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价值观教育的视角
杨晓慧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长春 130024)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的时代特征，以宏阔的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命题，为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凝聚价值共识、筑牢思想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教育肩负着重要使命。如何充分发挥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作用，利用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引导，破除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思维怪圈和实践藩篱，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加深入人心，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互关系，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做好价值观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使命，探索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主要方式，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统一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根基，深刻框定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空场域、价值旨趣和行动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石，是团结凝聚各国人民、超越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差异的精神纽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破解“大变局”时代各种价值观念冲突与纷争。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筑牢价值认同基础
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和各国发展的整体相关性日益加深，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性与效应的普遍性越来越突出，世界正逐渐被编织成由彼此关联的各个结构要素所构成的一体化、大规模系统。人类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普遍的联系中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一方面表现为物质生产、生存安全和地缘联结等共同利益与需要的现实依存，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以精神凝聚、文化认同和思想承续为表征的共同价值认同的内在需要。可以说，伴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展，现时代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时代”。
从理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奠基于“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休戚与共的客观性，脱胎于人类主体形态与生存方式从“个体主体”走向“人类主体”的历史趋势和必然过程。回顾历史，如何把在自然状态下相对分散的人类生产与社会意识描述并凝聚成统一的共同体，是人类思想史上反复讨论的问题。例如，有人就曾提出所谓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等概念，用以揭示和反映人类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联合与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被马克思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还有人基于西方社会契约论假设提出所谓的“政治共同体”思想，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拥有的共同政治利益，对此马克思曾批评指出：“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此外，还有费尔巴哈、费希特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的以自由、法治、爱等抽象意志为纽带的共同体思想，滕尼斯提出的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思想等等，侧重将某种思想文化和价值准则作为共同体构建的依据和标准。与上述这些共同体思想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在世界历史普遍性与民族历史特殊性的交织下，人类应当而且也必然拥有基于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共同准则的“共在性”和“普遍性”，能够实现对封闭、局限、狭隘的“地缘结盟”“政治联盟”和所谓“价值同盟”的全面超越，构建起不同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的“真正的共同体”。从其内在的价值取向来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准则和发展方向。
从实践来看，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以“全体人类”为价值主体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近代以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在本质上是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增殖与扩张逻辑的殖民化与产业化过程。其承诺和宣扬的共同财富积累在实践中却沦为只属于少数人与少数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
其建构和传播的共同精神价值在实践中却变成了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扩张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普世价值”。这种来自西方价值文化的同质化冲动，同后发国家价值文化的异质化坚守发生了尖锐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对所谓“共同价值”的对抗性解构。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也不过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价值主张。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人的精神世界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逐渐失落，“人的独立性”与“社会的个体化”的矛盾日益彰显。人们对个体利益、个人兴趣、个人权利的片面化理解和追求，在孕育和生成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也不断消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
综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要求以真正的“共同价值”替代虚假的“普世价值”，蕴含着人类价值秩序与交往规范的深层变革。由此，大力弘扬能够反映“世界历史”和“人类主体”特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基础，主张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认为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的人们既有个性和独特性的价值差异，又有共在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共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秉持开放性与包容性原则，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基于不同国情、历史和文化生成的价值系统，追求不同文明间价值观的最大共识。这深度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彰显的各交往主体的平等性和交往过程的公正性，进一步确证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性和道义性。
(二) 破解“大变局”时代价值冲突与纷争的客观要求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局”时代。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同步交织，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各种来自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等现实挑战层出不穷，世界范围内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威胁持续蔓延。人类日益深刻地感觉到“大变局”时代及其引发的严峻生存困境和剧烈价值冲突。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地域保护主义浪潮此起彼伏，各种右翼保守势力纷纷抬头，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国际发展合作动能进一步减弱。尤其是一些国家奉行“自我优先”原则，打着“价值观外交”旗号，妄图实行“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给世界经济链条、政治格局、价值秩序造成较大风险，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严峻挑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是人类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寻破解“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的必然选择。更何况，“大变局”时代既是“破局”与“解构”的时代，也是“立局”与“建构”的时代。这一变局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就在多大程度上要求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的深化、变革与创新。伴随着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分工体系、力量格局和价值秩序的逐步式微，由发展中国家强势崛起而导致的“非西方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大变局”时代的另一重要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2)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人民日报》2022年6月23日，第2版。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大变局”时代“破局”与“立局”的关键所在。总的来看，当今世界仍处于由资本逻辑和西方霸权所支配的国际体系之中，个体与共同体、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撞仍在不断地生成。要在这样的时代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超越各种价值观念冲突和纷争，树立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重塑国家公民身份与世界公民身份的内在联系，帮助各国人民从文化心理深处建构起“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通感，凝聚起有益于人类“和平共处、普惠发展”的价值共识；
就是要推动世界各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通过深化全球性合作，齐心协力应对好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携手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注重发挥价值观教育的关键作用。价值观教育是树立价值认同、凝聚价值共识的主要途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3)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通过系统、深入、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增强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 价值观教育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途径
价值的生产和延续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直面解决的重要议题。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现实国情孕育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教育形态，但各国价值观教育的共同本质都在于，面向社会成员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通过树立价值认同、凝聚价值共识、弥合价值冲突以保证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和制度运行。数千年来，无论是脱胎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原始宗教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还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近现代公民教育，抑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教育尽管拥有不同的概念指称和实践样态，但始终都发挥着构建主导意识形态和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都离不开价值观教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样也内在地需要价值观教育。
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价值观教育的“自觉”引领。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往往不会自发地在社会成员的头脑中普遍生成，而是需要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来调适、引领甚至“灌输”。作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人类价值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产物，也与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存在本质区别，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世界历史时代”创造性提出的关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与共同追求的新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拥有全人类共同、普遍的生产生活实践基础，又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自发地”在全世界落地生根，而是应当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的”教育活动，不断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与发展。
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的探索发展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教育提供了重要基础。总的来看，当前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愈发关注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培育和旨在增进全球认同的共享价值观塑造，呈现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的双重向度。一方面，价值观教育是一项植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生活实践之中的事业，深刻反映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生活理想，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禀赋。例如，英国、美国的公民教育，日本、韩国的道德教育，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教育，巴西的环境教育等，都在价值观教育中呈现出了高度的“民族国家”特征。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也愈来愈呈现出“全球社会”的向度。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处于互联互通、交流互鉴的共享文化空间中，价值观教育的规范基础也在随之发生改变。价值观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和文明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全球社会教育”“世界公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彰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共通性的教育愈加受到关注和重视。面向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筹划与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形态的指引下，价值观教育将愈发承担起传播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使命，并在推动人类价值秩序变革发展的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 价值观教育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1页。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强制性的文化霸权，也并非从哪一个文明出发的中心主义式的价值体系，而是从全人类共同的时代境遇和生存需要出发，以宽广胸怀理解和尊重不同文明的求同存异的共同价值，进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价值选择。由此，以价值观教育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关键在于打破当前各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迷思，超越普世价值与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认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和思想武器。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在由我国倡导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散布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将“普世价值”定义为“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只要出于良知与理性，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的价值”。(5)唐利如：《“普世价值”的理性解读》，《红旗文稿》2014年第9期，第25—27页。“普世价值论”以道德制高点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不认可、不实践其观念的做法贬低为反良知、反理性乃至反人类，因而一度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此疲于应付。实质上，“普世价值论的立足点是西方政治文明，其标准是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6)杨伟宾、李学勇：《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人类共享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9期，第63— 65页。其背后既葆有着西方国家历史上几百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又隐藏着西方国家现实政治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考量。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将普世价值“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实际上是希望以美国的价值标准操纵世界各国的价值体系，构建美国主宰的全球格局，进而在倾轧他国利益的过程中，为自身的资本扩张和增殖谋求最优空间。“普世价值观剥夺了各民族国家选择社会制度、发展文化、培育价值观的自由和权利，忽视了价值观本身的历史性和具体性”，(8)张劲松：《全球性与人类的共同价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9—26页。是一种机械性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并愈发受到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排斥。从理论上看，价值观教育不应当是一个排斥他者、自我空转的封闭系统，而应当是一个引导受教育者与外部价值观念相互尊重、彼此了解、交流借鉴的开放系统。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别、政治架构形式各不相同、历史文化形态多姿多彩的世界中，不同国家和民族有权利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去接受和实践某种价值观念。中国创造性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各个国家自觉开展价值观念交流的结果，世界各国在选择和实践相关价值观的过程中，完全可以立足自身国情，在交流和互鉴、比较和反思中对其加以重新诠释和具体运用。总之，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征程中，科学合理的价值观教育是基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价值观教育，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权利的价值观教育，是以各国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价值观教育，因而也必然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的价值观教育。
超越静态先验理性的文明冲突论。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者认为，由于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不易改变，因而在信息快速流通的现时代，人类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但难以融合，反倒会因不同文化的过度接触而产生更多层面的摩擦，而在这一过程中，热衷推广本国文化观念的西方大国势必会与更加偏爱本国文化规范的新兴大国产生冲突。这一理论无疑是失当的，其先验性地认为人类的价值判断是整体静态的，主观地认定在价值交流过程中，对话双方只愿寻找共通点而难以接受不同点，对话双方无法实现相互影响，因而不同点过多的双方在对话中只能产生矛盾。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因此，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增大的情境下，人类的共同利益愈发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不同的人群也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调整、创新、优化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合理的价值观教育应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价值观教育，(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1页。因而也必将是带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的价值观教育。
讲故事是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够拉近讲述者与聆听者之间的距离，平衡宏大叙事与个体经历之间的张力。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这里面，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11)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92页。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提升价值观教育的叙事性和对话性，着重讲述好人类命运与共、人类共同责任、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美好理念变成现实的故事，从而不断深化各国人民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认。
(一) 讲好人类命运与共的故事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世界各国安全相互关联、深度互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同时，随着全球化在经济、科技、信息等多领域的日益深化，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利益愈发彼此交融，影响各国发展的因素更加复杂。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资本无边界流通冲击了民族国家的传统经济主权边界；
以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为代表的世界性难题更昭示着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世界进入大变革与大调整时期，俄乌冲突走向长期化，欧洲大陆战火重燃，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多国民粹主义抬头，使得本来就不稳定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讲清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势，讲明白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讲清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与共同困境，讲好人类拥有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讲明人类前途命运紧紧相连的基本事实；
就是要唱响合作比对抗好、开放比封闭好、互利共赢比零和博弈好的主旋律，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实现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的愿景。
(二) 讲好人类共同责任的故事
共同的问题挑战呼唤共同的责任担当。面对一系列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被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正在成为多数国家的广泛共识。另一方面，当前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越出一国的范畴，世界上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解决，全球性挑战越来越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出发，着力讲好各国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价值共荣的故事。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讲好如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的故事；
坚持共建共享，讲好如何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的故事；
坚持合作共赢，讲好如何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的故事；
坚持交流互鉴，讲好如何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的故事；
坚持绿色低碳，讲好如何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故事。
(三) 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历史正是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融合、联通，才得以赓续前进、生生不息。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借鉴自古有之，当今世界的文明样态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千百年来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交融的结果。无论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还是展开于亚欧非区域的伊斯兰文化圈，抑或是以欧洲、美洲、大洋洲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圈，都既是催生于独特地理方位和历史进程的区域性文化系统，又具有高度的扩散性和交融度；
都既是由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又可以将其归为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1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当然，由于文明创制发展的主体是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在不同文明交流交融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误解、不解乃至冲突，多元文明在共存共生的同时也难免会发生相互交锋和激荡。因此，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把握文明交流互鉴的特点和规律，着力讲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的融合故事，讲好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尊重故事，讲好超越精神隔阂、共享文明滋养的交流故事，讲好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创新故事。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文明例外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反对借助“普世价值”的名义开展实质上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唱响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人类文明主基调，促进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动力，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四) 讲好理念变为现实的故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关系未来发展的美好理念，尤为需要实打实的实践行动，才能转化为沉甸甸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作为目标，大力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区域双边命运共同体探索成效显著，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朝气蓬勃，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从理念变为实践，从蓝图变为现实。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复苏和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例如，老挝历史性地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哈萨克斯坦拥有了出海通道，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汽车制造业，中俄核能合作项目更是成为高水平国际核能合作的典范。同时，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助力减贫事业、创造就业机会、开展能力建设、促进人心相通摆在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据统计，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仅在非洲8个国家的1 000多家中国企业就至少为当地提供了30万个工作岗位。(15)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二二一年共建“一带一路”进展综述》，《人民日报》2022年1月25日，第14版。事实雄辩地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以价值观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以真实的案例和数据为支撑，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转化，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文关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有信服力的传播内容、有感染力的宣讲手段、有吸引力的叙事方法，讲好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和帮助，讲好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发展和变化，引导人们深切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力量和实践魅力。
猜你喜欢全人类弘扬命运弘扬爱国精神区域治理(2022年37期)2022-10-31弘扬爱国精神区域治理(2022年35期)2022-09-30命运的更迭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9期)2021-10-11关于献血世界博览(2021年7期)2021-04-19疯狂的重量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21年12期)2021-01-19命运秀海峡姐妹(2018年12期)2018-12-23弘扬雷锋精神,既不左,也不右雷锋(2015年9期)2015-12-14命运诗选刊(2015年6期)2015-10-26命运是否掌控在你手中Coco薇(2015年1期)2015-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