接过纸条,看到上面写着,胃疼片一瓶,安眠药一瓶,降压药一瓶,伤湿止痛膏一盒。朱政委忽然笑了,他把纸条递给刘团长说,老刘,你自己看看,这个纸条是你写的吧?
刘团长说,对,是我写的,这张纸条有问题吗?
张婕医生忽然生气了,说,刘团长,在部队里,你是首长;
但在卫生所,我是医生。你有病不上卫生所找医生,自己开药方,叫警卫员来拿药,万一吃错药,出了问题,我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大家听完张婕医生的话,忽然都明白了。
朱政委连忙说,张婕医生说得对,应该批评刘团长。
好了,好了,刘团长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张医生,我们要开会,你现在可以走了!
张婕医生转身出了团部。
当团部会议散了后,张婕医生又来了。她还背着医疗箱,带着听诊器和血压计,要给刘团长检查身体。
刘团长不想检查,朱政委硬把他按在椅子上说,老刘,你老老实实坐着,让张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刘团长坐下了。不过,他对张婕医生似乎有些好感,还像孩子一样用目光悄悄地打量了张婕医生几眼。
张婕医生给刘团长做了检查,发现他血压很高,又给他开了药,叮嘱他怎么吃,又说了一句,病人在医生面前,没有职务之分。张婕医生做完这些事,背上了医疗箱,连告辞的话都没说,就走了。
刘团长和朱政委都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11
转眼间,过年了。
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盼着过年。我们还会唱那首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煮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不过,我们这个年,过得极为简单。由于成昆铁路施工工期紧迫,部队只在初一那天放了一天假,初二就照常上班了。放假那天,父亲也没有在家过年,父亲和团首长都下连队和战士们一起过年了。父亲走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弟弟和我。母亲把刘郭坑叫到了家里。刘团长本来想带着刘郭坑一块儿去连队过年,母亲对刘团长说,大过年的,你带着郭坑下连队,让孩子吃不好住不好,你也忍心啊?你把他留在家里,跟我们一块儿过年吧。
那天晚上,刘郭坑没有回家,我和他睡一个被窝。刘郭坑还挺爱干净,先去洗了脚,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去洗了脚。要知道,我平时很少洗脚,脚丫子臭得熏死人。为洗脚的事,母亲没少说我,都是在母亲的催促下,我才蜻蜓点水一般马马虎虎洗几下,边洗边嘟囔,我自己一个被窝,臭也是臭我自己。
洗完脚,我和刘郭坑就钻进被窝了。两人是通腿,我一會儿用脚丫子碰碰他,他一会儿用脚丫子碰碰我,闹腾了大半夜,也没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得晚。我起来之后,看到刘郭坑红着脸,慢慢腾腾地穿衣服,一边穿,还一边偷偷地瞅我,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开不了口。他穿好了衣服,母亲喊我们吃饭,刘郭坑才结结巴巴地问我,被、被子还叠不叠?
我说,叠!你起床晚,你叠!
刘郭坑又迟疑地说,我这边床单有点湿。
我忽然明白了,说,刘郭坑,你昨天晚上尿床了吧?
刘郭坑的脸又红了。
我说,是不是尿床了?
他点点头说,阿姨会责怪我吧?
我看见桌上有半口缸水,抓过口缸,掀起被子,把半口缸水全倒在床上。
我说,好了,没事了。妈妈问起来,我就说口缸水洒在床上了。
刘郭坑惊诧地瞅着我……
父亲和团首长们是初二早上回来的。
我和弟弟看到父亲回来了,都很高兴。母亲也高兴得杀鸡、杀鱼,又包水饺。母亲做好了一桌饭菜,估计刘团长这个年肯定什么东西也没准备,家里的灶台还是冷冰冰的,叫父亲上刘团长家,把刘团长和刘郭坑都请来过年。刘团长也没客气,带着刘郭坑就来了,还提来两瓶酒。父亲和刘团长边喝酒边谈论工作。我和刘郭坑只顾低头吃饭,鱼啊肉啊,我们把嘴巴塞得满满的。吃完了饭,我们跑到屋外放鞭炮。外面已经有很多孩子在放鞭炮,到处是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和刘郭坑放的是两百响鞭炮,我们不舍得把一串鞭炮都点燃,就把鞭炮拆开了,一个一个放。小鞭炮威力不大,我们敢拿在手上点燃,然后使劲扔向空中,像扔一颗手榴弹,鞭炮就在空中爆炸了。我们还拿鞭炮炸牛粪,把鞭炮插在牛粪里,啪一声响,那摊牛粪就炸开了花。我们放完了鞭炮,回到家,父亲和刘团长还在边喝酒边谈论工作。我听刘团长说,我最担心四营老鹰峰隧道,那个隧道地质结构很复杂,事故隐患很多,现在又是大过年的,人心都比较不安定,安全生产这根弦,一定要绷得紧紧的啊。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四营看看。刘团长说,你先给四营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施工情况。过几天,我们一块儿去四营。父亲说,也好,四营莫营长是老铁道兵,他工作抓得扎实,施工上有一套。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再重重敲打他两下。刘团长说,好了,不谈工作了,这瓶酒咱两人还没喝完,是不是不舍得我喝,这可是我拿来的酒。父亲笑笑说,那就喝,庆祝新年,干了这一杯吧。父亲和刘团长干完杯。父亲说,你那件事发展得怎么样?刘团长说,哪件事?父亲说,你还装糊涂,朱政委给你和张婕医生牵线那件事!刘团长说,老朱简直瞎胡闹,我这个熊样,怎能配上人家呢?父亲说,这事你不主动出击,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刘团长摆摆手说,成昆铁路建设任务这么紧张,哪有工夫谈情说爱呢?咱不说这个了。
我们刚到大旧庄,警通连为团部首长家里都安装了电话。有了电话,节假日,或者夜晚,部队有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和团部首长联系。
那时候,母亲最害怕的就是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如果半夜电话突然响了,准没有什么好事情。初二那天晩上,电话还是响了。我和弟弟都睡着了,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机就摆放在我和弟弟屋里的桌子上,我看见父亲披着衣服急忙跑出来接电话。母亲在里屋问,大半夜打来电话,是不是部队又出事了?父亲也没回话。他放下电话,就匆忙去穿衣服,穿好衣服,我们听见屋外响起汽车声,又有人来敲门,父亲开开门,就走了。
父亲走后,什么消息也没有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母亲就急忙跑出去打听消息。刘团长和朱政委都不在家,朱政委爱人也不在家,张参谋长在家,但他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不过,家属区中还是有一些人消息很灵通,不一会儿,家属区就传开了,是四营老鹰峰隧道出事了,他们在隧道出口平行导洞掘进中遇到了一条地下暗河,在导洞施工的五名战士被卷进了暗河里,连人影都找不到了。现在暗河不断地往隧道里涌水,暗河到底有多大?是一个溶洞湖泊还是水库透水?情况都不清楚。寻找五名失踪战士的事,也没有结果。又过了一会儿,家属区又传来消息,因为隧道里失踪了五名战士,那个连的战士都蹲在隧道口前伤心痛哭,连长都哭红了眼睛,嘴上不停地喊着五名战士的名字。刘团长和朱政委赶到了四营组织抢险,那些战士也许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也许是悲伤和恐惧,他们个个都像呆了一样,怎么呼喊,也呼喊不醒他们。战士们情绪很低落,都不愿意走进隧道。团首长便带领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率先冲进了隧道。隧道里还不停地喷涌着洪水,时而发生泥石流和大塌方,险情随时都在眼前。
母亲打听到这些消息,又匆匆跑回家,她还要回来照看弟弟。母亲到了家里,坐立不安,又想出去听听有什么新消息。其实那些家属和母亲一样,都惶惶不安。她们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有的家属连饭都忘记做了,她们的心似乎都被老鹰峰隧道揪去了。母亲最担心的也是父亲,四营是父亲蹲的点,父亲这会儿一定冲在了最前面。
又过了四五天,传来好消息。母亲听说,老鹰峰隧道的地下暗河,通过抽水排泄和速凝混凝土浇筑,终于封堵住了。事故处理完了,刘团长回来了,父亲和朱政委却没有回来。到了下午,团卫生队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母亲,父亲和朱政委受了伤,都在团卫生队住院。团卫生队在大旧庄小镇上,离家属区不远。母亲接完电话,就带着我和弟弟风风火火赶去了。到了团卫生队,我们见到父亲和朱政委。父亲的伤势不太重,是隧道里滚落的碎石把他的额头砸破了,缠了一圈白纱布。朱政委伤势较重,右胳膊骨折,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吊在脖颈上。父亲的伤虽然不重,母亲还是不放心,又问父亲,脑子没事吧?父亲抽着烟斗,没吭声。朱政委对母亲笑着说,这点伤算什么,比起当年打日本鬼子受的伤,算是轻多了。
朱丽萍也来看她父亲,她哭了。
我一直想问父亲和朱政委,被暗河冲走的那五名战士,找到了没有。他们大人一直在说话,我插不上嘴。
12
过完了年,寒假也基本结束了,我们又要开学了。
这次我们回学校,团部没有派专车送。父亲也没有去送我们。我们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学校考虑到部队施工紧张,家长没有时间送子弟上学,要派一辆大客车来接我们。
我们吃完了早饭,都背着行李卷,提着装着脸盆和口缸的网兜,来到团部大院那座祠堂前集合,等学校派来的大客车。
过了一会儿,学校的大客车来了。
我和刘郭坑、张小明,还有家属区的那些孩子,都兴冲冲地爬上车。我们爬上车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是朱丽萍。
我们都很惊讶。朱丽萍平时做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她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来呢?
我忽然想起,早上起床后,我蹲在门口刷牙时还看见朱丽萍。她比我起得还早,正挑着一副水桶去水井挑水。我问她,今天要去上学,你怎么还去挑水?她说,我再挑两桶水,就把大水缸挑满了。妈妈工作忙,她没时间挑水。
大旧庄这个地方,人畜饮用水源奇缺。虽然四周都是稻田,小镇旁边还有一条小河,可是稻田和小河的水,都不能饮用。听大人说,好像水中大肠杆菌严重超标,而且水中还含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矿物质。总之,我们刚到大旧庄,部队就下了通知,告诉我们稻田和河里的水源都不能饮用,要饮用化验合格的井水。这里的水井不多,我们家属区只有一口井,在我们住的那排房子下边的沟底里,有六七米深。但是,这口井到干旱季节,几乎干涸,每天只有夜里渗出一点水,人要下到井底下去舀水,还要赶早去,晚了,水就被别人舀走了。我那时也经常帮母亲去舀水。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朱丽萍还是没来。
这时候,司机也急了。他接上我们,还要上别的团去接学生,就说,你们还是去找找她吧。
我和刘郭坑就自告奋勇,正准备去找朱丽萍。突然,我们看到团卫生队的救护车开了过来。救护车开到我们跟前,停下,朱丽萍母亲从车窗探出脸,对我们说,你们走吧,朱丽萍不能去了,现在要把她转到昆明军区总医院动手术。你们到了学校告诉老师,等她出院了,再去上学。朱丽萍母亲说完,朱丽萍又从母亲身后探出脸,她可能刚才躺在救护车担架上,只见她脸色苍白,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她瞅着我们,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她母亲却催促她快躺下,又催促司机快开车。
我们都瞅着救护车驶远了。
我们不知道朱丽萍生了什么病,还要转昆明军区总医院,可能病情很严重吧。后来我们才知道,朱丽萍那天早上去挑水,摔进了井里,右脚骨折了。团卫生所担心手术做不好,留下残疾,就转去了昆明军区总医院。
我们到了学校,把朱丽萍的情况告诉了班主任魏老师。没想到魏老师听后,竟然很着急。原来,上学期我们学校参加楚雄青少年文艺会演,获得第一名。楚雄人民广播电台想开学之后,到学校录制那个节目,在电台播放。那是一首歌,歌名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朱丽萍担任领唱。她现在住院,不能录制了,自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不过,我们开学那天,班里来了一个彝族同学。这个彝族同学有着不寻常的来历,他是一个孤儿,被部队的叔叔阿姨收养的。他个子矮小,脸庞瘦瘦的,一对大眼睛四处张望。他头上还戴了一顶军帽,斜背一个黄书包,穿了一条改裁的黄军裤,脚下是一双黑皮鞋,这身打扮差点全军事化了。听老师说,他是彝族孩子,不习惯穿鞋,同学们多多关照他,如果看到他脱下鞋,就马上叫他穿上,让他养成穿鞋的习惯。他还听不懂我们说的部队普通话,我们也听不懂他说的少数民族话。他没转到我们学校之前,一直在一个彝族小山村学校读书,那个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教六个年级,他的学习很差,几乎跟不上课程。魏老师叫他坐在第一排,这样她抬头低头都能看到他。
我们和这个彝族同学很快就混熟了。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不是孤兒,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养了七个孩子,实在养不起他了,把他送给乡里一户人家,后来人家不想养了,他就像一个孤儿一样无依无靠,到处流浪。他已经改了姓,过去姓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现在叫周强。
混熟了之后,周强比我们还调皮。原来我们都不知道胡豆(学名蚕豆)可以生吃。周强领着我们偷偷钻出铁丝网,去偷农民种的胡豆。我们每天都能把小书包装得满满的,晚上躺在集体宿舍里,每个人被子里都发出咀嚼声。我们还跟着他学会了把松明子捆在一起,做成火把。阿姨是不准我们玩火的,我们只能跑到宿舍外边,偷偷点燃火把,过一会儿火把瘾。那次班主任魏老师带领我们班组织了一次野外活动,大家带着米和盐巴,在楚雄旁边那座大山上住了一晚上。我们当时忘记带铁锅了,同学们都很焦急,没有铁锅,怎么煮米饭呢?他用砍刀砍倒了一根粗竹子,又砍成几节竹筒,把米倒进了竹筒里,加了一些水,架在火上烧烤,烧出了一筒香喷喷的大米饭。他还领着我们采摘了许多野果和野菜,那些野果、野菜我们本来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可以吃。他把采回来的野果和野菜洗干净,用盐巴一拌,就做成了菜。我们都很喜欢他。遗憾的是,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一个学期还有没上完,他又走了。转走的原因是他爸爸和妈妈调到了另一个铁道兵部队。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那次分别后,再没有见到他。我后来听说,他生父还打听过他,那些叔叔和阿姨都不愿意把他的住处告诉他的生父,担心生父会去找他令养父养母伤感。
朱丽萍在一个月后出院了。她的脚看不出受过伤的样子,又活蹦乱跳得像一只梅花鹿。她回来后,楚雄人民广播电台又来录制那首歌,那天晚上就在电台播放出来。
那首歌真好听,我们都跟着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
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
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
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
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13
那天,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班主任魏老师为我们朗读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突然,我们看到校长领着朱政委和父亲,来到教室。
我还以为父亲是来看我的,心里一阵欢喜。但我忽然发现父亲和朱政委脸上的神色都非常冷峻和肃默。他们走进教室后,父亲也没有和我说话,校长走到魏老师跟前,在她耳边耳语了几句,魏老师轻轻地点了点头,就目不转睛地瞅着刘郭坑说,刘郭坑同学,叔叔们来接你回大旧庄,可能你家里有点事,你现在跟叔叔们回去吧。我父亲和朱政委就把刘郭坑领出了教室,外面停着一辆吉普车,他们上了车,车就快速开走了。
魏老师又继续读课文。她读着读着,突然合上课本,声音哽咽地说,同学们,剩下的时间,你们自习吧。
魏老师说完话,头也没有回,捂着脸,就冲出了教室。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了中午,吃饭时,我们终于知道,原来四营打的老鹰峰隧道再次出现大塌方,刘团长为了抢救掩埋在隧道里的战士,不顾塌方的危险,带领干部战士冲进了隧道,他们刚把伤员抢救出来,又遇到大塌方,刘团长使劲把一名战士推到一边,自己却来不及躲闪,被突然崩塌的一块巨石压在底下,战士们把他从巨石下挖出来时,刘团长已经牺牲了。
刘郭坑回到大旧庄,知道父亲牺牲了,他很悲伤。刘团长身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军旗,他被安葬在离大旧庄不远的一座山冈上。那里已经有很多坟包,都是修建成昆铁路牺牲的战士。刘郭坑趴在父亲的坟包上,不停地大哭。大家都知道此刻刘郭坑的心情,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突然牺牲,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家想把拉他回去,怎么也拉不起来。在场的干部战士和家属们都止不住地哭了起来。后来,张婕医生走过去,她突然把刘郭坑紧紧地搂在怀里,对刘郭坑说,孩子,不哭了,咱们回家吧。刘郭坑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他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墓地……
刘团长牺牲了,团首长们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刘郭坑以后怎么办呢?把刘郭坑留在部队?还是找到他亲生父母,把他送到亲生父母身边?或者是把他送到余杭,刘团长原来的爱人那里?他才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如果继续留在部队,他的日常生活,由谁来照顾呢?如果去找他的亲生父母,但已经没有一点线索,而且大家也不想把他送到亲生父母那里,他们的条件很不好,不利于刘郭坑的成长。把他送到余杭刘团长原来爱人那里的话,刘团长和她都离婚了,人家肯定不会接收刘郭坑。
母亲就对父亲说,还是把刘郭坑留在部队里,咱们收养他吧。
父亲点了点头,同意母亲的意见。
当母亲准备去找朱政委,把她的想法对朱政委说时,朱政委却来到我家,帶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告诉父亲和母亲,张婕医生要抚养刘郭坑,已经把刘郭坑领到她家了。
母亲和父亲都很惊讶,母亲说,她还没结婚呢。
父亲也想了一下说,这样合适吗?
朱政委想了想,忽然说,就让刘郭坑跟着张婕医生吧。
14
日子过得很快,一年又一年。伴随着成昆铁路建设,我们长高了,也长大了。我升到六年级了。
那一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师子弟学校有了初中班,我们这些铁道兵孩子以后不用去地方上中学了,大人也不用为我们的教育问题担忧了。第二件大事,哥哥考上了浙江大学,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第三件大事,张参谋长转业了,他转到昆明某兵工厂当厂长。他走的那天早上,团首长、机关干部、战士和家属们都依依不舍地来为他送行。张参谋长已经摘掉了帽徽领章,穿了一身蓝色便装。他和大家陆续握手告别,当和父亲握手告别时,忽然,他紧紧地抱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被大家见过流泪的张参谋长竟然放声大哭。他边哭边说,老伙计,咱们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日本鬼子,一块儿解放全中国,一块儿抗美援朝,回国后,又一块儿修铁路。没想到我们要分手了,以后不能和你一块儿修铁路了,我舍不得离开你们,舍不得离开铁道兵!父亲听着张参谋长的话,眼圈也潮湿了,声音也哽咽了。父亲说,老伙计,我们也舍不得你走啊!
我们也来为张小明送行,不知这一别,何时还能见面。张小明也伤心地哭了。
转眼间,我和刘郭坑、朱丽萍陆续小学毕业,上初中了。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也停课了,我们都回到了大旧庄。大旧庄还是往昔的模样,那条从昆明通往楚雄的国道上,天天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都是铁道兵运输筑路材料的大卡车;
远处,筑路的开山炮声,轰轰隆隆响不断。
一直等到1969年,学校又复课了。这一年,铁道兵八师已经全部完成了成昆铁路的建设任务,成昆铁路将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还没有等到成昆铁路通车,部队又接到新命令,开拔四川万源县,去修建东起湖北襄阳、西至重庆的襄渝铁路。
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忙着搬家。
我和刘郭坑、朱丽萍没有跟着父亲走。我们十四五岁,都报名参军了,也当上了一名铁道兵。
我们去新兵团那天,张婕医生像母亲一样来送刘郭坑。她抚摸着刘郭坑的脸庞,叮嘱刘郭坑,到了部队,马上给她写信。她竟然流泪了。
我们却高兴地告诉张婕医生,我们铁道兵七师在四川达县,和铁道兵八师在一个战场上,等我们新兵训练结束了,也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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