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从《自在文录》谈起
陈才生
《自在文录》是我40年来教学之余的一个文学创作自选集，含散文小说共116篇，其中有我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也有我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我对文学的兴趣始于少年时代。在故乡老油坊读初中时的苏喜成老师，在村东山岗上读高中时的苏保和老师(这两位老师我在《村学记》中都写到过)，在镇中复读时的陈迷存老师等，既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者。当时所谓的“文学爱好”主要表现在阅读和作文上，喜欢看一些故事性的“闲书”，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吕梁英雄传》等，村里有书的人家都借遍了，逮住什么看什么，一本《今古奇观》前后缺损几十页，照样看得有滋有味。那时候的农村，能见到一些报纸，但很少有杂志，即使有，如《红旗》之类，也是大块文章，长篇宏论，引不起多大兴趣，倒是对报纸上的文艺版十分喜爱，尤其是那些语言优美的诗歌散文，自然要摘抄下来，如果报纸能据为己有，剪贴就变得十分省劲了。有时候母亲裱墙，会托人从大队部弄来许多旧报纸，必然要先让我过目，等我把有用的留下，她再把剩下的糊到墙上。这样的资料，前后积累过几大本。其间，我写过批判稿，写过应试文，虽然作文成绩在班里也算佼佼者，但多为仿作，谈不上创造。不过可以肯定，这种语言积累和“描红”式的模仿，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进入大学后，读中文系，时间相对宽松，加上各类文学课、写作课的训练，开始舞文弄墨。校园里的黑板报上，时常会有自己的“作品”，或诗，或文，当然也免不了产生要当作家的梦想。记得有一个叫《作品与争鸣》的杂志，每期都有学习创作的辅导栏目，于是省吃俭用，特意订阅了一年。曾着迷于孙犁的作品，看到他文集出版的征订启示，便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寄了出去。当时写的很多，但留下来的很少。《自在文录》中收录的《童年的梦影》《雾》诸篇，就是那时的产物。其中《童年的梦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原文学》上刊登，应该是我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一篇了。从稚拙的文字可以看到我在大学时代的语言追求。到高校工作后，虽然大多数时间忙于教学和科研，偶有空闲还是会写一点，尤其是在担任了写作课的教学任务后，“下水作文”写了不少，多为偶思断绪、即兴之作。文章学研究的擎旗者之一曾祥芹先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也是我文学创作的支持者。他曾说：“文章学家首先要是文章家，研究创作应该有一定的创作体验，否则闭门造车，难得要领。像梁启超、鲁迅、胡适，堪称楷模。”可谓至言。对文学研究者的素养问题，我有一个比较固执的观念：文学实践能力是皮，文学研究能力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当然，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关心身边人物的命运，关注社会和历史的变迁，是文学得以萌生的前提。我的写作也不例外。从散文卷中可以看到我的生活经历和交游范围，亲人朋友老师，山水故土田园，其中的欢乐与忧伤，爱恋与思念，是我数十年来人生情感的真实写照。此外，即使是小说，也往往难以摆脱个人生活的影子。许是天分所限，我很难进入那种纯粹的虚构世界，总是在历史与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寻觅着想象的空间。因此，我应该感谢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里的父老乡亲，是故乡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给了我灵感，是勤劳善良的人民给了我情思，我的创作因此而有了泥土的气息，有了野花的芬芳，有了流泉的幽咽，有了梦幻的色彩。
文集中的作品多数写于近十年间，也可以说是我创作的一个活跃期。其关节点当是自己2010年开始创办的高校文学社团刊物《秋水》，虽然那段时光稍纵即逝，但因了这个园地，我与文学走得更近了。《秋水》是我所任职高校内部交流的一个文学刊物，尽管只有数百本的印刷量，但在当时全国的高校文学社团刊物中也算小有名气。贺敬之先生曾为刊物题写刊名，莫言先生曾来信鼓励，还有王蒙、鲁煤、屠岸、孙郁、陈忠实、二月河、温瑞安、梁上泉、夏中义等数十位名家题词赐稿，也就是在那时，得地利之便，我结识了许多本地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如《红楼梦新补》的作者张之先生，《太行志》的作者崔复生先生，著名诗人朱现魁、党相魁、朱冀濮先生，散文家唐兴顺、刘文凤先生等等，在向他们请教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文学的认识亦发生很大变化，真正体会到了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语言创造的欢乐。
在创作观念上，我倾向于中国古代的“北中国精神”，崇尚“文以载道”，《诗经》以降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对我产生过较大影响。金代学者李冶曾有《泛说》一书，其中道：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
徇物二也；
欺心三也；
蛊俗四也；
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为所不当者之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就我个人的理解，“苟作”者，为文而造情、心中无愁强说愁是也；
“徇物”者，唯功利是从也；
“欺心”者，是非颠倒、真伪莫辨、善恶不分者也；
“蛊俗”者，迎合社会低级趣味或保守思想而作也；
“不可以示子孙”者，自认文学乃骚客狂言，示之子孙羞愧难当也。对此五“不当为”，我深以为然。李冶的文章观念与美的本质中的精神性与历史感其实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济世致用说不仅是我写作教学和创办刊物过程中的一个理论支柱，也是我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散文卷收录的《文学的力度》《文学的命脉》《为文五患》等篇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对文学的认识。正如我在《文学的命脉》中所写：
浮光掠影的花草风月之诗，言不由衷的粉饰谀佞之词，无病呻吟的浮泛空洞之调，宣泄情绪的片面极端之论，皆浅盘无根文字，难以格物观世，无关世道人心，乃苍白衰弱贫血无骨之作也。
可见，文学的命脉在于传达世情、道出民心、说出真相、见出人性，是血迹泪斑，是遗恨旧梦，是古道热肠，是午夜孤灯，是爱情与理想的歌唱，是忧患与慈悲的赋形。
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以此作为衡文的标准；
在编辑刊物时，我以此作为选文的准则；
在文学创作中，我也坚持以此为标杆，来选材立意，构思谋篇，努力追求一种具有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艺术效果。
具体到文体，我主张散文有虚实之分，早在1986年，我在《殷都学刊》发表的《写实散文论》曾申述此义。应该说，收入《自在文录》散文卷的作品大都是写实的，但也有虚实相间的文艺散文，如第三辑中的《民国二十一年之淅河》《卖糖葫芦的老人》《鞋匠说》诸篇，基本上采用了大实小虚的写法，在艺术真实的基础上表达一种对世界与人生的思考。在语言探索上，除了追求细节的生动外，还创作了二十多篇文言体游记小品，或记山水，或记斋室，实际上应该是半文半白的“现代文言”，考虑到当代人生活阅读的实际状况，尽量避免用典，力求用浅显的词语来传达典雅之美，这应该是对通俗与简约双向追求的结果。是耶非耶，有待读者明鉴。至于小说，多循传统路子，如《崔方》《蚕说》等，受传奇影响较浓，而《记忆与传说》《哑吧》则有意识地散文化了，似乎想寻找一种诗意而自然的表达。也有现代手法的借鉴，如《雾》中就有意识流方法的运用，再如《乡村旧事》《奇遇》《梦遇》等，又带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地方神秘色彩。可以说，从狄更斯、伍尔芙、屠格涅夫、契科夫、马尔克斯，到施耐庵、蒲松龄、鲁迅、孙犁、莫言等，都是我学习的典范。虽然这些作品带有更多的探索性，不像散文那么轻车熟路，那么规范整饬，但自觉情感的投入更多，对语言的揣摩更细，更能代表我对文学艺术的理解。
一篇作品的诞生，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犹如一棵树的成长，要经历岁月的打磨和风雨的洗礼，它能够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绝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功，而是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一带天空、一个大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艺术无止境，创作无捷径。前路漫漫，峰高路远，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在络绎不绝的朝圣队伍中，自己只是那最普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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