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毕兆明，陈碧优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同题集咏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如曹丕、陈琳、王粲曾均以《玛瑙勒赋》为题作赋。从创作实践看，有的集咏组织严密，有发起者、评判者和诗作收集者，集咏后往往有诗集流传于世；
有的则形式自由，参与者就某事件（或陈设景观）即时起兴，唱和应答，驰骋诗情，展示才情。
元朝民族众多，文化多元，雅集聚会活动频繁，这为同题集咏创造了条件，由此迎来了同题集咏的兴盛。元朝推行汉法，修习汉典，北方民族诗人广泛接触中原文化，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由此元代展现出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诗人学习中原诗歌同题集咏的创作形式，并用汉文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作。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如激流交锋，浪花飞溅，交互腾跃，姿态万千。
同题集咏这一创作形式在元代极为兴盛。元初遗民诗人痛感时移世易，纷纷举办诗社抒发感怀之情，同题集咏日渐兴盛；
元代中后期诗人们多缘情、缘事而发，同题集咏的主题不断丰富，往往与创作的环境相吻合；
至元末同题集咏达到极盛，延至明清仍遗响难绝。受这种诗风的影响，北方民族诗人也积极参与其间，或咏物，或酬唱，或题赠，或怀古，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汉文诗歌。
石抹宜孙本为契丹人，石抹家族至宜孙祖、父辈已定居台州，汉化程度极高。石抹宜孙重孝廉、嗜读书，“于书务博览，而长于诗歌”，①又极富将军之才，礼贤下士，善于用兵，因此身边聚集了刘基、叶子奇、泰不华、余阙等朝臣文士，形成了“极东南人物之胜”浙东文人群。《元诗选·癸集下》记载了一次同题集咏创作活动：“至正中，石抹宜孙总置处州时，尝构掀篷于妙成观，集诸名士投壶赋诗。宗姚首赋是诗，宜孙和之，一时属而和者数十人，自何宗姚以下十一人，并见《掀篷倡和诗》。”②这次同题集咏首先由何宗姚创作了《妙成观掀篷》，其后石抹宜孙、费世大、谢天与、廉公直、赵时英、陈东甫、郭子奇、孙原贞、吴立、张清、寗良十一人均有《妙成观掀篷和何宗姚韵》，其中石抹宜孙《妙成观掀篷和何宗姚韵》：“结构新亭似胜前，登临历历瞰晴川。放怀喜解防秋戍，乘兴还操下濑船。从此入林堪避地，何妨坐井亦观天。东风回首春城暮，桃李依然种日边。”③诗中“登临历历瞰晴川”一句化用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一改原诗吊古怀乡之忧愁，保留气势恢宏之境界，抒发与友人游赏的喜悦。
竹枝词初为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模仿南方民歌首创的一种新题乐府。发展到元代，竹枝词已不限于描写南方风物，比如出现了“同时拥有民歌创作、纪行写作与馆阁酬唱多种属性的”④上京竹枝词。至正元年四月，袁桷同王士熙、陈景仁前往上京集贤院任职，留三月有余，八月返回大都时已有六十二首集体唱和诗作。⑤其中以竹枝词为主题的有：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十首》、⑥王士熙《竹枝词十首》《上都柳枝词七首》、⑦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和王左司柳枝词十首》、⑧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柳枝十首》《和继学壁间韵》⑨等。集咏内容广泛，如王士熙《竹枝词十首》其一“居庸山前涧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后来才度枪竿岭，前车昨日到滦河。”与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其一“居庸泉石胜概多，桑干北去渐沙陀。龙门钩带水百折，一日驱车几渡河。”都提到了居庸关、滦河等独具特色的北方地域景观；
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其七“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 和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其七“宛人自卖葡萄酒，夏客能烹枸杞茶”两诗皆涉及了民族风俗；
王士熙《竹枝词十首》其二“宫装騕袅锦障泥，百两毡车一字齐。夜宿岩前觅泉水，林中还有子规啼。”以及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其五“日边宝书开紫泥，内臣珠帽辇步齐。君王视朝天未旦，铜龙漏转鸡人啼。”都谈到上都的宫廷生活。此次竹枝词同题集咏可谓诗作颇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充分发挥了“诗可以群”的社会功用。
顾瑛主持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后期（至正年间）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文士雅集活动。顾瑛出身于豪富之家，却主动放弃家业，传予其子元臣，自己则在旧宅之西构筑玉山草堂，只为召集文人名士赏名画、观美景、读古书。“园池、亭榭、饩馆、声妓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士若张仲举、杨廉夫、柯九思、李孝光……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赋诗”“一时风流文雅，著称东南焉。”⑩元代末年战乱纷起，但因顾瑛长子和次子均授正千户，玉山草堂得到吴中地区控制者张士诚的庇护，所以玉山草堂得以在政局混乱中存在二十年之久，成为文人在末世寻求清雅的归处。据杨镰、叶爱欣整理的《玉山名胜集》记录，玉山草堂（玉山佳处）共有二十六处景观，共集合诗人二百余首同题集咏，其中民族诗人昂吉、聂镛为草堂多年的常客，二人曾参与到“碧梧翠竹堂”同题集咏，皆有以“碧梧翠竹堂”为题的诗作。昂吉《碧梧翠竹堂》：“尔爱小轩梧竹好，雨晴添得草堂幽。挂帘凉月作秋色，绕屋清阴如水流。莫剪高枝留宿凤，好依劲节听鸣璆。醉来几度凭栏立，但觉萧萧爽气浮。”?用词简练清爽，语言清新可人，既援用凤凰这类带有中原文化内涵的意象表现玉山草堂之盛景，扣题梧竹乃“灵凤之所栖食者”，?又不吝感情肆意抒发，用“爽气浮”三字表达身处玉山草堂的舒爽与惬意；
聂镛《碧梧翠竹堂》：“青山高不极，中有仙人宅。筑堂向溪路，鸟啼花落迷行迹。翠竹罗堂前，碧梧置堂侧。窗户堕疏影，帘帷卷秋色。仙人红颜鹤发垂，脱巾坐受凉风吹。天青露叶净如洗，月出照见新题诗。仙人援琴鼓月下，枝上栖乌弦上语。空阶无地著清商，一夜琅玕响飞雨。”?诗作形式自由，诗行随情感循序迭进，将草堂比作传说中仙人的居所，但这里又不至于高耸难以攀登，而是如此亲切、雅致，带有人间风味。此外，还有围绕张叔厚的《玉山草堂图》题画同题集咏，昂吉也参与其中并作有一诗，诗中“兰亭胜事不可见，赖有此会如当年”?一句将玉山雅集与文学史上著名的兰亭集会并提，可见对玉山雅集高度认同与赞扬。昂吉还参与了“钓月轩”同题分韵赋诗的活动。
元代北方民族诗人咏物题材广泛，同题集咏更是万物皆可入题。所咏之物不仅包括渊源已久的典雅之物，还有独具时代风貌的特色物件，一方面在前人已有的诗境中开辟新路，另一方面结合诗人自身体验为诗歌意象增添新鲜血液。畏兀儿诗人贯云石有一首《芦花被》，意象鲜明，境界高远：“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贯云石家世显赫，外祖父为元代著名世家高昌廉氏人，但是他不慕名利，“宦情素薄”，?曾北上向汉族儒臣姚燧求学，晚年辞官隐居，自称“芦花道人”。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由，作者在小序中写道：“仆过梁山泊，有渔翁织芦花为被，仆尚其清，欲易之以绸者。翁曰：君尚吾清，愿以诗输之。遂赋，果却绸。”?从中可以看到，“芦花被”这一意象蕴含着诗人隐逸、孤傲的思想品格和高洁不染的人生志趣。隐逸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种常见的主题。贯云石虽为色目人，但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从这首诗也可以略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浸润渗透。贯云石之后，“芦花被”成为元代文人竞相集咏的对象，虽无固定的主办者和统一的创作时间，但是士大夫竞相吟咏，从者如云，形成了集咏的系列诗作，体现集咏之精神。代表性的如谢宗可《芦花被》：“白似杨花煖似烘，纤尘难到黑甜中。软铺香絮清无比，醉压晴霜夜不融。一枕和秋眠落月，五更飞梦逐西风。谁怜宿雁江汀冷，赢得相思旧恨空。”?前两联着重刻画芦花被轻软、不落凡尘、不被尘世玷污的特征，后两联表达出对隐逸、高洁文化精神的认同及对作者的仰慕；
张昱《题贯酸斋芦花被诗后》：“学士才名半滑稽，沧浪歌里得新知。静思金马门前直，那似芦花被底时？梦与朝云行处近，醉从江月到来迟。风流满纸龙蛇字，传遍梁山是此诗。”?用“风流”“龙蛇”颂扬原诗作者贯云石的才气和风度，“传遍梁山”更是表现出《芦花被》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这些集咏诗作步贯云石之后履，以“芦花被”为喻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高洁不染的价值取向和隐逸孤傲的精神气质。
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离不开民族诗人对中原文化和诗歌传统的认同。随着元朝的建立，很多北方家族迁居至大都、江南，家族后代虽然具有民族身份，但生长于汉族聚集区，生活习惯、精神志趣早已汉化。另一方面，基于民族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在意象的营造及诗情的表达上，民族诗人的汉文诗又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情。
（一）豪纵阔达的时空感
北方民族诗人的诗歌具有豪纵阔达的艺术特征，具体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性。这种时空感的形成与北方民族长期游牧的历史及元代独具民族特色的两都制密切相关。北方民族多有长期游牧的历史，元朝立国后实行两都制，每年夏季，皇室都要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消夏，同时大都作为元代副政治中心，政府各部门与大都配套，官员扈从皇室搬往上都处理公务，到秋季返回大都。统治者在上都汗帐接见来自欧亚各地的使臣，南方文臣有机会跟随统治者遍览北方风景：“关途览历之雄，宫龠物仪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动神竦。”?生活环境的置换以及民族情结的重现，使得民族诗人们感叹帝国疆域之辽阔、物产之丰富的同时，将豪纵阔达的时空感自然融入诗中。比如至治三年（1323），马祖常、袁桷、虞集扈从上京，途径元代名驿枪杆岭，三人停马提笔联诗，围绕枪杆岭和个人际遇即兴举办一场小型同题集咏。马祖常作《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长虞伯生过枪杆岭马上联句》：
有岭名枪杆，其上若栈阁，白云乱石凿，青峰转帘脚。积冰太古阴，出矿无底壑，马饮沆瀣泉，鹰荡扶摇幕。辙迹委垂绅，人声发虚橐。舄飞接鸟背，羽没疑虎膊。雾松秋发长，霜果红颊薄。斤樵不知疲，独往端有愕。兢兢矛头浙，杌杌井口索。凝睇见日观，引手探月廓。南下渺尘海，北广络沙漠。金桥群仙游，宝塔百神凿。禽鸣蜀帝魂，铁铸石郎错。阑干挂钩衡，搀抢敛锋锷。属车建前矛，驰道狗严拆。载笔三人行，弭节半途却。?
其中“禽鸣蜀帝魂”一句运用“望帝（蜀帝）化鹃”的典故，“铁铸石郎错”中的“石郎”指宋代石公弼。传说望帝杜宇心系国家，在蜀地带领百姓从事生产，死后仍化为杜鹃飞到田间啼叫，提醒百姓到播种的时节了。宋代石公弼做宗正寺主簿时，疾恶如仇，直言不讳，弹劾奸臣蔡京数十次，后将蔡京贬出京城。二人皆有功于国家与百姓，马祖常借此呼唤名臣治世，也希冀自己能为国家建言献策。神话典故和历史典故的运用实现了时间的跨越，为诗作增添了阔远的历史感。同时，诗中“栈阁”“白云”“青峰”“尘海”“沙漠”等物象的运用又将诗歌的空间感扩大。如此，诗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我们展示了诗人磅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用远景营造大气赫然的视觉效果，再用典故填充因大而略显空旷的空间维度，增添诗作历史沉淀感，于是整首诗就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将军在追忆过去的峥嵘岁月，伟大而又深沉。杨义在评价马祖常的诗作时用了“豪纵的气质”这一短语，?显然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中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扩张有关。
再如马祖常《和袁伯长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岳镇江河后土二首》。?在元代，“官僚政客以王命出使四方，馆阁群人往往赋诗送别”。?延祐三年，虞集奉诏前往西部祭祀名山大川，与虞集交好的新朋旧友纷纷赋诗送别，马祖常此诗就作于此次同题集咏。另有王士熙《送虞伯生祭祀还蜀用袁待制韵》、?柳贯《奉同伯庸应奉韵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岳因入蜀望祭河源二首》?等。马祖常诗作其一“芙蓉仙掌坐中低”运用汉武帝在建章宫造铜仙人这一事典，“使者才华似扬马，题诗应进草堂西”将虞集才华与草堂主人杜甫作比，既对应入蜀这一主题，又赞美虞集才华冠绝有过人之处。“栈路”“蜀天”“岐阳”三个物象和地点名词同样将诗歌触角放远，让人读罢会不自觉地极目远眺，领会诗歌时间感和空间感延长扩大所带来的艺术之美。
（二）灵动自然的动态美
在继承传统同题集咏即时性、集体性特征的同时，北方民族诗人因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同题集咏汉文诗更擅长描摹喧闹的场面和变动的意向，诗作具有灵动自然的动态美感。诈马宴是元代皇族在上都举办的盛大宴会，一年举办一次。据王祎在《上京大宴诗序》中记载，诈马宴在皇帝使用的大宫帐“失刺斡耳朵”中举办，场面盛大，辉煌异常：“凡预宴者，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诈马宴，又曰只孙宴。”“然则铺张扬厉，形诸颂歌，以焯其文物声容之烜赫，固有不可缺者，此一时馆阁诸公赓唱之诗所为作也。”?目的是“昭等威，均福庆，合君臣之欢，通上下之情者也”。?作为一次大型文艺聚会，少不了诗人作诗歌咏盛世：“诗自宣文阁授经郎贡公为倡，赓者若干人，总凡若干首。”?廼贤有《失刺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五首》，?诗句“象辇时从黄道出，龙驹牵向赤墀嘶”用巨辇、良驹出场展现出诈马宴的宏大场面，读后耳边似响起大象和马驹的嘶鸣，“伯梁竞喜诗先捷，羽猎争传赋最豪” 一句中，“竞”“争”二字描摹了文人群体才思敏捷，争相作赋的热闹场景。诗豪们你争我抢，却毫无嫉妒之心，只为酣畅淋漓地享受盛宴。这五首诗都表现了廼贤对元朝大一统局面的由衷赞美。廼贤另一首同题集咏诗作《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同样动感十足，豪气满怀：“鸡鸣涉滦水，惨淡望沙漠。穹庐在中野，草际大星落。风高班马嘶，露下貂裘薄。晨霞发海峤，旭日照城郭。嵯峨五色云，下覆丹凤阁。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樽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主时属承平，幸此帝乡乐。愿言崇令德，相期保天爵。”从“涉”“望”“落”“嘶”到“发”“照”“咏”，动词的流转适应了诗情从低落到高昂的变化，整体诗歌流畅连贯、豪放平实，具有动态美感。此诗作于廼贤与友人在上都崇真宫雅集之时，“崇真宫虽然是一个道教场所，但是，这里在元代一直是文人聚会雅集的重要场所”。?
同题集咏在汉族文人圈中的繁盛与科举制度的时兴时废及民族政策偏倚关系密切。元朝一度废除科举制度，即使后来恢复科举，依然有很多的保护性政策，汉人、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中举名额均等，总人数更多的汉族士子落榜比例增大，文人拯时济世的社会政治理想无处实现，以至于“士失其业”，从而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转向向内“修身”。举办雅集、吟咏唱和、群体赋诗，实在是他们巨大落寞感之后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互相安慰、支持、肯定的有效途径，有助于表达时代困境下的生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借用科举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诗社活动，实际上就有了模拟科举考试的性质，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参加这一活动，‘复唤起青衫之梦’，得到些许精神补偿。”?相比较而言，北方民族诗人热衷于同题集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施行汉法的政策环境
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元世祖忽必烈就曾倡导恢复科举，但未能实行。中统四年，翰林学士王鹗等人上表：“唯科举取士，最为切务。”?于是忽必烈时设立国子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培养蒙古、色目能士治理国家的能力，为王朝所用。为提高在朝为官者的治国水平，元仁宗时正式恢复科举，考试范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明确说明采用朱熹编撰的章句集注。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的选拔标准是“义理精明，文辞典雅”，?第二场古赋昭诰的答题要求是“用古体”，?与前朝科考标准别无二致，并被明清两代沿袭。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蒙古、色目弟子得以系统学习中原传统文化，培养儒家胸怀，与汉族人同朝为官或拜于同一师门，这就具备了参与同题集咏的文化条件，也更容易对文人集会产生兴趣。同时，投身中原文化活动，与汉族文人交流融合，也为熟谙汉人经术文学带来极大帮助，从而有助于科举答题。正如萧启庆所指出的那样：“经术文学的掌握，对蒙古上层家庭子弟而言，可以作为服官佐治的工具。对中下层子弟及上层家庭一些庶子而言，则可作为打开登仕之门的敲门砖。”?
（二）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
元人马上取天下，更信服武力。没有学禁，没有文字狱，礼法束缚相对松弛，同时元代疆域辽阔，族群众多，人员流动频繁。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更有利于诗人驰骋诗情，尽兴酬唱，为各族士子雅集聚会、同题集咏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透过文史互证的视角，可以看到元代诗歌显示出与国家政治生态相呼应的特点——主题开放，忌讳少，自由度高。对于当时参与同题集咏的诗人来说，诗的题目好像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参与聚会本身。到了元末，这种轻礼法，重本心的特征愈加显明，“主情” 成为元末诗学领域的一股清新的气息，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就曾提出“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强调诗人作诗时不吝个性[1]。当时甚至出现了萨都剌《纪事》这首揭露文宗、明宗兄弟相残真相的诗作：“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清代元诗专家顾嗣立评价此诗：“史氏多忌讳，纪事只大抵。独有萨经历，讽刺中肯綮。”?可见当时创作环境之宽松。
（三）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
如果说统治者施行汉法、文化多元开放是同题集咏的肥沃土壤，那么文人喜爱雅集酬唱的社会风尚就是促使它枝繁叶茂的润泽春风。
不喜禄仕的心态和舒缓的政治氛围让文人们将视线从弘道明理、治国齐家转移至个体精神满足上，促发了元代士人培养诗、书、画兼擅的基本技能。寄情山水、聚会交游、触景抒怀也成了元代士人最常见的雅集缘由。也就是说，文人们大规模举办、参与同题集咏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赏玩的态度在寻找心灵慰藉。比如时任宣政院使的廉惠山海牙曾主持了一次玄沙寺小集，“这次雅集汇集了乃蛮人答禄与权、畏吾人廉惠山海牙，以及汉族人贡师泰等人，甚至还包括僧人藏石师，是一场典型的多民族的盛会”。?相比于其他雅集，这次雅集氛围更加开放和随意，包括饮酒、歌舞甚至戏谑活动。“及至，则四君子已坐久饮酣……皆执酒欢迎，互相酬酢。廉公数起舞，放浪谐谑……清溪虽庄重自持，闻道夫言辄大笑。予素不善饮，亦不觉倾欹傲兀，为之扺掌顿足焉。”?但此次雅集并不止于玩乐。在即将离去之时，几人痛感时局动荡，只觉不可沉湎于杯勺之间；
但又无所事事，因此暂且把此次聚会当成疗愈心灵的遣兴活动：“方今宽诏屡下，四方凶顽犹未率服，且七闽之境，警报时至，而吾辈数人，果何暇于杯勺间哉？ 盖或召或迁，或以使毕将归，治法征谋，无所事事，故得从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羁旅怫郁之怀。然而谢太傅之于东山，王右军之于兰亭，非真欲纵情丘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闲暇于抢攘之际，寓逸豫于艰难之时，其于人心世道亦岂无潜孚而默感者乎？ 他日当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所以几人以杜甫“心清闻妙香”之句分韵，各赋五言诗一首。杜甫“心清闻妙香”出自《大云寺赞公房》其三，也是杜甫在大云寺暂时忘却尘世纷扰时所作。
再如至正十一年廼贤等七人出游燕城，出游途中触摸古迹，感念世事无常，于是偶发一次同题集咏：“览故宫之遗迹，凡其城中塔庙楼观台榭园亭，莫不徘徊瞻眺，拭其残碑断柱，为之一读。指废兴而论之，余七人者，以为人生出处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乐，有足惜者，岂独感慨陈迹而已哉。各赋诗十有六首以纪其事，庶来者有所征焉。”?雅集酬唱中文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大量民族诗人参与同题集咏、创作汉文诗的重要原因。虽然统治阶层用森严的民族政策将元人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层次，但是在民间私宅、山水佳处，文人交往不限身份、不限民族，因为相同的志趣和旨归聚集，切磋诗艺，共同享受生活，群体的精神志趣已凌驾于族群之上。不仅民族诗人主动融入，汉族诗人同样将民族诗人纳入自己的交际圈中，“汉族士人亦视蒙古、色目士人为己类，如许有壬称蒙古酎温台氏万家闾‘确然无间于吾徒’，许谦称奈曼和利氏鲁古讷丁‘吾党之士，鲜能及之’”[2]。各族诗人唱和赠答、同题集咏，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篇篇优秀的作品。
（四）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
虽然托诗留名有附庸风雅、追慕名利之嫌，但是追求以文名世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写作的宏愿。比如《国语·晋语八》就记载：“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尽管这里的“文”与汉文诗的“诗”不尽相同，但二者都是作者思想的显现。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托诗留名也可看作是民族诗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价值就是民族诗人意识到可以通过写诗确立稳定的社会归属以及社会定位，担负起文人中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风骚雅趣。总体来看，托诗留名算是除前述原因之外的附加项。
除了赏玩这类纯娱乐的理由，托诗留名也成为部分民族诗人参与集咏的较为冠冕又相当合理的缘由。对元代诗风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元好问就在《中州集》 中表达过作诗留予后世的想法：“特别是金元之际元好问编《中州集》，给元初南方文人两点启发：第一，渴望有人（自己或他人）汇编宋末一代诗集，借以为宋末存一时之史；
第二，自己要作诗，以备他年有人辑录，以便托诗留名以不朽。”?
著名元代文学学者李修生先生说过：“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又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特点。”?中国文学史不只是汉族文学史、主流文学史，更应该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的汉文诗创作不仅是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为民族文学史添砖加瓦，更让后人见证了元诗的勃勃生气。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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