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遗产理念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实践
王方晗 王璐璐
作为遗产范畴的国家文化公园概念与实践的提出，表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既与国际范围内遗产保护理念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相关，也与中国多年来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相联。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均具有线性遗产特征，沿线分布着众多历史遗址、古代建筑、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村落等点状遗产，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俗的族群。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它们有机地联结起来，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体系，形成人、自然、遗产和谐相处的大型文化空间，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内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惠及民众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之路。本文在梳理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转变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多重路径，阐释在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的四种关系，它们包括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四种关系对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及促进遗产活态传承和发展的意义。
源于欧洲的现代遗产保护理论，强调遗产的物质性，注重对历史建筑遗址、文化景观的物质研究。学者们以追求“真实性”为目的，强调通过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遗产的物质保护。澳大利亚学者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对这种遗产保护理念进行了归纳：自19世纪末以来，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在欧洲形成，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认为，历史建筑、遗址等遗产的价值蕴藏在遗产的物质形态中，需要掌握相关技术的专家来保护。这一理念在20世纪被推广到全世界。在此理念指导下，一方面，许多遗产得以完好保存；
另一方面，其他群体与其他文化对遗产的认识被边缘化。(1)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6-43.如此一来，历史建筑、遗址、文化景观等物质遗存因其内在的价值，是遗产保护的对象，而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成为了遗产保护的主体。这种科学化的遗产保护方式过于注重对技术的应用，却忽略了人在其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遗产学界开始反思以物为本的遗产保护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过于注重“物”的保护，使遗产保护越来越脱离民众和社区，成为了主要与保护专家相关的狭窄领域；
遗产地附近的民众利益和地方发展被忽视；
静态的、僵硬的博物馆式保护使遗产远离了民众的生活；
热衷于遗产的物质性评估，以致遗产地的民众与遗产的联系被边缘化等。于是，“遗产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逐渐兴起。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迈克·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遗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文化过程，而不是一个物件。(2)Denis Bryn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ntimacy: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erzfeld,”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vol.11, no.2(June, 2011), pp.149.遗产不仅仅是物质遗存，更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实践。劳拉简·史密斯指出，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民众在遗产地进行记忆传承、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塑造自我身份等文化实践，遗产的物质载体、场所、空间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3)参见马庆凯、程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回归：国际遗产学界新趋势》，《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威廉·罗根(William Logan)则倡导一种新的遗产保护路径，即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需要以保护民众的权利为基础。(4)William Logan, “Heritage Rights—Avoidance and Reinforcement,” Heritage & Society, vol.7, no.2(November, 2014), pp.156-169.在众多的遗产类型中，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的活态遗产受到关注。约安尼斯·鲍里斯(Ioannis Poulios)指出，与遗产紧密联系的核心社区是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核心，该社区以遗产与文化的延续为目标；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需在保护物质载体与发挥遗产功能之间取得平衡，必要时还需优先考虑对遗产功能的延续。(5)Ioannis Poulios, “Discussing Strate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as an Exampl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4, no.1(May, 2014), pp.16-34.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遗产保护与利用已经从单纯的保护遗产本体扩大到关注遗产本体与周边社区、居民、经济发展的互动，遗产保护与利用成为民众参与、民众共享的事业。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对遗产概念及保护范式的认识也在不断变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其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了如下界定：
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s://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ch.pdf，发表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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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强调的是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和物质性，因而被非西方国家称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纪念碑式遗产观的代言，是用欧洲中心的文化遗产观、时间观来评判全球的多样性文化。
《世界遗产公约》在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强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实质上就是体现时间和历史烙印的“本真性”问题。“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在今日时空中依然存在，更在于它见证着时间的流逝，是可见的历史本身，是过去在今天遗留的残片，其价值的大小可以用时间的跨度来精确测量因而也就可以把突出与非突出区别开来。”(7)彭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性：时间与民俗传统的遗产化》，《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遗产观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不满。1994年的奈良会议及其后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便采用了更为宽泛的本真性界定，除对遗产物质载体进行考察之外，还把民众和社区引入到全球遗产管理中。201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检验遗产“真实性”的标准不再局限于对遗产物质载体的考察，还应包括遗产的“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质、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位置和环境、语言和其它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精神和感觉以及其它内外因素”(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5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40239,发表时间不详；
浏览时间：2022年6月12日。。自1997年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修订《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逐渐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思维方式，更注重遗产的整体性保护。2002年，在庆祝《世界遗产公约》30周年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布达佩斯宣言》，其中提出了世界遗产的4Cs全球战略：“①建立具有代表性和区域平衡性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加强名录的可信性(credibility)；
②确保对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conservation)；
③加强世界遗产申报和理解，落实《公约》的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
④通过交流提高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参与和支持(communication)。”(9)吕舟：《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年第2期。社区在遗产保护方面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其中第2条给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发表时间不详；
访问时间：2022年6月22日。
其中第15条特别指出：
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发表时间不详；
访问时间：2022年6月22日。
这一条几乎被视为《非遗公约》的核心。曾就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爱川纪子在比较了《非遗公约》和《世界遗产公约》之后指出：“对于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保证公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濒临绝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以及提升文化多样性……公约的首要目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从业者和当地社会最广泛的参与并且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他们的)管理工作中”。(12)[日]爱川纪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约——从通过到第一次政府间委员会召开》，白羲译，《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遗产的识别、管理和成功保护必须尽可能在社区的参与下进行，不应该违背当地社区的利益，也不应该排斥或忽略当地社区。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更有助于结束极端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联合国新千年宣言的基本目标。
从以物为本的遗产单体保护到以人为中心的遗产地社区、住民、传统文化的整体保护，这既是遗产保护领域内的理念嬗变，也是国际范围内文化与发展关系的呈现。发展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柱性问题之一，但文化之于发展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才得到肯定。20世纪90年代末，在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多样性双重国际目标驱动下，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其中。不断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及多届世界遗产大会也将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行动目标。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指出：“充分赞赏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显著进展，认为其通过推动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和理解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促进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国际理解，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强调了“‘重申须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有机融合，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总体目标”。(13)吕舟：《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年第2期。该宣言还呼吁加强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同；
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世界遗产面临的挑战；
敦促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更广泛地参与，加强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之间的联系。(14)参见吕舟：《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年第2期。
可持续发展理念初始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中后期，片面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危机、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思索。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及1972年出版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Dennis 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使陶醉于“增长热”中的人们警醒：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并不能满足人类无限增长的贪欲，当前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顾及后代和未来。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确立。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四年多的实地调研，1987年4月，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指出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公平性、共同性和可持续性，尽力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和自然协同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思想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对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则较少涉及。
1992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表明联合国对文化与发展关系的重视。1995年11月，该委员会发布《我们的创造多样性》报告，对文化与发展的相互作用作出全新阐述。报告将文化多样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相连，强调多样性文化不只是需要保护的财富，更是一种发展的资源。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15)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公约与宣言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UNESCO-2000，发表时间不详；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日。“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提出，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联合国宣布2002年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年”，每年的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接下来的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在此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发展与消除贫困会议上，该组织对人类与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肯定，强调文化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2013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杭州召开“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大会，会议通过了《杭州宣言：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该宣言通过九项具体行动，将文化在促进社会发展、减少贫穷、造福子孙、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更加清晰地表达。“这项目标应以遗产、多样性、创意和知识传播为基础，包含清晰的目标和指标，将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杭州宣言：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1238，发表时间不详；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2日。同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纪念大会重申，以人为本的社会，必须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2015年9月，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首脑会议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随后的《2030年议程》，“首次通过文化遗产和创造力整合了文化的作用，将其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目标11.4明确述及‘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7)巴莫曲布嫫：《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文化政策之演进：事件史循证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遗产一旦被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其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增值作用便日益被国家、地区、政府、企业及民间所重视。遗产的生产、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生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变得既重要又充满活力。吸引公众参与遗产的再生产，有利于以遗产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文化的赓续。
民众与社区既是遗产的拥有者，亦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力量。民众的社会关系、信仰体系、知识和技术构成了遗产的重要基础。应当促进遗产与当地经济、社会及民众生活的融合，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将遗产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提高当地民众的可持续生计，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是以遗产的生命力为衡量标准的，在此过程中，遗产实践者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既包括政府管理者、遗产衍生品开发者、非遗传承人、传习者的理念创新，也包括对他们遗产生产能力的提升。内容丰富的世界遗产教育、各类媒体的宣传、遗产地体验、社区非遗技艺传习及高校的各类遗产培训，均有利于提高实践者的遗产生产和传承能力。
遗产实践者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赋予遗产无限活力。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文化、科技高度融合的产物。遗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石，是积淀着深厚底蕴的宝贵资源，要深入挖掘遗产资源并将其与现代审美、现代科技相结合，生产出民众喜爱的产品。早在2016年，故宫就推出印有故宫博物院馆藏书、画、古籍、青铜器、玉器等文物的日历。2021年火爆的文创雪糕因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和审美，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传统文化，体验文物的魅力。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由实物转为虚拟产品，通过AI、VR、AR等技术，运用3D动画制作手法，创作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使观众如临其境。新媒体拓展了文创产品的内容，增强了文创产品与受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提高了文创产品的传播速度和效率。更多的受众通过互联网传播途径爱上了文创产品。新媒体不仅增加了人们对文物的了解，更使大众融入了文化传承的行列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就是融入民众生活中的活态遗产，众多的非遗项目为文化创意提供了素材和创作源泉：以非遗内容为载体，在材料、技艺、流程、作品形式上进行创新，使更多非遗创意产品融入民众生活中；
利用非遗生活化的特点，打造非遗小镇、非遗工坊、非遗研学基地等，以吸引更多民众参与非遗旅游和体验，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围绕遗产所进行的文化遗产旅游是公众感知遗产的重要方式，对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有利于遗产自身的价值阐释，也可以实现遗产功能的多元拓展，推动文化遗产活化，满足旅游需求。“文化遗产旅游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遗产传承和综合推广的重要途径。按照文化遗产物质载体利用方式与表达重点的不同，世界遗产地、文化线路、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等构成了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空间和代表形态。”(18)邵明华、张兆友：《国外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与借鉴价值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8期。作为遗产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旅游过程亦是遗产价值的传播过程。博物馆和遗产地往往成为家族和社区的记忆之所，引发人们思考由遗产所带来的身份建构问题。融入其中的游客通过深度的文化体验，进行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随着遗产类型及遗产旅游活动的多样化，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愈加多元，旅游空间日益广阔。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全域旅游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线路遗产旅游成为热点。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朝圣线路于199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为西班牙文化旅游的黄金线路。中国幅员辽阔，遗产资源丰富，有文化遗产生存的良好环境，将我国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政府统一规划，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文化线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线的全方位、立体化发展，可以形成全域互动的良好局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即是良好举措。
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从重视单体遗产保护转为同时注重群体和社区遗产保护、从重视静态的文物保护转为同时注重遗产活态传承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以长城、长征、大运河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体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19)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5/content_5458839.htm?trs=1，发表时间：2019年12月5日；
浏览时间：2022年9月6日。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首次将黄河列入国家文化公园名录。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设立国家文化公园是为了“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20)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为实现遗产的分类保护和持续发展，《方案》提出四类主体功能区：一是管控保护区，主要承担资源保护和科研功能；
二是主题展示区，主要承担参观游览、文化体验和科学研究等功能；
三是文旅融合区，以文化教育、旅游休闲为主要功能，通过主题展区与文化产业园相结合的方式，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
四是传统利用区，利用自然禀赋，以生态旅游以及教育性、体验性休闲活动为主要功能。(21)参见邹统钎、韩全、李颖：《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现实问题与制度探索》，《东南文化》2022年第1期。由此可见，探索整体性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保护多样性文化存续、形成中华文化标识，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价值。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均属于线性遗产范畴，空间跨度大，沿线遗产密集，既需要整体性布局，又需要区域间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需要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中国的本土实践，加深对线性遗产的理论认识，加强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指导。
线性遗产是随着世界遗产保护不断深入和扩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遗产类型。1993年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线性遗产受到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199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根据专家报告，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40段中，纳入了“运河遗产”和“线性遗产”两种遗产类型。1998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上成立了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表现出国际遗产学界对“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成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的认同。此后的10年间，该委员会及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了八次有关文化线路的科学会议，对文化线路的内涵、界定、实践操作，以及文化线路与文化旅游、文化线路理论、洲际文化线路的交互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形成了2008年的《文化线路宪章》。其中将文化线路定义为：“文化线路是陆路、水路或其他类型的交通线路，有明确地理界限，并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拥有特定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文化线路必须形成于并反映人类的迁徙和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洲际间长期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持续交流；
必须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促进相关文化的相互滋养并体现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必须将相关的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整合为统一的动态系统。”(22)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at: 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culturalroutes_e.pdf(accessed 2022-08-26).文化线路内涵的界定及理论研究的拓展，超越了传统的遗产保护理念，为跨时空、大尺度、动态性的跨区域遗产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在1987年正式宣布实施“欧洲文化线路计划”,其目标为“以文化合作的形式提升对欧洲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认同，保护欧洲文化的多样性，鼓励文化间的交流，协助调解地区矛盾”(23)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Resolution(98)4 on the 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t: https://rm.coe.int/16804fca2b(accessed 2022-08-20).。欧洲“文化线路是具有文化、教育特征的遗产与旅游合作框架，旨在通过促进某一条或是某一系列基于历史旅程、文化概念、旅行线路以及人物或现象的路线的发展，帮助理解并尊重其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共同欧洲价值观”(24)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Resolution CM/Res(2010)53 establishing an Enlarged Partial Agreement on Cultural Routes,” at: https://www.culturaydeporte.gob.es/dam/jcr:676626cf-af41-4904-a04d-6725b1e4fa2b/resolution-cm-2010-53itinerarios-en.pdf(accessed 2022-08-02).。多元文化、多种宗教、艺术、科学融合形成了欧洲文化线路的不同类型。以特定艺术风格为主题的文化线路有史前岩画之路、罗马风之路、新艺术运动网格等；
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文化线路有欧洲莫扎特之路、拿破仑之路等；
以种植业景观为主题的有葡萄种植园之路、橄榄树之路等。进入21世纪后，欧洲的文化线路被认为是文化旅游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具有文化和教育特征，通过挖掘历史和文化，设计旅游线路和文化项目，开发旅游产品，在保护多种遗产的同时发展旅游经济。文化线路的经济功能愈益明显。
与欧洲的文化线路不同，美国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源于美国的荒野保护、地方文化自觉及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拓展，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等特征。(25)王志芳、孙鹏：《遗产廊道——一种较新的遗产保护方法》，《中国园林》2001年第5期。美国的廊道遗产注重对空间的整体保护，包括绿色廊道、游步道、遗产、解说系统四部分内容。一般有较为明确的边界，由地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管理者会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和宣传当地文化遗产，如跟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合作，举办相关展览；
通过网站介绍廊道沿线遗产地及民俗风情、传统节日。1984年美国国会指定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为第一条遗产廊道，此后的30多年间，美国遗产廊道的保护理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对景物和实体空间的保护，逐渐转移到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对地方少数族群和民族文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特别强调遗产教育和遗产旅游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意义”(26)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年第1期。。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多样，线路遗产丰富。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于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他如茶马古道、长城、长江三峡、唐蕃古道、岭南走廊、百越古道、北京城中轴线等均可称为线性文化遗产。它们历经不同的时代，涵盖了不同的内容，地域特色鲜明，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历史上的古道(今天的遗产)最初是以“物”的交换与贸易为主，因而形成了以物为标识的线性遗产，最为著名的当属丝绸之路，其他还有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无形的文化附着于有形的物之上，随着人和物的流通而进行着交流，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跨地区、跨时空的多维对话。线性遗产的核心就在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人类通过各种线路进行文化与物质交流，形成文化的传续。今天中国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就是为了通过对遗产的活化利用和整体保护，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国家文化公园提出将“人和遗产一起保护起来”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改变了过去文物保护侧重对单体文物或单个区域的保护(如历史名城、名镇、名村、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遗产本体保护而轻遗产所遗存的环境保护局面。通过点、线结合，将沿线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符号有机联结起来，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通过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大功能区的划分，保护遗产及其生存的环境，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组织管理和运营的行为主体，包括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居民与游客等公众，以及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各类社会组织。中央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制定政策和规划，推动跨区域的资源整合，地方政府予以落实；
企业提供富有创意的产品和服务；
游客通过文化认同的旅游和消费享受国家文化公园的产品；
社区和居民可通过参与文化产品的生产提升收入水平，改善生活品质。各行为主体间的协作，可大大助推国家文化公园各项政策的实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遗产的活态传承。首先，深挖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培育国家文化公园节点。要对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资源进行普查、摸底、统计、分类、评估，围绕四大功能区对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特色公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遴选认定，以便精准布局。特别要注重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资源挖掘，它们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依托，是聚集文化资源并辐射带动周边的节点。要赋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更多的特色文化功能和多元化的公共空间，使其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生活气息，吸引更多年轻人到此旅游、创业。其次，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国家文化公园框架内推动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创意设计打造文化标识。2021年，河南通过征集全球创意发布了富有生命力的指纹与彩陶纹结合的黄河标志，同时发布了黄河吉祥物，新颖且富有创意的设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标志着古老的黄河文化进入了IP时代。大运河的“运河出土小麦盆栽”及山东博物馆的“黄河粮仓五谷盲盒”文创产品，一经面世同样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文化创意还要与旅游相结合，通过优化组合打造特色精品线路，设计精美的旅游商品，满足不同旅游者的需求。如以黄河为主题的黄河寻根问祖之旅、中华文明探源之旅、黄河世界文化遗产之旅等，可以让游客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特色。创新驱动还带来非遗企业及老字号的品牌延续，利用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抖音、淘宝平台等新媒体推广，非遗及老字号产品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他们在体验产品的同时，亦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国家文化公园的传统利用区适度开发文化旅游和生态产业，在文旅融合区结合当地文化遗产资源，设计特色景区游、遗产游、研学游等旅游线路。通过展馆体验、手作体验、非遗工坊体验等方式，形成融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社区居民生活环境为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尤其要重视对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尊重社区和居民的权利，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内容的生产活动，开拓多元生计，提高收入水平，从而使其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因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空间跨度大，在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以重大文化遗产为主体的整体性保护是国家文化公园设立的目标之一。国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晋级、降级标准，提出遗产保护和遗产价值阐释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和办法，实现全程统一管理、整体保护。对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设立跨区域管理委员会，负责跨区域协调管理。加大整体保护范围，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维度；
不仅仅保护遗产本体，同时还要保护历史文脉、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等遗产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地理位置、遗产禀赋、文旅融合能力不同，各区域的遗产保护及利用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发展改革、文旅、自然资源、环境各部门协同推进，协调好各区域的发展。各地区要在国家文化公园的顶层设计下，结合本地的特色优质文化资源，形成自己的文化地标和文化IP。
二是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过去的遗产展示以静态的遗址参观和博物馆文物陈列为主，现在的国家文化公园强调在管控保护区严格保护文物本体及环境，在主题展示区可对遗产资源进行利用和开发。要将静态保护和动态传承有机结合，对管控保护区内的文物实施严格保护，在其他区域可以围绕重点器物进行各类沉浸式体验活动，以声光电表演的形式复原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充分展现遗产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
或以技艺传承人为主展示器物的制作过程、技法和工艺；
还可设立手工作坊，让游客亲身参与，进行体验。
三是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方案》指出：“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突出“活化传承和合理利用，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以及“对优质文化旅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27)邹统钎：《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因此，应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四大分区中设有专门的文旅融合区。旅游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众所周知，但以遗产利用为主的遗产旅游开发首先要以遗产的保护为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旅游线路、开发旅游产品及与旅游相关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设施。任何为提高旅游收入而对遗产的过度开发，都不利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遗产地居民是遗产的创造者，也理应成为它的受益者。遗产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遗产地紧密相关，是遗产系统的组成部分，不能因为越来越严格的遗产保护措施而影响遗产地居民的生计，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拆迁、移民。整体性保护强调社区、居民是遗产的组成部分，不仅要保存原有的建筑，还要保留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传统利用区内打造传统生活体验区，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和特色文化产品，进行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当然，像欧洲文化线路注重宗教、艺术、科学特色，美国遗产廊道注重荒野保护和地方文化自觉一样，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也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最大宗的、最有代表性的遗产，不是单纯的黄河、长江、长城、长征、大运河等名录，而是与农业遗产相结合、相契合、相融合的线性典范遗产。”(28)彭兆荣：《线性是脉 社稷是魂——论国家文化公园之“中国范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应以这些线性文化遗产为依托，体现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特色，尤其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流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沿线有众多的古代农业遗址，还形成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区，农业文化遗产景观丰富，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考虑这一特质。因此，可在黄河流域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农业遗产公园，通过展馆展示、体验、旅游、研学等方式，在传承农业遗产的同时，开拓农民生计，使农民成为受益者。其他国家文化公园也要尽力体现农耕文明的底色，彰显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质。
文化遗产形式多样，类型众多：从形态区分，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属性区分，包括文化景观、自然遗产、自然和文化双遗产；
从行业区分，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建筑文化遗产；
从线路区分，包括运河文化遗产、铁路文化遗产及文明交汇的丝路文化遗产；
还有水下遗产、“圣山”、热带海岸小岛屿等类型。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国际遗产学界都在思考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遗产研究和保护由过去的以物为主转向以社区、居民为主，更加重视遗产的活态利用和传承发展。中国建设集遗产传承、文化教育、休闲旅游、公共服务、科学研究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国家文化公园，目的就是从整体上保护文化遗产，提高公众参与度和认知水平，实现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共享；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助力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弘扬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