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伦理教化：中国和新加坡小学语文教科书榜样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张奂奂 张增田 周梦晗
教科书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志，也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语文教科书在传授语文知识、发展语文能力的同时，更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形塑学生价值观、传承本国民族文化、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的使命。榜样人物作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资源，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其理智、感情、意志、信念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小学阶段是学生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依据认知和道德发展规律，小学阶段儿童对他人行为进行感知和模仿的倾向性较强，他人的行为表现是其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榜样教育法是小学阶段道德教育实施的重要方法之一[1]。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榜样人物以其高尚完美的人格特征和鲜活的道德形象深入到儿童内心，使其对道德价值观有更生动和具体的把握，促进其更好地从道德认知转向道德实践[2]。
阿普尔(M. Apple)曾指出：“教科书传递的只是正式知识，而非中立知识，因为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它们应体现教育重要决策者的意图。”[3]可见，语文教科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对榜样人物的选择是一种具有价值尺度取向的行为，与国家的教育目标、政策方针和社会政治制度保持高度一致。新加坡和我国地缘相近，与我们有很多心理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但作为一个种族多元的移民国家，与我国具体国情又有所不同，因而在培养目标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课程标准的要求及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和内容选择。本研究通过对比两国小学语文教科书榜样人物形象的异同，探讨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差异，进而揭示教科书内涵与不同国家社会文化境脉间的关系，以期为两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改进指明方向，为未来我国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一) 研究对象
新加坡华裔人口占75%，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华文课程是小学阶段华裔学生的必修课，因此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和我国小学语文教材都属于母语教材[4]。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一至六年级的中国统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以下简称“统编版”)和新加坡名创版华文教科书《欢乐伙伴》(以下简称“名创版”)(1)新加坡小学华文教科书分为普华版和高华版，面向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本研究用的是普华版。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统编版由中国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和审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共12册，2017年在全国小学一年级率先投入使用，到2019年秋季学期实现全国所有年级全覆盖。名创版根据2010年新加坡《母语课程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乐学善用》和2015年《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编写，由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社出版，共12册，2015年投入使用，是新加坡教育部统一编写审核且经官网公示并正式使用的教科书。
(二) 研究框架
本研究将人物形象的整体分析框架分为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大维度(如图1)。外在形象指通过表面特征即可判断的基本要素，包括性别、年龄、时代和身份。其中，性别和年龄属于生理形象，时代和身份属于社会形象。内在形象是指人物通过学习、工作、生活等社会性活动反映出的行事风格、性格特征、心理活动和精神素质[5]。榜样人物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其内在形象可通过人格特质和道德品性得以体现。本研究用人格特质理论分析榜样人物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征，通过提取道德条目分析榜样人物的优良品格和行为规范。
图1 榜样人物整体分析框架图
1. 人格特质分析框架
人格特质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是每个人以其生理为基础的一些持久不变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动机、兴趣、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6]，是个人在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7]。
麦克雷(McCrae)和科斯塔(Costa)通过词汇学的描述方法，发现有五种特质可以涵盖人格特质描述的所有方面，即大五人格(“Big Five” Model)：外倾性(extraversion)表现的是人际互动的数量和密度，即个体愿意加入群体的程度；
宜人性(agreeable)考察的是个体对他人所持的态度，与他人合作关系的认知风格；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评估的是个体在目标导向行为上的组织、坚持和动机；
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反映的是个体的情绪调节过程和个体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
开放性(openness)指的是个体为了自身发展需求对经验的理解以及对陌生情境的忍耐和探索的倾向。[8]以上每种特质都是由对立两端联系起来构成的一个维度，同一特征的高低者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亦是大相径庭(如表1)。
表1 大五人格高低分者特征
大五人格是人格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结构模型之一，麦克雷和科斯塔曾在50余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研究，验证了大五人格结构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有效性[9]。我国学者也肯定了大五人格在我国民众身上有很好的体现，说明该理论是适用于我国国情和文化环境的。[10]在儒家文化思想深入人心的东亚国家，大五人格理论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道德色彩。因此，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理论来分析中新两国小学语文教科书榜样人物的人格特质是可行的。
2. 道德条目分析框架
道德条目即德目，是具体品格特征和行为规范抽象化和类型化的概念，在人类道德生活中逐渐形成，反映社会对人的道德品质的要求，既是人们判断和评价道德品质的标准，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依据。[11]本研究先对两国教科书榜样人物的榜样事迹和优良品格进行归类，然后通过并置、比较和分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和新加坡21世纪胜任力框架的具体内容，并参考吴永军教授编制的教科书价值取向类目[12]，构建出涵盖4个一级类目和26个二级类目，适合分析中新两国教科书榜样人物的德目框架。
首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健全人格、社会责任等18个基本要点。[13]新加坡教育部2014年提出的《21世纪胜任力框架》，围绕核心价值观，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意识、关系管理、社会意识以及负责任的决定等过程与方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批判性与创新思维等21世纪胜任力，进而为国家培养出心系祖国的公民。[14]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还是新加坡21世纪胜任力框架都是从自我意识出发，逐渐上升到群体意识、社会意识，最后发展到国家意识，将学生的视角从“小我”扩展到“大我”，从而逐步培养他们的优良品格、道德素养和爱国精神。因此，本研究的道德条目框架参照两国核心素养框架结构的递进方式进行一级类目的归类，即自我修养、人际交往、社会公德和国家意识四个维度，这也是实现道德教育目标的不同面向。
其次，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构建了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素养指标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成德的具体体现。[15][16]新加坡21世纪胜任力框架中置于中心的是核心价值观，包括尊重、责任、正直、关怀、坚毅以及和谐六个方面。[17]因此，本研究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中修身成德思想以及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为重要依据，构建出26个二级德目指标体系。表2是对两级德目框架的具体描述和阐释。
表2 中新两国教科书榜样人物德目框架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法与内容分析法探讨统编版与名创版小学语文教科书榜样人物的形象内容，具体研究步骤如下：
第一步，统计榜样人物数量。从两版教科书中筛选出榜样人物，对重复出现的榜样人物，统一以频次为单位进行统计。名创版教科书中榜样人物共74个，出现126次，其中小安、小乐、康康和欢欢各出现了17、16、11和9次，小和、美美和诸葛亮各出现2次。统编版教科书榜样人物共98个，出现106次，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了5次和3次，鲁迅和孙悟空各出现2次。
第二步，归纳榜样人物形象。在外在形象的分析过程中，不能确定性别、年龄和身份的榜样人物算作其他类。在内在形象的分析过程中，当榜样人物的人格特质或者道德条目涉及多个特质或者条目时，每位人物只选择最能体现其人格和品格特征的一条。
(一) 生理形象比较分析
1. 性别比较分析
统编版教科书中男性榜样人物出现83次，占比78.3%，女性榜样人物出现13次，占比12.3%，不能确定性别的10个；
男性出现的频次约为女性的7倍。其中，一年级选取的男性榜样人物占100%，其男女比例差异在整套教科书中最为悬殊。名创版男性榜样人物出现67次，占比53.2%，女性榜样人物出现47次，占比37.3%，不能确定性别的12个；
男性出现的频次约为女性的1.5倍。两国教科书男性榜样人物的数量与出现频次都占优势地位，但相比较而言，名创版的性别差异要小很多，且名创版选择了欢欢、小乐与小和三个小女孩作为教科书的叙事主体，陪伴学生成长，成为学生的“欢乐伙伴”。
统编版男性榜样人物的身份共21种，女性榜样人物的身份共7种；
名创版男性榜样人物的身份共11种，女性榜样人物的身份共4种。两国教科书中男性榜样人物身份都更为多样化，且社会地位较高，女性更多承担劳动者的角色。具体而言，统编版出现的政治领袖、革命英雄和科学家等重要社会人物基本由男性担任，而名创版的男性榜样人物多从事警察、消防员和教师等重要职业。
2. 年龄比较分析
从榜样人物的年龄上看，在统编版中，中青年出现79次，占比74.5%，少年儿童出现20次，占比18.9%，老年人出现7次，占比6.6%。在名创版中，少年儿童出现81次，占比64.3%，中青年出现31次，占比24.6%，老年人出现8次，占比6.3%，不能确定年龄的6人。可见，统编版中青年榜样人物出现频次最多，约为少年儿童的4倍，而名创版少年儿童榜样人物出现频次最多，几乎为中青年的3倍，两国教科书中老年榜样人物出现频次都较少。
(二) 社会形象比较分析
1. 身份比较分析
身份是教科书人物社会形象的重要标签，选择从事何种职业的榜样人物进入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主流的人才观和育人观。本研究将榜样人物的身份分为政治领袖、革命英雄、王侯将相、学生、普通劳动者等15个类目，不能确定身份的为其他(见表3)。
表3 统编版与名创版榜样人物身份统计
两国教科书均涉及政治领袖、王侯将相、学生、普通劳动者、神话英雄、教师、文学家、探险者和家庭人物这9种身份，统编版教科书关照到的榜样人物的身份角色更为广泛。相较而言，统编版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身份分别是革命英雄、政治领袖、王侯将相和普通劳动者。名创版出现频次最多的身份分别是学生、家庭人物和普通劳动者，而政治领袖和革命英雄仅各1次，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为空白。可见，统编版既重视塑造革命英雄和政治领袖身份的榜样人物，传递爱国之情，也歌颂普通劳动者的平凡之美，而名创版更重视塑造学生和亲人等生活化的榜样人物，传递友情和亲情。
2. 时代比较分析
选择什么时代的榜样人物进入教科书，与国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统编版与名创版在榜样人物时代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统编版榜样人物的时代分布大致均衡，古代榜样人物出现31次，占比29.2%，近现代榜样人物出现27次，占比25.5%，当代榜样人物出现48次，占比45.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了值得歌颂的榜样人物。名创版所选的当代榜样人物最多，共出现107次，占比高达84.9%，古代榜样人物次之，为13次，占比10.3%，近现代最少，仅有6次，占比仅为4.8%。名创版对于当代榜样人物的明显倾向性，与新加坡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国情相符。
(一) 人格特质
本研究通过教科书对榜样人物事迹和对话的描述来获取人物的大五人格特质。如图2所示，除了外倾性这一人格特质在两版教科书中出现频次占比相近，其他四类人格特质均有明显差异，尤其以尽责性和宜人性的差异最为凸显。名创版榜样人物的宜人性占比61.9%(78次)，是尽责性(30次)的将近3倍，而与之相反，统编版榜样人物的尽责性占比45.28%(48次)，是宜人性(26次)的将近2倍。此外，统编版榜样人物的情绪稳定性(9次)和开放性特质(19次)占比均高于名创版(3次和9次)。
图2 统编版与名创版榜样人物的人格特质统计
1. 两版教科书榜样人物的人格特质各有侧重
名创版榜样人物具有较高的宜人性特质，这与新加坡社会注重伦理修养、重视培养学生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集体荣誉感不无关系。无论是教科书中的五位小主人公及其亲朋好友，还是《石头汤》里的三兄弟、《路不拾遗》里的武阳人，都更多地表现出谦逊随和、乐于助人等亲他人和亲社会的行为。统编版榜样人物多是为中华民族发展、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英雄和人民领袖，如《十六年前的回忆》里的李大钊、《金色的鱼钩》里的老班长、《千年圆梦在今朝》里的科学家等都是对国家民族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物，这集中反映了我国当前对学生发展提出的目标要求，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追求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与奉献意识，彰显了我国的政治意志和民族性[18]。
2. 统编版榜样人物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均较高
统编版榜样人物的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特质都要高于名创版，不仅出现了曹冲、司马光和武松等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沉着冷静、急中生智应对的历史与文学人物，还出现了李时珍、孙膑、贝多芬、波义尔等具有强烈求知欲、探索欲和创造力的科学与艺术人才，这既体现了语文教科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又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需要学生具有解决问题以及在复杂环境中行动的能力。
在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大部分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54%)，并高度依赖于农业生产，农业食品系统的变化将他们排除在新的市场机遇以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此外，它预计传统市场面临新型供应链的压力时，也会改变他们的做法，把更多的挑战留给小农户。由于农村人口相较于其他农业部门有极少数的替代品，即使该产业的情况变得更加的不确定和无利可图，农民也将不得不继续留守，这最终将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因此，政策是必要的，不仅方便农民参与到新的供应链，而且为那些不能进入的农民提供替代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替代市场和新的经济活动都应加以探讨。
(二) 道德条目
如表4所示，在一级德目上，两版教科书所选榜样人物的德目类型在自我修养层面上的占比较高，但名创版在人际交往层面的占比最高，远超统编版，而统编版在国家意识层面的占比最高，远超名创版。在自我修养的二级德目指标上，统编版的科学类目远高于名创版，但其自省和节俭类目要低于名创版。在人际交往的二级德目指标上，统编版的公正、尚礼和合作类目均为空白，宽容类目仅出现1次；
名创版的公正、尚礼、合作和宽容类目均有体现，而其关爱和孝亲类目远超统编版。在社会公德的二级德目指标上，名创版的公德心类目最为凸显，出现了19次，而其在统编版中仅出现1次。在国家意识的二级德目指标上，统编版的报国、成仁和济世类目均远超名创版，且占比分布较为均衡。
表4 统编版与名创版榜样人物的德目统计
以下分别对两版教科书的一级和二级德目的分布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探究两国教科书在榜样人物选择和塑造上的价值取向差异及其原因。
1. 两版一级德目均重视个体自我修养，名创版更重视人际交往和社会公德
从一级德目看，两版教科书均重视儿童道德行为养成中的“自我修养”，尊重“修身”为先的儿童道德认知规律。这是因为中国和新加坡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主张修己才能安人，以提升个人修养为君子理想人格的目标，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此外，名创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和谐人际关系和公民道德修养。一方面，新加坡是典型的移民社会，族群组成相当多元，为了促进多元族群学生间的融合互动，化解可能产生的冲突，政府需要借由教科书向学生传达维护“和谐与稳定”种族关系的理念。另一方面，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文化再生产运动，通过学习和发扬儒家思想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净化社会风气。同时，学校教育吸收西方先进的公民教育理念，以培养对家庭社会负责任的“好公民”为己任，将“好公民”的培养作为建立“好政府”的基础，在提高公民意识和道德素养方面不遗余力，[19]这也必然在教科书中有所体现。
2. 统编版二级德目呈现明显的“国家认同”取向
从二级德目看，统编版榜样人物的德目分布体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取向。统编版旗帜鲜明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文化，把爱国和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作为对学生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重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英雄人物，庚续红色血脉，学习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发奋读书的豪情壮志，狼牙山五壮士为民族利益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2021年1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
2021年10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又印发了《“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1]，旨在充分发挥中小学教材在革命传统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新修订的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又新增了刘胡兰、《八角楼上》的毛泽东、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和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4个榜样人物。此外，统编版还通过科学家钱学森、艺术家梅兰芳、归国华侨和普通学生传递榜样人物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语文教科书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任务，需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党的教育政策与方针、传承革命文化、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等重要使命。[22]可见，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榜样人物的选编是符合我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
3. 名创版二级德目呈现明显的“伦理教化”取向
从二级德目看，名创版榜样人物的二级德目分布则呈现出更多的“伦理教化”取向，凸显关爱、孝亲和公德心三种类目，相较于统编版在某些类目上的留白，名创版也关照到了自省、合作和尚礼。新加坡课程标准提出传承华族传统文化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重要使命，名创版很好地诠释了儒家传统文化“以仁为本、礼仁统一”的伦理道德观，努力实现学生内在道德情感与外在行为规范的统一。儒家的仁爱精神以爱为核心，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孝亲”，体现在学校社会关系中就是“关爱”。礼则代表了外在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蕴含了谦恭礼让、与人协作、遵守法规等伦理道德规范，这也是“公德心”的具体体现。名创版榜样人物的叙事场域按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的逻辑渐进顺序。低年级段榜样人物出现的场景以家庭和学校为主，注重对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和基本行为规范的引导。随着年级升高，场景开始拓展到社区和社会，逐渐培养学生的公共道德和公民意识。名创版的五个小主人公在家庭生活中体贴父母长辈、主动承担家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学校中关心同学、团结互助，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则、爱护公共设施、参与社区服务、践行绿色环保理念，是与新加坡儿童结伴前行的榜样。正如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倡导的“家庭为本，社会为根”的理念，重视家庭伦理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的共识，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对长辈有宽厚仁慈之心，对他人才有豁达仁爱之举，才能进一步热爱和服务自己的祖国[23]。
(一) 两版教科书榜样人物形象的异同和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版教科书在榜样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塑造上存在共性之处：从外在形象上看，两版教科书中男性均占优势，缺乏对弱势群体和多元文化的关照；
从内在形象上看，两版教科书均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品质的提升。
两版教科书榜样人物的内外形象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从外在形象上看，统编版更“成人化”，名创版在年龄和身份选择上更“儿童化”；
统编版各时代有均衡体现，名创版榜样人物集中在当代。从内在形象上看，统编版榜样人物的人格特质更凸显对国家的尽责性，名创版更凸显对亲朋好友的宜人性；
统编版的一级德目尤其重视国家意识层面的教育，名创版更重视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和社会公德教育；
统编版的二级德目重点弘扬爱国精神，名创版则凸显关爱、孝亲和公德心类目。综上所述，统编版站在国家高度和立场，强调通过政治认同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袓国的热爱之情，而名创版基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共育的立场，重视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践行和公民基本素质的培育。
2. 原因分析
两版教科书榜样人物呈现出内外形象的异同，可从两国的课程标准与国情中探寻原因。两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都强化了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我国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科书的编写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4]，而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意品德与正确的价值观是新加坡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25]。但是，两国育人的重点又有所不同，我国语文课程基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为核心素养，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为首要目标，教材编写要体现正确的政治导向。[26]新加坡的华文课程目标以21世纪技能框架为引导，高度重视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人文素养教育，重点培养学生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品格。[27]新加坡自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后，种族多元化是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伦理精髓，又融合了西方社群主义观念的养分，形成了独特的新加坡模式。学校教育通过重点培育学生的家庭观念、社会情感能力和社会公共意识达到伦理教化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28]
(二) 两版教科书编写的改进建议
本研究在厘清统编版教科书编写的根本原则和基本遵循的基础上，汲取新加坡名创版教科书编写的有益经验，进而指出两版教科书编写存在的不足和可改进的方向，为我国未来高质量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
1. 统编版应在爱国榜样人物的书写中适当融入儿童生活叙事，激发情感共鸣
统编版教科书作为传播和渗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构建了以爱国精神为核心的德目体系，选择了大批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革命英雄和政治领袖作为榜样人物，旨在向学生传递国家意志和政治立场，不断增进国家认同。但是，统编版对革命英雄和伟人的呈现和书写方式较为单一，多以第三人称为叙事视角，且多为宏大叙事话语，儿童仅是聆听者和接受者。2019年新加坡教育部再次对中小学华文课程标准进行改革，强调新加坡的华文教材要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在地化和生活化的特征。[29]名创版塑造了“小乐”“康康”和“我”等与学生年龄相仿的榜样人物，并将其作为叙事主角和行动体验的主体，采用与儿童认知能力相符的话语和叙事方式，以自叙、对话和自我思考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呈现榜样人物的精神世界。如6A《新加坡的过去和现在》整个单元遵循了从“生活故事”到“爱国故事”的叙事逻辑，向学生讲述了新加坡的历史和榜样人物。该单元《地铁中看历史》一课用儿童熟悉的地铁站名引入马来抗日英雄阿南德中尉和华侨中学创办者陈嘉庚的故事。为了增加爱国主义叙事文本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可读性，让儿童更易于接受，建议统编版一方面适当增加少年儿童爱国榜样人物的比例，另一方面设计和儿童生活有关联意义的导学系统和练习系统，启发儿童从生活事件中发现和挖掘爱国榜样人物，从儿童的视角和语言讲革命、讲成就、讲事迹，巧妙地将儿童生活叙事融入到宏大叙事中，拉近教科书内容与儿童生活世界的距离，激发儿童的兴趣，唤起儿童的情感共鸣。
2. 统编版需重视家庭同伴关系和社会公德，系统构建高质量道德认知
2015版《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和《21世纪胜任力框架》都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社交技能，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控制管理自己情绪以及有效应对生活挑战的目标，这也被称为21世纪胜任力的动力。[30]名创版课文中常出现榜样人物孝敬父母长辈、沟通表达、自我反省、团队合作、和谐相处的内容，通过培养学生对家庭成员的感恩意识，逐渐唤起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情感。此外，名创版格外关注社会道德问题，尤其是对榜样人物保护环境的行动有较为深入的描写，以期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这也值得借鉴。
无论是从学生全面发展，还是社会运行、文化传承的角度，家庭关系、同伴关系和社会公德都应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关注的核心问题。特别是随着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孝亲”的观念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建议统编版增加榜样人物合作、分享、关怀、孝亲与环保的德目，在教科书中依托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不同场域构建榜样人物成长的环境，基于儿童不断扩展的生活场域系统传递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我国小学语文低年级段教科书榜样人物的设计要格外注意对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引导，在高年级段要逐渐强化学生对于社会既定规则和法律法规的认知，增强学生遵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意识。建议在高年级榜样人物的叙事文本中加入针对社会问题和道德两难问题的设计，努力为儿童创设基于真实情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德育叙事框架，通过头脑风暴、角色扮演、实践参与等方式引导儿童主动思考现实问题，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判断，真正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
3. 两版教科书均需关照弱势群体，体现包容性和多元性
两版教科书在榜样人物形象塑造上，对女性、残障者和少数民族存在着一定的刻板印象，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照。首先，两版教科书对于女性榜样人物的社会贡献谈及较少，女性榜样人物主要出现在家庭领域。实际上，我国的屠呦呦、新加坡的柯玉芝等女性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杰出女性都可成为教科书榜样选择的素材。其次，残障者榜样人物在两版教科书中都成为空无内容，仅在名创版4B《不一样的快餐店》中作为榜样人物的关怀对象出现。关怀残障人士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教科书应通过讲述杰出身心障碍人士的故事，如张海迪、新加坡聋人青年演奏家吴莉莉等[31]，向学生传达突破逆境、追寻人生理想的信念。最后，两版教科书榜样人物选择均忽视了榜样人物的民族多样性，汉族和华裔统摄整套教科书。统编版仅出现一位少数民族榜样人物海力布，名创版也仅有一位马来裔抗日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强调多民族对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1年国庆演讲中强调对各种族一视同仁是新加坡最基本的建国政策，新加坡的种族和谐还需要不断完善。[32]可见，消弭民族偏见、增进民族互信、秉持求同存异理念、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社会凝聚力与多元种族融合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标。未来两版教科书都需要增强教科书的文化跨度和民族包容性，以促进学生对多元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理解认同与继承发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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