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热点领域及前沿路径探析——基于CiteSpace计量分析
高川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篇章，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作为重要的民心工程，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具有基础、先导和全局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提升素质技能的主渠道。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转型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考”）是我国法定的基本教育制度，是国家认定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并且要在继续教育领域发挥检验功能[2-3]。社会助学是连接个人自学与国家考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自考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自考助学的提质增效可以推进自考制度不断完善发展，进而为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自考助学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自考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起步，目前已走过近40 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为了全面系统掌握自考助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本文采用CiteSpace.5.8.R3 软件，对CNKI 收录的国内学术期刊相关文献的知识结构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旨在揭示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脉络，进而为新时代开展自考助学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文献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以主题=“自学考试”AND 篇关摘=“助学”为检索表达式，将“全部出版年”设定为检索时间，将“全部期刊”设定为检索来源。经过精确匹配，共检索到934 篇期刊文献，在剔除无效文献（即无作者、无年份、重复、相关度不高、会议通知、专家访谈等文献）以后，最终将1986年至2021年发表的612篇相关文献确定为研究对象。
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院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上述经过数据清洗所得到的612 篇CNKI 期刊文献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年发文量统计以及对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主题突现词等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年发文量分析
对特定研究领域的CNKI 学术期刊年度发文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对全面分析全国相关工作者和研究者在不同年份的研究总体情况具有重要作用。以年份为横轴、发文数量为纵轴，利用EXCEL2019 软件对筛选出的自考助学领域612 篇文献进行统计与趋势拟合分析，如图1 所示。由图1 可知，自考助学领域在自考制度建立之初（即1986年）就出现了1篇学术论文，说明本领域很早就受到关注。总体上看，在1986年至2015年，涉及自考助学的发文量呈现增长趋势，2016年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却急剧下降，其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图1 自学考试助学领域发文量年度分布
第一阶段，1986 年至 1999 年。由于 1983 年“社会助学”概念刚刚被教育部（原国家教委）正式提出[4]，故此时的社会助学研究与实践工作还处在自然状态，相关研究成果稀少。1995年，自学考试进入高速发展快车道，自考助学市场也随之进入高度活跃状态，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综合来看，此阶段发文总量呈现指数增长态势。
第二阶段，2000 年至2006 年。由于各种办学主体持续进入自考助学领域，并极力争夺市场份额，故国家加强了对社会助学工作的指导。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于1995 年印发《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原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分别于1997 年和2000 年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考核评估意见》。自考助学市场进入了平稳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发文量进入缓慢上升且小有波动的阶段。
第三阶段，2007 年至2015 年。此阶段发文量呈现以2011 年为中心的正态分布走向。分析原因，是由于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导致的。在纲要的起草和酝酿时期，必然会组织专家进行调研考察，这会很大程度激发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在纲要正式发布后，研究者结合纲要精神，也必然会掀起研究热潮。同时，全国自考委自2011 年开始指导各省建立自考学习服务中心，并于2012 年开始评选全国示范性学习服务中心，这也进一步维持了自考助学的研究热度。因此，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图表中的走势。
第四阶段，2016 年至2021 年。此阶段初期，随着各省自考学习服务中心相继建立，社会助学工作进入相对平稳时期。然而，此阶段后期随着许多头部高校退出自考，自考助学市场受到较大打击，因此近3年的自考助学发文量呈现急剧下降走势。
（二）期刊发文量统计
对1986 年至2021 年CNKI 学术期刊收录的涉及自考助学的612 篇学术论文进行汇总统计，可以发现，共265 种学术期刊发表过自考助学的论文。表1对发文量排名Top10 的期刊进行梳理，发文总量为274篇，占全部研究文献的44.77%。发文Top10的期刊大多数为成人教育、招生考试、继续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其中，《中国成人教育》发文量位居首位，共刊发相关文献63 篇，占全部发文总量的10.29%；
《中国考试》发文量位居次席，共刊发相关文献45 篇，占全部发文总量的6.37%。发文量排名前7 的期刊均发表超过10 篇文章，表明这些期刊都是自考助学领域研究的主阵地。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发文量排位第1的《中国成人教育》在2008年至2017年入编北大核心期刊，排位第2的《中国考试》在2020年入编北大核心期刊，排位第3 和第8 的《成人教育》和《教育与职业》从2008 年至今一直入编北大核心期刊，排名第4 的《继续教育研究》在2008年至2017年入编北大核心期刊，排名第9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在2017年至2020年入编北大核心并且入编CSSCI（2014-2016年版），排名第10的《现代教育管理》从2014年至今一直入编北大核心期刊。此外，福建教育考试院主办的《教育与考试》、湖北大学主办的《当代继续教育》也都是在教育考试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重要学术刊物。这说明，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一直处在较高层次。
表1 自考助学领域发文量Top10的期刊
（三）发文作者分析
对特定研究领域中的高发文量作者进行筛选，并梳理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对于定位核心作者及作者群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文献计量研究中的关键内容。
普赖斯定律是衡量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分布规律的重要研究手段，高产作者的计算公式为，其中Nmax为所分析领域的最多发文量作者的发文总数，Nmin的数值是被认定为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最低标准[5]。根据数据统计，并由公式计算得出Nmin≈1.98，即发文量2 篇及以上的作者将被认定为自考助学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以此为标准，共有100 位作者达到了标准。将这个标准翻倍，可以看出发表4 篇及以上的超高产作者数量骤减为12人。其中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自考处的仲海宁发文量最大，共7 篇文献，主要涉及自考生学习满意度、农村自考教育、自考“专接本”、网络化自考助学、自考素质教育等内容。发文量排在第二名的分别是北京教育考试院的高洪军、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高川、河南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的李中亮，均发表6 篇文献，对自考助学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分别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探索。
同时，采用 g-index 算法、pathfinder 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 裁剪策略，利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自考助学领域作者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 所示。从图2 可以看出，在作者合作网络中主要存在两个主要的作者群。第一个作者群是来自潍坊医学院的卢官庐、郭继志、李星明、庄立辉、王在翔、刘光秀、阎瑞雪，其研究主要涉及护理领域自考助学和网络助学共3 篇文献；
第二个作者群是来自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孙进、陈丽华、龚俊杰、宋爱平、周建华，其研究主要涉及机械专业自考助学共2 篇文献。由此可见，存在合作关系的作者群都隶属于同一个研究机构，并且发文量也很少，研究的内容也很微观，不是自考助学领域的主流研究团队。其他作者都是相对独立或者少数人合作的关系。这说明，自考助学的研究者之间还没有形成跨机构及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合作态势，这不利于自考助学工作进一步发展。
图2 自考助学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四）发文机构分析
利用与图2 相同的CiteSpace 软件参数设定方案，进一步对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如图3所示。某一机构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发文体量直接决定了其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与话语权。
目前，在自考助学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机构分为四个梯队，共涉及13 所研究机构（见图3 插入表）。第一梯队包括教育部考试中心、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其发文量分别为8 篇和7篇；
第二梯队包括北京教育考试院、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其发文量均为5 篇；
第三梯队包括河南大学、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盐城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其发文量均为4篇；
第四梯队包括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哈尔滨建筑大学成教院、江西科技学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厦门大学，其发文量均为3篇。从数据可以看出，专业的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是自考助学领域研究的核心力量，主考学校、助学机构对于本领域的关注度还不高。此外，图3 中显示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密度为0，这说明本领域各研究机构的相关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
图3 自考助学领域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插入表为高产发文机构统计）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文献中的关键词是作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精练性概括，是引导其他研究者快速了解文献精髓要义的钥匙。聚焦文献关键词进行系统分析，对于全面展示文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深入揭示研究重点的主要手段[6]。
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统计分析，并经排除检索词后，获得了自考助学领高频词的共现图谱与相关数据统计表（见图4）。如图4 所示，“网络助学”露出的频次最高，达到37 次；
“助学班”的频次也达到35 次；
“普通高校”“高等教育”“对策”这三个关键词频次也均超过20 次，故上述关键词构成了关键词知识结构图谱中的关键节点。从图4 插入表的关键词中心性数据可以看出，“助学班”“普通高校”“网络助学”的中心性排在第一梯队，分别为0.17、0.16 和0.16，表明这三个关键词在自考助学领域十分重要，是本领域研究历程中的焦点。此外，“助学模式”“自考生”“高等教育”的中心性数值也都超过0.1，说明这些关键词在本领域也受到相当多的关注。
图4 自考助学域关键词共现图谱（插入表为高频关键词统计）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将特定研究领域中相似程度较高的研究成果划分为同一类型的研究策略被称为“聚类分析”，以文献关键词为特征的聚类分析又被称为“关键词聚类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是CNKI期刊文献计量的核心方法，可以为研究者迅速掌握本领域的研究动态提供智力支撑。在CiteSpace 软件的“Node Type”中选择“Keyword”选项作为节点，并对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采用LLR 聚类算法，最终得到自考助学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 所示。图谱中模块值Q=0.7972>0.3、平均轮廓值S=0.9283>0.5，均达到优质聚类指标要求，表明此聚类操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7]。
由图5 中的聚类网络可知，目前自考助学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15 个聚类，分别为#0 助学班、#1 网络助学、#2 对策、#3 助学模式、#4 高等教育、#5 助学工作、#6 自考生、#7 普通高校、#8 人才培养、#9护理专业、#10 助学服务、#11 中职服务、#13 助学管理、#14 意义、#16 继续教育。不同聚类间的联系可知，除了#9 护理专业和#16 继续教育这两个聚类具有独立性之外，其他聚类都处于高度关联与交叉的状态。
图5 自考助学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导出各聚类标签下包含的标识词和二次文献阅读梳理，得到自考助学聚类主题及标识词，如表3 所示。从表3 可以看出，目前的聚类可以分为四大主题。其中，“助学基本理论”主题对应#4、#14、#16 三个聚类，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考助学基本理论及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质量监控、运作方略、推向农村、社会助学职业指导、变革与发展问题、拓展建议等；
“助学班管理”主题对应#0、#5、#6、#13 四个聚类，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考生管理以及各类助学班教学组织的探讨和实践工作，主要包括学生管理、养成教育、定向培养、学籍管理、学习意志、毕业学员、助学管理体系、学习动机、分层教学、学法指导、安全管理、助学平台、第三课堂、专业选择、考试通过率等；
“助学方式探讨”主题对应#1、#2、#3、#10四个聚类，反映了研究者对自考助学模式及方案的研究探索，主要包括网络助学、农民群体、面授辅导、助学资源、自主学习、现代信息技术、慕课、移动学习、小组模式、互联网+、模式探析等；
“自考与其他教育形式融合”主题对应#7、#8、#9、#11四个聚类，反映研究者构建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衔接沟通“立交桥”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包括普通高校、专业技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电力行业、医疗护理、第二学历、多元合作、中职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等。
表3 关键词聚类图谱主题及信息详情表
（三）热点演进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分析是分析不同聚类在同一时间线上研究热点分布和推进情况的主要手段。利用时间线聚类图谱可以对同一聚类的成果随时间演进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同一聚类中成果的走势情况并根据不同聚类之间节点的相互关联，可以全面系统掌握本领域研究工作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以自考助学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为数据基础，通过选择“Timeline View”选项生成时间线分布图谱，如图6所示。
由图6 可见，在15 个聚类中，只有#10 助学服务聚类在早期形成（1991 年）并持续输出至今，其他聚类的研究在2020 年或更早时间就出现停滞现象。虽然#10聚类的研究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其研究数量和热度始终不高。#0 助学班聚类是形成最早的研究聚类，在1986 年就出现了并立即形成了研究热点，但是在2017年出现研究停滞现象。#1 网络助学聚类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而形成，并在2002 年形成自考助学领域最大的关注热点，其研究持续高强度输出至2017年。#2 对策聚类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并在21 世纪初连续形成热点，并高强度输出至2018 年。#3、#6、#7 三个聚类均是在形成之时就出现热点，其余聚类在发展过程中均没有出现被高度关注的研究热点。图6 信息显示，除#9 护理专业和#16 继续教育两个聚类外，其他聚类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关系，这与图5分析结果一致。
图6 自考助学领域关键词时间线分布图谱
通过对一段特点时间线内各类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变化率进行精确计算，并将变化率强度高的对应关键词明示出来，这就是CiteSpace 软件中的突现词探测功能。采用此功能可以揭示出特定领域突现词的变化规律，研究者可以此为依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分析[8]。图7 为通过CiteSpace 软件获得的自考助学关键词突现详情表。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将自考助学的研究过程以年份为依据划分为五个阶段。
图7 关键词突现详情表
第一阶段（1990 年至1995 年），突现词为“助学班”“委托开考”“助学工作”“及格率”，说明此时各种社会办学力量对开办集体助学班的工作十分关注，并且考试的及格率是核心，并没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和追求。
第二阶段（1997 年至2005 年），突现词为“普通高校”“高教自考”“素质教育”“管理模式”，说明此阶段普通高校对于自考助学的研究和实操等工作均有了强势介入，其4.68的突现词强度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对自考助学的管理模式和对自考生加强素质教育的研究探讨工作也在高效推进。
第三阶段（2009 年至2010 年），突现词为“对策”“问题”“现状”“全日制”“网络助学”“管理”，说明经过前面很长时间的发展，研究者对自考助学进入了反思和总结的阶段。此时，自考助学，尤其是全日制助学的现状、问题、管理等都被大量的研究者列为关注焦点，并强化对策研究。在众多的解决方案中，网络助学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物受到重点关注，其突现词强度也达到5.02，是本阶段最高值。
第四阶段（2012 年至2014 年），突现词为“人才培养”“护理”“专本衔接”“改革”，说明对自考人才培养的改革成了研究者在此阶段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众多人才培养策略中，专科生衔接自考本科的办学方向成了工作重点，其研究热度持续至今，同时护理专业专本衔接的关注度最为突出。
第五阶段（2017年至2021年），突现词为“移动学习”“终身教育”“助学模式”，说明在此阶段对于助学模式的探讨已经由原先单纯从自考层面出发，向助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方向转变，这与当前党和国家对于自学考试的重新定位和战略部署是一致的。在众多助学模式中，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学习技术也在自考助学领域逐步普及。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自1986 年以来，我国在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成功总体上看呈现增加态势，并随着形势变化和政策演进而不断波动。相关研究的质量和深度在自考各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依然没有呈现出显学趋势。虽然自考助学的研究工作持续很长时间跨度，但自考助学领域研究者的发文量普遍较少，最高发文量作者也只发表了7 篇文献，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并且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十分匮乏。35 年来，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助学基本理论、助学班管理、助学方式探讨、自考与其他教育形式融合四个维度进行。对获得文献进行二次查阅，发现相关研究除了在初期涉及一些助学发展理论研究以外，其他均聚焦在学生班级管理、助学具体手段、多种教育形式沟通衔接等微观和中观层面，缺乏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设思考，这严重影响了自考助学研究水平和工作质量的提升。
（二）未来展望
经过对自考助学领域文献的可视化图谱分析，系统梳理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发现了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为持续提升自考助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充分发挥自考助学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关键作用，现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与展望。
1. 厘清各相关机构的职责功能
国务院于1988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是目前为止我国在自考领域的唯一法律性文件，然后从此以后自考的法制化进程就进入了停摆状态，更谈不上专门为自考助学这个具体工作制定独立的顶层法律法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中对于自考助学的描述相对简要，已经与当前助学工作的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不相适应。这导致各省行政审批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省级自考委在对社会助学机构的管理指导和对助学工作的研判谋划中定位不清、职责不明、沟通不畅，进而导致工作成效不佳。目前，教育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继续教育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由教育部制定自考助学相关管理办法。作为自考助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必须紧紧抓住国家对自考助学进行顶层设计的历史机遇期，深入探究自考助学领域的法制建设问题，为进一步理顺自考助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供有力支撑。
2. 搭建智慧高效的自考助学平台
当前，自考助学工作仍然主要依靠各类助学机构进行线下面授。虽然依托互联网进行助学活动的理念已经被提及十余年，但是其服务只是流于发布一些教学视频这种表面形式，没有提供更优质的深层次服务，因此导致网络助学依然没有成为自考助学的主要形式。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贯彻国家提出了“互联网+”战略，不断提升并持续完善网络助学服务，着力搭建现代化的智慧助学平台将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自考助学研究者和工作亟须关注的热点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由全国自考委牵头、各省自考委参与，进行自考网络学习平台软硬件技术标准、学习成果认证规范等，为自考智慧助学平台建设提供制度支撑环境；
二是充分认识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优化线上课件功能，提升线上课件适应性，解决当前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三是研究将学习成果分析、专业就业竞争分析等评价反馈机制引入自考网络助学平台的实施路径，为考生提供更高质量的考后综合服务，不断提升考生的融入感与获得感。
3. 构筑服务新时代职教改革的“立交桥”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承担着传承技术技能和助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能。近年来，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领域体系建设和深化改革给予了空前的重视，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制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省部共建职教发展高地试点、推进职教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出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完善职教本科学士学位政策等。自考工作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与职业教育的衔接沟通，例如天津在十余年以前就针对技校、中职、高职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9]。然而，以往对于自考与职教的衔接策略都是以通过自考来弥补职教体系缺乏学历上升通道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与当前职教改革的大形势已经不相适应。为此，广大自考助学领域研究者和工作者必须对当前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考生所面临的新问题、新困惑、新隐忧进行重新、彻底、全面的再调研、再剖析、再探索，从而研究制定服务新时代职教改革的自考助学新方略、新政策、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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