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耽禅悦”——论方东树对姚鼐儒佛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吴 强
（巢湖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8024）
从师承关系角度，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诗文理论对姚鼐的继承与突破，是桐城派研究重点和热点。但从佛学价值观上，研究方东树对姚鼐的继承与突破，却少有论及。为此，本文从方东树晚年嗜禅入手，探讨其对姚鼐的继承与突破，进而更全面地把握桐城派发展的师承轨迹，突出方东树学术思想特征。
一
方东树“晚耽禅悦”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儒释会通的学术视野上的。以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为根底，援佛以深化对程朱理学的阐释，则是方东树“晚耽禅悦”学术祈向。
借佛教性命之学深化对程朱理学的阐释，则是方东树关注佛学的根本原因及着眼点。在《向果微言·述旨》中，方东树明确指出：“故凡余之所取于佛学者，教理行果归于诸诚去妄，以返性命之正者，道也”[1]10。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无不浸染着佛学色彩。佛教的“性空”对本体的觉悟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相胶合，二者都属于“身心性命之学”。因此，方东树借用佛教修行的“不二之法”阐释儒佛的“道之本通”。这是方东树关注佛学的学理依据。基于此，方东树多次称赞佛教徒认真清修的态度，并遵守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以修身养性。他说：“程子常观于佛寺，见其威仪整肃。叹曰：‘儒门淡薄不能收拾一切。礼教悉归释氏去’。”[1]6佛门弟子对本门教义的虔诚，也是值得理学借鉴。
博采众家之长的学术心胸，则是方东树关注佛学、援佛入儒的前提。晚年方东树已经回到了兼容百家的学术轨道上。他在《辩道论》中说：“老、庄、杨、墨、佛者，秦、楚、齐、晋也。言语风俗之不齐，则道术之各异也。自其一而言之，皆大道所分著，而儒者特为罢封建之秦。然封建虽废，天下虽一，而列国风俗言语不齐如故也。天能覆而不能载也，地能载而不能覆也。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必欲比而同之，其势固有所不可也。既天下皆知有王，则列国之俗各有所习，皆有所宜，固无庸革也。”[2]225此段话包含两个层次的涵义。首先，从物性不齐的常理上，阐述各家皆为天道的分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能消弭各家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更不能消融各家教义。其次，从天只能覆、地仅能载的角度，指出百家之说各有所明、各有所用，不能因此废彼、因彼而废，而是“皆有所宜”。这种开明的学术观念，使得晚年方东树在早年基础上，更深入地研习佛经。
需要指出的是，方东树始终坚持以理学思想为自己的学术定位。因此礼佛过程中，方东树对佛学消极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批评。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方东树指出“释氏之迹，不娶不仕，绝君臣、父子之伦，此自为非”；
佛家所倡导的“顿悟”，造成空号为心的局面。方东树还对儒佛的诸多教义，进行详尽的区分。在《原我》中，方东树就儒佛皆曰“无我”进行深刻辩解，他说：“尝论老、佛与圣人皆无我，迹同而实不同。夫所谓我者谓己私也、住着也、有所也，非义非道也。而佛氏务为解脱，无智无得，一切空之”[2]245。佛老与儒都讲“无我”，形式相同而本质不同。儒家之“无我”就仁义言，讲求舍生取义。而佛教之“无我”，实为“空我”，认为“我”为万般苦难之源，只有“无我”才能解脱人生。
方东树晚年礼佛，儒释汇通，表现出“耽佛”而又“辟佛”的矛盾统一。这与“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的姚鼐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姚鼐“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3]83，晚年信佛、礼佛、整理佛经，成为其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青年时期，姚鼐视佛学为儒学的对立面，他说：“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4]87姚氏慨叹桐城佛释之盛，大有为儒学鸣不平之意；
把佛学的衰退视为儒学兴盛的契机，足见姚氏对佛学的排斥与抵触。进入晚年，姚鼐却变为“笃信释氏”“有时已达到走火入魔的荒诞境地”[5]2。姚鼐对佛经治病救人深信不疑，在文章中屡次记述“刮骨剜肉救亲”的传经故事。如钟孝女刮骨救父、蒋士铨之子“割臂和药”救父、汪玉飞妻“割肱疗生”。在写给外甥马鲁成信中，姚鼐说：“汝母诵经念佛，颇得微效。能向人念经，而止其疟。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临场每日读书之外，须静坐一时。使神凝气定，最为有益，切忌多与人谈白也”[3]140。念诵佛经，凝神静气，有益于身心，但是以此作为治病的途径，显见姚鼐痴迷佛教之深，这也成为姚鼐礼佛的特征。
姚鼐晚年痴迷佛学治病救人的功效，更多由于身体原因所致。姚鼐晚年身体多病，甚至到了“看文作书甚艰”的地步[3]48。姚鼐在给四妹信中说道：“饮食每顿饭盅满意一盅，尚未吃新鲜肉。鸡鸭所食，不过六七片。”[3]143又在写给儿子信中说道：“吾大病后，今已痊愈。但身体软弱，每日吃饭只能一盅，略加猪肉，鲜者尚不能吃。”[3]144足见姚鼐晚年并不是出于遵守佛家肉戒，实为身体所致，久病羸弱不能食肉，也在情理之中。直至后来几乎完全断绝肉食，“惟全戒肉食，真成一老头陀矣”[3]48，实为姚鼐无助心情的写照。
然而，姚鼐虽痴迷于佛学治病救人，但不滞于佛门戒律表象，主张从义理角度去研究佛经，方能借佛学以达“独处甚微”。他说：“鼐已全戒食鱼肉，然此等亦只是滞名著相中事，若言了当大事，则全未也。淮树亦持戒素食，其所处境较鼐为难于淡薄，而竟能勇断，岂非其天资大有胜人处邪？”[3]178戒食鱼肉的礼佛行为，在姚鼐看来只是表面的事情，真正能够淡泊名利、独处自守非深解佛经微言大义不可。姚鼐说：“我闻佛法不可文字求”，其原因在于佛法“天宫龙藏积万卷，纷纭律论谁穷搜”，况且佛法“其中佛语魔语杂”[4]351。仅凭章句之事，很难论证佛法经义，需要从义理角度去领略佛教的微言大义，方能“扫除皮毛见正法”。姚鼐不碍于戒律表相、不碍于章句之事，从义理角度去揭示佛教大义，确是其高卓之处。方东树对佛教教义也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他言：“顾虑世人以余为援儒入释攻异端得罪名教。是不知余所取于佛学者，道也。非以其迹也。以其迹则薙发出家居寺，不娶不仕，绝君臣、父子之伦，是为无父无君得罪名教。若以其道则道出于天。凡圣佛之言，皆本于道。即皆如天之言。洪范所谓‘于帝其训也’。夫天与道岂有儒释之分而设二法歧其理？”[1]1-2在方东树看来，佛教戒律只是现象，佛教义理在本质上却与儒学之道相通。
事实上，姚鼐从始至终都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其对佛学态度由早年时期的排斥，到晚年时期伴随着因身体原因所表现出对佛教治病救人的痴迷，但又始终浸透着一份对佛教教义的清醒认知。“立足于儒学，来吸纳佛学”是姚鼐“耽爱佛释”的重要特征[5]4，如果不加以区分，得出姚鼐晚年痴迷佛学的结论，显然不全面。
要之，晚年耽爱佛释、以儒学为中心吸纳佛学，方东树与姚鼐表现出高度的学术继承关系。但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人生经历的不同，方东树又表现出独具个性的佛学价值观。
三
虽然，就晚年信奉佛学而言，方东树与姚鼐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方东树早年已经涉猎佛学。他在《答姚石甫书》中说：“先时为学，亦颇泛滥老、释、杂家，或为之撰述。近反求之吾身，所见似日益明，有所获辄记之，名曰《待定录》。岁月既多，积成七十余卷。”[2]357而且，晚年方东树对佛规戒律亦有所遵守。他曾经作诗阻止邓廷桢杀鱼酬己的行为，“中丞因余诗命烹大鱼，余戒杀十年矣，因作诗阻之”[1]24。十年之久的戒律，不是一般的居士能够做得到的，可见方氏对佛教戒律的遵守。方氏又曾经因为未能阻止仆人杀死一穴蚂蚁的行为，“追悟而悔之”[2]245；
足见方东树主要是从修身养性的角度信奉佛教，持守戒律，这实际上与儒家仁人之心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如果说，姚鼐出于身体原因对佛教戒律也有所持守的话，那么方东树的持守戒律则带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同为礼佛，二人是不同的。
“人生的一切是‘为人’，还是‘为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姚鼐找到了佛学与儒学的契合点。”[5]4他说：“夫儒者所云为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学，诚于孔氏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远出于俗学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为不必。而况尚未溺于为人之中者乎。”[4]97为学为人，则是装点门面给别人看，为己则注重个人内在的修行，恰是儒家修行的要义。佛教的打禅静坐、注重内在心灵净化，属于为己的范畴。姚鼐在儒、佛强化自身修养上，找到相通之处，反映其佛学价值观。惜乎！其没有深入论证相通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方东树实现了姚鼐的突破。
如果说姚鼐寻找到了儒佛相通的结点，那么方东树不仅寻找到了结点，更为儒佛两家的相通找到了学理依据：“道之本通”。他把儒家的经典比作佛教“上乘一心之法”，其《向果微言·述旨》说：“审观佛教皆与儒理无别，以是知道一而已。理欲、善恶、是非、仁不仁，其中立无二道”[1]7。具体而言，在人性论上，儒佛两家都在求“真”上苦下功夫。方东树《原真》说：“六经无真字，真字名义始见于《庄》。其后佛经遂用为密谛元旨，曰真如曰自用，一真一切真至矣哉。虽后起而无以易之矣。夫人之为行，顺理为觉，顺事为迷，故诗曰有觉德行。此儒佛两家之极致微言，亦儒佛两家所同修共证之实义也。”[2]246佛教的“格义”是以道家之“真”翻译佛经，而自此之后，求“真”不仅是儒佛两家共修的教义，而且佛氏最先作为修证佛法的准则。这是姚鼐儒佛“为己”观点的最好阐释，也是方东树高卓之处。
一言以蔽之，在儒佛互通方面，方东树更深层次地阐述了佛学与儒学的关系，找到了儒佛相通的学理依据，表现出对姚鼐的突破。
四
就晚年礼佛的原因而言，因学术传承、人生境遇方面原因，方东树与姚鼐表现出诸多不同。姚鼐晚年“笃信”“耽爱”佛教，既有身体上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周中明认为，姚鼐晚年笃信佛教，其浅层次原因是受王文治的影响，深层次原因则是为了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借助佛学以求身心自由。从姚鼐的生活和学术实际情况看，此结论大抵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桐城地域佛教文化对姚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桐城亦有礼佛的历史，此点姚鼐已言明：“（桐城地处）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秀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4]87。桐城礼佛的社会背景，对以桐城引以为豪的姚鼐不能不产生影响。
以佛释老庄的学术传统则是姚鼐晚年笃信释氏的学术动机。自从佛教东传以来，就与本土道教结下不解之缘。佛教人士利用道教的理论宣传佛教大义；
道教亦有援引佛理阐释老庄的倾向。支娄迦谶用老庄学说中的“虚无”概念来解说佛家的般若思想；
支遁用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学为《逍遥游》作注；
成玄英老庄著作中，援引佛理阐释老庄更为突出。“继唐代‘重玄学’之后，‘以佛解《老》’所积淀形成的这股热潮，在宋代并未有稍退的迹象，儒家士大夫、道士、佛教徒、皇帝、臣相等不同身份的人，无不受此风气影响。”[6]“宋末学者林希逸著《老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开启了全面以佛释老庄的先河。”[7]明代释德清主张用佛教思想来阐释老庄，认为“看《老》《庄》者，先要熟览教乘，精透《楞严》，融会吾佛破执之论，则不被他文字所惑”[8]。清初净挺禅师《漆园指通》会通庄禅，认为庄子是“释家教外别传”。汤用彤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
魏晋释子，雅尚《老》《庄》。”[9]此是“以佛释老庄”学术传统的最好注脚。姚鼐对老庄有深入研究，代表性著作为《老子章义》《庄子章义》。其在阐述老庄思想时也表现出“以佛释老庄”的学术特征。“以佛释老庄”，说明姚鼐十分关注佛学，并对佛学有深入研究，二者互相推毂，交替影响。
总之，姚鼐晚年信奉佛学，实有友人影响的因素，在洁身自好、以求身心自由需求的指引下进行的。但是桐城佛释兴盛的文化背景、“以佛释老庄”的学术传统亦不容忽视。归其因，个人思想自觉和学术传统造就姚鼐“老年惟耽爱释氏”。方东树晚年关注佛学也不外乎这两方面因素，但具体而言，又有不同。
方东树早年接触佛经，姚鼐的影响显而易见。姚鼐晚年主讲钟山书院生涯中，年轻的方东树伴随姚鼐达八年之久①据龚敏《论方东树学术渊源》一文考证：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二十二岁，这一年，他来到江宁钟山书院，正式受业于姚鼐门下。此后他一直随侍老师讲席达五年之久。五年后，方东树开始客游四方。嘉庆十二年（1807)，姚鼐再主钟山书院时，邀请东树往课其长孙。时姚鼐七十七岁，东树三十六岁。这一年，姚鼐曾致书陈用光言及他在钟山书院的近况：“鼐在此略如故状，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书，又无人与言，殊觉日寡味耳。……吾今年邀方植之来课孙学文，是院中略可谈者惟此耳。”姚、方皆在钟山书院，十六年，又同在江宁府志局修府志。从方东树投入姚鼐门下至姚鼐去世，共有二十三年，同处一地约有八年之久。。耳濡目染姚鼐对佛学的信奉，必然影响其学术视野及其学术选择，方氏早年涉猎佛经是最好的实证。晚年关注佛经之甚，除了受姚鼐影响之外，姚范对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姚范是桐城派重要作家，其“为学的特点是贯通经史，一以程朱为宗”[10]。姚范晚年也进行了大量的佛经整理工作，《援鹑堂笔记》专设子部一卷，研讨佛经，阐发对佛释的见解与评价。方东树对姚范评价极高，其诗文、学术思想深受姚范影响。《昭昧詹言》中，方东树屡次引用姚范的诗论，认为“姜坞所论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诠，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
但其所自造犹是凡响尘境”[11]。方东树更是在六十三岁高龄应姚莹之邀，重新整理姚范的《援鹑堂笔记》。这为方东树全面深入地了解姚范的学术思想及文学主张提供了契机。唯此，方东树的佛学思想很难不受姚范的影响。方东树《金刚经疏记钩提序》记载：“今取姚先生（姚范）说，为诠解之，庶向来闇昧得豁如矣。”[2]318足见姚范的佛学观念对方氏的影响。
一生未仕，壮志难酬，晚年生活困顿、羸弱多疾，借助佛学浇内心之块垒，则是方东树关注佛学又一原因。据方宗诚追记：先生晚年屡遭横逆，而克己之功益至。尝借佛门语谓门人曰：“人苟见性悟道，无内外、我人，即随所处秽浊凶危迷险，皆不见；
但见无非清净道场、净土乐土，无复有烦恼、嗔恨、爱憎、取舍、忧惑、惧恐、怖星碍之境，视身世一切患苦，都如电影，无喜无忧。”[12]315又尝曰：“圣道大中至正，一毫我未忘、私未去，即非道。又至清净易简，一毫做弄安排，即非道。予差能无我、无私，但未造清净易简自然之境。此于古人雅量且未诣，何望成道？然我私果真去净，自然冰消瓦解矣！”[12]315完全以佛教无欲来要求自己，抚慰内心的苦痛与不平。这种苦痛与姚鼐是不同的。方东树内心充斥着不甘，其《病榻危言》《化民俗对》正是不甘情感的产物。姚鼐愤然辞官，内心充斥着对官场腐败的不屑，经历了有而后厌倦的过程。
需要指出，“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书”的学术思维[13]，同样也促使了方东树大量整理佛经，探讨儒佛关系，吸收佛学有益成分。
要之，从学术传承上说，方东树既接受姚鼐的影响，也接受姚范的沾溉；
从主体心态上，姚鼐借佛学以淡泊名利，方东树则是借佛学以抚平内心的不甘。这正是方东树晚年笃信佛教又对姚鼐有所突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