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生态下非遗的美感传播
王存远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徐州 221009）
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掀起了当代媒体更迭的浪潮，新的媒介力量无处不在，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信息的实时性、碎片性、视觉化等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接受习惯。无论是声音还是图像，都成为了存在于云端和终端存储中的一段虚拟信号，所有的媒介信息在数字新媒体面前都平等地被加以重编，新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发布方式必然对一些传统内容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新媒体中得以重获新光的重要对象。“新媒体的产生对于非遗的传承与推广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1]现在，非遗已经十分广泛地存在于新媒体中，短视频能够将非遗的制作过程精简成十几秒加以传播，一些存在于博物馆、展览馆中的非遗被扫描成虚拟影像，还有以非遗为主题拍摄的微纪录片、微电影，甚至人们眼中“陈旧”的非遗与时尚元素融合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如此种种的非遗在新媒体中的改变都昭示着沉淀了历史和人文的非遗不会被新潮流淹没，人们在其中会感受到在传统媒介和以往传播环境中无法看到、听到的非遗美感。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最核心的改变是信息的数字编码形式，以此技术为架构基础，在新媒体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媒体工具也表现出诸多的不同之处，从信息的索取到信息加工再到信息传播，一切工具都是基础硬件与数字处理软件的结合。以摄像机为例，以往的摄像机是以胶片为记录介质，而现在的摄像机是通过传感器进行曝光，将扫描的数字信息存储在记忆卡中，甚至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可以进行高清录像，这种记录方式带来了更大的后期处理空间，比如数码摄像可以轻易实现记录影像的升格，可以把以往难以捕捉的动作瞬间记录下来。除去这种数字采编技术，新媒体带来的更深刻的改变是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实时在线的视听终端使得信息的接受变得不再固定，接受时长、接受时间、接受空间等更加灵活易变，从而使人们在众多的信息流中形成新的欣赏习惯。
在新媒体下的这种信息技术与传播生态中，非遗势必会被作为一个新的审美对象加以界定，事实上，围绕着非遗的整体审美生态发生了改变，新的审美机制在新的媒介中得以形成。在《镜与灯》中，作者将世界、作者、观众和作品视为艺术世界的四要素，[2]这一模型同样适用于围绕非遗的审美体系，首先，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机制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新的接受环境。其次，新媒体的易用性使得更多的主体掌握了媒介力量，无论是博物馆、研究所、高校，还是公司、个人都有机会将非遗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多样化地展示。还有，新媒体为非遗解锁了更多的欣赏观众，无论大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有何不同，在移动网络终端面前他们都被视为潜在的受众。最后，在这样的环境和力量的影响下，非遗势必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新媒体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的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沉淀的共有经验，既覆盖人们的衣食住行，又包含风俗艺术等，虽然它们是非物质性的，但依旧可以进行视听化地展示，在此过程中，其本身所具有的美感能够做到何种程度的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依托的展示媒介。在以往报纸、杂志、电视等的媒介环境下，非遗能够以文字、图片、影像的方式进行展示，在报纸杂志上，文字描述本身具有抽象性，因而通过文字编码后的非遗体现的是一种抽象美，在电视上，关于非遗的视频片段能够将非遗以更加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在感官上，新媒体依旧是通过视听手段将非遗展示出来，这与电视节目并未存在感官上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前者审美世界中的角色关系不再是传统媒介中的自上而下，角色关系中的社交属性更加强烈。在众多的非遗展示背后，制作者不再是电视台、宣传部门，而是个体、公司运营的自媒体账号，因而观众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非遗，而是以轻松的姿态欣赏它们，并且由于媒介平台存在的推介机制，个人更容易接收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中，信息以更短、更集中的方式被传递。“相较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将叙事作品的研究范围从文字拓展至其他媒介形式，图片、文字、短视频等都是叙事文本”。[3]以当下火热的短视频为例，短视频所呈现的大多是几秒到几分钟的短片，集中了展示对象的关键要素，在这样的传播惯例下，短视频中的非遗能够以集约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视点往往更加贴近非遗，竖屏的录制也增加了这种亲近感。针对不同的非遗，往往还会根据它们的特征应用不同的视听手段，例如，在录制一些歌舞等运动型的非遗时，会利用慢镜头来展现动作瞬间的美感；
在拍摄竹编、制陶等工艺过程时，会将视角对准工艺的细节，以沉浸式的方式让人体验工艺本身，甚至过程中的细微声音都被加以展示，凡此种种的呈现方式回归了非遗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并且展现极为精准，简短的内容集中展示非遗美感的某一面或某一片段，能够给人更大的视听冲击力。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技术的迅速更迭挑战着人们以往的生活经验，那些过去服务于人们生活、娱乐的非遗也难以被现在的人接受，这是非遗在传承中普遍存在的困境。不过在人们的生活脚步不断向前的同时，那些存在于集体记忆中的非遗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就像书本中的文字，以一种抽象性、精简性的形式存在，其本身的含义是丰厚的，有着无限解读和加工的空间。例如，当人们听到“京剧”二字的时候，会想到浓妆粉黛、衣着华丽的唱角，当听到“木雕”的时候会想到建筑中的雕梁画栋，当听到“刺绣”的时候会想到织布上的花鸟。这些非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听到这些符号的时候，首先不是想到它们的实际用途，而是它们的经典形象。
当一种事物已经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一种元素的时候，它便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自身的演化。具体来说，这种演化不是局限在事物内部的，不是某一部分的变化，而是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改变。以京剧为例，京剧本身是冗杂了众多地方剧的一种戏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演进后，早已形成了稳定的艺术规范，其中的角色生旦净丑、技术唱念做打已经相当完善，它作为国粹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文化符号。而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京剧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在人们眼前，一个个人物不是在演唱那些经典曲目，而是以京剧的口吻唱出了当下的流行音乐，并在网络中广为人知，其中京剧的范式并没有改变，这种京剧与流行乐的结合背后正是两种文化元素的碰撞。所以，当一种文化成为了一种稳定的符号时，这种符号会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新的文化构建中，这样的动态过程往往被人们视为文化的跨界。
非遗的这种跨界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例如，捏面人技艺不再只产出那些如包公、关羽等的经典历史人物，而是能够和动漫结合起来，一个个二次元动漫人物通过捏面人技艺被立体地展示出来；
木雕不再仅限于传统的龙凤等形象，也以动漫人物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这样的文化跨界是非遗在当下的年轻化表达，也是非遗突破固化在人们头脑中的老旧形象，以时尚的美感呈现在人们眼前。
但是，非遗的这种融合演进为什么会发生在当下呢？京剧由来已久，流行音乐也在上个世纪广为人知，那么为什么两者的融合会发生在今天而不是上个世纪呢？在更早的时期，人们还只能通过个人电脑介入互联网，此时已经显示出了大众所具有的创造力，一大批音乐人制作的互联网歌曲风靡网络，一些人制作的视频短片也得以传播，例如，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作为素材进行大胆恶搞，已经成为了自制短片的经典案例，这实际上就是网络潮流文化与电影文化的一次碰撞。互联网不仅仅将万千网民连接起来，也将这些人物背后的文化联系起来。现在，互联网移动终端和各类媒体平台使这种联系更为紧密，成就了各类文化共同活跃的盛典。因此，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非遗能够打破次元，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也就不奇怪了。
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不是非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一种跨界文化，而是新媒体技术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必定会相遇。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地域文化、时代文化，当有一种媒介能够将这些文化等而视之地呈现出来，同时与这些文化相联系的人也有同等的机会介入媒体，那么文化便跨越了时空的阻隔。
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非遗更是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符号，人们能够从那些朴素的画像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在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中，一方面非遗的制作过程和成果就是绝好的展示对象，另一方面，媒体也要挖掘非遗背后的文化渊源，将更深层次的内容展现出来。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时代，碎片化和实时性的信息传递使得文化以一种简短的、不连续的方式呈现，便捷的媒体条件使得不同的文化同时冲击人们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非遗要唤醒人们的记忆，取得人们的关注，就更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展示，而是要把非遗放到更大的背景当中解读。例如，展示国家级的非遗要把其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联系起来，往往荡气回肠，而地方性的非遗要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特征联系起来。此时，对非遗的欣赏更像是从一幅大的历史画卷中品读其中的一个字符，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个字符的能指，更是感受它的所指背后的人文魅力。
在具体的展示过程中，重点是要把非遗和它背后的人物展现出来。在认定一个地方的非遗时，也会有一批人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人本身就掌握了非遗的技艺、方法，是与非遗联系最紧密的人，因而非遗传承人常常成为了新媒体在展示非遗时的主要人物。目前网络上较为广泛的做法是制作一些关于非遗传承人的微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会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采访画面，从他们的角度讲述一个地方的非遗，能够以亲切的口吻将非遗展露出来。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微电影，“微电影具备网络传播的典型特征，它改变了院线电影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呈现双向性和交互性”，[4]这些微电影以非遗为主体，通过故事化的方式表现更深刻的主题，增加了内容的可看性。这些网络视频短片与电视节目在传播上表现出诸多不同之处，前者常常是一些民间团体自发制作，是从群众的视角对非遗加以审视，在制作过程中会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融入进节目，而后者则是传统媒体单位的官方制作，从整体上将非遗客观地展示出来，因而网络上的这些短片虽然在视频规格上不及官方，但它们的风格也更显朴素、亲切。
除去这种传统的视频编辑手段，最新的数字科技也会应用到非遗的传播中，并且更加重视新媒体特有的交互性。在新媒体的发展历程中，将高效性和交互性放到了重要的地位，人们不断更新通信技术以获得更高速、低延迟的网络体验，通过制造更好的硬件和优化软件设计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交互体验。这种交互性不仅能在虚拟的网络信号中体现，更能实现与现实的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将实物信息采编为虚拟信号，通过设计成可交互的网络页面加以实现。例如，一些景点会利用全景摄影将实地景物拍摄下来，人们可以在云端欣赏实景，还可利用软件建立实物模型，人们可以通过放大、解剖模型来了解更多的细节。“各种媒体形态构成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网络立体型、全方位地扩张人类的感官”，[5]以往的非遗虽然以视频的形式被传播出去，但是这种传播无法让大众亲身体验非遗，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条件去当地了解非遗，而数字媒体中的交互性虽然无法完全还原现实体验，但至少让非遗与人们的距离更近了。在交互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了解非遗的细节，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加以欣赏、感受，人们心底的情感在此刻也被调动起来，因此这种云体验带动的是人们对非遗的沉浸式感受。
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深刻改变了当下的信息传播生态，在这样的生态下，原本的角色关系发生了改变，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非遗便会在这样的角色关系下有了新的解读视角。同时，新媒体也会重新淘汰、筛选、挖掘、整合以往和当下的信息，在这样的调整下，以往被忽略的内容会被重视起来，尤其是在新媒体中信息有了商业化的可能，非遗同样如此，它们不仅会被视为一种文化加以重塑，还会在产业化中被整合为一种商品。在这个过程中，非遗具有的美不仅是一种欣赏对象，还是促进自身产业化的动力，在大众被赋予媒介力量的当下，非遗美感的传播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非遗的整体印象，因而更应重视非遗在新媒体中美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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