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对话：科学家、企业家共谈“创新与转化”
2022年11月12日下午，由杭州市委人才办、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杭州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的2022 西湖对话——“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圆桌论坛在杭举行。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党工委委员、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副主任施黄凯向各位嘉宾介绍了城西科创大走廊及人才科创政策，并提出“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链，筑科技转移转化首选地”的重要命题。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科技领事Xavier Assfeld（安泽维）、芬兰驻上海总领馆-贸易与创新领事米卡·克莱米延宁（Mika Kl?emettinen）、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上海张江科技园执行总裁吴玉华等专家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展开了有关“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环境，促进创新创业多要素集聚”的讨论。
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关键是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戴琼海，德国科学院院士、德中卫生组织主席Manfred Dietel（曼弗雷德·迪特），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刘小龙，国科大杭高院常务副校长郑崇辉，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柳景青等就“加快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能”发表各自观点。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之路，最终离不开人才与资本的助力。来自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执行总监米山春子，德科集团中国区总裁倪瀛，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陈秋荣在“联动人才科技资本，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生态体系”话题中结合行业实践各抒己见。活动现场，紫金港科技城管理局、未来科技城管理局、青山湖科技城管理局、杭州师范大学分别与AR 眼镜光学模组和整机项目、重大疾病表观遗传机制与临床转化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等12 个项目负责企业进行了签约。这些成果科技含量高、原创性强，领衔项目的负责人层次高，项目落地将吸引高科技人才的集聚，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产业化应用和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走好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之路是动能转化效能的关键所在。“2022 西湖对话”活动集聚了国内外知名院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果显著国家（地区）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负责人等顶尖嘉宾，为杭州建言献策。因篇幅有限，本刊编辑部特撷取部分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面临着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想法到市场的挑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我国的科技成果和奖项究竟如何赋能现实生产力，已成为急需破解的难题。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头雁效应，必将在未来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何推动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速产业赋能？我有几点感受。
首先，高科技成果转化要“以终为始”。多学科交叉融合促使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新理论、新方法、新原理、新技术与新应用层出不穷。但前沿科学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还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高科技成果是否能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扎实的作用，取决于其产业化所选择的切入点——在产业领域中的发展痛点、难点和关键点，才是技术攻关的出发点。高科技成果转化不应大而求全，而是要将核心理论与关键技术打磨成“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准且果断。
其次，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要有战略定力。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想要实现产业化，有三个关键的坎：第一个是实验室能够做出原型系统，第二个是能够精准地解决产业的实际问题，第三个是能够实现稳定可靠的量产。也就是说，实验室把原型产品做出来，到了企业就应该把它实现成产品。产品要能够实现原始创新的功能，然后转化为商品。商品作为一种服务，来提升我们的生活。从产业化投融资层面来说，“资本寒冬”来了吗？投资界真的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丧失信心了吗？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寒冬”并非“钱的寒冬”，而是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寒冬”，仅靠神经网络的训练和开源代码并不能产生颠覆性创新。缺乏足够落地的商业化的思考，缺乏卡脖子的门槛技术突破，缺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定力，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只能是一时的热度，当大潮退去，裸泳者自然无处隐蔽。
最后，高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保驾护航。国家科技战略的布局与发展关系到未来上百年的国际竞争力。颠覆性科学问题的提出，需要科研团队敏锐的嗅觉。颠覆性科研成果的形成，需要科研团队多年的技术投入和积累。基础研究成果要实现扎实落地，需要政府基金构建导向，产业资本增强信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原创应用落地过程中，不做收费站、一路开绿灯。同时，通过政策与税收制度的引导，建立企业及个人捐赠机制与渠道，以支持基础研究。这样的举措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基础研究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我国龙头企业、著名企业家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参与度。
路虽远行则将至，技术创新追求“以终为始”的导向，从业者秉持战略定力，加之政策的保驾护航，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必将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我作为一个干了20 多年基础科研的研究人员，看到浙江、杭州这么重视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感触非常深。我先讲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大概是在2012—2014 年，我做基础科研多年来，真正开始接触企业、开始做成果转移转化相关工作的阶段。安吉有一个做磁产品的企业，它的业绩非常好，但他们依然想要探索产品的原理——为什么“磁”对人体健康会有帮助？于是，企业以不亚于国家级重点项目的支撑投入跟我们进行了合作研究，非常重视创新研发。
第二个小故事是在2019 年。杭州市委组织部、浙江商会特别邀请了我们所里11 位院士组成一个团来到杭州进行交流，效果非常显著，后续我们还签订进一步的协议，加强双方的交流。这个故事说明杭州对人才真的非常重视。
2020 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建设，更加直接体会到杭州无论是项目推进的速度还是对人才的支持都处于领先水平。杭州对科学的重视、对人才的重视、对创新的重视，都让我感觉到它不仅仅是启动打造一个“首选地”，更已经是在践行“首选地”目标了。
国科大杭高院常务副校长
中央多次强调产业链要和创新链深度融合，要以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要以创新链来布局产业链。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创新不能漫无目的，应该面对实际问题，为了解决实际困难去创新。所以，创新链要加强和产业链相融合，同时，产业链也一样要以创新链为指导。我们的科技发明和专利要有效地进行布局，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对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这个主题，我认为这也是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国科大杭高院2019 年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和中科院支持下挂牌成立，至今已有三年左右。我们明确提出了“一核两翼”的办学定位，并紧紧围绕“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科学研究和成果的转移转化为两翼”这样一个宗旨来办学。
杭高院在杭州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如何更多地为地方创新创业、成果转移转化发展作出贡献、发挥价值？基于这样的思考，杭高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一是“引育并举”选人才。我们深知成果的转移转化一定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来支撑。3年来，杭高院岗位聘任教授和双聘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的知名专家、教授有251 位，有效地支撑了杭高院高起点、学而精这样一个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杭高院积极引进150 位全职教学科研人员、国内外高水平人才。同时，杭高院要打造一支规模比较大的博士后队伍，目前培养的在站博士后有261 位，也于近期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国家博士后工作站”。杭高院的定位延续了中科院大学的发展定位，培养的都是博士、硕士的高水平学生，目前我们在籍的硕士、博士共1300 余位。“引育人才强根基”是我们成果转移转化的基本思路。
二是科学研究出成果。2022 年11 月发射上天的梦天舱内，就有我们杭高院王建宇院士牵头的科研成果“窄线宽激光器”。而且，这个成果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很好地进行了国产化替代，意义重大。杭高院不但要搞“顶天”的科研成果，也要搞“立地”的科研成果。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科研成果。这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我们下一步转移转化的基础和前提。
三是与企业真诚交流与合作。3年来，杭高院已经和几家上市公司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院、研发中心、相关研究室等机构。合作是实实在在的，取得的收益也是真真切切的。我们希望科研成果能够打通“最后一公里”，进行及时地孵化、转化。
成立三年来，我们希望在转移转化这个工作上树立好“杭高院”这个品牌。我们正在考虑要建设“一总部多基地”的蓝图，以西湖区为基地，围绕杭州其他区域的产业需求，建立产业孵化基地、科技园分园。杭高院的目标就是能够推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及时转移转化，能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国家非常关注的一项事业。“五链融合”工作是多方主体积极参与的，有高校、政府、企业、中介机构、投资机构等。“五链融合”最关键的是“融合”，“融合”的关键是“信息对等”。
站在高校的角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等。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本身的科技成果，如技术创新、基础研究等，因为高校内部自由探索的机制，导致知识产权信息的对等性受到影响；
二是企业的需求、产业的发展、未来的趋势等信息没有有效地传递给高校创新主体。
在人才培育方面，我们浙大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是学校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部门，现在专业化队伍已经有六七十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背后，是要有专业的技术作为支撑的。我在斯坦福待了一年，和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交流比较多。他们各个版块的专业负责人实际上很多都是行业专家，在企业有10—15年的工作经验。这种模式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是他们对行业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判断，另一方面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圈”。今后，浙大将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引进，更好地支撑学校科技成果的落地。
浙江大学的转化合同金额在全国高校中排行第二。我以浙大与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合作案例来介绍浙大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和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方面的做法。城西科创大走廊包括紫金港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等片区，每个片区分布在不同的城区。
浙大和西湖区的合作包括：一是紫金科创小镇，聚焦两个方向——数字经济和新材料，打造毗邻浙大校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社区。这里建设了30—50 个创新平台，支持经费已达到20 亿元，其中95%以上来自企业。在“离高校近+企业融通创新”两个优势结合下，紫金科创小镇拥有一种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企业出钱、出题，或者企业和高校教授团队联合出题，开启面向未来产业的项目。二是脑机智能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企业，是浙江大学（知识产权入股）和西湖区政府（现金出资）联合成立的一个企业。“脑机智能”的研究距离产业化还有点距离，周期将会比较长。
浙大和余杭区的合作包括：一是建设聚焦健康领域的脑疾病、血液疾病、疑难未诊断疾病的良渚实验室，从机制研究开始到应用端疾病的诊断诊治，涵盖全线研究。合作内容涵盖了脑机智能研究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的一部分内容。二是建设之江实验室，浙大作为建设主体，聚焦信息产业，围绕芯片、智能计算等领域布局。三是建设浙大的校友产业园，投入了100 万平方米的空间，用于对接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校友创业资源，支撑地方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校地合作模式。
浙大和临安区的合作包括：在青山湖科技城，校地共建了浙江大学青山湖能源研究基地，布局聚焦国家的“双碳”目标。
浙大和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全面合作过程，本身就是个大型成果转化实践，是有组织的、作好顶层设计的、有目的的布局。除了城西科创大走廊，浙大还和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大企业合作攻关，布局企业感兴趣、国内甚至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浙大在体制机制上还在不断探索创新，不断改革前进。
上海张江科技园执行总裁
“合同科研”模式最早出现在德国，它对杭州的成果转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在德国留学工作期间，发现德国有一个非常具有国家特色的东西，就是它的公共研究机构。德国面积不大，也没有太多的天然资源，但是二战后却能长期占据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地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脑袋”，也就是创新和创新的成果。
德国诞生了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集成效应，集成的对象来自于全德国中小企业所产生的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德国中小企业健全的产业机制，支撑了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
德国如何培育中小企业？在德国，大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中心，我曾经陪同考察过西门子的3个研发中心：一个攻克1—3 年里能转化为产品的技术；
一个破解面向10年后应用的中长期应用技术；
还有一个研究30年以后才能实现的未来技术。但是，中小企业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研发中心，为了弥补研发能力不足的短板，德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发力，组建了以“四大研究机构”为代表的一批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
“四大研究机构”三分之一的资金是政府拨给的，另外三分之二要自己解决。因此，研究机构必须紧密配合中小企业需求，双方签订一个合同，企业支付给研究机构所有的研发费用，研究成果归企业所有，但是研究机构也可以参与成果将来的收益分配，这就叫“合同科研”。“合同科研”模式是用科学去哺育技术，然后用技术去占领市场，市场带来盈利，反哺科学研究，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合同科研”模式对杭州乃至全国的成果转化都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面对好的模式、好的机制，我们不是照搬，而是可以把它跟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学习经验。经过多年的调研，我跟一些智库、机构一起提出了一个更适合中国的“产学研政融用”六位一体模式。
“产学研”已经是大家所熟知的概念了。“政”就是指政府的定位。在产业研发过程中，有的人认为政府要全部退出，有的人认为政府要全部包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政府需要管理到合适的程度才是最佳的，政府的定位定好了，整个科技创新的生态就做好了。“融”指的是科技金融。我认为成功的科技创新具备几个要素：一是技术，技术不成功则产品就会过时；
二是团队，把技术实现成产品；
三是资本，没有资本的支持，技术、产品和团队都做不起来。“用”是指政府、社会、企业对创新产品的采纳程度。我曾经在美国湾区考察过一家企业，它生产带有化学薄膜的暖水杯，可以在野外作业的时候净化饮水，但是这个产品很少会有人购买。在很多国家，这样的产品很难列入政府采购目录，但是这个产品不仅进入美国政府采购目录，还进入了军队采购目录。如果中小企业研发出类似这样的产品，生存完全靠市场销售，那这些企业很有可能会“死在半路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即便曾经红极一时，最后还是挺不下去，半途倒闭的一个原因。所以，要做得好“用”，需要政府不仅有智慧，还要有胆量，形成一个“只要是好的创新产品，政府就会优先采用”的理念，那样大家的创新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存会有保障。
我希望“产学研政融用”六位一体模式能够在杭州生根发芽、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