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经济辐射能力研究
文 刘晓玲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1]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规模和类型的城市“集合体”。在城市群中，核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凭借其综合经济实力会形成一种对边缘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通过经济辐射效应，核心城市把产业、技术、信息、资本、人才、政策等成果逐级传导到广大的腹地，从而有效推动周边城市的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城市群的高度一体化和内部同城化。因此，城市群的形成发展与质量提升，首先需要壮大其核心城市，需要充分发挥出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
2006年，长株潭城市群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列为促进中部崛起重点发展的城市群之一。同年，湖南省委对长株潭城市群扩容，首次提出环长株潭城市群战略，即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3市为中心，包括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5个省辖市在内的城市聚集区。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环长株潭城市群成为长江中游特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务院批准实施的2008年《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年）》到2020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的《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再到2022年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的《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国、省、部等规划方案在基本原则上均强调了“强化长沙市龙头带动作用”“发挥长沙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作用”。
因此，客观评价环长株潭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实际经济辐射范围及辐射能力，准确找出影响因素，对科学划定核心城市的发展边界、扩大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级、带动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融合互动、最大化实现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根据城市群理论和实践，区域核心城市往往遵循先集聚后辐射的一般规律。无论是集聚效应，还是辐射效应，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客观评价环长株潭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并精确找出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充分借鉴赵雪雁、[2]何龙斌、[3]陈子真[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GDP、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9项指标，构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二）面板熵权法
为了有效降低主观赋权所引致的误差，采用面板熵权法进行对前述9项指标客观赋权，进而计算出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综合评分标准化指数。
（三）数据来源
研究时间跨度是2016—2021年共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湖南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数据从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筛选所需数据。
（四）结果分析
面板熵权法的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的结果来看，自2016年开始，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主要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排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具体来看，长沙综合经济实力标准化指数从2016年的0.56跃升至2021年的0.94，始终位列第一名。并且，长沙综合经济实力标准化指数与第二名的差距从2016年的0.42扩大到0.71，领先程度不断提级。相较之下，其他7城市的该指数均在0.25以下（虚线框内），且增幅仅在0.06至0.10之间。这意味着，这7个城市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偏弱，暂时不具备经济辐射的能力，可以视为接受经济辐射的城市。因此，综合来看，在研究时段内，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的中心地位在不断巩固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说明长沙已经成为城市群内的主要辐射源。因此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辐射力研究主要围绕长沙展开。
图1 2016—202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标准化指数
（一）模型构建
断裂点模型是用于测算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辐射影响的常用分析方法，由康维斯（P.D.Converse）对赖利（W.J.Reilly）的零售引力模型进行改进发展而来。在具体计量分析时，主要选取断裂点和场强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分别测度核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和影响能力。
1.断裂点
断裂点主要用来测算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范围。通过断裂点的计算,可以明确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影响边界。
根据定义, 断裂点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ax为核心城市A到断裂点的距离；
DAB为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空间线性距离；
SA和SB分别为城市A和城市B的规模。
2.场强
场强主要用来测度核心城市在断裂点处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小，以此反映出核心城市辐射能力的实际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ax为核心城市A在断裂点处的场强大小；
SA为城市A的规模；
Dax为城市A的断裂点距离。
（二）模型修正
在计算断裂点和场强时，对结果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城市规模。选用各个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变量。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取值通过对前述9项指标熵权后加权求和计算得到。城市间线性距离数据借助OSM工具下载后处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将相应数据带入断裂点公式（公式1）和场强公式（公式2），计算出2016—2021年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经济辐射的断裂点距离和场强。结果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2011—2021年长沙与各城市之间的断裂点距离及占比情况
表2 2016—2021年长沙与各个城市断裂点处的场强
首先，从断裂点距离来看，2016—2021年长沙对7个城市的断裂点距离呈现极微小变化，总体保持不变。7个城市对中，断裂点距离变化最大是长沙—娄底，其变化幅度也仅有0.4公里。这说明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辐射范围。一系列断裂点的连线将构成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边界线。因此，将2021年的断裂点通过MapGIS 6.7软件反映到环长株潭城市群地图上，得到长沙在城市群内的经济辐射范围示意图（见图2）。从图2可知，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的经济辐射范围偏湘中北部。这与长沙的地理位置相关。长沙位于湖南省省域的东北部，这决定了其辐射带动的腹地主要是向西向北向南。由此可见，经济辐射范围的实证结果符合客观现实。
图2 环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对各城市断裂点及断裂边界范围示意图
其次，从断裂点距离与两城市总距离的比值来看，在研究时段内，该比值都超过了55%，这说明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的辐射范围相对较大。其中，比值排前两名城市组，分别是长沙—娄底和长沙—益阳，说明长沙对这2座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最大。而这两座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标准化指数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排名靠后（见图1），反映出长沙对相对落后城市的经济辐射的空间范围更大。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断裂点距离，还是断裂点占两城市总距离的比值，都只能用于某一城市组本身的判断,不能直接用于不同城市组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判断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还需要借助场强数据。
由表2可以看出，从时序变化来看，在研究时段内，长沙在7个城市断裂点处的场强持续增长，保持年均13%增长速度。这说明长沙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不断增强。其中，长沙对湘潭的场强增长绝对值最大，从2016年的11.85增长到2021年的17.28；
第二位是长沙对株洲的场强增加值，第三位是长沙对益阳的场强增加值。这说明长沙对这三座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增长较快。从静态截面来看，长沙在七个城市断裂点处的场强大致可以分为强、较强、较弱三个等级。处于强等级的有两组城市关系，依次是长沙—湘潭、长沙—株洲；
处于较强等级的有一组城市关系，即长沙—益阳；
处于较弱等级的有四组城市关系，依次是长沙-娄底、长沙—岳阳、长沙—衡阳和长沙—常德。这说明长沙对娄底、岳阳、衡阳和常德的经济辐射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作为长株潭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长沙究竟是如何发挥长沙辐射带动作用，需要深入探讨长沙经济辐射力的影响因素，找出其影响机理，从而更好地有的放矢引领城市群发展。
（一）变量选取
1.因变量
经济辐射力：选取长沙与七个城市断裂点处的场强来表征（如表2所示）。
2.自变量
消费水平差异：消费是推动区域发展和重塑经济空间的重要力量。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各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
金融资本差异：城市之间资金的互动是金融辐射的具体体现，采用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衡量。
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作为区域竞争的核心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在校大学生数量能较为直观地反映该地区潜在的人力资本。因此，采用各城市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衡量。
公共文化服务差异：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区域公共产品，其供给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人们精神生活满足程度的差异。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各城市图书馆藏书量来衡量。
科技创新差异：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各大城市群发展的共识，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
信息通信技术差异：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压缩了城市间经济往来的空间和时间，采用电信业务总量来衡量。
交通基础设施差异：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间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基本通道，也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主要辐射通道。考虑到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的经济往来以公路运输为主，选取城市公路里程数作为衡量指标。
旅游收入差异：旅游是城市间互动响应的重要方式。除了以就业为目的的长期人口流动以外，旅游是短期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采用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
以上所有自变量采用长沙与另外七个城市差额为指标数值。同时，为进一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对上述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之后再回归。
（二）回归模型及结果分析
借助面板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Stata16.1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城市辐射力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从表4回归结果可知，各因素对经济辐射力的影响程度各异。
第一，消费水平差异的回归系数为3.4567，其绝对值在八个自变量中最大，这表明，消费水平差异对经济辐射力具有最强的正向影响，即与长沙消费水平差距越大，则长沙对该城市的经济辐射力越强。回归结果说明消费水平是影响长沙经济辐射力的首要因素。这主要缘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随着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消费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拉动力将越来越大，城际间消费流动在空间上的互动关联也将愈加显著。
第二，金融资本差异的回归系数为2.4774，仅次于消费水平差异。这表明首位城市长沙通过资本流动关系所形成的经济辐射力举足轻重。资金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最灵敏、最活跃的，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进行交换的重要载体。在资金安全性、利率水平、监管门槛等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7个城市与长沙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差异越大，长沙对该城市的经济辐射力越强。
第三，人力资本差异的回归系数为-0.3636，与因变量是负相关。这表明，当7个城市与长沙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梯度逐渐减小时，长沙对7个城市的经济辐射力随之增强。
第四，公共文化服务差异的回归系数为0.1178，系数绝对值偏小。这表明，文化差异对长沙的经济辐射力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五，科技创新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这表明，虽然长沙正在积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但整体来讲，其溢出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也直接阻碍了环长株潭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科技交流和扩散。
第六，信息通信技术差异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异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696和-0.3990，与因变量是负相关。这表明，7个城市与长沙之间的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差异越小，长沙对7个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就越强。经济辐射需要特定的载体或媒介来实现，其中信息网、交通网是重要的载体，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扩散作用的主要通道。信息通信技术差异的回归系数要高于交通基础设施差异的回归系数，说明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网一体化对经济辐射力的影响要大于交通基础设施。
第七，旅游收入差异的回归系数是-1.3356，这表明当七个城市与长沙之间的旅游收入差异减小时，长沙对七个城市的经济辐射力随之增强。回归结果说明，缩小城市群内部旅游收入差距在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中的意义重大。原因可能在于，旅游对基础设施的可达性、城市交通的有序衔接、配套服务的完善性等依赖程度较深，区域间旅游收入差异的逐渐缩小从侧面说明长沙的辐射通道一定程度上的完善。
（一）主要结论
第一，从辐射源来看，长沙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唯一经济辐射源。2016—2021年，长沙的综合经济实力指数遥遥领先于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这直观地表明，长沙已经成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且还在不断巩固。
第二，从辐射范围来看，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的经济辐射范围基本稳定。从断裂点距离来看，长沙的经济辐射范围基本保持稳定，偏湘中北部；
从断裂点距离占比来看，长沙经济辐射范围比值最大的是娄底，次之是益阳，这与被辐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相关。
第三，从辐射力来看，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的经济辐射力稳步提高。2016—2021年，长沙对城市群内7个城市的场强随着时间推移稳步增长，但辐射能力并不均衡。场强值排名前三的城市没有变化，依次是湘潭、株洲和益阳，说明这三个城市吸收长沙的经济辐射效应更为充分。对衡阳、常德经济辐射力较弱，说明边缘节点的吸收能力还有待提高。
第四，从影响因素来看，长沙经济辐射力受控于多重因素的驱动。在甄选的八个解释变量中，有消费水平差异、金融资本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公共文化服务差异、信息通信技术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差异和旅游收入差异等7个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科技创新尚未产生显著影响，亟需深化。
第五，从影响程度来看，不同因素对长沙经济辐射强度的影响各异。其中，消费水平差异对长沙的经济辐射力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资本差距次之，公共文化服务差距又次之；
而旅游收入差距、信息通信技术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差异则依次对长沙的经济辐射力发挥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第一，提升长沙经济辐射范围和辐射能级。由结论可知，长沙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内唯一现实的经济辐射源，因而，要以实施“强省会战略”为抓手，实现省会核心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主要受综合经济实力的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要继续做大做强长沙先进制造业，聚力提升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能级，持续壮大先进储能材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两大产业集群，积极培育先进计算、智能网联汽车、功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新型合金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二要充分发挥重点平台的核心支撑作用。长沙拥有湖南湘江新区、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等一批重大平台。要以这些平台为载体，进一步促进优质要素高效集聚，放大平台的规模效应、带动效应、辐射效应。三要提高长沙劳动年龄人口吸引力指数。长沙要持续打造成为流量重要节点地的中心地，进而吸引更多人才和企业来长沙发展；
发挥现有公共服务水平的比较优势，持续优化住房、教育、医疗、城市品质等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着力提升长沙本地高校毕业生留居率。四要增强城市群人口经济承载能力。要实质性推进“人地钱”挂钩政策，安排长沙中心城市中的部分区进行“土地配置以人定地、公共服务钱随人走”的挂钩制度，同时探索收缩型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进行跨地区的调配和交易。
第二，健全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由结论可知，长沙对湘潭、株洲的经济辐射力最强，且空间距离最近，因而，要通过长株潭都市圈延伸长沙的辐射效应，重构城市群的空间尺度。从实践发展来看，一个城市群一般包括具有空间联系的若干个都市圈。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长株潭等都市圈建设。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原则同意《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长株潭都市圈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次一级的空间层次，也是内部联系更为紧密的区域；
长株潭城市群则是由长株潭都市圈与其相邻城市通过经济联系构成的更大空间范围。[5]要通过实施“十同”行动①，打破长株潭三市城市行政边界，建立起分工更紧密、要素流动更高效、竞争与合作更高级的都市圈。进而，通过长株潭都市圈，将长沙和外围地区（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和娄底）连接成整体，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协调发展，最终形成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空间系统。
第三，推进长沙“三大中心”建设。由结论可知，消费、金融、文化是正向影响长沙经济辐射力的三大因素，因而，要着力将长沙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家区域金融中心、国际文化创意中心。一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继续做大做强长沙的网红经济和夜间经济，树立“立足本地、服务全球”的消费视野，努力形成“打破时空、全域全时”消费新模式，以此提升和扩大消费的密度、质量、层次和空间。二要打造国家区域金融中心，发挥好长沙作为省域金融中心的优势，推动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建设，积极引进新设各类金融机构和支持组建各类非银行机构，丰富长沙的金融业态。三要打造国际文化创意中心，要擦亮长沙“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的名片，实现每个时点都有文化消费主题和文化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文化需要。
第四，有效弱化城市群内“三大差异”。由结论可知，长沙与城市群内其他7个城市之间的旅游收入、信息通信技术、交通基础设施三大差异是负向影响长沙经济辐射力的主要因素，因而，要继续促进城市群内旅游、通信、交通一体化建设。一要促进城市群旅游一体化，推动形成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格局，实现长株潭、环洞庭湖与大湘南三大旅游板块联动发展。二要促进城市群信息化建设一体化，提升城市群宽带网络承载能力，升级完善各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实现省、市、县、乡、村纵向全覆盖和横向全接入。三要促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延伸长株潭都市圈交通同城网的边界，以此为连接点，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第五，强化国家自创区的示范辐射带动效应。由结论可知，科技创新尚未对长沙的经济辐射力产生显著影响，因而要进一步强化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一要以自创区为辐射源，通过“飞地”众创空间、孵化器等模式，引领低梯度发展地区加入创新示范行列，加快形成城市群全域创新网络体系。二要采取“区内研发孵化、异地产业化”方式，支持创新能力不足、创新需求迫切的娄底、益阳、常德等地区合作创新。
注释：
①“十同”行动具体指：规划同图、设施同网、三市同城、市场同治、产业同兴、生态同建、创新同为、开放同步、平台同体、服务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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