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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3-07-10 09:20:12 来源:爱作文网  爱作文网手机站

马彧菲 王媛媛 熊德平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1

《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做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处置工作。家庭金融风险作为金融风险的关键构成部分,通过负债、消费等途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稳定。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但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增速持续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速①数据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2018报告《居民高杠杆未来如何化解?——兼论债务率与消费的关系》。,使得家庭所面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2021年末宏观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253%上升至263.8%,上升了10.8个百分点,升幅明显,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2.2%,占比超过五分之一②数据来源:《2017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和《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低资产家庭需要更加充足的资金以应对风险。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应在家庭层面降低金融风险,从而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家庭金融风险是判断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先行性指标,而家庭金融风险评估则是家庭经济决策和宏观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Mian等和殷剑峰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降低、负债增加、健康支出增加、资产配置不合理等家庭金融风险不仅扩大了家庭财务风险敞口,还会通过家庭金融行为进一步传导至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1-2]。传统家庭金融风险研究侧重评估单一风险源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而忽视了风险之间的依赖性,结论可能存在偏差。Leika等认为家庭金融脆弱性是衡量家庭潜在财务困境的指标,用来评估家庭因金融风险而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3]。O"connor等将这种脆弱性定义为家庭在未来面临财务困难的概率,即无法按时或全额偿还债务并面临财务危机的可能性[4],这一指标可以更直观全面地刻画家庭金融风险。

新兴信息技术,例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是我国发展数字金融的重要推手。随着《“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发布,我国数字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重点方向在于数字经济的普惠共享、规划发展以及深化应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提出,明确了“普惠”和“全民共富”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数字金融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意见。2016年,在我国杭州G20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金融”概念。数字金融被学术界和商业界视为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其注重阐释科技与金融之间的联系,范围和影响更加广泛。易行健等认为普惠性是数字金融的特点之一[5]。郭峰等认为数字金融脱胎于互联网这一工具,旨在满足被排除在传统金融之外的人的需求,即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显示出普惠金融的本质特点[6]。蚂蚁金服网商银行累计服务的客户数量从2017年的75万增加到2021年的4 553万③数据来源: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及2021年年度报告。,反映出信贷高需求和传统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不足。数字金融除提供贷款外,还引入保险、理财、支付等全方位服务和支持。数字金融是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途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数字金融通过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提高居民的金融可得性,能够缓解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吗?若能,影响机制是什么?

目前,现有文献在微观层面分析了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户主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按年龄划分,Ampudia等和Daud等认为年轻户主家庭比年长户主家庭具有更大的潜在脆弱性[7-8];
按性别划分,Brunetti等认为与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性户主家庭更易遭受家庭财务风险[9];
在婚姻状况方面,Kim等发现户主离婚、单身或丧偶会增加其家庭的金融脆弱性[10];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Yusof发现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获得更高收入和工作保障的机会更少,应对风险能力更弱[11]。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收入水平、家庭资产和负债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在家庭规模方面,Lusardi等发现规模较大的家庭金融脆弱性更大,因为他们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导致日常生活开销增大[12];
而在收入水平方面,Yusof等认为,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更大[13]。但Noerhidajati等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通常会比低收入人群更多地负债[14],从而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住房数量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双面影响,Daud等认为拥有自住房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8],但孟德锋等发现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有更高的债务比率,因此家庭金融脆弱性更易受到影响[15]。

但现有研究鲜见关于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文献。本文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和成果,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实证分析目前我国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基本机制,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以此更好地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和完善,对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增强国家经济活力以及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数字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理论研究

数字金融的基础是新兴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互联网公司通过将新技术、新模式与传统金融机构相结合,带来投资、支付和融资等多种金融服务形式的改变[16]。陈池波和龚政论证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减轻家庭金融脆弱性[17]。数字金融的普及和发展能给家庭提供普遍的金融服务并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拓宽信息渠道以及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等方式,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第一,数字金融优势在于不受实体网点限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降低居民获得金融服务成本,使得家庭能更多地参与金融活动[18],进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此外,数字金融基于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优势,能够帮助金融机构降低人力与运营成本,提升借贷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第二,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创新,扩大了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信息的机会,拓宽了家庭融资渠道,有效缓解家庭资金约束[19],进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数字技术发展弥补了家庭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劣势,并帮助家庭合理配置资产。吴雨等提出数字金融在我国发展使得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显著提升[20],家庭对风险的抵抗能力得到增强,从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使人们不再依赖于传统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和电子账户获得诸如支付、储蓄、投资和贷款等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了居民金融可得性,从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H1:数字金融的使用能够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二)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数字金融的普及和深入使用,一方面能改善金融服务,提高居民家庭金融可得性,降低信贷服务门槛,让更多家庭得到贷款,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并最终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陈池波和龚政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在信贷领域[17]。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金融投资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家庭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促进家庭流动资产积累[21],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2: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

(三)数字金融、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李波和朱太辉把精准识别信息、制定合理的金融规划以及进行良好的风险管控等能力称为金融素养[22]。Daud等和French等认为金融素养中涵盖的这些能力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是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因素[8,23]。金融素养提高,本质上是信息识别能力、规划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的提高,这些能力提升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家庭债务负担[24],降低债务成本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更多家庭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使其更好地分配金融资产[25],增加资产回报[26]。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CHFS),数据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西藏自治区),共34 643户家庭信息。数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均具有代表性。甘犁等指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拒访率很低,人口特征与人口普查结果非常接近,数据质量高,样本代表性很强[27]。CHFS数据涵盖调研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收入消费特征、社会人口特征以及保险保障情况等方面的数据信息。这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提供重要数据支持。剔除有严重缺失值的样本后,共获得16 932户家庭的样本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脆弱性(FM)。参考O"connor等和陈池波、龚政的文献,评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同时需考虑应急储蓄和过度负债情况。如果家庭有应急储蓄且没有过度负债,则家庭金融脆弱性为0;
如果家庭有过度负债,或缺乏应急储蓄,则家庭金融脆弱性为1[4,17]。

过度负债以家庭债务占收入比例衡量,依据外国文献,Michelangeli等和Loke将债务收入比超过30%的家庭视为负债过多[28-29]。就此分类标准而言,债务收入比为30%及以上的家庭被定义为过度负债家庭,取值为1;
债务收入比在30%以下的家庭被定义为未过度负债,取值为0。

应急储蓄可用于日常开支,如果发生收入波动,则可保持当前生活水准。由于失业者通常需要三到六个月才能重新就业[30],因此家庭储蓄不足以支撑三个月的生活费用表明应急储蓄水平低[29]。在本研究中,如果家庭应急储蓄少于三个月生活费用则视为应急储蓄不足,取值为1;
而应急储蓄多于三个月生活费用的家庭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的使用(DF)。参照何婧和李庆海的研究,主要从数字支付、数字理财、数字信贷三个角度考查数字金融在家庭中的应用[31]。根据CHFS中所涉及的“您家在第三方支付账户中(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网银钱包、百度钱包等)的现金余额”问题,若余额大于0,代表该家庭使用数字支付,赋值为1,否则为0。根据CHFS中设置的“目前您家购买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余额”问题,若余额大于0,代表该家庭使用数字理财,赋值为1,否则为0。根据CHFS中“目前,您家有几笔互联网借款”“生产经营、买房、买车借款来源是否涉及网络公司平台”等问题,如果家庭存在上述四项中的一项,代表该家庭使用数字信贷,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如果家庭使用了数字支付、数字理财以及数字信贷中的任何一项,意味着该家庭有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选择了两个方面: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户口类型;
家庭特征包含所在地区、家庭人口对数、房产占比、总支出对数、净资产对数以及家庭有工作人数占比。所有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平均值为0.7271,意味着大多数家庭存在家庭金融脆弱性。数字金融均值为0.4676,表明数字金融在我国的普及度并不高。在使用数字金融的人群中,使用数字支付的人数较多,使用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者较少。从户主特征来看,户主平均年龄为54岁,大部分为已婚男性,受教育年限平均为9.3年,大多数户主健康状况较好。从家庭特征看,样本居民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10.58万元,年平均总支出为7.94万元,房屋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为64.8%,家庭中有工作的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平均为54.06%。

(三)模型设计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本文运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回归模型为:

FMi表示家庭金融脆弱性,DFi表示数字金融,Xi是控制变量,包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个体特征变量与家庭特征变量。

本文通过中介作用模型,进一步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作用机理,模型如下:

式(3)和式(4)中Mi为中介变量,包括流动性约束和金融素养。

(一)基准回归

表2显示了由Probit模型估计的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无论是否控制变量,数字金融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对稳定。在1%水平下,其系数为显著负值,证明数字金融对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显著有效。H1得以验证。

表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从户主特征来看,户主健康状况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户主身体状况越好,潜在医疗支出越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越低。在1%水平下,户主受教育水平系数为显著负值,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对金融知识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越高,家庭的长期财务规划和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家庭金融脆弱性越低。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所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地区差异,即中西部地区的家庭金融脆弱性高于东部地区,可能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的年总支出系数显著为正,即总支出越多,家庭剩余资金越少,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家庭金融脆弱性越高。家庭净资产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呈反比,净资产高则脆弱性低,反之净资产低则脆弱性高。

(二)内生性检验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数字金融的使用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此仅设置了数字金融的使用这一解释变量,而控制变量也仅选取反映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变量,不能避免其他与数字金融发展无关但与家庭金融脆弱性有关的变量。为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将每个家庭所在地的省会城市与浙江省杭州市的市中心相连接,以两者之间的距离作为数字金融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由两个城市中心距离设置的工具变量既能满足外生性条件,又能满足相关性条件。从相关性角度来看,杭州是我国数字金融起源城市,数字金融发展处于引领地位。受辐射效应影响,距离杭州越近的城市,其数字金融发展越好。从外生性角度来看,这种地理距离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表3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的I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在5%水平下,该模型的AR和Wald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证明该模型的内生性。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下,“家庭所在地与杭州的距离”与数字金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离杭州越近,数字金融发展越好,这一情况符合理论分析结果。在第一阶段,统计量F远超经验值10的现象表明对弱工具变量假设的强烈拒绝,与此同时也是对内生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强相关性的证明。DF系数在综合考量内生性条件后,在第二阶段回归值仍然为显著负值,结果仍稳健,表明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假设1得到进一步证实。

表3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三)数字金融多维度指标的回归分析

数字金融的使用主要表现为数字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和侧重点不同。因此,这三个维度被纳入回归分析中,成为主要解释变量,结果见表4。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数字支付还是数字理财,都能有效降低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但在影响力度上,数字理财对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比数字支付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理财可以增加家庭资产的财产性收入,并通过促进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回归结果中数字信贷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数字信贷会立即增加家庭负债,提高债务收入比,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
其次,在获取数字信贷后,一方面居民可将数字信贷获得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从而提高收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信贷的便利性和低门槛,一些家庭获得资金后,可能会过度消费,导致家庭债务负担增加,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

表4 分维度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不同衡量标准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fm),参照孟德锋等的做法,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值为0表示家庭应急储蓄充足且没有过度负债;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值为1表示家庭有应急储蓄或者存在过度负债;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值为2表示家庭应急储蓄严重不足且存在过度负债[15]。可见,取值越高,家庭负债与储蓄的比例越大,家庭金融脆弱性越大。家庭金融脆弱性是一个离散的顺序变量,因此本文将Oprobit模型用于实证研究。二是改变回归模型,用Logit模型进行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三是通过剔除家庭中有金融工作者样本,利用剩余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表5第(1)~(4)列显示了第一种方式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依据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在脆弱性高的居民家庭中效果最为明显。表5第(5)(6)列显示了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的回归分析结果,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家庭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城乡差异和群体差异影响。因此,本文从城乡差异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出发,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

1.城乡异质性。表6中第(1)列为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数字金融对城镇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的水平下,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这两类家庭的影响存在差异。二者回归系数分别为0.2703和0.2459,表明与城镇家庭相比,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方面效果更好。这也许是由于城镇的传统金融系统比农村更加成熟,城镇居民能够更好地享受到传统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而数字金融在提供传统金融机构同等服务的同时,破解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同时也能享有与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同等服务,填补了传统金融无法涵盖的区域,从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增加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2.收入异质性。表6第(3)(4)列以家庭总收入的中位数为分界线,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在1%的水平下对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都有显著负影响,但两者的数字金融回归系数存在差异,分别为0.2452和0.2376,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大于高收入家庭。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资金和资源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取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费用,低收入家庭可通过数字信贷获得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通过数字理财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其对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六)机制分析

此外,本文还使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机制。

1.流动性约束(LC)。在前文分析中,得出数字金融可能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为验证这个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的方法检验流动性约束的中介效应[32]。甘犁等以是否有信用卡和家庭金融总资产是否大于家庭月收入的二倍为衡量指标,度量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33]。本文参考了这一做法,若某家庭持有信用卡,且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小于月收入的二倍,则其流动性约束取值为0;
如果家庭持有信用卡,或者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大于月收入的二倍,则其流动性约束取值为1;
如果家庭没有信用卡,且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大于月收入的二倍,则其流动性约束取值为2。由于流动性约束是一个离散的序数变量,用Oprobit模型来估计表7第(2)列。

表7中,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回归系数在第(1)(3)列中均为显著负值;
数字金融对流动性约束的回归系数为显著负值,流动性约束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值。加入流动性约束后,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系数减小,说明有中介作用。Sobel检验的P值低于0.01,中介作用占比为28.24%,再次证明中介效应存在,即通过降低家庭流动性约束,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改善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使家庭合理规划投资与消费,优化资产配置,提高家庭收入,从而缓解其金融脆弱性。

表7 流动性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2.金融素养(FL)。根据以往文献,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居民家庭金融素养,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因此,本文研究了金融素养的中介作用。刘国强认为,金融素养的定义隐含了四个内容,分别是:金融态度、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行为[34]。本文基于这一定义从以上四个角度衡量金融素养。金融态度是指风险偏好;
金融知识是指居民对投资风险、通货膨胀、利率等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
金融技能通过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多元化来衡量;
金融行为通过居民对金融和经济信息的关注度来衡量。具体而言:(1)金融知识。基于张号栋和尹志超的方法[35],本文使用三个有关金融和经济的问题来衡量金融知识: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率计算和投资风险识别。每道题回答正确得1分,回答错误得0分。此外,为体现受访者对以上问题的认知程度,本文将受访者对问卷理解与否作为一个新增变量。若受访者不知道或答不出来,则记为0,否则,无论受访者的答案正确与否,都记为1。(2)金融态度。问卷设置问题为“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答案是:1.高风险、高回报;
2.略高风险、略高回报;
3.平均风险、平均回报;
4.略低风险、略低回报;
5.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分别代表该家庭的风险偏好为5、4、3、2、1。(3)金融技能。通过问卷中家庭的资产配置情况,即购买金融产品的相关问题衡量。若受访者购买了任何一种金融产品则记1分,未购买任何金融产品者,记0分,最后将分数加总。(4)金融行为。将问卷中与经济金融信息关注相关的问题答案分为1至5个等次。

本文将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变量,采用因子分析法评估KMO值(结果见表8),同时保留了特征值超过1的因子(结果见表9)。再将各因子的分数与相应方差贡献值相乘,最终得出金融素养指标。关于金融素养的中介作用,因为金融素养是连续变量,因此使用OLS方法估计数字金融对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见表10中第(2)列。

表8 KMO检验

表9 因子分析结果

表10 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10中,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回归系数在第(1)(3)列中均为显著负值;
数字金融对金融素养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值,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回归系数为显著负值。金融素养被加入其中后,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会减小,说明有中介作用。Sobel检验的P值低于0.01,中介作用占比为8.56%,再次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即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从而证实假设3。数字金融发展对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便利性,有利于提高家庭投资者接触金融信息的频率,增强其金融认知和金融素养,从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能力,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数字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系进行阐释,随后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角度出发,建立Probit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对居民的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缓解作用,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金融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将数字金融分为数字理财、数字支付、数字信贷三个维度回归,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数字理财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最大;
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和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因收入水平和城乡差异而有不同影响,数字金融在降低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
第四,机制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方面,金融素养和流动性约束的中介作用非常显著。数字金融的合理运用,是家庭提升金融素养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数字金融也能够辅助家庭降低财务风险,从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因此,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广数字金融,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数字改革。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增加数字金融服务覆盖面,同时加快建设数字乡村,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另一方面,促进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鼓励数字金融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推进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第二,适度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完善信贷制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从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
但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促使居民过度消费导致其过度负债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金融机构需强化对客户偿还能力的甄别机制,避免居民部门过度借贷对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稳定造成风险。

第三,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培养金融风险意识。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注重推广基本的家庭财务处理应用性技能并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帮助个人和家庭掌握基本金融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鼓励个人和家庭主动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金融产品的特征和金融工具的作用,积极关注经济金融信息,增强对金融市场的了解,提高风险预判能力,避免盲目跟风,减少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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