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镇功能演变下县-镇-村空间模式——以广东省两县为例
莫 樊，黄耀福，吴昕晖，王 劲
（中山大学 a.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b.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广州 51027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华社，2018）。县-镇-村体系是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基本行政体系与空间层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对县城和乡村的投资，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19年的2 180元增长至2020年的2 76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2020），国家财政中关于扶贫与农村综合改革的投资也从2019年的7 205.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 444 亿元（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21）。但处于县、村之间的建制镇并未获得同等关注度，甚至被边缘化了，成为资源的流出地与投资洼地。一方面，2002-2010 年全国超过1.6 万个建制镇被调整与撤并（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2—2010；
其中2003 年数据缺失）；
另一方面，镇一级的建设投资额维持在较低水平：2017-2019年建制镇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只有1 205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2020），仅为县城2019 年投资额的55.3%。乡镇财政收入的“空壳化”也导致镇内学校宿舍与卫生院设施建设落后、镇区人居环境较差（周飞舟，2006；
Gu et al., 2015），出现“镇不如村”现象，镇逐渐成为中国城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实际上，在中国乡村发展历程中，建制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宋明至今，镇是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商品交易中心，具有承上启下的商品集散与贸易批发功能。20 世纪80 年代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外资的引进，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如今，中国现存的1.88万个建制镇镇区容纳了超过1.66亿户籍人口，占农业人口的30.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2020；
国家统计局，2013—2020），这些居民大都依托镇获取生产与生活所需，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础服务。建制镇从传统的商品贸易市场、为农村居民提供生产服务功能的空间，向村民兼业与获取教育、医疗等综合服务的重要单元转变，综合服务功能转变带来的县-镇-村空间关系变化亟待研究。
乡村地区的空间模式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中心地理论、基层市场理论、desakota 等多种空间模式理论往往从宏观视角把乡村地区抽象为单一功能空间（Skinner, 1965；
陆大道，1988；
Ginsburg et al.,1991），以此探讨城-乡之间人口规模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乡镇尺度的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研究尺度聚焦到建制镇，基于2021年乡村建设评价数据，以广东省翁源县与阳西县为例，利用GIS将数据空间可视化，分析建制镇综合服务功能，并讨论建制镇功能转变对县-镇-村空间模式的影响。以期为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县-镇-村一体化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镇”作为一个空间单元，最早出现在北魏，是军事管理单位，即“军镇”。宋代商品经济逐渐活跃，镇更多指向起源于“市”的农村商品集散地与交易场所，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傅衣凌，1964；
樊树志，1987）。镇在历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镇的基础功能是市场贸易与商品集散（赵冈，1992；
吴翔，2015）。
传统县-镇-村体系的形成与历史上“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体系直接相关（温铁军，1999），县以下的乡土社会主要通过市民的日常活动实现自下而上的构建（陆玉麒 等，2005）。小农经济下的市民需要依托一定距离内的市场来满足剩余农产品交换的需求（赵冈，1992）。因此镇作为具备市场贸易与商品集散功能的空间，是基层商品交易的中心，与村庄共同形成一套集市体系（Yang, 1945; Yang,1961）。1964年，施坚雅（Skinner, 1965）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基层市场理论，认为集镇是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结构的空间单元，在自然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上，其服务范围接近正六边形。在市场体系里，基层集镇作为基层市场，服务周边约18 个村庄，为半径约3～6 km 范围内的村民提供农产品交换和获取基础劳务等功能（李郇 等，2022）。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区域中心，具备更高级的商品批发与集散功能，乡镇通过交通干道与之紧密联系，实现商品要素的等级流动（图1-a）。该理论在苏北平原、长江上游等地都得到证实与修正（牛亚菲，1989；
王笛，1993）。随着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镇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综合空间。但当从文化交流、庙会祭祀等功能角度出发理解乡村空间结构时，该理论与六边形的理论空间模式（Crissman, 1976；
赵世瑜，1992）存在客观差异，基层市场体系的社会空间解释力有限（吴重庆，1999；
刘永华，2004）。
建国后到“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实行统销统购之余，剩余商品仍可通过定期圩市流通交易。此时乡镇仍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发挥着联通农户-乡镇、乡镇-县城（市区）的作用。1958年后，在“政社合一”的体制背景下，全国掀起撤乡建社的浪潮。此后20年间，大部分建制镇变为人民公社驻地，成为政治、生产、生活的服务中心。在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与“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背景下，原依托市场繁荣起来，但未设立公社的乡镇被撤销，且快速萎缩、退化为一般村。
在“以粮为纲”等政策推动下，农村处于单一经济状态，伴随着“公有化”“均等化”等理念的深入，村民的市场交易需求不断减弱，转而集聚到公社参与集中生产与公共生活（吴康 等，2009；
吴淑丽 等，2018）。由于户籍管理与供给制度的限制，村民依赖于户口所属地的公社获取生活所需，自由流动被严格限制（罗平汉，2016）。此时人民公社作为兼具政治、生产、生活、文化等功能的完整空间单元，建有机关办公楼、供销社等行政管理设施；
小学、诊所、集体食堂、图书馆等城市化服务设施，还有工场、仓库等一系列生产设施。不同公社虽有工、农业生产功能上的差异，但在强调计划与统一的背景下，在行政管理与生活服务上拥有几乎相同且相对完整的体系（华揽洪，2006）。公社内的公共产品大多由生产队及生产大队供给，部分由本级公社或县公社供给（林万龙，2002），无差异的服务供给与完整的供给体系构建导致公社间、公社与县之间联系甚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等口号也表明公社能提供完整的生活服务，县-镇-村的内部联系和对外联系均为封闭状态（图1-b）。
改革开放后，这种封闭式的空间组织得以打破。80年代中后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居住、工业生产等要素不断向城镇集中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城市地区形成本地发展的“苏南模式”，与“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李郇，2000；
张敏 等，2002）。随着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扩散，内陆地区也通过社队工厂改制、引入外资等方式建设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户籍管理的放宽使村民在乡镇间能自由流动以谋求生计。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背景下，乡镇成为村民兼业与生活的重要载体。
此时县-镇-村体系因生产功能增加、交通便捷度提升而复杂化，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生产性设施在县-镇-村之间快速流通，中心镇村的节点地位与作用被强化（陆大道，1988）。以广东省为例，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3）》和《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00）》（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1992—2000，2010），1992—1999 年，珠三角以外地区的乡镇企业总产值从596.5 亿元增长到7 033.5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全省占比从43.4%提升至63.5%，意味着在农业主导地区，乡镇的生产节点作用进一步凸显。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乡镇工业所生产的初级工业产品，一部分在各镇中流通进行再加工，另一部分则流向县城或更高层级的区域市场，意味着镇通过产品流通与县城、大中城市间形成开放式的贸易关系（费孝通，1996）。如位于山区的罗定县，现罗定市（县级市），在1985 年对外出口近20 种产品，通过生产基地将服装等商品出口至珠三角甚至国外，商品总值达3 873 万元，占全县外贸出口销售额的64.6%，乡镇成为生产体系中联系城市甚至国外的重要节点（罗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而同样位于山区的云安县，其乡镇化工厂所生产的初级化工产品部分流通至其余各县、各镇水泥厂，进入新一轮的加工生产，镇成为本地生产网络中的产品流通节点（云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等，2011）。此时，每一个乡镇作为生产中心与其他镇、县产生差异化的协作联系，县-镇-村之间形成以乡镇为次级中心的网络体系（Bourne et al., 1978；
罗雅丽 等，2015）（图1-c）。总体而言，建制镇的功能与空间模式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以下过程（表1）。
图1 县-镇-村空间模式历史演变Fig.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unty-town-village spatial pattern
表1 建制镇功能演变的驱动机制、空间模式转变Table 1 Summary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spatial patt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town
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劳动人口外流和财税制改革等因素促使乡镇企业改制并走向衰落（汤鹏主，2013）。1978—1999 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度从12.14%增长到79.69%（李先军 等，2021）；
但至2012 年，占比下降为64.6%（国家统计局，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乡镇企业局，2013），建制镇在全国生产网络中的地位逐步减弱。农业税取消后，建制镇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在经济发展与空间建设方面均陷入困境。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县-镇-村体系的生产功能整体减弱，如广东省县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0 年的11.74%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9.82%（广东省统计局，2011—202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2021）。
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强化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提高服务镇区居民和周边农村的能力。政府逐渐增加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县-镇-村体系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向综合服务功能体系转变，建制镇在其中担任向农村居民提供基础服务的角色。2010—2019年，建制镇的义务教育阶段校舍面积占全国比例从37.2%提升至40.6%，固定资产总值全国占比从37.4%提升至38.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1—2020）；
2015—2020 年，乡镇卫生院所服务的人次从8.7亿增长至11 亿，平均每院收入从619.3万增长至974.5万元，其中来自政府及上级财政的收入占比从45.3%上升至48.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21）。
回顾建制镇的功能演变可以发现，无论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交易市场，还是因政治或经济体制所需而转变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重要空间，建制镇始终是农村地区的区域中心，满足一定半径内村民的生活所需。近期建制镇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规模与经济、生产功能等角度探讨建制镇的功能与县城、村庄间的联系与镇村空间布局的优化（Long, 2014；
毛田颖 等，2019；
曾鹏 等，2021），或从规模等级、网络互联的角度整体考察县域城乡体系（Hou et al., 2015; Cui, 2022），对在建制镇服务功能转变背景下的县-镇-村空间模式变化关注不足。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建制镇作为城市延伸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陈易 等，2021），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从公共服务功能角度探究建制镇如何服务农村地区，以及县-镇-村的空间关系是必要的。
2.1 研究对象
选取广东省翁源县和阳西县共16个建制镇作为研究区域（图2）。广东省的建制镇拥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圩市、人民公社等形式发挥服务作用，当前也依旧保留着重要的农业生产服务功能。同时，广东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省内建制镇功能的演变深受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并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成为工业生产与村民兼业的聚集地，其功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在全国乡镇中具有典型性。
图2 研究对象区位Fig.2 Loc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广东省农业县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山区、丘陵与沿海为主，翁源县和阳西县分别位于粤北山区与粤西沿海地区，既能代表省内不同地貌特征的县域，也能较全面反映农业主导地区的建制镇发展情况。其中，翁源县位于广东省北部，下辖8 个建制镇，2020 年全县常住人口32.2 万人，县域面积为2 175 km2，山地面积占全县80%，是典型的山区县；
阳西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沿海，下辖8个建制镇，2020年全县常住人口43.4 万人，县域面积达1 435.18 km2，大体可分为沿海地带和山区地带两大部分。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数据均来自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27 省81 个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评价工作的实地调研与村民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生产、公共服务供给、农房与配套设施、村庄人居环境、村庄治理6部分。调查以线下调研和线上网络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共收回有效村民调查问卷2 127份。将子女就读、家庭购房等问题为空值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974 份，其中翁源县815份，阳西县1 159份。
选取问卷中与建制镇相关的14道题目进行统计分析，包含教育、就医、养老与购物4个方面；
并通过空间可视化，反映村民的选择在空间上的特征，以探讨当前县-镇-村空间结构与建制镇的作用。
3.1 建制镇功能的现代化演变
通过历史数据对比发现（表2），2000年前，两县建制镇在县-镇-村生产网络上节点作用非常明显。1992—2000年，阳西县乡镇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县比例从29.96%增长至59.67%；
与此同时，2000年的阳西县城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县比例仅为16.48%，远低于乡镇工业生产总值。1992年，翁源县乡镇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县比例为31.12%，也显著高于1988 年时翁源县城的工业生产总值占比（3.20%）。进入21世纪后，两县建制镇的乡镇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县比例开始下降，同时县城工业生产总值在县域中的占比逐步提升：阳西县的县城工业生产总值占比在2000—2021 年从16.48%上升至29.71%；
翁源县的县城工业生产总值则从1988 年的3.20%提升至2016 年的19.83%。县域内，生产功能开始往县城集中，建制镇在县域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减弱。
表2 广东两县生产情况Table 2 Production statistics of Wengyuan and Yangxi counties in Guangdong
数据显示，尽管当前广东省内的建制镇工业生产功能逐步衰退，2021 年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建制镇仍吸收了约占被调查总数1/3 的农村劳动力，以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工厂上班与经商为主。
2021年乡村建设评价中，两县的数据显示，建制镇平均承担了62.41%和66.30%村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与54.53%村民的基础疾病就诊需求，是基础公共服务的基本空间单元，承载着超半数村民的生活需求。此外，建制镇还承担着部分养老功能。当前，除居家养老这种主要形式外，还有约41.03%的村民选择前往乡镇养老院、敬老院、养老服务中心等获取养老服务（表3）。随着老龄化加剧，无人照料、自理能力弱的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到就近的建制镇获取养老服务将成为村民的主要选择。当前建制镇作为村民兼业与生活的主要地点，公共服务功能正不断增强，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发挥着突出的基础作用。
市场交易功能是建制镇的传统功能，当前镇区仍通过定期圩市发挥农产品交易、社会交往的作用；
与此同时，村民需求频率与质量的提升促使镇区也出现百货商铺、农贸市场等多种形式的现代化商业服务设施。当前，两县建制镇均建有农贸市场、超市、零售商铺、商城等商业设施，平均满足65.82%村民的购物需求。但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有4.29%的村民认为镇区的商业设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表4），拥有更高等级商业设施的县城成为购物的主要目的地。
表4 广东省两县村民镇区商业满意度Table 4 Villagers" satisfaction with town business in Wengyuan and Yangxi coun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
总体上，建制镇正转变为综合化、复杂化的服务空间，是满足村民日常商业购物、义务教育、基础医疗等服务的主要单元。新时代背景下，村民生活需求的变化，以及服务地选择的差异化使县-镇-村之间的居民流动规律发生改变，由此带来新的空间结构模式。
3.2 教育功能视角下的空间模式
当前教育成为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张欢 等，2021）。教育作为每个农村儿童均需要获取的公共服务，需求频次高，持续时间长，如义务教育阶段长达9年。在分散化的农村地区，到乡镇就读小学与初中成为普通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成本投入与收益综合考量后的较优选择。2020 年，两县0～14岁人口平均占比为23.1%（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对于教育的需求较为突出。乡镇教育设施普遍覆盖面较好，在广东省2个样本县的16个建制镇均建有至少1所幼儿园、1所完全小学（镇中心小学）与1所初级中学，平均承担了5～6成的村民子女就读幼儿园、小学与初中的需求（见表3）。许多村级小学由于就读学生数有限，只保留了1—3年级建制，这进一步促进村内生源流向具有1—6 年级全建制的镇中心小学。其中翁源县的建制镇教育服务功能尤为突出，承担了7成村民子女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育需求；
阳西县则承担了约半数的农村学生就读需求。在高中就读方面，两县建制镇承担的村民子女高中就读需求均不超过3成，其中在阳西县乡镇高中就读的村民子女比例仅11.90%；
一方面是由于建制镇内高中就读人数难以满足设立门槛，不少镇内并不会单独设立高中；
另一方面村民对于高中教育质量要求更高，县城甚至邻县教学配套完善的高中成为首选。总体而言，以镇为单元配给的幼儿园、小学与初中设施提供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保障，建制镇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供给单元。
教育功能影响的是以适龄儿童为核心的家庭人口的日常流动，超半数村民每日往返于服务地与居住地之间，在服务质量、时间成本等因素影响下，两县所呈现的仍是传统的中心地结构（图3）。村内儿童就读规模缩小，进一步导致村庄的教育功能减弱，而建制镇作为基础教育服务单元的地位不断上升。伴随乡村地区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以镇区为核心的30 min 生活圈基本能覆盖镇域范围内的村庄。翁源县作为山区县，村庄到县城的交通时间多在40 min 以上，但村庄与镇区的交通便利性较高，一般在20 min内可达，故从幼儿园、小学等联系上看，呈现典型的县城-建制镇-村庄居民点三级中心地结构。而阳西县作为平原县，各村到县城的交通便利性显著高于翁源县，有很多农村家庭选择到县城就读幼儿园、小学等，因此在空间结构上保留三级结构的同时，县城的中心性更强。在初中教育阶段，由于往返频率下降，教育设施配置完备与教学质量良好的县城成为村民的重要选择之一，县城这一等级的中心地作用显著增强。
图3 翁源县与阳西县教育服务选择的县-镇-村空间结构Fig.3 Spati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in Wengyuan and Yangxi counties
3.3 医疗功能视角下的空间模式
以县-镇-村为单元所构建起的医疗体系是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保障。对于常见病、慢性病等基础疾病的就诊，在村级卫生站药物储备不足、县城医院距离过远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村民在具有较高频率就医或定期取药的需求时，往往选择前往可达性更高的建制镇。当前广东省两县的建制镇的乡镇卫生院承担着54.53%的周边村民小病的就诊需求，提供感冒、发烧、腹泻等常见病或风湿等地区性疾病的医治；
其中翁源县与阳西县分别有50.37%和58.69%的村民到乡镇卫生院治疗小病。部分乡镇卫生院还与县外医院结对开展远程医疗，以提升建制镇的医疗服务能力。但在大病就诊时，县城或省市医院成为村民的主要选择地，仅13.78%的村民会前往乡镇卫生院医治（见表3）。乡镇卫生院由于就诊便利成为村民基础疾病就诊的首选地，与村卫生室共同构成基础医疗保障体系，但其设施配置与服务能力无法与县城医院相比。
医疗服务的需求频次显著低于教育，村民无需长期往返于医疗机构与居住地之间，交通成本的制约较小，更关注服务质量与设施的完善程度。因此，村民的选择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空间结构（图4），且地形不同带来的结构差异并不明显。村庄作为最小的行政单位，在医疗设施投入以及医师配置上都难以满足村民的需求；
而镇卫生院配置有B超、X光、检验科等基础医疗设施，能为农村地区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是村民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的最优选择。县城作为县域内最高等级的行政建制，医院建设投资、医疗设施配置完备程度与医疗水平等都显著优于村镇。为了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以及在大病就诊时，县城毋庸置疑成为村民的优先选择。
图4 翁源县（a）与阳西县（b）医疗服务选择的县-镇-村空间结构Fig.4 Spatial structure of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s in Wengyuan(a) and Yangxi(b) counties
3.4 建制镇功能演变后的县-镇-村空间结构
将村民居住地与教育、就诊服务选择地间的联系叠加后发现，受地形影响，翁源县与阳西县的县-镇-村间形成不同强度的联系和空间模式。翁源县山地崎岖，江尾镇、坝仔镇与县城交通联系便捷，被县城服务所辐射，在被调查的村民中平均每镇有75人次直接前往县城获取服务。县域西部的官渡镇等5镇与县城之间被连片的山脉阻隔，在与县城沟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以建制镇为单元的小区域服务网络，平均每镇有超过130人次依托建制镇获取公共服务，而前往县城的平均人次仅为26 人/镇。有所不同的是，阳西县地势相对平坦，45 min车程内能从县城到达各个镇区，县城的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平均每镇有超过90人次前往县城获取各项服务。其中，儒洞镇、沙扒镇与溪头镇与县城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图5）。
图5 翁源县（a）与阳西县（b）的县-镇-村空间结构Fig.5 Spatial structure of Wengyuan (a) and Yanxi Counties (b)
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区，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等要素的影响，限制了村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距离更近、基本服务较为齐全的建制镇成为村民的首选地，仅有少数村民因需求水平高或者离县城距离近等而选择直接前往县城，故山区县内公共服务的中心地等级更为明显。以平原为主的地区，县镇村之间交通联系更为便捷，村民服务需求种类与层次成为主要的影响要素，因此综合服务能力更强的县城成为首选地，县城中心性更强，辐射范围也更广，而建制镇成为县城服务的补充单元。
综上所述，当前建制镇功能正不断复杂化，且以公共服务功能增加为主，受地形、交通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建制镇是周边村庄基础服务的基本单元，以义务教育、基础医疗等保障性公共服务为主；
但县城仍是县域服务核心，配置高等级、现代化的综合服务；
不同类型或功能的服务配置共同形成县城-建制镇-村庄的等级结构。相比过往的县-镇-村体系，当前村民会根据交通成本、服务质量等需求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服务地点，在县镇村之间形成自由流动的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为村民流动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设施等级化与村民流动网络化共同形成“等级+网络”的县-镇-村体系（图6-d）。
图6 县-镇-村空间结构的变化（a.市场中心化结构；
b.封闭式服务结构；
c.生产网络化结构；
d.“等级+网络”服务结构）Fig.6 Changes of county-town-village spatial structure (a.market-centric structure; b.closed service structure;c.production network structure; d." hierarchical and open network " service structure)
4.1 结论
本文从乡镇的尺度出发，基于文献的时间序列进行梳理与实证来探索城乡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
进一步通过数据的对比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建制镇从传统的单一市场功能、工业生产功能向综合服务功能转变，呈现复杂化、综合化的趋势。十九大以来，在“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新华社，2020）的政策导向下，建制镇再度成为提供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节点，在日常购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基础医疗等日常服务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县-镇-村空间结构也从市场功能主导的中心地结构、人民公社下封闭式的服务结构、改革开放后以生产功能为核心的网络化结构，转向新时期下以公共服务功能、市场交易功能为主的“等级+网络”结构。
当前，县-镇-村的服务功能等级序列仍然存在。村庄作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以农业生产、居住功能为主，辅以教学点、卫生站等服务能力较低的基础设施。而建制镇作为城市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的重要空间（陈易 等，2021），成为提供义务教育、小病就诊等基础服务的基本单元；
同时建制镇与县城联系密切，镇内居民常常选择往上一层级获取更多服务。县城作为辐射县域的服务中心，在基础服务外，还为村民提供品质较高的现代化服务，在就医、购房等非日常服务功能方面发挥重要的中心作用。
另外，道路设施完善与交通方式的改变，使得村民流动更为便捷，能根据所需自由选择到县城、邻镇享受高品质服务，也可以选择在本镇满足需求，进而形成网络体系。网络中，县城仍是核心，建制镇则是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承担着镇域范围内村民的日常服务供给，同时保持与县城的密切交流联系；
而当城乡交流受交通、地形等阻碍时，建制镇服务农村地区的作用会更加突出，甚至会成为局部区域的服务中心。
此外，本文尚且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由于乡村建设评价是以选取样本的方式进行，导致收集的问卷并不能实现县域全覆盖，未来有待扩充样本数量且增加时间序列的数据收集，进一步观察研究空间结构的变化；
二是空间可视化下，部分村民居住在镇区且满足教育等需求地也在镇区，在空间上位置重合或距离过近导致无法显示，未来考虑增加数据图表进行补充说明。
4.2 建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建制镇成为联系城乡的关键节点，本文的研究也表明了镇既是乡村服务的基本单元也与县城或城市之间产生重要联
系，在基础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针对建制镇建设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以完整镇区建设推动建制镇的公共服务配置完善。建制镇作为农村地区服务的中心，通过完善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和市政设施网络，为镇村服务体系的形成提供空间支撑。2）不同类型的服务功能应根据村民实际需求采取不同方式配置。对于购物、教育等获取频率较高的功能，需要强化县-镇-村的等级结构，满足村民用较低的成本获取相应品质服务的需求；
而对于就医、养老等明显具有品质化要求的功能，则宜采取集中化的形式配置。3）以县域为单元，根据各镇基础条件统筹资源配置。各类设施应按建制镇的区位和作用，采用不同的配置标准。靠近城市化地区的建制镇在必要设施配置齐全的基础上，可充分利用县城或城市的辐射能力，减少过于城市化的设施建设；
与县城交通相对不便的区域，则需进一步提高建制镇的服务水平，并通过增加城市化设施的方式打造区域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