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及其化解策略*
杨维坤 邱小健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2021年7月，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时间、课后服务等做了一系列严格规定。“双减”政策的出台使多数家长的教育焦虑得到纾解，但部分家长群体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行为。鉴于此，对家长教育焦虑的表现进行分析，剖析焦虑之原因，提出化解策略，不仅能有效化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并且还能促进学生学习效果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真正做到“减负提质”，对推进“双减”政策更好实施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颇具价值和意义。
焦虑（anxiety）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预感到似乎将要发生某种不利情况而又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1]。在已有研究中，家长教育焦虑主要指的是家长对子女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体验到的紧张、不安、恐慌等情绪[2]。“双减”政策颁布后，教育变革带来的变化使家长尤其是中小学家长的教育焦虑发生了一些转变，主要表现为学业焦虑、家教焦虑与分流焦虑。
1.学业焦虑
学业焦虑是指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学生对学习、课业和学业成就等过度担忧的焦虑情绪[3]。作为教育焦虑的表现形式，学业焦虑不仅仅存在于学生这一主体，部分家长也有学业焦虑，主要表现为对孩子作业与考试成绩的焦虑，具体指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因为“双减”后作业量与考试次数的减少导致家长对孩子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不确定而产生的焦虑。“双减”政策要求学生的作业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长范围内，作业量的减少，在“中国式教育”的大环境下，不少家长看来，这意味着孩子学习过程的放松甚至是懈怠。宁本涛曾就“双减”政策发布后学生作业减负的潜在困境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作业减负会导致家长学业忧患感显著。2021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双减”后，即使是初中阶段，一学期至多两场考试，考试的间隔期较以往而言更长一点，这意味着在没有考试的期间，家长们不能通过考试分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考试作为一种测试学生学习结果的手段，考试的减少在减轻孩子考试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家长对孩子学习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部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2.家教焦虑
家教焦虑，即家长因担心家教次数不足和家教效果不佳带来的焦虑情绪。其根源来自于家长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在教育结果方面对“教育无能”的担忧[4]。“双减”背景下中小学家长的家庭教育焦虑，主要是由家长自身教育能力不足与“双减”后学科类校外培训资源短期不足而引发的[5]。“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在此背景下，不少的培训机构被整顿或取缔，课外培训资源出现短期不足的情况。课外培训机构数量压减对部分家长而言反而会引起焦虑情绪，因为“双减”政策致使一些家长失去了课外培训这一教育途径，自身教育能力不足与课外培训机构的缺失，导致家长对孩子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感到担忧，产生了新的焦虑感。
3.分流焦虑
分流焦虑主要是指家长对孩子初中学习结束后，可能分流至职业高中，无法入读普通高中带来的焦虑情绪[6]。在初中结束后，学生需要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中考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通过考试分数将学生分流至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其旨在分流，而不是分层，让不太擅长书面知识学习的孩子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不同的人生跑道上体现自己的价值，是人才多元培养机制的一种体现。许多家长遵循着“考出高分——上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的现实逻辑认为，普职分流意味着大约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没有上普通高中就更谈不上考大学，没有考上大学将来就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很难有出息。在这样的观念支撑下，许多家长固执地认为，普职分流就是一场残酷的学业淘汰赛，把中考成绩不理想的初中毕业生淘汰在通往理想大学的路途中。因而，家长的“高考焦虑”前移到“中考焦虑”，家长对孩子能否升入普通高中更感到担忧与焦虑。
1.家长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
所谓“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是指由于非教育资源绝对量的差异导致的个体主观感受到的稀缺，例如升学竞争、学业内卷等因素。教育资源固然有其客观上的稀缺性，但引起家长教育焦虑的因素还在于其存在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思维。例如，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和城市学校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充裕，但一线城市的家长反而更焦虑[7]。当家长看见身边其他家长为孩子的教育努力付出，觉得自己在孩子教育上做的还远远不够，产生了一种主观上的教育资源稀缺。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加入“内卷”的大军，开始拼时间、拼成绩，不断地增加自己与孩子的压力，渐渐地焦虑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家长的教育焦虑得不到有效缓解。
2.家长功利性教育价值取向
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之所以对某事过分焦虑，乃是基于他对某事的认知与判断[8]。研究发现，家长对教育的认知与判断会影响其焦虑的水平，容易产生教育焦虑的教育理念，最典型的就是功利化的教育思维[9]。自古以来，读书就是中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手段。这种功利性的教育价值取向在普遍的教育内卷与个体先天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导致家长产生教育焦虑问题，因为每个学生的智力有所差异，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擅长知识学习，再加上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因此，功利化的教育理念以及家长的教育期望过高、投入过大与孩子难以达到家长的期望这一矛盾，引起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同时，家长们的教育观念还会受其教育背景的影响[10]。由于知识水平有限而导致家长信息辨别能力弱，由于信息辨别能力弱加之网络媒体的片面解读而对“双减”政策的不了解或误解，是导致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另外，因为部分家长的知识水平有限，导致他们对职业教育抱有成见，因而，家长的教育焦虑有所提前，提前至对孩子能否升入普通高中感到担忧。
3.家校合作效果不太理想
家校合作作为家校双方协同育人的平台，总体趋势向好，但受到内外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从而引起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一方面，家长群体的分化及其多元诉求考验着学校的实践智慧[11]。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认知及能力不足也会成为影响家校合作的关键[12]。良好的沟通能够促进家校关系的良性发展，反之，低质量的沟通则可能引起家校冲突，而家校之间的冲突则会加剧家长焦虑情绪。
根据家长教育焦虑的表现及其成因，下文就如何化解家长教育焦虑提出应对建议。
1.转变家长教育观念，提高家长素养与能力
化解家长教育焦虑，必须帮助家长树立教育新观念，摒弃对教育的狭隘认知。家长的教育观念总体上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信息辨别能力弱而对“双减”政策的不了解或误解，是导致家长教育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复杂性，给家长育儿带来了现实挑战。因此，政府要通过多方科学的引导，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更加理性的、民主的教育理念，这是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直接途径。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微信公众号等官方自媒体（如“微言教育”、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发布相关短视频与科普知识，向家长传递正确的教育讯息，避免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理解被错误的声音所干扰，帮助家长正确认识“双减”政策的出台及其作用。在社会舆论引导上，新闻媒体也要为学生乃至全社会负责，在政策解读过程中保持客观，并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13]。社会公益团体或协会可以定期邀请专家开设相关讲座并接受现场咨询，通过与家长座谈，传授相关育儿知识，使家长具备一定的教育学理论知识，明确自己在教育孩子中的责任，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与能力，明白孩子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降低家长在育儿中的焦虑情绪。
2.推进家校合作，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家校合作效果不太理想间接地导致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因此，完善家校合作机制，实现家校双方协同育人为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第一，学校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让家长充分享有知情权。学校教师通过微信群、电话、家访、家长会等方式，将孩子在学校期间的表现、学习情况以及学校课程设置与活动安排等告知家长，满足家长对孩子学习的知情权，从而疏解家长好奇、焦虑甚至猜疑的心理。第二，学校对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帮助教师群体厘清自身职责和任务，推进教师群体专业能力的提升[14]，具体是提升教师们家校合作的理念与沟通能力，强化家校共育的意识与执行力；
在情感认同方面，教师对家长教育焦虑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第三，针对“双减”政策引发的学业焦虑，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等形式对家长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家长认识到作业量与考试的减少不会降低学习的质量；
同时，针对部分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学校和教师自身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消解唯分数论和唯升学论；
此外，学校还可以邀请通过职业教育而有所成就的校友和家长进行交流，让家长真切感受到职高是一类与普高等值同效的教育，接受职业教育同样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3.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实现减负不减质
为切实疏解家长因课外培训资源缺失而引起的家庭教育焦虑，我们可以从课后服务方面进行改进，帮助家长明白“减负不减质”。形成以政府主导、学校主管、市场参与、家庭协助的多元主体联动的课后服务治理模式，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水平[15]。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应完善课后服务的相关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如补贴机制调动学校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避免课后服务的形式化，同时为学校配备课后服务专职教师，如利用校外培训机构师资力量，增强学校课后服务的力量，为此政府要有明确的政策引导，建立健全课后服务督导评价制度，确保把党和国家的“双减”政策落实落细；
学校主管是指学校在政府的指导下要制定具体的课后服务实施方案，规划课后服务教育内容与评价体系，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
家庭和社会可以从参与方式和参与深度上有效参与课后服务，为课后服务补充人财物等资源。通过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让家长切身体会到“减负不减质”，从而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
4.完善职业教育制度，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家长对普职分流的焦虑，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仍需完善。为缓解家长因职业教育而引发的焦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1）完善职业教育学校制度。目前，我国已有30多所职业本科大学，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国家要继续支持一批优质的高职专科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指导符合条件的高职专科学校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职业学校自身要明晰其人才培养定位，回答职业本科教育“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厘清职业本科学校办学定位，少走转型升级的弯路。通过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营造一种技能宝贵、选择职业教育也能人生出彩的社会氛围，形成能力本位的技能型社会[16]，消解家长因强烈的文凭意识而引发的学历焦虑；
同时，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要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贴近产业结构，跟进产业升级与变更[17]，通过开设新能源汽车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向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高端产业转移，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培养更多符合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的人才，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从而缓解家长因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而感到的焦虑。
（2）落实职业教育高考制度。2019年，国务院颁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指出，实施“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但是未在全国层面形成专门的全国性的实体性机构、考试空间、命题队伍等，关于具体考什么、怎么考以及谁可以考等学生和家长迫切关心的问题也尚未明确，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方案，明确这一系列问题，对考试内容、范围以及考试形式进行精确定义，明确初中、高中毕业生能参加职教高考，中职生在满足学时要求的情况下也能参加职教高考[18]，并采取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推动职教高考改革落实落地。按照有别于普通高考，满足培养需求的原则调整文化素质考试内容，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在录取中所占权重，探索一批可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做法。职教高考的落地，增加了高考的可选择性，分流普通高考的升学压力，拓宽学生上大学的门路，将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家长美好的期待，使中职毕业生享有更多样的教育选择和更畅通的学业提升通道，以出口的平等和渠道的畅通来吸引原来热衷于选择普通高中的学生和家长主动回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19]，使家长感受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缓解学生和家长因为怕“被定型”而产生的焦虑。
（3）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制度。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实现校企合作共赢，需要学校与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职业学校可以主动吸纳企业深度参与院校的人才培养，具体包括专业规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促进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紧密结合，培养更多符合行业发展的人才；
企业也应接收学生实习实训，设立学徒岗位，学校与企业车间、班组结对子，建立校企合作的学习团队，通过多种教育培训服务提升学生的技能技术。通过校企合作，加强职校学生的技能训练，从而提高职校毕业生的含金量，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通过实现高质量就业来逐步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从而使家长感受到孩子接受职业教育也可以有出息，让职业教育成就更多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