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下新时期乡土小说研究——以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为例
胡文品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南京 210096)
小说《鸡窝洼人家》最初发表于1984年第二期的《十月》杂志，是贾平凹继《小月前本》之后对乡村现实主义题材开掘的又一篇力作,作者以当时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结子公社发生的“自行调换，法律追认”“夫妻重组”真实事件为基础，借鉴其他农户的性格和形象，即本着“择取一点，加以生发”的原则所创作的“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乡土小说。作者将“婚变”置于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碰撞交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跳脱婚姻自主的窠臼，因此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时代价值。
“鸡窝洼”是村民世代居住的类似鸡窝的山洼，地形的隐蔽和位置的僻远决定了其本身的半封闭性特征，人们逢每月初三、初六、初九的赶集活动才有机会感受村外世界的鲜活气象。作者“过滤”了赶集场景，有意识地择取村妇烟峰置身县城中街楼、商店、纺织车间、浴室等新式空间中所引起的视觉震撼描写，来说明“沉睡大多数，觉醒极少数”的村民对外界经济改革信息无知的严峻现状。小说中禾禾某种程度上是一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由于缺乏经验和知识，卖油饼、压面机等生意均以失败告终，其自我创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但他并不是一位天生的“浪荡子”，他之所以尝试各种赚钱的方式，是因为其内心深处想摆脱“上门女婿”卑微身份对于自身发展潜力的框限，成为个体经营户，争取经济独立。坚持改革立场的禾禾在求新求变中遭遇了离婚的残酷现实，但是重回自由之身的他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尝试各种副业的生产活动。“在改革和发展中，我国农村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或主要从事某种生产经营的专业户。他们一出世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比一般农民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1]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间节点上，“改革”对鸡窝洼的影响较为显著，即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并非“死水微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把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引入集体经济，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既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留了集体统一经营的职能，又扩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农民分散经营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决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1]”。小说中“砸地畔界石，按合同手印”情节正是对这种全新农业生产方式的艺术化呈现，即在肯定农民自主权的同时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正如小说中所言：“这家人是洼里最富裕又最勤苦的，一年四季，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地分包正合了他们的心境，每料庄稼第一个下种，第一个收停碾净”[2]。
“土地分包”政策实施之后，农民的富裕程度与劳动力水平成正比，然而受制于时空条件“一亩三分地”式的农业生产模式，多余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应如何合理且有效地配置，而不是在农忙过后过着闲散慵懒、“一劳永逸”式的生活，这是作者对当时乡村发展症结敏锐察觉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的初衷。
文学是人学，必然涉及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人的描写。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史，“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3]。由此可见，某种程度上小说涉及的“经济细节”具有较高的社会学价值。如禾禾做“投入与产出”的利润计算，黄豆市场价是一斤三角七分，而豆腐的市场价则较为起伏，在三角三分和三角之间，而禾禾在卖豆腐时还被顾客一分二分地讨价还价，禾禾口中每斤豆腐七八分的盈利只是理想化状态，接下来他在卖红薯和麦种生意中的不菲收益让其认识到生意成败与否与市场调研后的可行性分析密切相关，如他想买照相机替人照相，囿于成本和技术，只能打消念头，用麦芽糖熬糖水，没有专门的销路，只能作罢，“他自己的环境所限，又不能捕捉新的信息，……这么翻来覆去寻找对比，能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还只有养蚕”[2]。由于劳动力有限，禾禾以每天八角的工资雇佣了二水帮自己照管蚕林，这是以雇佣方式缔结的经济关系。虽然禾禾在饲养柞蚕时遇到“鸟灾”(乌鸦侵袭)导致血本无归，陷入低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我创业，在政府相关部门物资和技术的支持下最终在桑蚕养殖领域取得了成功。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冲破阻力后还需突破瓶颈方能实现质的飞跃，禾禾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其实质是一个不断“试错”“习得”的过程，此外禾禾创业的成功也改变了村民对于经济改革的抵触情绪和保守心理，“伴随着致富光荣、敢于争先、开拓创新等新型理念被广大农民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并运用市场意识和创新意识，才能真正将致富冲动转化为率先富裕的现实”[4]。
小说中石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不仅是人们生存体验的载体，而且是促使人们转变落后观念，步入现代文明的催化剂。从这点来看，象征是作者把握世界的一种艺术手段，在丰富小说艺术容量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小说的审美价值，从而使小说“意象化”。意象化小说关于象征的表现性功能可以分为四类即“文眼”式、“文脉”式、局部式和整体式[5]。小说中物与人经历了由人屈从物到人征服物的过程，是主客体关系的颠覆，属于“文眼”类象征，“作为一个象征实体，它在小说的全部描写内容中并不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也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作为一种意象形态，它又极其鲜明，极其引人注目，以至于使人很容易看出其所指向的‘言外之意’；
而从表现性功能上来说，它的目的则唯在于点明作品的题旨”[5]。具体来看，石磨在小说不仅仅是大龄光棍二水的活计和禾禾做豆腐生意的农具，更是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妇女身心的枷锁，是旧物对人体的规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6]拉石磨是技术活同时也是累活，是一项将人视为操练对象循环往复的运作机制。如小说中灰灰夫妇拉石磨的场景描写：“他们习惯尺二开面的小石磨，家家安一台在屋角。力气大的，双手握了那磨扇上的拐把儿转，力气怯的就把拐把上再安一个平行的拐杆，用绳子高高系在屋梁，只消摇动那拐杆，磨盘就一圈一圈转起来了。可怜一次磨一升三升。一年四季，麦、豆、谷、菽，就这么一下一下磨个没完没了”[2]。缺电磨的生产条件注定了普通农民只能靠人工多次“磨”粮食来维持生活。拉石磨是烟峰身为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石磨平了需“凿”，“凿”了再磨，她在上扇和下扇的转动中重复着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石磨周而复始的转动意味着粮食充足，家境殷实。石磨损耗象征着妇女青春年华的消逝，其扇面的磨合是夫妻关系渐趋和睦的指称。石磨是烟峰家本位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其履行家庭职责的重要方式，“厮守石磨”是农村妇女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物极必反，石磨也能变相激起妇女的反抗意识，如小说中烟峰在成百上千次转动石磨的艰苦劳动中感慨到：“‘屎难吃，钱难挣哟。’她说，‘下辈子托生，再不给农民当老婆了，苦到这农民就不能再苦了’”[2]其中包含着她对底层农民苦难生活的偏见和贬抑，但又无力改变自身现状的身份焦虑。当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石磨对于农民苦难和贫穷印记强化的表层上，而是别具深意地在小说尾声处引出另一新式农具即磨面机。作者有意地将两家磨麦子的效率进行对比，即灰灰夫妇忙活一夜磨了一斤麦子，而禾禾借助磨面机一个早晨就磨了三斤麦子。手工化生产和机械化生产效率之间的悬殊，引起了农民心理结构的变化，磨面机的出现在全村引起了轰动，人们开始相信并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在烟峰家门口排队享受着“五斤麦子一分钱”电机磨面的好处。有趣的是，烟峰对便捷高效的磨面机喜不自胜，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沉重的石磨弃之荒野，“石磨像车轮一样滚下去，在沟底撞碎了”[2]。石磨是传统农业文明的象征，其毁坏之迅速一方面表明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强有力渗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也在暗示农业文明自身的松散性和脆弱性，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外，小说中不少情节均是在反映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如禾禾戏剧性地一枪打死七头野猪，用手扶拖拉机快速犁地，第一个家中通电并安装上电灯等等，火枪替代弓箭，拖拉机取代黄牛，电灯取代煤油灯，物质资料革新的背后是禾禾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彰显工业文明所蕴藏的巨大威力。如小说描写村民对于手扶拖拉机犁地事件的反应：“鸡窝洼的人都傻了眼，他们从来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在这里犁地，当下围了好多人，摸摸机子的头，摸摸机子的犁，然后跳进犁沟用手量着深度”[2]。这是生产关系的深层次变革，“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是新的生产关系就变旧了，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相对的统一就会破裂。经过斗争，旧的生产关系就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和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7]。
法国语言学家格雷马斯认为人类存在两种不同功能的行动域，第一种属于辅助者的功能即有利于欲望的实现和信息的交流，第二种则相反，起着制造障碍和妨碍交流的负面影响[8]。小说中禾禾是一位坚持走个体经营道路的有为青年，而烟峰无论在前期的磨豆腐还是后期的养蚕环节中，都是以辅助者身份“出钱出力”支持他创业，尤其是在禾禾经历养柞蚕失败到养桑蚕成功的过程中，从拿出一百元私房钱资助禾禾到拿出一卷人民币嘱咐禾禾替自己买蚕种，她业已从一位盲目跟随者变成一位主动学习，想独立发家的个体户。然而，小说中灰灰则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态度，在知晓禾禾卖豆腐所获薄利之后便在嗤笑中失去助人的热情，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姿态。贷款是实现资金周转扩大商品生产的有效方式，当禾禾面临难题即需要向信用社贷款四五百元作为养蚕的启动资金，他想要灰灰为其担保，而灰灰则出于潜在风险的担忧，奉行“安全第一”的生存保障原则，拒绝禾禾的请求。从这点可以看出，灰灰只是泛泛之交，阻碍了禾禾自主创业的进程。有鉴于行动元理论的提出，格雷马斯将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进而得出符号语义组织系统的基本结构模式，其模型的函项，是以一项为基点，通过其衍生出反对项和矛盾项，从而构成四个义素项，其中每两项组成一个维度，共计六个系统维度[9]。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是以二元对立原则为建构的基本理念，“语义方阵着重指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对立关系构成，其中一种是强烈对立，如白与黑，可称为相反对立，白与红、蓝、黄等比白与黑的对立弱一些，可称为矛盾对立”[10]。如果以“是否为经济人”为语义方阵的义素项赋值，则可以较好地厘清人物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伦理意蕴，即以经济人(禾禾)为核心来逻辑推理其他人的角色配置即反经济人(灰灰)、非反经济人(烟峰)和非经济人(秋绒)等四类人物组成的人物关系矩阵。经济人有一定的界说，学者杨春学认为其包含三大基本命题即“自利”“理性行为”和经济人假说[11]。禾禾是复员军人，了解村子之外的经济景象，因此经济视野较为开阔，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处境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向且能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是一位合格的经济人。麦绒无法接受禾禾对于父辈资产的消耗，前期生意亏损让她决心与其离婚并将其赶出家门，自己则吸取了前夫“瞎折腾”的教训，依附于土地，安心务农，与禾禾划清界限，成为非经济人。至于灰灰，则是传统农业社会保守农民的典型，他自始至终对禾禾的各种经营活动不屑一顾，有时看似在劝导禾禾回归农事“正途”实则反唇相讥，彰显村中首富优越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是一位自私狭隘小农经济的卫道士，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未给予禾禾实质性帮助，而是以封建家庭老大哥的虚伪面目妄图同化禾禾，扼杀禾禾大胆革新的经济活力，因此他是禾禾自主创业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反经济人。最后一位是烟峰，是一位爽朗明理的农妇，从头到尾支持禾禾。禾禾外出跑运输，她帮其照料桑蚕看护庄稼，解决禾禾的后顾之忧，以实际行动走向灰灰的对立面，成为非反经济人。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贴标签”式的人物形象划分并非绝对，因为作者是以一种发展变化的视角来进行小说人物形象的构造，如灰灰和麦绒在“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卖粮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粮食附加值低的缺点，转变了陈旧僵化的小农观念，开始尝试副业即吊挂面买卖，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然从最初的反经济人和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身份转变。小说中“换老婆”事件是商品经济主导下人们择偶观念更新后自然发展的结果，是新旧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较量下双方各自调适聚合后的正常现象。禾禾和麦绒离婚虽说是因为禾禾生意的失败导致家庭资产的流失，但本质上是两人在个体经营能否带来经济收益，实现人生价值这一问题上分歧悬殊，从而形成难以弥合的情感裂痕。另一家庭的解体，原因在于烟峰与身为鳏夫的禾禾过从甚密所引发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这无疑是对婚姻伦理的挑战。“婚姻伦理是调整婚姻行为和婚姻关系的社会规范，是婚姻领域的道德要求。”[12]婚姻是基于男女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标的两性结合关系的合法化，而烟峰为了增广见闻与禾禾外出同行而夜宿未归(禾禾找朋友借宿，烟峰独自住旅社)，“私奔”流言不翼而飞，烟峰成为乡村社会舆论的中心，不知内情的村民一致同情灰灰并指责烟峰的“无耻行径”，因此烟峰在归乡后受到莫大的羞辱，灰灰没有听取妻子的辩白，反而果断与其离婚。灰灰需要的是男权统治下依附性心理较强的女性，“在这样的女性依附心理中，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依靠男性才获得生存权与生活权的被占有与被掌控者。这种依附心理的力量在于，不仅男性据此要求女性在依附中成为‘女贞’的屈从者，而且女性也据此自认屈辱的‘女贞’身份，并且身体力行”[13]。而禾禾真正需要的是“男性模仿”的女性，“男性做什么女性也做什么，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在这样的行为摹仿中，女性的性别特殊性被否定了，女性的解放成为从男性铸模中套出来的解放”[13]。家庭的分化和婚姻的重组象征着传统农业户和个体经营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婚姻理论实践的结果，“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婚姻的学说主要有两种理论，其中一种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繁衍后代，因此把婚姻作为自身存在的延续，以这种理念为基础建立的婚姻理论可称为现实主义婚姻理论。另一种则认为夫妻性生活尤其是婚姻的目的不在于生物体的追求自身在种族中的存在，而在于有机体世界的另一个更加高尚的目的——人的发展、完善与生活的完美”[14]。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烟峰没有“不孕之症”，灰灰一直认为烟峰有罪在于不会生娃，寄希望于求儿洞里的娘娘神，热衷于拜神的灰灰透露出“无子嗣”的恐惧和对传宗接代思想的固守，烟峰二婚后怀孕的事实是对封建迷信的破除，更是对以灰灰为代表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话语的抨击。“旧瓶装老酒”式的婚姻看似“各得其所”、圆满自足实则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即以“禾烟之家”的富足来反衬“灰麦之家”的衰败，凸显禾禾和烟峰作为个体经营先行者的经济实力，这是对先锋实验者在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而灰灰由于生殖障碍绝后，这是作者有意切断传统小农经济的赓续链条。憎恶情感的偏执是作者写作矛盾心理的体现，即没有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婚姻伦理之间的关系，作者厌恶由物欲和肉欲为主导的“工具化”婚姻，而激赏精神和灵魂契合的“常态化”婚姻。由个人生理问题所带来的婚姻不幸不应夹杂经济观念的好恶，对于已逐渐转变生产观念的灰灰夫妇，作者显然没有给予其未来以“光明的尾巴”，而是在击碎其根深蒂固的陈腐子嗣继承观念后仍不忘以生育障碍嘲讽和戏谑灰灰一番，这是作者“泛经济化”主题先行下“二元对立”思维“流溢”的结果。
贾平凹是典型的“农民作家”，“恋乡情结”根植于小说创作之中，他对乡村现状以及农民命运密切关注，并积极思考乡村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小说中禾禾作为“农村能人”，被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作者并没有将其理想化，而是让其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砺自己，最终成为村里的“新首富”。这一切令人钦羡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在于其顺应了改革潮流，转变了生产方式，以个体经营发家致富。小说中“物”具有象征意味，石磨既是束缚女性人身自由的镣铐，也是钳制女性思想解放的工具，物的更替寓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渗透和改造，同时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一经济铁律的印证。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人们打破道德禁忌并深化了对于婚姻伦理的认知，婚姻对象的戏剧性互换是人们精神面貌改变后主动调适、自然发展的结果。
猜你喜欢灰灰石磨婚姻石磨金山(2022年6期)2022-06-24婚姻是一门沟通课好日子(2022年3期)2022-06-01石磨：乡愁的老唱片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2年4期)2022-04-08婚姻中要“看见”彼此好日子(2018年9期)2018-01-28小鸭灰灰学游泳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7年4期)2017-07-07小老鼠灰灰的惊险旅行(41)启蒙（3-7岁）(2017年5期)2017-06-21小老鼠灰灰的惊险旅行（40）启蒙（3-7岁）(2017年4期)2017-06-15推磨幼儿教育·教育教学版(2016年11期)2017-05-24那场猝不及防的婚姻 外一篇湛江文学(2015年10期)2015-01-03小狼灰灰的大力气创新作文(1-2年级)(2014年9期)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