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视角下中西疫情防控政策比较
李 琳 孙道进
（西南大学 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治理严重缺失，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1]对此，中西方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以“经济优先”为核心的西方市场化治理模式；
以“生命优先”为核心的中国政府性治理模式。本文试着从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出发，挖掘中西方不同疫情防控措施背后的人口理论逻辑，阐释西方治理模式下“相对人口过剩”现象的本质和中国治理人口问题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口治理的战略路径。
人口是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资本的存在所达到的最大规模，是以劳动人口的规模，以本身就是一切生产力的条件的大量人口为前提的。”[2]285同时，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人口增长推动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有可能。”[3]332在此基础上，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构成社会劳动力的总人数和单个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能创造的商品数量。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剩余劳动的积累，尤其是相对剩余劳动的积累。随着资本的积累，相对剩余劳动进一步外化为相对过剩人口，并以“产业后备军”的形式服从资本的调配与指挥，相对过剩人口的增长“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4]692，他们的全部价值也仅在于此。在资本逐利的运行逻辑下，当经济周期性危机或其他灾害来临时，这些相对过剩人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非存在的存在者，必将是首先被牺牲——如果他们还有被牺牲的价值——和被抛弃的人群。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暂时不明显，资本主义大作坊还需要雇佣很多工人，在工人人口数量的增加中扩大生产规模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3]366。劳动协作既提高了生产力，又在有限的生产场所中创造了更大的生产规模。同时，密集工作激发了工人的竞争心，提升了工人的专注度。这种具有连续性和多样性的共同作业节约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时间，使个人劳动达到或超越社会平均生产劳动的水平。随后，资本主义大作坊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工人的聚集以及分工体系的扩大——由行业分工转向城市分工，推动了工厂手工业的产生，即产生了“超出行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5]62。随着资本主义手工工业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必要劳动力人口，即工业人口。在分工协作的生产形式中，工业人口被划分为不同生产环节的“局部工人”，在片面化、重复化的单一劳动中积累个别经验，以消耗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生产效果，并根据局部操作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发展出工资等级制度，进一步巩固“局部劳动”的统治地位。工厂手工业的分工不仅破坏了工人劳动的整体性，还固定了每个生产环节所需局部工人数量的比例。此时，相对过剩人口的萌芽已经初显出来，因为各个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组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数，工人人口只能依据各个工人小组的需求，按一定比例相对扩张。进入大机器时期后，机器作业取代了部分“局部工人”的单一劳动，机器开始不断地排挤工人，“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3]471。工人小组以消散或重组的方式配合机器作业，一定数量的工人就这样被机器或更低廉的另一工人群体代替了，失去生产价值，成了相对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中，这些相对过剩人口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因而被剥夺了为自己而劳动的权利，在失去出卖自由劳动的唯一途径后，只能以非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游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成为“产业后备军”，依靠资本家的“善心”挣扎在生存线上。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以量的形式扩大自身，必要劳动人口的数量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人口增长的历史规律与资本增长的速度保持一致。但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原有资本的技术变革，资本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减少可变资本、增加不变资本的方式追逐更大的利润。因为对必要劳动人口的需要由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决定，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长速度放缓，且这个放缓的速度总是高于总资本的增长速度。这种变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具体表现为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资本家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能将自身降为商品，以出卖劳动力的形式维持自身的存在，分工又进一步分解了这种劳动的整体性，使之成为“局部劳动”，因而这些受机器排挤的工人离开原来的流水线工作后，他们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3]471。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厂被抛到劳工市场，成了产业后备军，增加了可供资本随意剥削和奴役的劳动力数量，不断累积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那些因封建制度解体而失去劳动资料（羊、马等）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又再一次被机器赶出工业生产体系，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为了生存“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3]483。机器存在的最初目的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改善使用者生活的帮手，但在投入资本生产环节后，成了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恶化使用者生活的元凶，被人使用的工具反过来奴役使用者，机器的扩张与贫穷的积累成正比。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环节包含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劳动人口的再生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根据自己的发展速度调节受资本剥削人口的生产，为了保持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可剥削人口，总是生产超过资本需求的人口数量，即过剩工人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增长促进了工人人口的增长，但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良又压缩了必要劳动力的数量，人为地创造可被占有的剩余劳动人口。同时，社会无政府生产状态包含资本物质资料的生产过剩和相对人口过剩，这种情况在资本周期性危机中全面爆发，无数工人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而被抛出生产过程中，“游离”于生活资料之外。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发展趋势：资本增长的规模促进了相对过剩人口增长，“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6]270，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的、一般的人口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研究人口问题，要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与人口规律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背景来看，人口过剩现象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5 世纪末到16 世纪初，伴随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的发展和英国圈地运动将农民从土地赶往工厂，推动工人阶级的形成。18 世纪末工业革命的爆发，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生产资料和人口数量的增多。机器将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资本家又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更为彻底地剥削工人，机器的发展程度与工人被排挤程度成正比，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激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扩大化。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人口过剩问题成了时代任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分化出庸俗政治经济学学派。马尔萨斯作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学派的代表提出人口理论，试图解释人口过剩的产生原因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马尔萨斯将过剩人口的产生视为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必要结果，因为人口的增长始终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这是由“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7]6）和三大法则（制约法则、增值法则、均衡法则）决定的。而所谓解决方法就是“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
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8]617。马尔萨斯将过剩人口的存在视为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的原因，反对慈善事业和济贫金的存在，支持战争、瘟疫、饥荒等“合理”的方式缩减过剩人口数量。穷人没有资格“享受”富人的接济，也没有权利繁衍后代，穷人的消亡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如此，便能让资产者“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的大批饿死”[9]656。马尔萨斯将过剩人口的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理解为自然现象，将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视为其本身的罪行，并通过预防性的抑制（不生育）、积极性的抑制（不养育）和道德抑制（不结婚）的方式限制人口的增长，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
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具有非历史性和非唯物性。在理解人口问题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是按几何级数增长，植物(或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繁殖的速度总是快于自然繁殖的速度，因此人口过剩总是存在，且永远、普遍、绝对存在。马尔萨斯试图以一个简单抽象的数学公式解释人口数量的一切变化关系，忽视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增长状态和过剩人口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条件决定的事实。在解决人口问题方面，马尔萨斯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表面现象，即过剩人口的存在，但将相对过剩人口理解为绝对过剩人口，并主张“用取消矛盾的方法来消灭矛盾”[2]620，用“消灭”过剩人口的方式来消除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矛盾。他虽然承认过剩的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但不理解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维持生产的存在条件，是资本积累的有利杠杆。马尔萨斯回避劳动过剩与资本过剩、财富过剩、地产过剩之间的关系，混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雇佣资料与生存资料之间的区别，不理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对工人人口数量需求的影响，也忽视机器和技术改革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不存在绝对量的生活资料，人口过剩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而不是整个生活资料，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发展阶段。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当时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10]573，这一理论的虚伪性与荒谬性展现了资产阶级对相对过剩人口的真实态度。正是这种理论向我们展现了，工人作为人的存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结构中被贬低为物的存在，人的生产同商品一样，随着资本的需求增加或减少，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屠杀着千百万人”[7]621。不仅如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引起的巨大争论，使得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今天也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在西方社会中，大部分学者和公众都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①。许多支持马尔萨斯的学者继承了他的理论并发展出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提出“人口危机论”②、“适度人口论”③、“人口零增长论”④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没有脱离马尔萨斯学说的轨道，依旧从资本主义阶级立场分析人口和经济的运行规律，例如基亚里尼发表的《马尔萨斯是对的吗？1320年至1870 年意大利历史上的人口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11]和尼可里尼发表的《马尔萨斯是对的吗？对工业化前英国的经济和人口相互作用的变量分析》[12]，都在论证马尔萨斯关于工资涨幅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当代依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学术界，也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尤其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西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人口逻辑和处理路径。
西方以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优先目标，在疫情突发阶段直接采取“躺平式抗疫模式”，忽视病毒蔓延带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巨大威胁。“将数十万人的死亡视为自然现象，其目的是允许私人经济活动‘自然’进行以继续产生利息和利润”[13]。这数十万的人口中包含大量资本家口中的“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的产生被理解为必然的、绝对的、自然的，因而他们的非人道“消亡”也是合理的、正确的、自然的。
加拿大公共卫生专家罗纳德·拉邦特（Ronald Labonté）在英国权威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文称，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环境下，私人资本或利益相关资本主义组织会对政府开展的疫情经济救助计划产生极大的阻挠作用[14]。一方面，对债务膨胀的担忧导致中央难以颁布有效政治措施控制病毒反复扩散。另一方面，受财政预算紧缩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被大幅度缩减，资金匮乏的公共卫生体系难以应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同时，在疫情冲击下美国失业人口大增，由于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依赖于工作单位提供的雇主医保计划，即美国最低医疗保险，一旦失业便丧失其医疗保险，若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又将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很多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由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没有任何储蓄，即使疫情再严重也不能停止出卖自由劳动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反而最忽视疫情的危险性，因为他们的国家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足够保障。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相比，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首先被牺牲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首先被牺牲的人群还保留着所谓“自由权利”，即“自由”工作、“自由”出行、“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在这里，“自由权利”一词失去了其本身的含义，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成了维护执政党地位的政治口号。这些“自由权利”成为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器，遮蔽了“过剩人口”进退两难的真实处境。同时，市场化的抗疫思路暴露了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非人道性。人只有在投入资本运行中作为劳动力才有其存在价值，劳动力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被视为物的存在，过剩人口则成为没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被资本抛弃，成为社会自生自灭的边缘群体。这些“低价值”群体在尚存剩余价值的时候要忍受资本无情的剥削，在失去剩余价值时“游离”于资本运行体系之外，在疫情的冲击中首先成为牺牲品，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这些弱势群体被个人自由的统一口号掩盖了群体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始终无法凝聚为统一的阶级力量反抗资本的剥削和操控。整个社会始终处于彼此对抗的不稳定状态，只能通过强调外来威胁来缓解内部四分五裂的状况，以避免陷入争夺私人利益的无意义状态。在这样复杂分裂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过剩人口”在失去独立生产资料和出卖劳动的权利后，进一步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在经济危机和身份危机的双重刺激下转向民粹主义，在盲目攻击“敌人”的过程中缓解自身绝望和焦虑。在新冠疫情中，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国家又无法为普通民众提供足够保障，受右翼民粹主义阴谋论的影响，公众将病毒暴发与流行的责任归于危险的外部敌人，社会内部越分裂，对外部敌人的攻击就越猛烈，资本社会中的“过剩人口”的真实困境也因此被遮蔽了。
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特殊人口规律，这一人口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抗关系的人口规律表征。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也必将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因此马克思否认共产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需要消灭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本质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人口政策的概括，是关于一种社会制度如何看待“人”的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生产方式对“人”的理解不同，处理人口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才不被降为同商品一样的物的存在，人的价值才不会被限制在单一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不会仅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身份而被社会承认，不会在失去“雇佣劳动力”这一身份后又马上被社会抛弃；
人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和自由发展权才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点在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中国将人视为完整的、独立的生命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而不是在政治口号中，真正做到尊重和保护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自由发展权利。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立场，根据病毒演变趋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巩固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防控屏障，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在观念层面，正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情况和基本医疗服务情况：“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多，慢性病和基础病患者众多，医疗卫生资源数量相对不足，且医疗资源的分布也不均衡”[15]。根据疫情形式和病毒特点，对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分级分类救治，鼓励无基础性疾病、症状较轻和无症状感染者进行居家自我防护；
为患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高危患者提供综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的定点救治医院。同时，特别关注老年人、儿童和有严重基础病的高风险群体，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免疫接种，对特殊人群实行台账式管理。在具体管理中，“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16]。在疫情突发阶段，通过应急围堵、常态化防控等战略，有效遏制住由德尔塔变异株和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大面积的疫情蔓延，为研发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争取了宝贵时间。“通过前期的努力，我们等来了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明显下降，等来了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也等来了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时机。”[17]中央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及时出台二十条和新十条优化措施，由“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生活层面，及时有效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通过开展“一号通一站式便民服务”，为市民排忧解难；
向社区、学校等发放“防疫明白卡”，提高市民的自我防护意识；
设置疫苗流动接种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直接接种，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
积极走访企业，按照“一企一策”制定精准防控工作方案，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等。近三年来，“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走小步、不停步，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先后印发，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及时出台，确保了疫情防控的科学路径、正确方向。”[16]
中国能采取生命优先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原因在于，中国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将马克思人口理论作为理解人口问题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人口理论以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形态演化规律原理等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以揭示人口发展规律以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诸方面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为理论任务[18]106。人的问题本质上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各国处理同一人口问题时会有不同处理方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领导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决定了中国秉持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人口理论及其抗疫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取得的优秀成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和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人的生命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621。当人的生命与经济发展、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抗疫治理模式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人民”不是资本体系下被物化的劳动者，而是占有生存价值、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证明自身的存在意义，人本身占有人的全部价值，每一个人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和敬畏，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帮助，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过剩人口，更不存在西方过剩人口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达成统一的道德共识，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抗疫的社会氛围，这既是对自身生命尊重，也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向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更进一步。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高效灵活的宏观调配作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保障，展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优势和制度优势。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强大的宏观调配能力为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在疫情暴发后，中央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建立联保联供协作机制，并调度上百家联保联供企业，一同为人民群众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资保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9]245，人才摆脱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进入了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由此，个体生命也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我国社会生产逻辑。在这次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中，公有制经济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为生产目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把个体利益让位于社会公共利益，两者共同遵循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为民所需，解民所困。同时，构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分配制度。从全民免费接种疫苗、新冠治疗药物纳入医保到全面承担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中国始终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过去近三年，我们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在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有效保护了14 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6]实践证明，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能保证发展成果由所有人共享，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所有人的力量共渡难关。
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复杂，由于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匮乏、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全球人口治理问题不断恶化，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酵，确诊病例不断累积，全球人口治理问题陷入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境中。人口大国的历史定位决定中国参与全球人口治理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是全人类命运与共的世界，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作竞争、长期并存的世界。中国“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1]。面临全球人口治理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人口治理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战略路径。全球人口治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内核的相关性和实践目标的一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人类共同治理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战略路径，全球人口治理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理论内核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以人为本”是二者相通的理论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口治理战略属于人本位的理念范畴，二者都将人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视为最高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1]。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20]18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人口治理战略继承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二者都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核心价值，携手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其二，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二者共同的存在基础。“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文明的‘交往’史”，“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由于交往的普遍开展与不断扩大，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21]，形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成为命运相关、利益交织的共同体，中国人口治理问题也成为世界人口治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制定中国人口治理的战略路径。其三，和平、发展、公平、民主、自由是二者共同的价值目标。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垄断市场、恶性竞争等方式在经济方面占领优势地位，在文化层面，通过建构西方中心“文明共同体”占据国际舆论的绝对话语权，对其他文明采取驱逐、征服、渗透的策略，激化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各国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并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构建共同价值，化解各国、各民族之间文明冲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这一点与全球人口治理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全球人口治理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共建共享、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全球社会秩序和谐有序，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人口治理战略制定提供了思想指引，全球人口治理战略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宗旨制定具体的实践方案。可以说，全球人口治理困境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人口治理困境非一国之力能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呼唤人类全体成员命运与共、携手同行，共同努力才能破解的时代命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探索全球人口治理方案，提出以下四条治理路径：其一，构建生命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市场中，基于各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存在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等不公正的现象，出现以经济价值衡量生命价值的非正义论调。全球人口治理战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倡导民族平等、种族平等、生命平等，警惕资本对人的生命的工具化和物化，每个个体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是国籍、种族、年龄、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不可衡量的。在国内，面对复杂多变疫情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立场。在国际层面，正视各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尊重各国各民族拥有平等的话语地位、发展机会和经济效益，倡导“生命至上”的人权宣言，推动各国、各族人民更加真诚平等的交流，公正地满足各国、各民族国家在人权方面的需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等南南国家提供更好的人权服务。其二，构建互助共享的跨境医疗服务。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全人类是在同一个生存环境中面对同一个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如何协调各国团结统一、共同抗疫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24]。各国、各民族之间积极交流，分享疫情诊断、救护经验、防控管理、疫苗开发等信息，“我们要加强防控、诊治手段合作，提高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能力”[25]。摒弃“疫苗民族主义”，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反对将一国的特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置于人类生命安全之上。其三，构建平等交流的多边对话平台。各国、各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文明体系，我们要在尊重和交流中欣赏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在同一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此，全球人口治理战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倡导构建平等交流的多边对话平台。一方面，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平等尊重、独立自决的原则，在互相尊重、友好交流中促进各国、各族文化的融合、化解文化冲突；
另一方面，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角和单一的经济价值的导向，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推动各国与各民族之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中国始终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倡导各国、各民族人民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其四，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治理体系。20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技术革命和经济垄断将各国、各族人民卷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26]11，“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7]50。全球人口治理战略站在世界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倡导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治理体系，从人与自然争夺的竞争关系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关系，使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成为命运相携的共同体。为此，中国制定“双碳计划”，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我们要走绿色发展道路，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28]26，“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7]50，坚定不移实施“双碳计划”是我国转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全球人口健康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9]129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背景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合作竞争、长期并存的国际环境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的全面暴发，中西方基于不同的人口理论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但“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30]。在世界普遍交往历史转向中，各国、各民族早已被凝聚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是各国人民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1]中国愿同各国、各民族一道，创造一个和平开放、互相尊重、平等互助、友好交流、健康安全、生态友好、绿色低碳的未来世界。
[注释]
①英国经济思想史家詹姆斯·博纳在《马尔萨斯及其著作》一书中指出“The politicians,the political economists,the bulk of the press,and the public had accepted the Mathusian doctrines”。
② 美国学者保罗·埃尔里奇提出“人口危机论”，在《人口爆炸》一书中将物种灭绝、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流行病泛滥和犯罪案例增多等全球危机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及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冲击”，主张人类应当适度减少人口。
③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在《初级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以人口数量与土地分配之间保持适当比例为切入口，提出“适度人口论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经济领域，主张适度的人口数量才能为产业带来最大的收益，劳动者数量应保持在人口“最大收益点”的位置。
④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提出“人口零增长论”，在《面对人口零增长》一书中用人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历史，区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不同性质的人口下降以及静止的增长状态，讨论静止人口的涵义、原因、性质、实现途径、产生后果以及和经济零增长的关系，对人口零增长与人口适度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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