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的探求》看二战时期日本知识青年的身份重构
陈婷婷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岛木健作（1903—1945）是一位“半路出家”的日本文学家，也是与政治关联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岛木生于北海道札幌，曾就读于东北大学法学部，参加过香川县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在次年的三·一五事件①三·一五事件：1928年2月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的力量开始增大。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田中义一政府于3月15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600人（全年共逮捕3400余人）。4月10日，政府下令解散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造成大规模白色恐怖。这次事件之后，日本共产党主要领袖之一水野成夫发表转向声明，宣布承认天皇制，反对没收天皇、寺社的封建土地，否认日本的殖民主义性质与欧美相同，宣布要建立与日共对峙的劳动者派。1933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发表转向声明，主张实现所谓一国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以天皇制为中心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中被逮捕，1929年发表“转向”声明。至1932年获得假释为止，岛木健作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生涯。获释后，他走上创作之路。从他最初的短篇集《狱》（1934）到第二短篇集《黎明》（1935）到长篇《重建》（1937）、《生活的探求》（1937）再到其遗作《土地》（1946）等一系列作品，大多叙述了他参加农民运动的经历。其中，《生活的探求》是日本“转向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二战时期畅销不衰。
有学者认为《生活的探求》亦是“修养小说”①修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起源于18至19世纪的德语文学，德语中以Bildungsroman一词作为此类文学的通称。此类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主人公通常先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然后离乡漫游，通过结识不同的人、观察体验不同的事，并在友谊、爱情、艺术和职业中经历错误和迷茫，由此认识自我和世界，努力走向成熟。除德、日之外，其他国家的同类型小说多译为“成长小说”。，但其结构相当特殊，盖因修养小说的主人公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等近代精神，在这部小说中遭到了法西斯政权的彻底打压。并且，小说中对“应当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自我”的追问，始终与对“转向”的思考交织在一起。“经典修养小说是传达资产阶级构建市民社会理想的文学载体，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对抗近代市民社会的，但现代修养小说显现出的却是对运动本身的绝望与幻灭感，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转向小说的形式。”[1]那么，作为修养小说的《生活的探求》所传递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教养？“转向”这一行为本身又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为对二战时期日本知识青年的“修养”的？
日文中的“转向”一词主要作为政治术语，即“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要么从此对主义毫不关心，要么转为信仰其他主义；
狭义上则指共产党员脱离其组织，并从此不参与任何组织活动。”[2]通常表现为思想路线由左翼转向右翼。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因其反对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反对侵略战争，为争取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权利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行动宗旨，遭到日本政府的多次沉重打击。三·一五事件后，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共同被告同志书》（1933）。其大意是批判日本共产党已经逐渐沦为苏联共产党的附庸，日共应当认清日本的历史与现实。这篇文章被当时的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视为放弃共产主义的声明书，在党内掀起了很大的动摇与分裂。1935年末，约有九成共产主义者相继宣布“转向”。这其中也包含左翼作家，尤其是从昭和时代初期以后，在治安维持法的严酷镇压下被迫放弃原本的信仰与创作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们成为了转向文学的创作主体。转向文学“指的是探讨转向问题的文学，即叙述共产主义者如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或是探究其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文学；
若界定得更宽泛一些的话，还包括以转向问题作为主要创作动机的文学。”[2]身为转向者的作家们将“强制/屈服”的二元对立关系予以文学化的表达，其作品一般是对“转向”产生的苦恼与内心纠葛的书写。
岛木健作便是转向群体中的一员，他曾任香川县日本农民工会的书记。该工会支持当时的劳动农民党委员长大山郁夫②大山郁夫（1880—1955），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1914年为早稻田大学教授。1917年任《大阪朝日新闻》社论委员，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主张打倒寺内正毅内阁、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1918年因“笔祸事件”退社，1921年开始领导民主主义运动。1926年创立劳动农民党，任中央执行委员长，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解散，1929年与河上肇等创立新劳农党。，发起选举斗争，后遭到打压。岛木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一审判决囚禁五年。岛木在狱中肺结核恶化，饱受病痛折磨。二审中，岛木向法庭提出“转向”声明，即“承认过去自己的行为存在谬误，今后不会再次参与政治运动”[3]。与其他无产阶级文学家不同，岛木是在宣告转向之后才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生涯。
出狱两年后，岛木健作发表处女作《麻风病》（1934），字里行间道出自己“转向”的首要原因是回避责任和屈服于强权。“他还太年轻，也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他并没有饱尝过实际生活的苦水，没有在那样的体验中锻炼、稳固自身的信仰。……当遭遇到复杂而冷酷的人生的苦涩之时，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思想何其无力，可悲的自己只能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几近被摧垮。”[4]③本文引用的岛木健作的作品原文均为笔者自译，下同。在小说《重建》中，主人公试图重建因三·一五事件而被摧毁的农民运动，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工农组织的思想试炼，更来自于旧同志的变节。从《麻风病》到《重建》，能够清楚看到岛木并未彻底宣告自身信仰的败北，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现实对抗。然而，这种自我与政治现实不屈不挠的对决到了小说《生活的探求》中，却悄然变质。
由于“转向文学”一脉在思想性质上的特殊性，国内难见岛木健作小说的中译本，对于“转向文学”的研究较为匮乏。日本学界的岛木文学研究则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批评方法大多是将岛木健作与同时期的另一位转向文学家中野重治进行对比。高桥春雄[5]详细梳理了岛木和中野迥异的成长经历，以及两位原本在政治与文学理想上志同道合的作家在《生活的探求》问世后分道扬镳的历程，特别强调了岛木长年的牢狱生活、沉疴病痛、出狱后继续协助地下活动却又不幸被捕的经历让他在文学创作上举步维艰。荒川有史[6]整理了日本文坛自1937年至1942年围绕《生活的探求》展开的论争史，这篇论文同样以中野对该作的批判为中心，串连起文坛的各派意见，也撷取了岛木的自我辩白。荒川由此提出了日本现代文学中农民与农村书写的问题，开启了近五年来岛木文学研究的新的视角。森山重雄[7]点出了岛木与中野决裂的原因，在于《生活的探求》引领转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转向不只是方向的转变，而是人的重生。”（林房雄语）这令向来以文学来思考政治的中野重治感到失望。此外，小笠原克[8]指出，岛木希冀通过书写自己作为“组织中的普通个体”的转向体验，来整体把握日本共产革命运动的始末，然而岛木始终未能在文学作品中从日本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观察其自我生成、精神挫折与身份重建的成长历程。总体而言，上述代表成果均通过网罗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了绵密的实证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一是没有对作为日本转向文学体系重要转折点的小说《生活的探求》进行文本解读；
二是没有交待清楚岛木健作在这部作品中思想剧变的缘由。
刚升入东京某大学的主人公杉野骏介因罹患肺炎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回到农村老家休养，且迟迟未透露出重回东京的意向，《生活的探求》由此开始。面对阔别两年的农村，骏介反思了自己在东京的生活：“在观念的世界中泥足深陷，不可自拔，沉醉于这种没有退路的感觉。……首先自己必须得试着真正地在社会中生存才行。”[9]他认为这样的想法在农村生活当中能够得以实践，于是决定辍学，转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这部小说诞生于日本政府严格审查出版物的敏感时期，故而岛木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有关共产主义以及工农运动的表述，既没有指明骏介的“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也没有解释他“和过去诀别”的必要性在哪里。但对当时的青年读者来说却是不言自明，小说显然是以法西斯化的日本政府当局对共产运动的镇压为背景展开。
小说开篇就交待骏介是因为养病才回到农村，痊愈后不过数日，他就决定要舍弃自己一直以来在学业上的努力付出，“终于决定踏出新的一步。不管旁的人怎么看待，这都是他用尽心力求索之后的结果。……他能够确定的预想只是，踏上这条路之后，从中一定能够产生对自己来说是全新的东西。”[9]而在岛木健作此前的小说《麻风病》中，两名因从事共产运动而被捕的主角都身染重病，在长期刑囚中从不曾改变信仰，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两部作品中的“病”都带有隐喻意味，前者是宿命般的人生苦痛，而《生活的探求》中的“病”却微妙地指代思想上的病，当病痛消失之时，主人公也迎来了“新生”。
骏介是贫农子弟，他奋发向上考取了东京的大学。经老家熟人介绍，得以在实业家冈岛家中以打工的形式寄住，每天为了攒钱继续学业而殚精竭虑，已没有余力再去思考其他。但他身处大学，感受到身边学生中不乏憧憬美丽梦想，却在遭遇现实打击后一蹶不振之人。骏介认为自己虽然是大学生，待在东京却做不成什么事。他不想失去生活的热情，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的步伐是以一种极为模糊、抽象的姿态开始迈出的，通常强烈吸引他的心的事物，乃是某种有生活气息的、实质性的、内容充实满溢的、具有生产性的、建设性的、不夸夸其谈而是脚踏实地的东西。恰巧在那时，农村生活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9]
从中可以看出，骏介认为自己曾经产生过向往的理想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镜花水月之感，尽管共产运动的领导人是知识精英，但是“日本知识分子的欧洲素养是从头顶灌输的知识，也就是表层的教养，未能扎根于肉体或生活情感之中。所以这类的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缺乏挺身而出地捍卫自己内在个性的智慧和勇气。”[10]作为昭和时期日本知识阶层中坚力量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出身于小工厂主、农户、小地主、手工业者和小商店主家庭，根深蒂固的农本意识使得大学生自始至终也未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和行动方针未能对标日本社会最紧迫的经济矛盾，反而高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由此招来的只是镇压与被群众所孤立。回顾往昔，岛木健作怀着未能做出实事的自卑感，决意不再沉浸于观念世界，而要去追求具有生产性的且贴近实际生活的理想。回到农村，骏介从给家里挖井开始，学习垒石堆的方法，发现看似单调的劳作中实则孕含着经年累月积累的先人智慧，骏介从中获得了一种朴实的感动，之后，种植烟草、开办托儿所等桩桩件件的劳作轶事更是让他切实体会到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满足感。
小说《生活的探求》的主人公迥异于岛木健作一系列前期作品中旗帜鲜明的革命者形象，尽管骏介显然遭遇了“转向”的困境，但仍称自己“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固定的思想行动立场”。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个思想已臻成熟的个体，而是一个有待成长的、“修养小说”主人公式的人物。小说将“法西斯/共产主义”这一重大时代矛盾作了模糊化处理，但是骏介强调自己要“当农民”，想要从零出发的这个“零”，实际上是在岛木的《重建》中所记录的所有反抗斗争全面失败之后的“归零”。小说伊始，骏介就已经认识到，他的理想在外部世界中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与其自怨自艾，倒不如干脆舍弃知识分子的身份，抛下东京这个“新世界”中的一切，回归自己出身的农民阶层，从农村这一原点重新出发。“这一看似平常的人物设定背后，有着作者深入的思考和决心。主人公骏介肩负的实际上是以往的修养小说中未曾出现过的主题。”[1]以往的修养小说中的主要矛盾在于物质匮乏与艺术追求、审美自由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之间的难以调和，但这部小说中的最大矛盾，却是个体的和谐发展在根源上的不可能实现，因为一切探寻身份的活动都必须在“尊重国情”、维护军事法西斯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展开。
经典修养小说的一大特征是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中会出现“引路人”，在《生活的探求》中，引导骏介走向新生活的引路人的角色也很特殊，是他学识贫乏、经济困窘的农民父亲。因此，“启蒙者引领蒙昧者”的这一引路人公式在小说中被倒置。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骏介与自己的前辈志村克彦的对话交锋过程中。志村是骏介的同乡，也是知识分子，先于骏介返回农村，小说暗示了志村也是一名“转向者”。志村告诉骏介，所谓“归农”已经由很多从社会上败退下来的人尝试过了，结局也都摆在那里。他举出诸如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①新村：指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躬耕”生活的影响，于1918年在日向创办的以劳动互助、共同生活为宗旨的模范新村，他以此作为实践其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场所。1923年“新村”宣布解体。理想、让儿子从事农业的岛崎藤村，以及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登场的康斯坦丁·列文等与农村有关的人物。志村认为，骏介和那些将农村作为自身地盘的政客和思想教诲师没什么差别，实质上是一种无方向性的行动主义，是为了逃避才选择独善其身。骏介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新道路，而是要逐一尝试，这样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进行创造和发展的生活方式。
当今时代，把自己封锁在小小的躯壳中，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像树荫下的花朵一样，并不一定是什么难事。……在从前的时代，完成这样的生活就等于实现了自我。但如今，个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能脱离社会。所谓的自我实现，也必须得走上积极作用于社会的道路，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社会价值，否则就谈不上任何的自我实现。[9]
然而细读之下会发现，志村所指的“社会”和骏介所回答的“社会”，在内涵上是不一致的。志村认为，当代知识精英所欠缺的是直面社会恶之根源并与之斗争的勇气。倘若回到农村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建立起民主社会的。而骏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摆脱“转向者”这顶帽子带来的阴影，试图通过参与生产实践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修养。既然转向已是既成事实，与其执迷于悔恨，惶然于未来，莫不如换一个环境，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志村对骏介咄咄逼人的追问反而暴露出沉迷于空想的知识分子的“虚”，反衬出农村劳动者的“实”。
骏介与志村这两大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欠缺鲜活，因为他们其实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思想纠葛的投影。他们彼此的争论激发骏介的深入思考，赋予了小说高度的思辨性。骏介以一种相对清醒的眼光看待理想与现实，他和许多青年人一样，谋求“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的生存道路”和“作为个人的自己的生存道路”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然而他深知：
这样的道路在现今时代来说何其罕见，即便能够找到这样的道路，也绝难踏上。……过去的人们不必如何劳心，便能如同他们偶然选择的职业道路一般，在客观上也等于是选择了一条在社会中生存的人的真实道路。但是，他仍然怀抱着青年人的热情，思索着在如今这个闭塞时代里生存的深刻意义。倘若在如今的时代，他也找到了自己所追寻的道路，并且坚定不移地走到最后，那比起他所艳羡的那些古代人来说，这会是何等的荣光啊！[9]
骏介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黑白颠倒、精神扭曲的时代，因此只能设法寻找在闭塞时代中尽量为理想而生活的方式。此前的修养小说的主人公探求的目标是废除近代市民社会中的弊端，这一目标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得以短暂实现。然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全面失败了。在作为个体已经无能为力之时，骏介开始反思日本共产运动中的独善主义与谬误。《生活的探求》中犀利指出，共产者相信自己从事的活动是在改革社会现实，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现实”只是观念上的现实，与真实相去甚远。这些运动内部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在二战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因此，这一时期岛木健作的创作重心不在于深入探讨转向，他在创作续篇时表示：“我想描写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现在的我很有兴趣写几部修养小说。我希望能描绘出艰苦奋斗的人之美。”[11]但在评判《生活的探求》时，“转向”是回避不了的定论基调，正是这一特殊底色将它与常规的修养小说区分开来，主人公的成长实质是自我驯化，所找到的“出路”归根结底是一条妥协的、独善的自我精神重建之路。
1927年开始，随着日本军政当局思想管控的强度提升，马克思主义被日本主义①日本主义：指从明治时代到二战战败前，由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高山樗牛等倡导的反对欧化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捍卫日本传统与国粹的思想及运动。至大正、昭和时代，日本社会阶级冲突加剧，日本主义主要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皇道和国体思想。大肆碾压。市面上涌现出大批宣扬日本精神论的书籍，日本各地的国家主义团体陆续成立。这种文化氛围加剧了共产信仰的动摇，日本知识分子逐渐对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他人失去了信赖。大宅壮一在《转向赞美者及其痛骂者》中指出，转向作家大多“忍受不了狱中生活，‘转向’了，但自己还弄不清是否‘转向’，处于一种漠然地对意识形态的怠惰似的状态”[12]。这种转向原因在小说《生活的探求》里得到了突出体现，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对自己信仰的理论的理解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自然难以将其融入到现实生活的骨血之中。
“转向”偏偏在日本知识分子身上大规模发生的事实，亦与其民族文化特征密切相关。鹤见俊辅指出：“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对转向过程带来影响，甚至可以说转向过程本身大都是来自于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13]锁国性使得除去民族自身产生的思想结晶之外，包含“外来思想”的各种进步思想都宣告无效。并且，“身处狭隘闭塞岛国的日本人好似大海里的鱼群，不管前进方向正确与否，只求不脱离群体……因此，‘害怕被孤立’便成为了整个日本民族特质的盲点。”[14]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也是这种宿命中的一环。经历了农民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败北，岛木健作借骏介之口感慨：“种种梦想都已在过去全部集齐，想要将这些梦想转化为现实的试验也全部都做过了。”[9]正因为亲身参与过共产革命运动，岛木才更清楚社会主义在战时的日本是不可行的。自1935年开始，日本共产党就已经无法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活动了，日本学生运动也在政府的镇压下偃旗息鼓。而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工人阶级力量的极度分散，任何形式的人民阵线组织都在萌芽状态下便被扼杀。
上述日本法西斯政权的高压无疑是造成大批共产主义者放弃信仰的最重要原因，但仅凭暴力摧残肉体未必能够让人的精神构造发生质变。为了彻底根除共产运动，日本政府统合警方、“帝国更新会”、财阀、“国民思想研究所”等机构和人员，形成了一个国家规模的“重生”机构，对本就有些茫然的革命者实施洗脑教化，告知他们只要改变信仰，就可以获得高尚的“天皇赤子”的身份。而思想警察为改变激进派大学生的观念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并且出版了如何有技巧地协助“转向”的手册。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共产主义者脱离“叛国者”之路，走上“正轨”。不仅如此，对于出狱后处于被观察阶段的转向者，为了确保他们从心底尊重天皇制，支持右翼活动，政府许诺只要肯放弃革命主张，就可享有安排工作、保障人身安全等生活支持政策[1]；
反之，则会受到严酷打击。岛木健作在刑满出狱后的一段时期，就因再次参与共产活动而遭到拷问。
从《重建》和《生活的探求》所遭遇的不同命运可以看出岛木健作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变化。《重建》很快被禁止发行，但在仅四个月后问世的《生活的探求》却问鼎畅销书榜。后者不再聚焦于“转向”本身，甚至几乎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转为关注个体的精神问题。青年骏介的那颗努力在彷徨中找寻人生方向、彰显社会价值的诚挚之心，驱动他从“被迫”到“自发”转向。
其一，鉴于小说高度的自传性质，可以从岛木健作的经历来分析主人公的精神转变。岛木个性悲观，沉郁孤僻，自懂事起，他就对北海道早期拓荒者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见贤思齐，胸怀大志。他的生活方式近乎清教徒式的苦修，克己、有规律和秩序、远离享乐、执拗追寻人生之道。岛木健作对北海道的农业怀有亲近感，这也是骏介的“归农”选择并非完全出于逃避心理的原因，他在考上大学的时候就希望学习农学，但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实业家的资助，没有选择专业的自主权。因此，他决意操持农业并非突如其来的思想转折，恰恰是一种对自我意志的回归。
其二，骏介长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割裂。他在周围学生的两种生存方式之间徘徊：一则舍弃学业、投身时代革命；
二则对社会漠不关心，一心钻研技术，确保能有饭碗。和这两种学生相比，骏介的思考是从社会全局出发，他渴望找准自己从事的工作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意义。但眼看周遭青年从满怀热情到走上社会后变得心灰意冷，骏介意识到在当今时代“职业”与“本来的工作”二者之间不可调和，似乎只有“本来的工作”能够带来生活的意义，可倘若全然不顾现实压力，舍弃“职业”，生存又无以为继。骏介在这个问题上的挣扎也是在隐晦地言说其“转向”的原因。
骏介难以从理想破灭的泥潭中通过深化理性认识来找到解脱之法，唯有从肉体劳动中救赎自我。在辛苦的劳作中，他抛弃一切知性上的骄傲，以谦虚而虔敬的心态向农民学习。他努力改善农村医疗，指导农村青年的科学与人文知识，为道路改修无偿劳动，为农忙期托儿所的建立四处奔走，以种种务实的行动融入一个新的“集团”，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岛木健作本人未必真正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但他笔下的骏介身上从未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骏介的成长过程中，出发点是农村，归宿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世界观，即“此岸的，不含超越的价值，以把个人高度纳入集团作为特征，从空间上说，重视的不是全体，而是局部；
从时间上说，重视的不是过去/未来的完结性，而是重视现在”[15]。简言之，主人公“转向”的潜文本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注重务实生活胜于抽象理论、“（强势客我）与弱势主我带来的懦弱、谨慎、忧虑、被孤立感等消极的行动倾向”[16]等，另一方面是加藤周一指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存在着现实生活与思想互相分离的情况，正因日常与思想的这种分离，他们才容易在危急时刻允许思想向现实生活低头，服从于现实的要求”[17]。可以说，骏介的人生选择具有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性。
《生活的探求》作为修养小说的特殊性亦在于此，主人公没有坚持朝向更广大的领域，而是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封闭环境之中，用另一种方式贯彻为人民奉献的理想，最终找到了自己在这个小社会中的位置。骏介发现，对于农民来说，劳作生产就是生活的中心，他们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能够发挥出全部才能，这在骏介看来就是一种“自我完善”，实现了“生存”与“生活”的统一，他也最终走向了这样的生活。虽然骏介也认为自己的选择在本质上属于避难求易，但至少可以解决他在转向事实上反复的纠结沉沦。他在思想上切磋琢磨，在行动上事必躬亲，才得以从苛责自贬中获得精神解脱。就结果而言，主人公一扫小说开头的颓靡状态，成为了一个“想要为自己、为人民感到快乐”的人，他因为帮助了受歧视的部落民而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深切而伟大的喜悦，哪怕只是做了一件“简单的小事”。主人公骏介的自我得以完善，生活也变得充实、有序，使得文本叙事给予读者农村生活洋溢着希望之感。然而，这一看似圆满的结局给人一种放弃信仰乃是明智之举的感觉，在无意中构成对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反讽。此前，转向文学叙事的既成秩序正如森山重雄所言：“初期转向文学的主轴是对马克思主义反复的叩问，思考是否能够重新建起新的思想体系。”[7]转向本身意味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剧。但是，贯穿《生活的探求》的“是一种忏悔的冲动，即如何净化自身罪过，甚至升华到对日本国体的信仰与献身。”[7]
根据日本警方统计，转向者自述的转向动机分为以下几类：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出于家庭因素的占26.92%，出于国民自觉的占31.90%。这当中占比最大的“国民自觉”就是所谓的“日本国民的团结精神”在作祟。鹤见俊辅指出，人民是共产者全心奉献的对象，但日本民众却在当时热烈颂扬“九一八事变”，支持与共产人士的信仰相悖的目标，很多共产者的转向也源于这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13]。
此外，日本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即将党的领导权交给了知识精英。日本共产党创立之初，领导者山川均主张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工阶级结合起来，然而他的观点遭到福本和夫的反对。后者认为，“精英知识阶层首先要从群众中抽离出来，再以激进知识分子的身份彻底武装理论，才是左翼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进行大团结之前的必要条件。”[13]福本理论在当时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获得了胜利，这使得日本共产党开展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而所谓经过武装之后的理论亦缺乏牢固的根基。这也导致了很多日本知识青年的困惑。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之势的扩大，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知识青年苦思自己应当以何种身份投入到社会中，反复探求生活应有的方式。无论岛木的创作意图是否如此，《生活的探求》实际勾勒出了日本国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引导青年重新认识自我。小说中，主人公想要融入农民生活的动机之一，就在于他意识到作为个体（而非组织的一员）的自我。并且他在深入农村之后发现，想要在思想精神承受高压管控的反动时期去实现身心统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甚至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其核心就是以努力主义为信条，坚持将早起、吃洁食、劳动筋骨等事情当作每天的日课，如此便能维持健康、清明的生活秩序。这对知识青年来说可谓是简单鲜活、目标明确的生活方式指南，造就了《生活的探求》在二战时期日本文学作品中惊人的销量。
上述这种本分完成本职工作的生活方式正迎合了统治者所鼓励的价值取向。《治安维持法》的严酷化和活字检阅制度反映出当时对反战异议的打击之严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最难以生存的时代。保持如骏介那样的生存方式的人对于军部来说毫无威胁，当权者所致力培养的正是这种在舆论上保持沉默、在平凡而单纯的劳动上十分用心，追求那种不必真正费心的生命充实感的“良民”。中村光夫在《生活的探求》战后重印版的后记中写道：“本作之所以深受当时的青年欢迎，是因为骏介的生活方式为他们点燃了一盏明灯，照亮在阴郁时代的压力中惶惑不安的良心。”[6]小说由此成为二战时期青年读者的“人格修养”指南，文本中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认知中获得了正面化的裁断。
岛木健作入木三分地描绘出一幅幅农村的生活图景，他以农民的利己主义造成的矛盾置换了社会的根本矛盾，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但即便主人公通过在主观上缩小“世界”范围的手段来试图达成自我与外界的平衡，小说也极少深挖农村问题的根源，几乎不曾触及横亘于农村青年“积极且充实”的生活状态之下的冰山。骏介在农村遭遇的挫折虽然投射出农民的缺陷，如善于计算得失、深受迷信和习惯的束缚、达不到反抗权力的精神高度、对村外的社会几乎一无所知，却精于村子的内部结构运作，等等；
但是，作者并不是以批判的眼光去探讨小农根性。骏介树立改良农村生活的新理想之后，发现自己仍需直面困难重重的现实。再三斟酌后，他仍对农民抱有信赖之情，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农村生活令他有脚踏实地之感，决心坚持贯彻新的理想。如此的情节安排使《生活的探求》打破了转向文学中弥漫的自我谴责之风，塑造出一个人格具有统一性、对百姓怀有善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人要为真正有意义的事业贡献出全部身心的伦理价值观。与之前陶醉于观念世界中的自己相比，这个被塑造出来的新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转向”行为的性质。主人公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姿态也使得“转向=变节”的话语秩序在文本中被消解。作为个体的主人公在看似远离政治的场域中实现了理性与情感的统一。
也就是说，在这部有悖于传统修养小说精神的作品中，骏介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人格调和的“统一性”，“为了生存，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能够发挥出他全部能力和意志的生活道路——这是众多人士的追求。也是骏介的追求。”[9]他希求能在生活中找寻到工作的意义，这意义包含社会价值与人格陶冶两大方面。从前他所走的道路意味着分裂，因为并未使社会发生良性变化，也令自己的精神困顿痛苦。在选择归农的骏介看来，无论过往持有的观念是否正确，仅仅由理论学问所构成的所谓知性是需要被否定的，因为人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必须要同社会需求相关联。作家岛木健作要批判的是知识分子沉湎于不安的哲学，以至无所作为的现状。“固然作者将批驳的矛头主要指向那些出身‘上流’，‘几乎不用因为考虑职业道路而烦心’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但主人公骏介以其行动和思想所反对的，其实是陷入‘无力、怀疑、绝望’状态中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也想要诚实地听从自己的良心生活，却长期在现实的桎梏之中左顾右盼、停滞不前。”[11]骏介的出发点秉承的仍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希望与农民共同劳作，帮助解决农村问题，以期重建身份认同。在这种话语秩序下，自己不再是因为“变节”而被排斥的“他者”，而是经过自我教育后迷途知返，在生存场域充分发挥主体性的新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的确获得了“成长”。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未能被主体意识到的关键问题是：在国家机器全方位的规训和监控下，这种生活方式必然牵扯出日本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性，看似积极改良日本社会的行为恰恰构成对日本现实矛盾的回避，以及对当时秩序的强化。《生活的探求》的文本书写逻辑看似超越了政治立场，但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要求全民支持的大背景下，这一文本及其激荡的涟漪其实起到了相当有力的政治作用，故它的畅销令当政者喜闻乐见。
小说《生活的探求》承接了岛木健作前期作品中的思想轨迹，即批判知识分子，赞美实际生活的人，透露出面对生产者产生的自卑感。在该作品中，主人公骏介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农民身份的蜕变与“重生”，“积极地否定了人民战线式的抵抗运动。”[11]
“在集体的必要性和知识分子联盟的问题之间的互动中，没有一个国家像近代日本那样问题丛生又混淆不清，以致酿成悲剧。……（尊王主义）到了1915年已经成为羽翼丰厚的民族主义，能够同时从事极端的军国主义，崇敬天皇，以及本土主义，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下。”[18]萨义德的评判点出了“转向”有其客观的民族渊源，故而现如今从道德层面居高临下地苛责转向者的做法并不谨慎。且无论是“国家恶”还是“个人恶”的问题，在二战时期的审查体制下都不允许被大肆书写，作家能够表达出的内容十分有限。但作品对日本青年读者集体的价值认知建构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其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与批判意识的影响不可低估①根据日本社会学家筒井清忠的著作《日本型“教养”的命运》（『日本型「教養」の運命』，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62至63页的实证调查，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对高中生的读书调查结果显示，《生活的探求》位于“最近深受感铭的书籍”第2位，可见畅销书对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特别是专注于对自我内部的批判很可能导致个体对制度的盲从。对此，转向文学家们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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