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语言研究结硕果，副词历史探索谱新篇——评唐贤清教授《东汉三国佛教文献副词研究》
马重奇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东汉三国佛教文献副词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唐贤清教授继《〈朱子语类〉副词研究》之后副词研究的又一力作，更是佛经语言与副词历史研究的完美结合。该书于2021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凡50万言，底稿是他2003年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历经18年，几经增补、完善而成。该著材料丰赡，视野开阔，方法科学。综观全书，我们认为该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研究》的一大突出贡献表现在“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倡导与实践。“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是唐贤清教授多年来倡导的一种研究范式。该范式主张立足于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等材料，来解决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课题，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多维比较、多角互证的时空立体研究。《研究》以东汉三国佛教文献副词研究为切入点，基于“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理念，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比如，《研究》在总结出东汉三国佛教文献的同素异序副词中两个语素的排列顺序基本遵循“调序原则”后，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通过比较哈尼语、彝语、景颇语、苗语、布依语、壮语、拉祜语、藏语、白语、门巴语、阿昌语、纳西语、独龙语、傈僳语以及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等语言材料后发现，在不同语言的并列式复合词中，语素的顺序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制约：元音和谐、调序原则、声序原则、语义原则。东汉三国佛教文献中的同素异序副词基本上同现代汉语、白语等少数语言一样，属于调序原则型语言，区别于以元音和谐、声序原则、语义原则为主要依据的语言。这其中所包含的“普方古民外”立体互证的理论视角是不言自明的。
《研究》有别于以往追求对汉语以及其他语言副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目的，也不流于将东汉三国佛教副词与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其他类型语言副词的泛泛比较，这样不仅没有新意，也难以深入，而是选择东汉三国佛教文献副词中较具争议性且富有特色的一些问题，如“副词+否定词”、同素异序副词、同义副词三音节叠加、重叠式副词、程度副词作补语等，贯之以“时空立体”的研究理念，通过东汉三国佛教文献与中土文献中的各类特殊副词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共历比较，分析出各类特殊副词的使用特点，并立足于历时演变，借助跨语言考察，探讨其产生、发展、衰落的原因，以窥东汉三国文献副词的特点，从而揭示汉语副词的个性以及世界语言副词的共性，得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比如，有学者认为汉语中“三字分式”三音词语（即三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组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它们之间的结合关系并不紧密，分开可以单独表义），在东汉以前主要是实词的组合，从东汉开始才有虚词的组合，但只见于中土文献，不见于佛教文献。《研究》通过实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在东汉三国佛教文献中，就存在如“遍皆悉、皆悉备、皆悉普、俱共同、便旋即、当行欲、必定当、决定必、要会当”等虚词组合的“三字分式”三音词语，仅三音节副词就有10个之多。再如，《研究》发现联合式复合词“当即”在东汉三国佛教文献中就有“应即”和“立即”两义，“应即”义在先，后长期经历与“立即”义并存的阶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直到明朝才走向专表“立即”的语义单一化道路。诸如此类的讨论，对于探讨汉语副词的演变和佛教文献语言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研究》坚持文献资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广收博采，力求材料多样、全面。书中文献资料主要以佛教文献和中土文献为主，其所用佛教文献以任继愈《中国佛教史》附录所考证的东汉三国佛教文献目录为准。而对一些重要的佛典，还收录其异译本，如《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经》和《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佛说慧印三昧经》的异译本《佛说如来智印经》，以供比较参考。此外，《研究》还关注汉语方言文献、民族语言文献、域外汉语文献等，如早期西方传教士、汉学家、海外华人华侨编写的课本、会话、词典、词汇集、语法书、韵书等。
《研究》善于把田野调查语料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这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还有助于甄别文献材料的准确性，进而提高研究结论的效度。比如，《研究》在论证中古、近代汉语程度副词“伤”的语义演变时，除了考察《齐民要术》《朱子语类》等文献资料中“伤”的程度副词用法外，还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程度副词“伤”在中原官话、赣语、青衣苗人话、粤语等中的大量用例。这些用例说明程度副词“伤”在汉语方言里不仅用例丰富，可以修饰形容词，而且也能修饰心理动词、方位词、动词短语等，搭配功能也比较强。这就为古汉语的程度副词“伤”的语义演变提供更加充分的线索和旁证。
诚然，《研究》在语料搜集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甄别的准确性上，在副词演变规律的总结和解释的合理性上，在“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使用的覆盖度上，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瑕不掩瑜，正如曹广顺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所说，《研究》“立足于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来解决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课题视野更开阔，材料更丰富，论证更充分，结论也应该更为可靠。这种多角度结合的新视角，把文献研究与各种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探索了一种新的方法，将有助于推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我们期待唐贤清教授及其团队在“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实践中，取得更多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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