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以“人的解放”为视角
罗克全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事实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化。但是，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那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其独立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且，其理论逻辑与其实践逻辑是相互交融、相互印证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是什么？答案就是：“人的解放”。
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相一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批判“教条主义”要求中国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相“先验论”，勇于面对现实、分析现实，带领中国人民解决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促成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变革，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不断地推进“人的解放”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在“人的解放”进程中的逻辑是：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是人的解放的社会前提；
改革开放，国家富强，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
以公平正义原则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人的解放的充分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关系是：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创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解放；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进行着实践创新，实现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的人民主体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同时，它所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过程，因而，它又具有独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鲜活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解释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相融合。它建立在对宗教批判和对资本主义世俗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人类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形成了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也就是说，与近代“启蒙运动”对宗教产生的自然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等原因的追索和解释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宗教过程中，追问和批判使宗教得以产生的社会关系根源。它又与诅咒世俗社会人对人压榨而进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指明“人的解放”的社会目标，或者说，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批判通过“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世俗社会。
马克思指出，作为自我意识异化或世界观异化的宗教，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使人的“自我”产生异化、产生幻象，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诉诸使宗教得以产生的异化自我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1〕。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封建身份等级制造成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面纱”的背后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性。它限制人的自由，限定甚至拒斥人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社会稳定”，即固化人的身份等级，企望它永续存在。尔后，封建等级制度遭到以自由平等为基本思想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它企图使人类摆脱教权和封建关系的“人的依赖性”统治，建立理性化世俗社会的“千年王国”。
然而，以世俗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资本的“物的依赖性”前提下，造成阶级分裂，导致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相对独立性，即资本对人的异化。因此，只有实现人的“类本质”或“总和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状态才能得以自我显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并不是直接地被给予，不是随着人的追求就能够“自然地”实现，而是要依据人的“自然回归”作为现实运动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在人逐渐地、不断地占有人自身、占有现实生活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2〕。归根结底，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历史发展制约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理论普遍性”来分析、阐释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的解放状态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意欲实现人的“现实态”与“应然态”的一致。可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高歌猛进”的势头不同，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化成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社会现实，诚心正意地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其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与实现人的解放旨趣相通，与实现人的“类本质”路径相契。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不断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实践中推进了或推动着人的解放进程。这就是我们理解并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基础。这种必要性和现实性基础还体现在中国近代史振兴中华的目标或原则所存在的巨大误区上。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近代史反思自己落后并提出振兴中华的历史逻辑是：“富国”必须“强兵”，“强兵”必须“改制”（即君主立宪制改革），“改制”莫如“共和”，“共和”必须“新文化”——归根结底是“富国”。首先，这些口号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从“天朝大国”傲视一切的心态跌落到承认自己“贫穷积弱”的无奈，甚至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到来之时，我们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时，只能呼号“救亡图存”。一句话，我们最终在器物、制度和精神等不同层面上全面否定自己、全面倭化自己，使我们的民族心理缺少坚实的“立足点”，这就直接表明了我们的反思缺少民族信仰、民族观念和民族立场的价值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即使从一般意义上反思，上述认识也存在偏差。难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目的仅仅是富有吗？国家之富、社会之富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避免贫穷、走向富强，可它绝不是我们国家或社会生活的目的。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是公平正义及文明兴盛，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就是公平正义的人类先进性表达——“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即人的解放的实现。我们的近代历史，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或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历史，并没有把人的解放作为政治共识而提到历次运动过程的现实中来，成为反思的根据，因而，这些运动是自在的，也是短视的，所以“短暂”就成了这些历史运动的“命运归宿”。这种检视，给我们一个必要的启示：中华振兴必须以“人的解放”为实践目标并灌注到不同阶段的实际运动之中，否则，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3〕。事实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它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人的解放）为目标，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者就是中国化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守正”和“创新”。它“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及“人的解放”这个指导思想之“正”，这是理论创新之根；
“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在创新过程中、在自我否定或自我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守其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现实问题，带领中国人民改造中国、把握世界的思想原则与实践原则。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原则和逻辑进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追求真理、“掌握群众”的伟大实践。
“改变世界”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正是面对不同时代的“现实状况”，在改变中国“现存的事物”“使之革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推动着不同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显现着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①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与传统理解不同：重大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时代变迁的标志。重大的现实问题应当是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反之重大理论是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即核心的思维方式就是“实事求是”。进一步展开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现实条件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从解决主要问题或问题的主要方面出发。贯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人民获得幸福、中华民族得以复兴和“人的解放”得到实现。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军事、政治上的失败，清王朝从妄自尊大到妄自菲薄，与势力范围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先后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灭亡后，随之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在旧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酝酿而催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传、教育、发动并代表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后来为工农联盟）；
从一开始就以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并教育普通的中国民众；
从一开始就把“人的解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在中国担负起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担负起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半殖民地中国，徒有其表的国家“主权”被帝国主义操控，其实质就是用来统治中国人民。在后来的军阀割据时期，各大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军阀们成为实际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先后在中国各地，尤其是沿江沿海地区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他们控制的租界地，帝国主义“享有”“治外法权”，甚至有着驻扎他们本国军队的权利。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即使清王朝灭亡后，封建主义仍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即人身依附的等级关系强加给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现状的描述中，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中华民族要完成主权独立（即消灭半殖民地状态）、人人平等（即消灭半封建状态）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以“人的解放”为目标，首先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或人人平等的社会。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体现在中华民族“破旧立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语言方式上，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哲学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认知过程中面向事情本身，排除任何“先在性”或“先验性”的立场，使认知回到事情的“自然态”和人的“自然态”。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中国化表达。例如，经过32天的实地考察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事例对那些批评甚至指责农民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回答，为农民辩护。他指出：“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7〕再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认识旧中国社会既定的实际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社会不同的阶级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判断和分析：“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8〕
与面向事情本身相一致，“实事求是”同时也是“祛魅”的思想解放过程。在毛泽东思想那里，它所祛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租界地所实施的殖民统治之“魅”和封建主义对人民大众的统治之“魅”，直指中国人民独立与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联合一切应该而且可以联合的阶级（参见上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引文），尤其在农业人口占90%以上的旧中国，没有农民这支可靠的同盟军、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几无胜利的可能性。统一战线是为了“得民心”，为革命胜利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但是，要想切实可靠地夺取革命胜利、保障革命胜利，建立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这就是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三大法宝”的核心，只有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的建设，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和进行卓有成效的武装斗争。最终，中国共产党发动并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和在它的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一个时代，那就是“国家独立”。
完成国家独立的任务，对外，废除旧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在世界大家庭中中华民族对其他各民族的平等；
对内，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与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等价值上实现平等。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目标的完成和人的解放前提的达成，这使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面对人民普遍贫穷、经济萧条、思想混乱等社会现实，我们党需要“拨乱反正”。同样，党更需要以思想解放的姿态，以事实为依据，直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深层的实质性问题。反思这些深层问题，同样也是“祛魅”。因为在传统思想里，我们党以斯大林模式为“魅”，不可置疑、不可动摇地把社会主义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其后果直接导致了普遍化的贫穷。可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9〕正是如此，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第一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系统地回应并确证了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初期，我们对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以往具有固定模式的、不容辩解的和已经确立的元价值问题重新提出思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真实表达。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目的是使那个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抛弃“先在”的或固有观念的元价值强制，形成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直面自己的现实生活，彰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否定性的存在的观念〔10〕，为人的解放奠定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
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那时私有制将会自我否定直至灭亡，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成为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可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滞后、物资严重匮乏。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理论那里，“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既成的或预成的模式。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化理解或模式化道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背叛，都必将导致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异化。一句话，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破除传统元价值禁锢，才能真正解放思想，面对事情本身。
通过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集中精力引导全党总结和反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反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以后的各种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排除各种阻力，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清“和平”的世界大势，赶上“发展”的时代潮流，勠力同心实现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思想中转变过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谋求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政策上，对内朝着市场经济的目标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现中国经济的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带动国内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正是改革和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以中国经济社会巨大发展，不证自明地回答了如何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持续发展，我党不断总结经验、指导新的实践，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祛魅”态度，既真切反映和把握了世界潮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又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它之所以能够坚强地引导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不断发展进步，其深层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破除传统思维方式的掣肘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终极化或权柄式的教条主义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在大局和原则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另一方面它又在具体而微的展开过程中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通过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奔小康”，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保障人权和以人为本。在人的解放进程中，为实现精神解放和社会关系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和稳定增长的物质基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史乃至世界经济史的奇迹，解决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我们党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与目标要求。“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
习近平同志强调：“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第三次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13〕。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将会不断地丰富和“活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也不断地使我们的现实被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进程所照亮而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我们需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夙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总结、概括和提炼的结果，以此，它在实践中把我们这个时代全面推向未来。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是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必然，即推进人的解放进程的结果。这一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所处的环节是：如何使中国从富强走向富足繁荣、公平正义的文明之巅，使人的解放逐步展开其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并以此担当世界历史。具体说来，这一理论成果所呼应并作出回答的问题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依靠什么？国家富强文明之路的方式是什么？人民和谐幸福的样态是什么？中国应当如何顺应并占据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如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后者是使中华民族从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综上，可以清晰地透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三次飞跃，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三次飞跃承上启下、一以贯之地灌注着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逻辑，同时，它们也是中华民族自己的理论形态从“民族特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现实，反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实现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迭代更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实践逻辑要求我们既不能超越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去做理论目标要求下“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也不能在现有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抱残守缺”和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具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进一步补充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根据。
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实践的逻辑链条上，中国近现代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V字形，V字形的左边（即从高峰到低谷）象征了从“富国强兵”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图存”；
V字形右边（从低谷到高峰）象征着从新中国建立时的“一穷二白”，到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需要证明和显现出来的就是V字形右边，一段从低谷到高峰的历史，以表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基础上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特别是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国家独立——是其首先必须面对的现实。二战后，一个国家独立的标志如下：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政权被世界级大国所承认；
军事独立；
独立的经济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能源、交通、通信等体系；
文化与科技教育体系等等。这些条件对其它国家来说不一定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地理面积大国和世界人口大国来说就必须同时拥有。然而，在这些条件中，最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就是军事及与之配套的重工业体系和能源、交通、通信等体系的独立。由此，我们可以在总体上领悟为什么毛泽东在其思想的多方面内容当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中，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深层原因。同时，这也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原因。
为了“超英赶美”，当然实质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不得不优先支持发展军事工业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样一种经济发展顺序。比如，坦克生产线所需要的资金积累由生产履带式农业拖拉机的价格剪刀差来支撑，履带式拖拉机只有大规模集体农业合作社乃至大型国有农场才能购买和使用。①1959年秋，毛泽东对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殖民地进行工业原始资本积累，而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言外之意，在我国只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工业资金积累，尤其是军事工业的资金积累。结果是，一方面，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军事工业的独立自主；
另一方面，我们也加剧了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且由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经济单位完成的是行政命令要求的计划任务，甚至产品的创新也被纳入行政计划之中而组织专门的攻关行动，因此，经济单位不以效率或效益为目标导向，劳动者更多的是凭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国家、集体的热爱所激发的豪迈与自觉而行动。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上，我们已经建成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
为了配合军事工业生产，我们拥有比较完备的能源、交通和通信体系；
如此等等。这一切表明了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需要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新的历史阶段。如果固守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就会阻碍我们的社会发展而背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心。因此，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当提到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日程上来。
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尚处于冷战时期，邓小平同志就根据国际形势准确地概括出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从而为我们全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
改革，我们首先尊重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与普及，解决了中国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
在城市，开展多种形式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恢复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使得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相互竞争中产生效率与焕发活力。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我们根据改革时机不同，先后落实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14〕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15〕开放，首先创办厦门、汕头、深圳和珠海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
第二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第三步，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第四步，开放沿江、内陆和沿边城市。到1993年，我国形成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内激发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产生惊人的经济效率；
对外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不同领域的“世界工厂”。中国在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于20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有些资料认为，2010年中国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对的。当时英国尚未脱欧，欧盟是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2010年是世界GDP第二大国。2012年，我国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社会的转变，完成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总体上）的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中，自然产生这样的地区差别：沿海发展快于并高于内地；
东部和南部由于地缘优势或区位优势，其发展高于西部和北部。加之9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拆分并转和实行股份制改造，行业差距逐步产生。与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产生的工农业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叠加一起，在我国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这些差别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和“人的解放”原则显然不相称，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历史辩证法的表现。不过，如果我们不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我们也不会把这些差别视为“问题”，也就是说，正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并且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展现社会文明和实现“人的解放”。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推向新时代，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强调，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上，把社会文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精准扶贫”，在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在实现“共同富裕”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向缩小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等的差别上迈进，以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这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理由如下：经济发达意味发展充分，其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呈下降趋势，结果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在降低。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共享”支持欠发达、不充分发展的地区或行业，因地制宜寻求它们的经济增长点，其增长率会呈上升趋势，使得总体经济同样呈增长态势，我们生活幸福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共享”就是在促进“发展”，同时又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更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目标上前行。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内外资本和受资本逻辑影响，所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物的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并且特别强调，一定要在现有的“全面小康社会”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因为“共同富裕”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充分发展来否定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的解放。以现实的就业为例，现在我们的就业过程中，大家基本是趋利或以利益为导向的——趋向利益高的行业或地区，这种情况下，利益是“主动者”，我们只是利益引导下的“受动者”或“执行者”。相反，如果在“共同富裕”保障的社会前提下，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推断：大家将不再以利益为驱动，而以自身专长、兴趣或爱好为动力去“选择自己”——职业仅仅是表达自己能力的手段——尽管资本仍然起作用，但它不会形成对人的逻辑强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的解放，就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国人民智慧与创造的表征，它们的每一次飞跃都是顺应现实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则在现实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表达了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不同诉求。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是同一个逻辑的不同方面。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两者相得益彰，共同铺就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人类解放之路，共同绘制人类文明新形态。
猜你喜欢 中国化逻辑马克思主义 刑事印证证明准确达成的逻辑反思法律方法(2022年2期)2022-10-20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①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湘潮(上半月)(2021年11期)2022-01-15逻辑中学生百科·大语文(2021年11期)2021-12-05创新的逻辑纺织科学研究(2021年7期)2021-08-1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当代陕西(2019年11期)2019-06-24马克思主义穿起了中国的粗布短袄当代陕西(2019年10期)2019-06-0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5期)2017-11-27女人买买买的神逻辑37°女人(2017年11期)201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