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
张力张 贯 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1980年左右,浙北农村地区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并且浙北地区的政府在教育、养老等方面予以配套奖励,以便维持人口数量的低增长。步入2000年之后,浙北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阶段时却遭遇了养老、宗祧延续等方面的问题。为此,男女双方不讲嫁娶、不要彩礼与嫁妆、生育两个孩子跟随各自父母姓氏的新型结婚方式,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策略,被当地人称为“两头走”“两边蹲”或“两边开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在实现家庭功能满足的同时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然而,家庭内部的关系调整与功能重新组合,并没有使得功能性家庭秩序处于稳定的均衡形态,反而呈现出了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的内在紧张。为此,如何理解“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形成的功能性家庭秩序以及家庭秩序的均衡困境,就构成了本文所要分析的核心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分析形成了两种主要研究思路。其一,对“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机制展开的研究,主要追溯“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形成的微观社会基础与宏观政策基础。其中,费孝通较早用代际之间的“反馈模式”分析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所发生的变迁,为“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家庭成员的年龄阶段与权利义务关系,人的一生可划分为被抚育期、抚育期、赡养父母期三个阶段。在抚育期,家庭成员依赖自己的劳动实现个体的自立,但是其他两个阶段则要不同程度地依赖其他家庭成员。因而,在传统家庭秩序中,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有着强依赖关系,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成为了社会经济共同体。此时家庭内的代际反馈模式,均衡了家庭成员的取予关系[1]。同样,代际结构的完整性也是代际反馈模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基础。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让家庭代际结构变得不完整,甚至是出现了断层,代际之间的反馈模式也难以维系[2]。为了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给家庭带来的养老问题以及宗祧延续问题,不同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浙北、苏南、上海等地的“半招娶”“两头走”“两边开门”等新的婚姻模式。虽然这些婚姻模式的地方性称谓不尽相同,但它们所蕴含的女性“假子化”[3]“不讲嫁娶”[4]等特点却是高度相似。此外,村庄的社会结构、村民的价值观念以及通婚半径的封闭性[5],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出现[6]。其二,“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对双方家庭带来的影响,构成了第二种研究思路。一般来说,少子化家庭和老龄化家庭,通过“两边开门”这一不讲嫁娶的婚姻模式,改变了过去父权制社会中的家庭制度安排,赋予了女儿养老的身份合理性,从而化解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7]。此时,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形成了对传统父权制家庭制度的冲击,女儿拥有了养老、继承家庭财产、延续家庭姓氏等方面的合法权利[8]。女儿与儿子在家庭内拥有着相同的权力,也承担起了相对应的责任。这也导致了结婚之后,女儿在两边家庭具有多重身份[9],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女性的独立性,缓解了传统家庭关系中经常出现的婆媳矛盾,改善了代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10]。然而,“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在“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两边家庭的老年人各自照顾跟随自己姓氏的第三代家庭成员,并赋予其继承家庭关系、家庭财产的资格[11],造成了家庭成员的身份分割,从而影响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12],甚至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13]。
总体来看,当前对“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也不无局限。首先,既有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探究注重其对家庭生育功能、养老功能以及宗祧延续功能的满足,忽视了对家庭秩序的分析。其次,“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机制分析忽视了代际干预对家庭秩序带来的影响,未能对双方父母的代际干预实践及其后果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双方父母为了满足家庭功能进行代际干预同时进行相应的补偿,期待实现家庭关系的均衡,实际上却造成了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内在紧张。为此,本文以浙北农村地区“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现实经验为基础,对“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代际关系、夫妻关系进行分析,探究家庭秩序的经营困境。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对农村地区“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理论解释多是侧重于从现实经验出发来提炼分析框架。比如,既有研究或是从宏观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发,将“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出现作为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宗祧延续问题的策略性选择;或是从中观的村庄社会结构、舆论结构等角度出发,解释村庄内的婚姻竞争以及家庭制度安排的变化,为“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亦或是从微观的家庭功能需求出发来解释家庭结构的调整,即通过“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来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些视角在对“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阐释做出相应贡献的同时,难以较好地展现出家庭关系变化以及家庭秩序发生的变动。
在传统的家庭制度安排中,家庭关系决定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构成了主导家庭秩序的核心要素,进而形成了关系性家庭秩序。根据费孝通对家庭关系的论述,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构成了它的核心内容,也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关系[14]。其中,父母共同向儿女负责的亲子关系,为家庭关系的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由此建构出了家庭秩序的三个面向,即过去、现在和将来。伴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演化,亲子关系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年轻夫妻所面对的是亲子关系中的抚育关系,中年夫妻所面临的则是亲子关系中的赡养关系。
中国家庭关系的类型以及内容,一方面受到人的生物性需求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人的社会性即家庭伦理的影响。家庭伦理规定着家庭成员在家庭内所处的位置,明晰了各个结构位置所具有的权责关系,并且这种权责关系总是趋向于他人。在家庭结构中,由于处于情谊伦理关系之中,家庭成员只见对方而忘却了私人利益。比如,“慈母每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亦每为其母而忘身。夫妇间、兄弟间、朋友间,凡感情厚的必处处为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把自己放的很轻。”[15]90所以,梁漱溟在分析中国文化时认为,“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16]81于是,家庭关系在家庭秩序中处于核心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16],彰显出了家庭秩序的“关系”特性[17]。
步入现代社会之后,家庭功能逐渐越过家庭关系,成为了形塑家庭秩序的主要因素。家庭的养老功能与发展功能凸显出来,反过来影响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关系通过规定家庭成员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赋予其相应的权责义务关系,家庭功能在此过程中也得到满足。比如,家庭伦理关系对代际反馈模式的规定性决定了家庭抚育功能与养老功能的满足。当家庭的代际结构呈现出不完整性,进而影响家庭功能的满足时,家庭关系会经过相应的调整来修补家庭结构。因此,在宗族内出现独女户以及无子女的情形时,多会选择招婿或过继的方式来维持完整的代际反馈模式。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招婿或者入赘方式不再被男方家庭所接受,且过继的情形也逐渐减少。为此,部分家庭的养老需求、宗祧延续需求逐渐地呈现出来,成为了家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家庭如何更好地实现城市化,实现在教育、医疗等资源方面的改善,也成为家庭发展功能的主要内涵。据此,部分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核心功能呈现出了较大的变动,并塑造了“功能性家庭”[18],形成了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和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
为此,功能性家庭秩序逐渐成为界定现代家庭秩序的核心概念,它主要是指家庭功能成为了形塑当前家庭秩序的核心要素,并主导着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的调整。功能性家庭秩序具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19]。首先,家庭功能越过了家庭关系,主导着家庭秩序的形成以及变迁,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在浙北农村地区,为了满足家庭的宗祧延续需求,老年人选择以强代际干预的方式决定子女的婚姻模式,第三代家庭成员的姓氏也通过婚前契约进行了规定。所以,家庭功能的满足成为年轻夫妻组建家庭的基础,也是维持两边家庭秩序的前提。其次,家庭关系特别是家庭伦理关系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影响减弱,并且家庭内部的代际权力关系受到了家庭功能的制约[20]。为了更好地满足家庭功能,家庭的权力关系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浙北农村地区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恰是如此,它满足了两边家庭的养老功能以及姓氏的延续功能,从而维持了家庭代际结构的完整性。家庭功能成为了形塑“两边开门”婚姻模式下家庭秩序的主要力量,并且影响着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原先的关系性家庭秩序逐渐转变为今天的功能性家庭秩序。
(一)功能调整与父母代际权力的获得
20世纪80年代,浙北农村地区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给予符合政策要求的独生子女家庭一定的精神表彰与物质奖励。按照传统婚姻嫁娶习俗,独女户家庭的女儿需要外嫁,改变了女性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链条随着女性的外嫁而出现了断裂,亲子关系中的赡养关系就难以维持。所以,满足两边家庭的养老需求,是“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解释体系中较为常见的原因。但是,浙北农村地区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不仅出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也出现在多子女家庭。部分农村双女户家庭会选择“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即长女外嫁,小女儿选择“两边开门”的方式;部分多子的农村家庭会基于结婚费用的考虑,选择“两边开门”的方式结婚,以便节省家庭的经济支出;部分较为富裕的农村家庭也会选择“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来维持各自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以及普遍化,并不仅是基于养老问题的考虑,它还具有更加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及家庭发展功能的凸显,赋予了老年人对子女婚姻以及婚后生活进行干预的隐性权力。在浙北农村地区,老年养老需求普遍延迟,并且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弱,这与浙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的关联。浙北农村地区的主要特色是小作坊众多,经济活力较强。浙江嘉兴市濮院镇更是以羊毛衫设计、加工与销售为核心,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基地。大多数农村居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有羊毛衫工厂里走出来,以小作坊的方式参与到羊毛衫产业的各个链条中。围绕着羊毛衫产业链条,濮院镇的老年人从地租、房租以及羊毛衫销售等多个方面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降低了对子女的经济依赖(1)在调研期间,浙江濮院镇的老年人,每年依靠出租房屋就可以获得30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经营羊毛衫门店则可以获得50万元左右的收入。。此外,老年人由于自身的工作原因,也大幅度推迟了养老需求的出现时间。
案例1:杨某,浙北W村的普通村民,67岁,目前在环保公司工作,主要负责镇里面部分街道的卫生。他认为,目前浙北农村的老年人在75岁之后才会真正闲下来步入养老阶段。一般来说,在50～60岁之间,老年人还可以进入工厂或者小作坊工作;60～75岁的老年人会在村里或者镇上打扫卫生或者绿化道路;75岁之后,由于年龄比较大,用工风险会急剧增加,公司或者小作坊便不会再进行雇佣。在杨某看来,浙北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并不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行,而是在家里没有事情,不让自己闲着才去找一份工作。
在养老需求延迟的同时,家庭的发展功能逐渐显现。在浙北农村地区,村落集中居住之后老年人选择居住在新农村社区,年轻夫妻选择在嘉兴市或者桐乡市居住,很少会选择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居住空间分离的背后,实质上是当前农村家庭实现城市化的现实实践。城市和乡村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体系中的两个不同位置,虽然浙江北部的农村地区可以依赖手工作坊、打零工、收租金等方式实现家庭收入的提升,但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依旧集中在城市地区。家庭发展功能的实现,即实现家庭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年轻夫妻的主要目标。家庭核心功能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建立与工业化、城镇化相适应的家庭制度和体现这种家庭制度的现代家庭秩序。为此,农村家庭就需要代际之间共同合力实现此目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接力式进城”[21]。
家庭养老功能的阶段性延迟或者弱化、家庭发展功能的凸显,改变了代际之间的依赖关系。家庭赡养关系中,老年人对于子女的经济依赖减弱,自我养老能力增强。年轻夫妻为了更好地实现“进城”,对老年人的经济依赖反而增强,需要父母不断地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家庭功能的调整改变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增强了老年人在家庭生产和生活关系链条上的话语权力。
(二)代际干预与家庭的契约式分工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老年人拥有了决定家庭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的重要权力。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主要表现为第三代孩子的姓氏安排、亲属称谓的改变、双系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等多个方面。
1.孩子姓氏的安排与老年人的双重使命。孩子姓氏的决定是老年人对于“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首要安排。年轻夫妻正式结婚之前,双方老人会对未来孩子的姓氏进行约定。假如年轻夫妻在结婚之后只生育一个孩子,那么无论男女都会跟随男方的姓氏。假如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会跟随男方的姓氏,第二孩子跟随女方的姓氏,不会计较孩子的性别差异。在浙北农村地区,很多年轻夫妻在结婚生育一个孩子之后,有时候并不愿意再去选择生育二胎,但是女方父母往往会一直催促年轻夫妻再去生育一个孩子,以便跟随女性家庭的姓氏。
老年人之所以执着于一定要年轻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使得自己家庭的姓氏得以延续,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被归结为是女性家庭要实现宗祧延续与家庭财产的继承。在浙北农村地区孩子姓氏的安排从表面上看是对宗祧延续与财产继承的回应,实质上老年人将自己对于生与死的意义囊括到了家庭内部的关系中来,并且通过老年人的权威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和家庭关系的安排。比如,沈燕在对“摆人家”(2)“摆人家”主要是指家里后继有人,可以进行祭祀活动,祖先能够得到持续供养,在世的人也可以得到祖先的庇佑。的背后原因探究中,提出了农村家庭通过不讲嫁娶的方式,完成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层面的人生任务[22]。对“两边开门”这种婚姻模式而言,老年人面对过去的使命任务是要延续祖先的香火。他们通过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相互交织形成了对阴间秩序的建构,认为在阴间的逝者如果没有子嗣延续家族,也会没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围绕着子女的家庭结构就形成了两个世界的沟通,并且将这种秩序建构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实践。老年人对于未来的使命则是要实现子女的发展,表现为资源的传递与家庭的城市化。
2.亲属称谓的改变与社会关系的维持。在孩子生下来之后,年轻夫妻的双方父母会协助抚育跟随自己姓氏的那一个孩子,并且会改变孩子对于女方家庭的关系称谓。按照传统的关系称谓来讲,女儿的孩子应该称呼女方父母为“外公外婆”,但是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外公外婆”的称呼却改为了“爷爷奶奶”。在浙北农村的老年人看来,爷爷奶奶的称谓比外公外婆更为亲近。在“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契约安排中,这种亲属称谓改变的背后是对父系权属的延续。
案例2:张某,女,65岁,浙北W村人,目前在给她的女儿带孩子。日常生活中,张某一直让女儿的孩子称呼张某自己为奶奶,而不是外婆。在张某看来,喊奶奶意味着关系更加亲近一些,喊外婆的话总感觉带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心里面就感觉不是很亲近。张某为了表明奶奶的称谓比外婆的称谓亲近,她举了一个探亲的例子:之前村里有个孩子在外面工作,外婆去世的时候,单位就没有给他批准假期,可是等到他奶奶去世的时候,单位就批准了,这就说明别人都认为奶奶比外婆要近一些。
实质上,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亲属称谓来确定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辈分关系。亲属称谓,在汉民族家庭制度的安排中,存在着血亲和姻亲的区分,也代表着内外之分[23]。内主要是以男系亲属为主,女子在未出嫁之前属于男系亲属的内亲,出家之后则是属于外亲。从亲属称谓的内外之别来看,女儿出嫁之后对于女方的家庭而言属于外,女儿所生育的孩子对于女方家庭而言也属于外。因此,为了改外为内,就需要修改孩子的相关亲属称谓,从而使第三代属于女系亲属内的范畴。
亲属称谓不仅仅代表着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背后更是一整套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家庭或者家族内部,亲属称谓代表着家庭成员在整个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家庭内的每一个位置,又承担着一定的权责关系。比如,父母对于子女的抚育关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等。“两边开门”婚姻模式中,第三代的孩子称谓改变之后,也就代表着孩子从属于内亲,拥有了赡养家庭老人、继承家庭财产和延续宗祧关系的资格[24]。
“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除了改变亲属关系称谓之外,还在维持着女方家庭的社会关系。浙北农村地区部分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也采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在于女儿可以延续和维持女方家庭所在村域的群体关系。传统社会中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的关系网络中,我们将家庭内部的亲属称谓关系扩展到整个村域范围或者更大的群体范围之内。群体内的个体依赖拟亲式的亲属关系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亲属关系网络,并且负有着一定的权责关系[25]。所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就为女儿继续参与到女方家庭所在的群体关系网络提供了可能。
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导致浙北农村地区的家庭核心功能发生了变化,并且形塑了现代社会的功能性家庭秩序,功能性家庭秩序所内涵的代际关系也随之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原先家庭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会随着家庭生命阶段的演进而不断进行调整,家庭伦理、家庭财富分配制度也赋予了父母在家庭内的话语权,使得代际之间充满了相互依赖性。在当今的家庭关系中,浙北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使父母减少了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子女为了实现家庭的城市化需要父母进行资源的持续传递。为此,代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转变为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依赖,并且这种依赖性影响着“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
(一)施受平衡:理想状态中的功能性家庭秩序
1.父母干预与经济补偿之间的均衡。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父母高度参与子女结婚后的家庭生活安排,比如干涉生育孩子的数量、孩子的姓氏、年轻夫妻的居住空间。两边家庭的父母也会考虑老年人对年轻夫妻进行过多干预可能会带来的家庭矛盾,为此,两边家庭的父母常会给予子女一定的经济支持,来帮助年轻夫妻家庭顺利地实现城市化以及维持年轻夫妻的日常生活。所以,父母一方面会通过代际干预来迫使年轻夫妻家庭来满足家庭的宗祧延续功能、维持社会关系的功能以及养老功能,另一方面又会通过代际资源补偿,来维持一种理想的“施受平衡”的家庭秩序关系。
案例3:杨某,男,21岁,浙北Q村人。2018年,杨某通过“两边开门”的方式结婚,由于工作原因居住在女方父母家里。在杨某看来,他之所以会采用“两边开门”的方式来结婚,主要是觉得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对于女方父母来说这样的结婚策略比较好一点。结婚之前,双方家庭就商量好了很多事情,生两个孩子,第一个跟随杨某的姓氏,第二个跟随女方家庭的姓氏。目前正在努力生第二胎,女方父母也一直在催促生孩子的事情。当然了,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样也不大好,但是没办法,准备这几年就要第二个孩子。杨某和妻子也打算在嘉兴市买一套房子,需要老人的帮助,所以还是要努力生第二个孩子,以便获得女方父母的经济支持。
两边“开门”婚姻中,双方父母通常在子女结婚、第三代抚育、年轻夫妻买房等方面进行经济资助,以便维持各种关系的均衡。年轻夫妻结婚的时候,双方父母会尽量降低年轻夫妻的经济支出;在第三抚育方面,双方父母基本上负责了跟随自己姓氏孩子的养育、教育乃至结婚的费用;在年轻夫妻家庭城市化方面,双方父母也会按照事先约定给予相应的经济扶持。于是,“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下,浙北农村地区的家庭围绕着年轻夫妻形成了多核心的功能组合式家庭。其中,年轻夫妻是最为核心的小家庭,年轻夫妻家庭与双方父母家庭结成了新的组合式家庭结构。在此种结构中,父母以自己的经济基础所建构的话语权来对子女的婚姻、孩子的养育、家庭的分工进行安排,同时又通过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关系给予经济支持,期望形成稳定的家庭秩序形态。
2.女性地位提升与婆媳关系的缓和。“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形成之后,女性的家庭地位获得了提升,婆媳关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女性多为从夫居形态。作为外来媳妇,女性在嫁入男性家庭之前并没有与公婆共同生活的经历,导致她要在新的家庭中重新建立关系。然而婆媳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父系权威家庭内,社会对于女性“好媳妇”形象的界定往往是遵从公婆的意愿、委曲求全的角色[14]149-154。因此,传统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稳定,往往是以媳妇的忍让和牺牲作为基础。“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变,这有多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女性在与男方家庭建立婚姻关系时并未与原先家庭的社会关系发生断裂,依旧保持着紧密的人情交往,从而为女性在男方家庭内的地位提供支撑。其次,“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女方家庭为女儿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降低了女性对于男方家庭的经济依赖,使得女性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改变了女性对丈夫的依附性关系。最后,“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从夫居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年轻夫妻双方会根据工作的便利来选择居住空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公婆产生矛盾的机会。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在维持着家庭秩序的均衡。
(二)关系紧张:功能性家庭秩序的隐含问题
“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讲嫁娶、不要彩礼、支出均摊等安排,使得原先以父系权力为基础的主次型家庭权力结构就转变为平等型家庭权力结构[26],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从年轻夫妻的角度出发,“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确实建构出了平等型的家庭权力结构,即男女双方相对独立,相互约定了家庭内部的劳务分工、经济分工甚至是第三代孩子的养育分工。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在理性基础上所建构的功能性家庭秩序,也隐含着家庭的内部矛盾,核心问题为代际干预下老年人想要营造的理想的家庭秩序形态究竟能否实现?实际上,两边家庭的老人对年轻夫妻的家庭生活进行干预以便满足家庭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紧张。
首先,“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在婚前的各种契约性安排,虽然建立起了夫妻之间、双方家庭之间的权责平等关系,却消解了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性质,逐渐凸显了家庭的功能性质,即关系性家庭转为功能性家庭。在年轻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之后,男方及其父母便完成了男系家庭的“任务”。女方父母由于还未能得到跟随自己姓氏的孩子,便会一直督促年轻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案例4:王某,女,浙北H村人,24岁。在2020年的时候,王某和丈夫生育了一个男孩。按照婚前两个家庭的约定,第一个孩子跟随男方的姓氏。“每天自己的婆婆和丈夫都会感觉很开心,因为他们这边的人生任务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父母却是感觉现在需要马上再生一个孩子出来,可是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不是太好,男方父母和丈夫是不怎么在乎的态度,接下来的孩子不关他们的事情了。现在每天回到家里面,自己的父母都会一直催促赶紧要第二个孩子,搞得烦死了”。
由此可知,即便双方家庭事先有着理性的契约分工,但是父母对于年轻夫妻的过度干预,总是会引起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双方家庭的冲突。此外,高度的契约理性与经济支出的均摊也会使得男女双方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年轻夫妻关系走向疏远。男方家庭在自己的契约分工实现之后,对于女性是否生育二胎的事情便不会过于在乎,同时也会指出在生育二胎期间的所有花费均由女方来承担,男方家庭不会负责相应的经济支出。
其次,“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根据婚前契约对孩子姓氏的安排,导致第三代孩子之间的关系链条变得不完整,进而造成了年轻夫妻家庭的身份分割。根据婚前约定,双方父母各自照顾跟随自己姓氏的第三代孩子,在居住空间、养育支出、亲属称谓等方面都跟随各自家庭,这样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年轻夫妻的父母都不愿意去带不跟随自己姓氏的那个孩子,如果多带一个孩子,就会增加自己家庭的负担。如此一来,双方父母围绕着第三代孩子,形成了家庭的身份分割,也有部分年轻夫妻为此而离婚。
案例5:杨某,浙北H村人,女,25岁。在杨某看来,“现在和丈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小孩子的关系,他们两个现在都搞得有些不大一起玩了。这两个小孩子目前是自己和丈夫的父母各自带一个,自从上学之后,接送都是双方父母各自负责的。由于我们工作的原因,孩子也是住在双方的父母家里,只有周末了两个孩子才会在一起玩一会。有些事情也会比较麻烦,之前老二就问我,为啥他和哥哥是亲兄弟,却不是一个姓氏,这些都不好解释。总感觉这样下去,对两个小孩儿的关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最后,双方家庭经过婚前权责关系的划分之后,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经营关键在于年轻夫妻能否实现各类关系的协调。老年人在“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中,通过代际干预的方式参与年轻夫妻的生产和生活,然而,代际干预形成的生活压力,却由年轻夫妻来承担。比如,双方父母各自带孩子所形成的第三代之间的疏离,需要年轻夫妻去不断地弥合。所以,“两边开门”婚姻中父母的权力获得是以子女权力的部分丧失作为基础的,父母对年轻夫妻家庭干预所带来的压力却是需要年轻夫妻来均衡。在不断注重婚姻个人体验的今天,年轻夫妻能否做到对代际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均衡,成为较为困难的事情,甚至会造成其关系的破裂。
浙北农村地区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从其形式上看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家庭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对家庭结构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其实质却是家庭功能逐渐凸显且成为主导家庭秩序的核心因素之后,家庭成员如何确定其在家庭生产关系、生活关系中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浙北农村地区“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具有特殊性,即分散的小工业和发达的集体经济为老年人拥有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力提供了经济基础。老年人可以对年轻夫妻的家庭生活进行代际干预,以便满足家庭养老、宗祧延续以及家庭发展等多个层面的功能,并且通过资源的代际传递来建构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两边开门”逐渐成为浙北农村家庭的主要选择之后,它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为了满足家庭的功能以及老年人的人生使命,两边家庭的老年人对年轻夫妻家庭的生活关系与生产关系进行了较强的代际干预,并试图通过资源的代际传递来维持多个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均衡。所以,尽管“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为家庭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策略性选择,但也因为过度的契约分工和代际干预导致了代际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的高度紧张。
“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是特殊的婚姻缔结实践,也透视出当今家庭所发生的深层变化。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家庭的核心功能发生了转变,从注重日常生活的维持演化为注重家庭发展功能的实现,即通过代际的合力来实现家庭和子女教育的城市化等功能性目标。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围绕着家庭的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家庭功能也成为主导当代社会家庭秩序的核心因素。在此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两边家庭关系都需要在新型的家庭秩序内重新定位,并发挥相应的功能。于是功能性家庭秩序形成了对家庭的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的重新分工。比如老年人需要不断地延迟自己的养老阶段,以便将自己的资源不断输送给年轻夫妻家庭;年轻夫妻家庭所具有的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地弱化,反而更加侧重于家庭城市化与子女城市化的实现,在家庭成员不断调整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时候,家庭内部的关系与秩序也发生了变革。然而,家庭内部的理性分工与功能的多重组合削弱了家庭代际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情感紧密性,带来了一定的家庭矛盾,甚至会造成家庭的破裂。如何经营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以及维持家庭的稳定,将是功能性家庭秩序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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