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国外读者评论研究——基于Goodreads网站读者评论的调查
许宗瑞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1620；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最近十年，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讨论也持续升温。以“中国当代文学”和“译介”为主题词组合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可检索到200余篇文献，以“中国当代文学”和“翻译”为主题词组合检索，结果则更多。这不仅因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活动日渐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它向世界展示的是当代中国人民、当代中国故事和当代中国图景。从扩大中国文学世界影响、构建国家形象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层面看，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讨论或围绕某些著名作家，或针对某些非凡作品，或聚焦某些知名译者，或关注某些焦点国家，虽然具体指向不尽相同，但很多都涉及译介活动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译介效果。对于译介效果的审视评判，不少学者往往参考或援引国外评论专家的评论观点、新闻媒体的报道关注等。此外，由于中外各层面交流日益密切及互联网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快捷，一些学者也开始着眼国外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并将其纳入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效果的整体研究之中。
至于译介效果最终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以像评论专家等少数精英群体的意见态度为主，还是立足于广大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学界对此有所争论，但目前总体倾向于前者。譬如，有学者就指出，“局内人、专家、小圈子、专业人士”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舆论，塑造大众心理，具有决定某种观念或文本流行与否的力量[1]。如果抛开这些争论和倾向不谈，国外评论专家的评论观点、新闻媒体的报道关注和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以及其他诸如作品的市场销量、世界各大图书馆的收录馆藏等，其实共同向我们绘制了一幅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译介效果的立体图景，各方“反应”都应是这幅立体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精英群体的意见态度固然非常重要，但广大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也不能忽视。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自我身份不断彰显的时代，前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者似乎要打个问号，而针对后者的调查正呈上升趋势，也越来越得到学界重视。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近年来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广大普通读者中接受情况的调查，大致可分为两类，且基本都以读者评论或读者评价为主要依托。一类是在某些国家或地区部分人群中开展的实地调查，如对美国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普通受众[2]、美国高校华裔大学生[3]、美国田纳西州州立大学师生[4]等进行的问卷；
另一类则是借助Goodreads、Amazon等网络平台进行的线上调查，如对麦家[5]、莫言[6]、刘慈欣[7]等作家作品的国外读者评论的分析。这些调查各具视角，也各有发现，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效果的认识，但其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比如第一类调查涉及的读者群体范围就相对有限，且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指向色彩；
第二类调查中，作家作品的覆盖面也不够宽泛，基本限于某一作家或某部作品。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Goodreads网站有关数据信息，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国外读者评论情况作一次全面检视，希望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效果研究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探讨提供一些新的发现和启示。
Goodreads网站(https://www.goodreads.com)创建于2007年，经过十余年发展，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读者交流和阅读推荐平台，拥有注册会员8000万人，各类图书23亿部，读者评论8000万条(1)网站2019年3月18日数据。下文其他数据统计也同此时间。。维基百科将该网站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发现作品”。读者可对作品进行评论评分，了解好友及关注作者的阅读情况，往个人书架中添加待读书刊等。二是“了解内容”。读者可阅读或收听作品的概览提要，定期接收各种新作、阅读建议等邮件通知或提示。三是“互动交流”。读者可通过网站多个栏目与关注作者进行互动，将自己的观点意见推送至Faccbook等社交平台与好友分享交流。四是“阅读挑战”。读者可设置个人年度阅读挑战计划并付诸实施，网站会记录并显示阅读进展。正是由于这些显著特点和独特功能，该网站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汇集了一大批追随者。根据域名数据统计网站Easy Counter(https://www.easycounter.com)的有关统计，Goodreads在全球网站排名中高居第347位，评级5星，日访问量230万次，将同类型网站librarything.com、booklikes.com、bookish.com等远远甩在身后。
在应用研究方面，Goodreads网站因含有海量且极具研究价值的阅读相关数据、信息、观点等可供参考，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传播学等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信息来源和调查研究工具。最近几年，我国翻译研究学者等也相继将目光投向这一资源宝库，尤其是其中的读者评论与评分情况，将其作为审视作家作品译介效果的一个重要依据。除上述关于麦家、刘慈欣的调查外，借助该网站对毕飞宇[8]、贾平凹[9]、姜戎[10]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的国外读者评论调查也正不断涌现。得益于这些研究带来的启发，本文将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对莫言、刘慈欣、余华等40位当代作家构成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作一次全面检视，分析该网站相关读者评论评分和讨论交流情况，并在此基础之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阶段性效果。另外，为更为直观地了解中外当代作家之间的差异，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加入了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的有关情况并将之与中国作家进行对比。
本次调查通过Goodreads网站检索专栏中Author选项进行，即以作家英文姓名为检索词在该选项中检索。检索结果会呈现所有读者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评分情况(Books栏目，即作家的“杰出作品”)以及在线上讨论小组(Groups栏目)、寻章摘句分享(Quotes栏目)、线下交流活动(Events栏目)、阅托邦荐书(Listopia栏目)、阅读小测试(Trivia栏目)等活动中的讨论交流情况。表1、表2为这两方面情况的具体统计结果。本次调查涉及的40位中国当代作家，除表1中列出的20位之外还包括王蒙、张贤亮、陈忠实、王朔、迟子建、张洁、多多、木心、李锐、叶兆言、张炜、顾城、史铁生、路遥、海子、阿城、北村、林白、池莉、舒婷。不过，由于后20位作家的读者评论评分等数据较少，以及文章篇幅限制，故不纳入表1之中。表2也是如此。
表1 Goodreads网站读者评论评分情况
表2 Goodreads网站读者讨论交流情况
综合表1、表2各项对比，可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国外读者接受情况距离我们的预期尚有距离，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当代作家受到的关注暂时不足。作品评分人数的多少，是作品是否受到关注、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一个重要体现，Goodreads网站检索结果页面就按评分人数的多少对作品进行排序并向读者呈现。如表1所示，村上春树的评分人数多达约200万，20位中国作家加起来约22万，中间的差距较大。在评论数量和收藏人数方面，情况基本也是如此。与评分行为相比，读者对作品发表评论和进行收藏可能更能体现其对作品的关注或兴趣。村上春树的读者评论将近14万条，收藏人数约26万人，20位中国作家的读者评论加起来不足2.6条。收藏人数如果不把刘慈欣的相关数据计算在内，其他19位中国作家加起来只有18万人左右。刘慈欣收藏人数竟然2倍于村上春树，这可能是表1所有中国作家数据的最大亮点。另外，读者对中国各作家的关注基本仅限于个别代表作。如表1所示，不论是刘慈欣、苏童、姜戎，还是麦家、贾平凹、毕飞宇等，读者对他们某部代表作的评论评分几乎构成了对其作品评论评分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只有莫言等少数作家除代表作外其他一些优秀作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反观村上春树，除《挪威的森林》外，其他众多作品像《海边的卡夫卡》《1Q84》等都是读者积极参与评分和评论的对象。
第二，作品得到的评价尚不理想。如同在很多网购平台顾客能对商品打分一样，读者在Goodreads网站也可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评分。评分从低到高分为1星至5星五个等级，作品总体的评分情况会在页面显示并定期更新，而且网站在显示作品相关统计时会将评分情况排在最前。这一数据是考查作品接受情况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上述对毕飞宇、贾平凹、姜戎等中国作家的国外读者接受情况的调查中，研究者援引的主要就是这一数据。从表1统计的结果看，20位中国作家评分整体不高，平均3.76星，4星以上的只有刘慈欣、余华、王小波等少数几人，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外已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莫言评分也只有3.7星；
同时，20位作家各自比较受读者关注的代表作平均起来也只有3.73星。单看这些数据，可能不会让人产生多少关于该网站读者对中国当代作家评价高低的概念或是判断，但如果将其与村上春树的数据进行比较，差距也就再次显现。村上春树总体评分3.95星，而且这一数据是经过了多达200万人审视评判后得到的结果。要知道，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该网站的评分只有3.92星。另外，像老子、曹雪芹、鲁迅等中国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的代表评分也比较高，分别为4.21星、4.2星、3.97星。相比之下，中国当代作家眼下还未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认可。
第三，读者参与作家作品讨论交流的积极性也有待提高。从表2及通过进一步梳理得到的结果来看，村上春树和中国当代作家之间的差距也较为明显。村上春树的读者共建立了26个线上讨论小组，其中最大的讨论小组Haruki Murakami Fans成员多达3832人，而且该小组已进行了89次专题讨论；
在寻章摘句分享中，读者共摘录了6804条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名言，排名第一的《挪威的森林》中的名言“If you only read the books that everyone else is reading, you can only think what everyone else is thinking”得到了26 643名读者“点赞”；
在线下交流活动中，世界各地读者组织了58场村上春树作品读书会(Book Club Meeting)，而且村上春树本人及其他一些作家还亲自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
在阅托邦荐书活动中，村上春树作品14次被列入各种荐书活动，其中Best Haruki Murakami Books活动有747人对其进行投票和推荐；
在阅读小测试栏目，各国读者设计了394道与村上春树作品有关的问题，而且该栏目页面显示已有累计30余万人参与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以上种种，基本都是读者的自发行为、自觉行动，其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表2中的刘慈欣、莫言、余华三位中国作家的情况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的中国作家的相关数据信息要么十分有限，要么尚无记录。
早在2006年，我国“村上春树研究”专家林少华就指出，阅读村上春树已日趋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其作品不断被译为日语以外的语种, 不断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传播, 不断为日本人以外的读者所认同、熟悉和喜爱[11]。作为亚洲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突出代表，村上春树及其作品的国外读者接受情况，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一个调查参考和坐标参照。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还需继续努力。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能要在以下两方面深入思考，认真研究：
一方面，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效果有正确认识，不可盲目乐观，但也不能丧失自信。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至今已经走过了一段历程，但译介效果整体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笼统的认识，缺乏全面具体的数据支撑。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根据近些年来译介作品数量的增长、语种的增多、覆盖范围的扩大等，作出中国当代文学“受到欢迎”的判断预测。其实，这可能只是限于某位作家、某些地区或某种翻译目的语的译介效果而言，或者只是如前文所述仅仅依据个别国外评论专家的评论观点、新闻媒体的报道关注等形成的论断。如果不进行全面检视，不建立参照加以衡量，我们可能就一直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整体所处的现实状况，以及与他国他人之间存在的差距。的确，中国当代文学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走出去”，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绩，这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走出去”之后要进一步“走进去”和“走下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经历。将来的道路必将困难重重，阻力多多，但不能因此丧失自信，村上春树的情况足可说明问题。既然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译介能够产生不错的效果，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吸引如此之多的拥趸，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获得成功也就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我们要研究村上春树，研究日本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传播之道，而且像刘慈欣等人也已经展现出了一定实力和潜力，其科幻文学在本身就有着悠久科幻文学传统的西方世界获得了极大关注，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其他像郝景芳、麦家、曹文轩等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利用各大网络平台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和译介效果的不断提升。众所周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转变，广大社交媒体、工具、平台、空间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强大的新型传播力量，正在走向世界传播舞台的中央。我们要重视这股力量，重视这个舞台，通过它们及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状况和发展水平，及时跟踪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效果和各方反馈，以精准发力或适时作出调整。比如刘慈欣、郝景芳、麦家、曹文轩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中国严肃文学的代表，但他们在Goodreads网站受到的关注、得到的评价等与其他的中国作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还有不少亮点，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学、谍战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及其译介是否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支持、投入呢？另外，我们也要借助这股力量、这个舞台进行推广宣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让国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走出去”其译介工作功不可没，今后我们需在“译”上继续不遗余力的同时也要在“介”上多下功夫。以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Goodreads网站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著数量并不多，中文作品也很少，讨论交流的氛围同样不够热烈，这就需要广大作家、专业评论人士、文学爱好者、作品出版机构、文学代理人等主动站出来，积极宣传推介，通过不懈努力形成引领带动。刘慈欣之所以获得的关注较多，得到的评价也颇高，这与他Goodreads网站“合作作家”(Goodreads Author)的身份很可能不无关联。这里提一个建议或者设想：我们自己是否可以汇集各方力量建设一个面向世界的和较为全面翔实的宣传、介绍、讨论、交流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网络平台呢？
最后再回到文章一开始的讨论，即文学译介效果的审视评判。本文并不希冀建立起一套条分缕析、层次分明的译介效果评价机制，也不主张完全以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作为评价作家作品译介效果的准绳，只是希望学界对后者给予更多观照。对当今所处的时代，我们冠以琳琅满目的名称——网络时代、数字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个个名称的背后昭示的是普罗大众的“崛起”，他们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角，其中就包括文学创作、文学审美等关涉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个体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自我身份不断彰显，可以说是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下，长期以来处于“隐身”状态的普通读者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显身”，文学不再是“一个特定文化圈子与知识贵族们的事情，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干系”[12]。普通读者地位的上升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今天的读者越来越多的都是职业读者，是合格的或者说近乎是严格的批评家[13]。对于文学作品译介而言，“从一开始的作品选择和争取翻译版权，到后来着手翻译、编辑和版面设计，甚至到包装和营销阶段，步步都少不了考虑读者的需求……全世界的出版业都在对普通读者做出考量”[14]。着眼当下，展望未来。对于今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走出去”而言，我们在坚持走自我发展之路、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需洞悉海外“他者”的阅读喜好和审美传统及其动态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还要具有盱衡大局的理念、与时俱进的思维、“左顾右盼”的对比意识、借鉴他人的魄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决心与毅力，这样“走出去”才能进而有为并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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