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道德领导力：时代诉求、理论透视与中国式展望
赵利平,郑勤红,楚亚萍
(1.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18；
2.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3.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师者，人之模范也”。在社会公德中，师德是受人瞩目的标杆。从本源上看，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概念，它意味着教育者以道德上可接受的方式向受教育者传递某种有价值的东西[1]45。研究者对教育领域领导力的研究主要是追求教育质量与效能，而在实际工作中教育的道德价值被忽略，不管是高校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外，还要承担繁重的管理责任，更要接受外部的监督与评价，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20世纪末，萨乔万尼(Thomas J.Sergiovanni)提出了道德领导的学术思想，在此之后研究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领导理论的价值理性，来弥补追求工具理性的片面性，引导教师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注重道德价值的修养。就学校的领导实践而言，知识技能与管理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工具性意义，但就践行其育人使命而言，道德领导有着区别于一般领导理论的特殊价值，成为萨乔万尼眼中“真正适合学校组织的领导理论”[2]。道德领导研究的逐渐兴起，为领导力的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不仅显示了“道德”经久不衰的生命张力，也为教师以德立身和以德育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近年来，国家对教师道德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增强。2018年，国家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突出“三全”师德养成，将师德师风建设上升到重要高度；
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正式颁布，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
2019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最高标准，与《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构成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提出了“师德养成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任务”的观点，全国模范教师刘可钦在《四个“第一次”全面提振师道尊严》中表示师德师风建设已经摆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更加注重以德为先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第一理念,提出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以此来推动师德长效化、制度化建设[3]。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阐明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广大教师要争做受青年学生爱戴和尊重的“道德之师”和“文章之师”。
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德才兼备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德”是教师的本质和核心，“才”为教师的关键和属性。因此，以道德领导力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培养一批“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是建设中国式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教育强国的时代诉求，更是重塑教师道德权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研究选取在国外和国内权威的WOS(Web of Science)和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数据为研究样本，主要采用两大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检索功能进行可视化分析。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刊文趋势、撰文作者、学科方向、研究机构等信息的基础上，拟重点回答以下问题：
1.目前国内外对教师领导力或者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趋势
2.道德领导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3.未来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突破点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为保证所选文献的准确性，对国外的文献用Web of Science进行筛选，以主题词“Teacher Leadership”或“Teachers" Moral Leadership”进行检索，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研究方向选择Educational Research，语种为English，数据库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时间跨度设置为2010年—2022年，检索时间是2022年9月25日。经过人工剔除学术会议、重复文献等不相关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767篇,作为本研究的外文样本文献。对国内知网数据库的文献采用主题词检索法，检索条件为：主题为道德领导力或教师领导力或教师道德领导力，匹配方式选择为精确，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年—2022年，来源类别选择学术影响力比较大的SCI、CSSCI、北大核心，检索时间是2022年9月25日，人工剔除相关度不大的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129篇，构成国内数据样本。
1.发文趋势和研究作者分析
经过数据的分析和对比，总体来说，国外的文献总数远远多于国内，说明国外学者对领导力和师德的研究起步早，积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这与领导力理论来源于西方国家呈一致性。通过Web of Science分析检索结果可知，从2010年到2022年发文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和2011年，发文量较少，2010年发文量是31篇，占发文总量的1.12%，2011年是33篇，占发文总量的1.193%；
第二阶段是2013年到2018年，呈线性增长的趋势，其中2018年达到261篇，比2010年增长了约8.41倍，这段时间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55.49%；
第三阶段是2019到2022年，增长趋势更加明显，说明国外研究者对领导力和教师领导力的关注度得到了提升。2022年到9月为止发文量是202篇，还有增加的空间。通过中国知网分析检索结果可知，国内发文趋势在2000年到2019年之间和国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也是线性增长。2019年前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师德师风的政策导向以及领导力理论在国内的进一步传播，国内学者对道德领导力和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达到一个小高潮，是历年来中的最高点，随后也是有升有降。考虑到未来师德师风问题的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对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
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是教师道德领导力领域表现最活跃、取得成果最丰硕的群体。从研究作者来看，通过对国外文献数据分析得出，其中发文前三的作者分别是Devos,Geert(28篇)，Hallinger,Philip(26篇)，Bellibas,Mehmet Sukru(17篇)。从国际研究者间的合作情况看，Devos,Geert、Tuytens,Melissa和Hulpia,Hester的团队以及Hallinger, Philip、 Liu,Shengnan和Piyaman,Patnaree团队发文量最多。国内西安交通大学的李运福(5篇)、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绯烨(5篇)、北京师范大学的洪成文(4篇)是国内研究者中发文量前三强。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无论是从个人的发文量还是团队的发文量都高于国内学者，也说明国内对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2.学科类别和基金资助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的学科分布饼状图可知，国内关于道德领导力和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共64篇，占比是46.62%。除此之外，在高等教育、初等教育、领导学与决策学、初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从基金资助来看，如图1所示，国外基金资助机构较多，其中分别以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美国教育部)和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最多，分别达到了45项和43项，占比分别是1.626%和1.554%。除此之外，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Human Services(美国卫生部人类服务部)、European Commission(欧盟委员会)和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Council(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项目也很多，占比总和达到了3.036%。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基金资助机构对道德领导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视程度，其中又以美国的资助机构格外重视，这与领导力理论发源于美国有很大关系。而从国内的基金项目看，从2010年至今，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资助的项目是17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项目是1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分别是8项和6项。国字头立项的科研项目是风向标，说明国家对道德领导力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视程度增强。这对全国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帮助教师思想道德提升，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图1 国外基金资助机构柱状图注：图片资料来源：Web of Science
3.研究机构和发文期刊分析
通过对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某一机构在教师道德领导力问题上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水平。从Web of Science获取的国外研究机构发文情况是Uu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发文81篇，占比2.927%位居榜首；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uhk以59篇的发文量位列第二；
Uuiversity of London和Uu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以1.087%的占比和50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三。说明国外这四家机构对教师德道领导力研究的重视程度较高，研究水平领先。从CNKI获取的国内研究机构发文情况是，排在前六的机构除了西南大学(3篇)外，北京师范大学(12篇)，华东师范大学(12篇)，南京师范大学(9篇)，华南师范大学(9篇)，浙江师范大学(7篇)，都是师范类院校，说明在教育教师的研究领域，师范类院校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高校或者研究机构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沉淀和专业优势。
高水平期刊的发文也是某个研究话题是否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参考。在外文期刊中，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Leadership 以264的发文量位列第一，占比达到9.541%；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的发文量紧随其后，达到了111篇；
Professional Develoment in Education 期刊以86篇的发文量排在第三，占比是3.108%。从CNKI获取的期刊分布情况(图2)可见，在国内重要期刊中，被CSSCI和全国中文核心收录的《教育发展研究》和被CSSCI和NSSD收录的《比较教育研究》刊发教师领导力或教师道德领导力的数量最多，占比达到12.5%，符合高质量期刊探讨教育理论前沿的宗旨。《电化教育研究》和《软科学》的占比是9.38%，也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对道德领导力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淀。此外，《管理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的刊文量也居前列。
图2 国内重要期刊分布饼状图注：图片资料来源：CNKI(中国知网)
(一)理论透视
站在历史的维度来看，任何闭环式的理论形态都有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假如道德与领导这两个概念之间无内在逻辑关系，那么道德领导理论体系也无从谈起。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道德领导思想可上溯至苏格拉底，他分析了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把道德作为治国者的首要素质。柏拉图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是否具备良好品德和高超智慧作为领导者的核心基础。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导理论尤其是教育领导理论未能取得突出性的进展，但在教育管理领域领导力依旧是被关注的热点话题。近三十年间，领导力取得最突破性的成果当属美国教育管理学家萨乔万尼通过学校领导的实践案例和理论的思辨提出的道德领导理论(Moral Leadership)。道德领导理论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现实需求，为领导理论的发展补充了全新的视角。萨乔万尼认为，当管理极大依赖于科层制度、心理学知识或技能、从理论和研究中浮现的技术理性，我们就忽视了领导实践的附加基础：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4]。就学校的领导实践而言，知识技能与管理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工具性意义，但就践行其育人使命而言，道德领导有着区别于一般领导理论的特殊价值，成为萨乔万尼眼中“真正适合学校组织的领导理论”[5]。萨乔万尼领导观的核心是“价值领导”，思想倾向是反对基于理性主义领导观的。瑞思科(C.J.Resick)等研究者更详细的对道德领导力做出了诠释，分析得出道德领导力有品质正直、利他行为、集体动机、相互激励四个维度。之后以价值为本的领导理论代表了大多数西方领导理论的研究前沿，包括美国豪斯(Robert House)的魅力型领导者理论、政治社会学家伯恩斯(Burns)的转化式变革式领导理论、哥林斯(Jim Collins)的第五层次领导理论等。迈克尔·哈里斯 (Michael Harris) 等学者指出，领导是以价值观和诚信为基础，通过说服、移情和协作工作来创造转变、监督变化、促使创新，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战略目标的过程[6]。
通过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道德领导力已经成为了研究领导力理论的热点。所谓的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域内所研究对象的数量多而密，且在其中联系最密切的文献里面包含的最凸显的主题[7]。不同学者在研究领导理论时将道德维度置于首位，对道德内涵对其领导行为有效性的关键意义，以及国内领导力理论或者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从国内来看，对领导者道德素质的研究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雏形。中国古代的统治与领导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德治思想。古代的教育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强调以“道德人”为价值追寻，自孔孟老庄至宋明理学，逐渐形成了道德教育的“中国模式”。我国有学者于20世纪 90 年代翻译出版了萨乔万尼的著作《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开启了国内学术界对道德领导理论科学的研究阐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冯大鸣2004年在《全球教育展望》发表《道德领导及其文化意蕴》一文，论证了关注道德领导的必要性。2004年黄正发在《教学与管理》发表《道德领导：以德治校的新视野》一文，阐述了道德领导对当代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学者王丽平在对《道德经》的管理思想长期研读的基础上于2013指出了“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柔弱胜刚强”“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等是道德领导力的重要内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朱小蔓在《教育领导与道德价值观》中论证了教育领导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楚红丽、方晓乐等认为，道德领导指领导者以道德来转化追随者的思想，主要表现为领导者以非权力影响、伦理文化、共同的心理契约、共同体价值观，通过自我反省的形式促使追随者们主动回应并自觉行为，共同实现组织目标[8]。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谢文全的《道德领导——学校行政领导的另一扇窗》(1998年)、林明地的《重建学校领导的伦理学观念》(1999年)、林纯雯的《国民中学校长道德领导之研究》(2001年)等一批学者的相关成果，探讨了道德领导和学校领导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延伸，对道德领导力的研究更早更深入。
(二)理论发展
1.关于教师道德领导力
从逻辑关系上讲，教师道德领导力是从属于道德领导力的下位概念。利伯曼、萨斯尔和迈尔斯于1988年发表的《教师领导力：理念与实践》中第一次提出“教师领导力”(Teacher Leadership)概念 。2004年约克·巴尔(York-Barr)和杜克(Duke)联合提出了教师领导力行为评价标准的七个维度。我国学者对教师领导力的关注较晚，河南大学刘保兄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教师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学界对教师领导力的研究侧重于教学、专业、团队等，从道德的维度进行阐述的较少。随着国家对教师道德建设的不断重视，胡泽民、杨元妍等学者将“领导力”这一概念引入德育工作中，明确提出了“教师德育领导力”概念，从历史、价值和实践维度进行了阐释。教师具有道德的天然属性，教师的领导权力主要体现在用道德对学生的引导力和影响力，这是由教师从事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就自然引出了教师的道德领导力。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高德胜强调教师的道德领导力对师德建设的重要性,探索“核心素养”建构道德方法论[9]。相对于教师领导力，教师道德领导力的重心在于“道德”，外在表现是对学生的引领，关心学生、助其成长的为师之道，强调以身示范、柔性治理、以理服人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教师道德领导力的范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自觉用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自身道德素养建设的能力；
第二是以自身高尚的师德潜移默化对学生进行铸魂育人的能力；
第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对社会道德进行引领的能力。
2.关于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的道德和领导的研究，以及前期对道德领导力的研究成果，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布朗和特莱维诺等人于2005年提出了一些规范的理论命题[10]，初步构建了道德领导力理论的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反映了角色模型和道德环境的情境因素以及宜人性、责任心、道德归因、控制点等个体因素对道德领导的影响作用，以及道德领导所带来的效应。
图3 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人构建的道德领导力理论模型(1)资料来源：蒋雪，道德领导力的起源、内涵和理论模型[J]，中国领导科学,2019,(04):57-63.
在布朗和特莱维诺等人对道德领导力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德霍和邓哈托格(De Hoogh & Den Hartog)研究发现[11]：道德型领导对于高层管理队伍团队合作水准和决策效能有提升作用。以此构建了德霍和邓哈托格道德型领导理论模型，并分析发现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感对领导者形成道德公平感具有正相关作用。青岛大学赵雯娟在其2017年硕士毕业论文《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道德领导力模型构建及其提升策略研究》中构建了道德领导力模型，确立了德行修养特质、人文关怀能力、专业教研能力等4个道德领导力维度。价值领导是道德领导的具体表现形式，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艳茹在毕业论文《价值领导：基于小学校长领导行为的研究》中针对小学校长价值领导特征提出研究设想，从校长价值领导行为、领导效能以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构建了小学校长价值领导行动过程模式图，进行了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
3.关于道德共同体
道德领导强调内隐价值，主张把学校建设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共同体”一词的原文是Community,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二分法的概念抽象地概括出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类型：共同体和社会。根据《美国州际学校领导协议学校领导者标准》(1996),教育领导者的职责是推进学校共同体所共享的和支持的关于学习远见的开发、连接、实施和服务式管理[12]29-37。可见将教育组织建构成为道德共同体是道德领导的使命。
道德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逻辑前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史少博认为道德的主体是人,而人既是处于特定文化和特定社会阶层中的人,同时也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因而人们的道德观点既会表现出特定文化、特定阶层的价值取向,也会表现出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认同[13]。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闫建璋认为，大学教师共同体由教学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组成，大学教师道德共同体既处于其他三种共同体之上，又处于其他三种共同体之间。就其对至善至美的道德形象的追求来看，大学教师道德共同体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理想群体[14]，它以其绝对高尚的道德性统摄着其他三类共同体。关于道德共同体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论，见仁见智、观点不一。但是不管怎样，随着对教师师德问题的更加重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学校组织，对道德共同体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道德共同体的认同亦在不断增强。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领导，可谓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西方领导学领域最具体的反映。教师评价改革和师德师风建设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的热点，也是未来教育创新变革的发展趋势。通过上述对国内外文献的综合梳理和阐述，我们发现国内对道德领导力以及教师道德领导力的研究仍存在诸多模糊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作为科研和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寻求未来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突破点，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道德领导研究提供有力的分析视角与理论支撑。
(一)理论上融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道德领导思想
近代道德领导理论是发源自西方国家，发展于西方国家，众多西方学者对道德领导力理论的不断延伸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对于道德价值的强调及对道德领导的肯定，同样把道德领导作为领导的理想状态。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术成果反映了“诸子百家”对于德育的思考与实践。中国的先哲历来认为,领导与道德密不可分。孔子的思想中包含着“诚意”“正心”“自省”等内在品质，作为一名传道解惑的教育工作者，首先需要不断修正自身的德行，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如果不能正己，何谈正人。孟子在其著作中强调君子要善养浩然之气作为道德力量。道家大力推崇“至德之世”，老子的思想里多主张在道德教化中，隐性的教育方法更能使人民自觉树立道德意识，逐步养成道德习惯。庄子把人格看作为人生的追求。荀子强调师者只有在行为上恪守道德才能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在中国古代的书院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人伦教育、孝悌教育、诚信教育等丰富的德育内涵，注重通过历代贤人来激励师生塑造自身优良的品德，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师德也具有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当代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师德建设的根本指引和精神支撑。作为“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职业，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朝着专业道德的方向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对学生的铸魂育人，以中国式的教师道德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尽管中西方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对于道德领导体现出不同的理解，但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两者还是展现出较多的共通之处。中西方都把教师的道德视作为衡量教师的重要条件，把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放在第一位，认为只有德才兼备的教师才能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中西方道德领导观的另一共通点还体现在对转化式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认同，都希望领导者和属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领导者能产生感召力，追随者能发自内心的仰慕和做事。
鉴于中西方在道德领导观上有共融点，而提升教师道德领导力成为当前教师师德专业化的大势所趋，未来关于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在理论上摆脱原本的思考模式，融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道德领导思想，共同形成指导中国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价值源泉和思想合力。
(二)如何破解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的“理论焦虑”
成熟科学的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从一种范式不断地向另一种范式转变[15]12。美国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库恩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论自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被应用于一些学科方面的转变，这也为道德领导力的范式转换上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20 世纪中叶以前，“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观点是使用实验、实证、量化等“科学方法”发现潜在的逻辑模式和秩序，这种思考模式长期支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领导学在内，科学分析方法使领导学突破了特质理论阶段,被证明是一门可以研究的“科学”，将实证主义奉为至尊，成为主流研究范式。但是萨乔万尼在教育管理实践中注意到了领导非理性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萨乔万尼始终保持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反思，不断表达反理性主义立场,放弃逻辑实证主义,形成批判理论范式。同时许多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基本思想，对科学实证主义领导学不断反省并质疑，道德领导的兴起正是承接这种范式转换而来。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思想的主要观点是“通过价值进行领导”，推崇人文主义，批判理性工具。虽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观主义学派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过于感性, 缺乏足够的科学理性主义实证依据。
目前，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不断显现的科层制弊端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不能化解，运用道德领导理论对学校管理进行调和的思想日益凸显。但是在现有科研成果中仍然存在由于偏倚量化研究或者质性研究而带来的研究失真，片面效仿西方的拿来主义而导致对中国本土化道德理论架构缺乏理论思考和现实实践。因此，在今后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中如何避免二者之间的断裂，破解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的“理论焦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领导理论范式是值得国内学术界深度思考的课题。
(三)以教师道德领导力的提升来构建中国式学校道德共同体
韦伯提出的“科层制”(Bureaucracy)理论对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行的学校领导管理模式也大多采用“科层制”，追求“理性化”的绩效，在提升学校组织管理效能上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从本质来看，科层制是属于“报酬和利用型”，固有的内在缺陷在学校组织内部管理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分离。在隐形的价值指挥棒和高度压力的工作氛围中，教师过于关注应试结果和标准管理，忽略了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和自身道德的塑造，对学生成人成才的引领效果不佳，也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德树人”的成效。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层制领导模式无法解决现代学校组织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为道德领导力理论重返学校，走以德治校之路提供了学理上的诉求和的现实中的需求。
学校是培养人的组织，道德属性是学校“德治”的本质属性，学校的使命就是建成道德共同体培育既有品德又有才学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教师是学校的核心，教师的道德领导水平也就等同于学校的道德领导水平。从这点来说，建成学校道德共同体的核心就是教师的道德领导力。以宏观视野来看，建构教师专业道德已经是中国式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普适性的诉求，教师是否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
教师天然具有的道德属性和职业特性是道德共同体的构建的有力支撑，没有教师的社会主义价值共识性，就无法形成中国式学校道德共同体。所以未来关于教师道德领导力研究的第三个突破点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师德新内涵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式师德专业性如何勘定，如何以教师道德领导力的提升来构建中国式学校道德共同体，以及中国式学校道德共同体的理论模型和运行机制是什么。
总之，在教育现代化的全球背景之下提升教师道德领导力已经成为普适性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诉求，国家对教师队伍提出了坚持“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时代命题和职业要求，如何保持理论具有紧跟时代步伐的先进性来指导中国式伟大实践是当代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教师的“私德，公德，大德”对于个人素养提升、对于学生品德塑造、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的教师，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作为人生追求，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核心，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师”和“经师”，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贡献力量。
猜你喜欢领导力共同体领导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共同体的战斗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0年6期)2020-09-11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领导力拓新 2018年度最具领导力中国医院院长评选揭晓中国医院院长(2018年20期)2018-12-21领导力愿望清单商业文化(2017年23期)2017-04-232016重要领导变更军工文化(2017年1期)2017-03-14论新态势下领导力的开发与运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6期)2017-01-15不能比领导帅小说月刊(2014年12期)2014-04-19领导去哪儿了小说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