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诗玛》舞台创作转化研究
马敏睿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文化部门、文化持有者、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经过选择、加工，以音乐剧、歌剧、舞剧等舞台艺术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承与传播。这些作品从创作过程到审美过程都映射出民族个性、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特征等，是传统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路径。《阿诗玛》是云南彝族撒尼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云南民族文化被搬上舞台的重要范例，具有民俗性、艺术性、时代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现已成为云南民族文化符号。
《阿诗玛》主要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撒尼人聚居区，是撒尼民间文化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阿诗玛》生成了叙事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毕摩经文等异文，其主题思想、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阿诗玛》最早的文字整理版是1950年杨放的《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诗玛〉》。1964 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阿诗玛》开始在小范围内放映，并于1979 年在中国大陆公映。电影《阿诗玛》在原叙事诗的基础上进行影视化改编，对原有情节进行增减，进一步歌颂了主人公阿诗玛和阿黑勤劳善良、勇于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可贵精神。《阿诗玛》被译为英、俄、法、日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发行，促进了撒尼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云南重要的文化符号。
同时，《阿诗玛》的舞台化作品也层出不穷。自1950 年整理为文字版至今，《阿诗玛》已被改编创作为多种形式的舞台作品。1958 年的撒尼剧《阿诗玛》说白、唱腔均为撒尼语，在演出过程中配有简单的汉语翻译，贴近撒尼人的生活，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解决了《阿诗玛》传播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在《阿诗玛》的舞台作品创作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92 年的民族舞剧《阿诗玛》将音乐舞蹈作为故事叙述的核心语言，运用具有创新性的“诗化色块结构”和“立体交响式”编舞法，其配乐与“诗化色块结构”相呼应，整体呈现出无明显边界的自由式结构，为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动提供助力。[1]2014 年的音乐剧《阿诗玛》在原有基础上，融入当地传统民族舞蹈、民族服饰及节日习俗等云南民族文化元素，结合时代特色，对《阿诗玛》进行改编，融入现代音乐舞蹈元素，通过现代化的舞美呈现方式进行舞台叙述，其商业性和娱乐性得到凸显，促进了《阿诗玛》和撒尼民族文化在当下社会的传播[2]。
《阿诗玛》异文较多，1953 年，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组建的创作小组在圭山区搜集整理了20 份异文，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各有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根据不同时期，对《阿诗玛》进行选择、加工及再创作，呈现出多部优秀的民间文学舞台作品。
（一）母题的重塑
在《阿诗玛》舞台作品创作中，异文中的婚后“公婆刁难”和“婆媳之争”母题被剔除，原有人物矛盾被改编。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的《阿诗玛》舞台作品的故事矛盾集中于无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对立，契合当时反对封建势力压迫的社会浪潮。随着时代的发展，《阿诗玛》中的阶级对立逐渐消解。在2014 年的音乐剧《阿诗玛》中，编剧将阿黑这一人物形象改编为无父无母的流浪儿，将热布巴拉改为阿黑的养父，新增“弃婴被救”与“弃婴的抚养”母题。
在原叙事诗中，阿诗玛的最终结局是化为回声，“从此以后，阿诗玛变成了回声，你怎样喊她，她就怎样回应。”而在舞台作品《阿诗玛》中，编剧新增“人变化为石头”母题，阿诗玛的结局由回声改为石头，这是撒尼人石文化的体现，也对应了现实场域中阿诗玛石像的审美想象。在原叙事诗和改编版本中，“洪水”象征着统治阶级恶势力的压迫，“阿诗玛化为石峰”象征着撒尼人民面对压迫时的反抗。音乐剧《阿诗玛》中，“洪水—石林”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原叙事诗和改编版本中的“洪水”与“人变化为石头”母题含义也被重新定义。
（二）艺术语言的选择
“民间文学是存在于人民口耳之间的活动着的文学”，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特征。《阿诗玛》以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毕摩经文等多种方式流传于撒尼民间，展演语境多样，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随着现代媒介的不断发展，《阿诗玛》的艺术语言呈现形式也更加丰富，由口头传承和文字整理逐渐演变为京剧、滇剧、歌剧、舞剧等多种舞台展演方式，主要通过音乐及舞蹈等艺术语言进行舞台呈现。
在1958 年的撒尼剧《阿诗玛》的改编创作过程中，编剧将撒尼特色乐器巧妙融入舞台配乐中，结合其他民族乐器，将《阿诗玛》的乐句和调子进行重新规整，在撒尼音乐骨干音的基础上结合民间音乐旋律，融入其他民族曲调，创造出新的音乐旋律，在保证呈现效果的同时，凸显了撒尼特色。在1992 年的民族舞剧《阿诗玛》中，“色块型结构”贯穿配乐始终，结合撒尼人对色彩的特殊偏爱，在整体上用无明显边界的自由式结构取代了原先划分工整鲜明的传统结构模式，将配乐与色块相对应，每一段落都对应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这是《阿诗玛》音乐呈现的再次创新。
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阿诗玛》跨民族传播进程的不断深入，当下《阿诗玛》的音乐语言创作呈现出展演方式现代化和世界审美意识融入的趋势。2014年问世的音乐剧《阿诗玛》拓展了艺术语言的选择范围，在少数民族音乐主题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歌词、唱腔、配乐等普遍偏现代化，实现了世界音乐审美意识与撒尼民间文化的结合，整体舞台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商业性和现代化特征。2018年的交响乐作品《阿诗玛》将现代流行音乐与传统民间艺术融合，融入了更多其他民族乐器，音乐层次丰富，立体音色和谐。
（三）叙事关系的演变
《阿诗玛》在被搬上舞台之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撒尼民间传承，主要叙事者和受众均为撒尼民众，表述语言、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呈现出浓厚的撒尼民族个性与文化内涵。在《阿诗玛》被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叙事者角色发生演变，受众也不断扩大，叙事者由原先的撒尼民众向专业的艺术表演者演变，受众也由撒尼人民扩大为各民族人民，撒尼文化符号在现代语境下被不断转义和重构。
“音乐剧《阿诗玛》在原叙事诗和舞台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世界音乐意识，用现代音乐语言的方式转义撒尼民族经典文化。”从对主演何佳的访谈中不难看出，当下舞台作品重新建构了民间文学叙事关系，叙事者、受众由不同群体构成，打破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壁垒，文化持有者强调的民族元素稳定了作品的民族性，艺术创作者则引入流行文化元素吸引“他者”——受众的兴趣，扩大了《阿诗玛》的受众范围，这是传统文化在人类共同审美理想下与现代审美情趣的互动。音乐剧《阿诗玛》在世界共同审美理想下将撒尼人的审美情趣进行现代化转义，转述出以《阿诗玛》为代表的撒尼人的文化密码，促进撒尼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创新传承。在本民族民众到非本民族民众的传承演变过程中，传承的驱动力发生了改变，在原本的文化和民族内涵传承的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和分享的目的，既是在现代语境下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也打破了外来文化影响下舞台作品脱离本土群众的困境，使之改变原有的精英本位现象，真正走入人民群众当中。
（一）以时代性反映社会变迁
1979 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祝词》，提出文艺应“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阿诗玛》舞台作品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并通过情节的改变润色，使矛盾激烈化，歌颂了无产阶级人民的美好品质和反抗精神，契合当时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时代精神，折射出阶级革命的社会浪潮，是革命斗争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延展，是对民族文化和舞台艺术的有益创新，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时代精神内涵。
改革开放后，《阿诗玛》的舞台创作重点表现为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提高，原叙事诗和改编版本中的阶级矛盾逐渐消解。音乐剧《阿诗玛》对人物身份和人物形象进行改编，将原叙事诗和舞台作品中阿诗玛与热布巴拉家之间的矛盾由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改编为青年男女与父系家长之间的矛盾，将“阶级斗争”置换成“爱情抗争”，对“爱情”“坚守”“牺牲”等命题进行探讨，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趣味，引发观众对追求美好爱情的共鸣。
（二）以符号化彰显民族内涵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其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有着极其浓烈的撒尼特色。《阿诗玛》舞台作品融入撒尼音乐舞蹈元素，结合撒尼人特有的服饰等进行舞台呈现，如配乐中使用的撒尼特有乐器、特有唱腔以及撒尼骨干音基础等，这是撒尼人语言文化、婚恋习俗、音乐曲调等文化内涵的艺术表述。在不同形式的《阿诗玛》舞台作品中，都存在阿诗玛化为石头或从石头中诞生的故事情节，这是撒尼人石文化和石崇拜的生动体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阿诗玛》的舞台呈现逐步由最初的民族性偏向商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阿诗玛》舞台作品都包含着撒尼文化内涵，歌颂了勤劳勇敢的撒尼人在面对压迫时不屈不挠的勇敢斗争精神，是撒尼人情感的凝聚和外在表达。
（三）以融合性推进当代传播
“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作品[3]”。民间文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社会功能不容忽视，是民族整体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各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都受到了当代流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阿诗玛》的舞台作品是经典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转义，是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对民间文学的规范化再创作，人物形象刻画立体性增强，叙事主题清晰明确，音乐形式优美动人，富有创造性和表达力，在原有的文学底蕴上增添了舞台渲染力和艺术魅力，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激情碰撞，也是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焕发出不同魅力的体现。
在全球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和重组呈现不可逆的发展趋势。民间文学舞台化是对传统文化相对规范的传承和重构，传统文化因子在舞台上重新焕发出生机。在民间文学舞台创作的过程中，舞台作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能一味追求观赏性而脱离民族文化语境。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民间文学的舞台创作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丧失了最根本的文化内涵核心，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如何兼顾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背景的当下性，用现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呈现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是评判当代民间文学舞台作品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民间文学的舞台创作既不能简单运用传统舞台呈现的方式表达当下的时代精神，也不能直接将传统文化内涵用当下的流行艺术方式进行舞台呈现，而应对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表达形式的综合性进行融合和创新。唯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规律，才能实现当代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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