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东报纸副刊出版考述
赵 泓，张璐萍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 511400)
报纸副刊是考察社会思潮和社会观念变迁的一扇窗口。目前，报纸副刊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这些地区的副刊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相对来说，广东地区的报纸副刊研究还较为薄弱，尤其是广东民国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因此，本文欲通过梳理第一手材料，厘清民国时期广东报纸副刊的发展脉络，总结归纳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刊发特征，以丰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
辛亥革命之后，新思潮纷纷涌入，民国思想界虽然有了一些新气象，但旧观念、旧文化仍然顽固，广东亦体现出“新”“旧”并呈的明显态势。作为地方的表征，广东报纸副刊也呈现着新旧势力的较量，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思想逐渐形成为压倒旧势力的力量。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报业出现了一个发展小高潮。在广州，仅1912年便有15种报刊创刊，“报刊总数达58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1]。但传播限制的放宽并不意味着传播内容的更迭。“近代报人多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为早期的报纸副刊涂抹了浓重的传统文化底色。”[2]36因此，这一时期的副刊内容仍然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与低级趣味。如，销量最大的《国华报》副刊仍以情爱小说、猎奇小说为主；
汕头的《公言日报》虽然反对军阀割据，揭露“暴民猾吏”利用舆论工具为自身利益服务，但其副刊《杂箸》(后改名为《谈丛》和《新诸子百家》)多刊登清闲文学，并未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随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副刊也反映了一些新时尚。如1916年8月8日的《国华报》副刊就刊载了一篇名为《电光》的文章，而“电”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另外，在版面形式上，此时的报纸副刊虽然还没有固定名称，但已开始对各类作品进行归类出版，如“社会小说”“笔记小说”“轶闻”等初步具有了栏目意识。
1919年之后，广东报纸副刊开始有了明显改观。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受到新青年与进步学者追捧，他们以副刊为阵地进行试探性宣传。如，1918年创刊、由孙中山题名的《大岭东日报》，以弘扬五四精神为己任；
1923年潮汕知名民主革命先驱吴子寿创办的副刊《新文化》，刊登潮汕五四青年作品，提倡新文化；
1927年2月26日广州的《国华报》副刊发表《新的就是马克思》《科学女儿说明》等文章，出现了“马克思”“科学”等时髦词汇。尽管1919年之后进步副刊不断涌现，但文艺副刊在这一时期仍占据主导地位。
广东报纸副刊发生显著变化是在陈济棠主粤时期(1929—1928)。这一时期广东局势相对稳定，经济与社会面貌有了较大改善。陈济棠相对开明的施政理念与教育政策促进了经济、教育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聚集副刊，使副刊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明显增强。
此时期广东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报纸副刊尤为明显。“几乎每一份报纸上都会设置专门的副刊版面，再不济也有副刊栏目，最后发展成了综合性和专门性副刊。”[3]此时的广东报纸副刊逐渐脱离满足市民消闲的主旨，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与新生事物，如《汕报》副刊《微笑》，作为综合性副刊发表了《新救国与老救国》等文章，关注青年爱国却找不到门径等社会问题。此时期，广东学者牵头创办了不少着眼于社会现实与新生事物的报纸副刊，在广东报纸副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国立中山大学的学术团体通过创立副刊传播现代知识，使报纸副刊的编辑形态和文化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2]173按学科分类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既包括《戏剧研究》《新农林半月刊》《现代教育》《现代政治》《艺术周刊》等多种专刊，也包括《现代青年》《晨钟》等综合性副刊，丰富多样的副刊不仅方便了学者之间的交流，还成为连结学术界与社会民众的纽带，承担着“向导国民”的责任，一方面引导社会民众进一步了解西方知识，另一方面刊文扫除封建思想残余。同时，作为知识精英分子的发声筒，副刊也具有向官方权力阶层“喊话”的功能。学者们以副刊为矛直陈当局弊政，以社会事件为切入点，深挖暴露当局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够制定并推行“学术治国”的思想方针。
在新思想新文化浸润下，民众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在报纸副刊的互动栏目上可见一斑。如，《广州日报》副刊《平民宫》设置了“平民言论”栏目，鼓励民众参与公共建设，推进公共事业发展；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健康生活》开设了“通讯”栏目，副刊编辑(西医学生以及医院医生)用西医的治疗方法对读者来信中反馈的一些卫生健康问题进行答复，并公开发表在“通讯”栏目上，以引导民众正确认识西医。从来信提问的情况来看，民众对西医逐渐认可与接受。
虽然很多小报仍然大量刊登色情、低俗文章，但正如左玉河在《民国社会生活史》中所言，“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是随着中国人对西学认知及西学东渐的变化而逐次发展的”[4]。报纸副刊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成局部抗战的局势，广东报纸副刊对此颇为关注。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经常刊文分析和研究国际形势，并设置专题讨论东三省沦陷的原因和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但讨论的中心仍是如何在“训政”时期完成三民主义纲领中关于国家建设的任务，实现国家的振兴与富强。
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在建项目被迫终止，广东进入战时状态。为了发动群众参与抗战，广东报纸副刊几乎皆以“战”为主基调刊发作品，全方位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文艺副刊多以抗战文学创作宣传抗战，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情绪，如《华商报晚刊》副刊《灯塔》刊登了《家乡沦陷了！》《与抗战有关》等抗战文学作品。《建国日报》副刊《国风》《艺术生活》之前刊发文艺作品并没有特定主题，此时全部刊发爱国情怀主题的作品，如《投向祖国的怀抱》。“他们这一次投到祖国的怀抱，告诉了顽强的敌人：中华儿女的精神是伟大的，永远不会死灭的！中华儿女是不可利用的!”[5]直白的表述直指人心，读后令人心潮澎湃、情绪高昂。
此时期，带有学术性质的副刊主要从学术视角探讨当前局势，如《光华日报》副刊《文萃》主要刊载政论文章，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剖析入木三分；
《大光报》副刊《动员周刊》《烽火》刊登了《欧战爆发后的上海》《法国前线防御位置》等文章，通过呈现国内外的战况和预测战争趋势，让民众感知形势的危急，警示民众随时作好战争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副刊在动员全民抗战时凸显了青年、新闻工作者和妇女这3个群体的作用。
首先是青年群体。青年群体是报刊的主要读者，五四运动之后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青年和学生，他们自然成为抗战动员最先考虑的对象。《建国日报》副刊《国风》刊发的《漫谈领导青年》一文论述了如何领导青年群体积极抗战：“由于青年们大多未培养三民主义的意识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因此，他们对革命工作源于热情与决心，便必然流于冲动性而不能持久，这便需要我们的青年领导者对症施药了。”[6]
其次是新闻工作者。新闻业是近代新兴行业，全面战争爆发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在报纸副刊中谈论广东报业，其中也有涉及新闻、编辑等职业的讨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家需要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舆论战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工作者显得尤其重要。报纸副刊上有不少关于新闻工作者如何打好舆论战的讨论。如，《大光报》副刊《青年记者》刊发的《论新闻工作的战斗性》一文，就强调了战时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首先他要正视这现实，并且要有勇气改革这现实，与一切丑恶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事物，不断战斗，而第一目标就是敌人，和帮助敌人的奸狗。”[7]
最后是妇女群体。广东是中西方文化最先发生碰撞、交融的地区，又经历近代教育的浸润，对两性关系的认知较国内其他省份有深刻变化；
同时，作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比较活跃的省份，在女子参政和受教育方面广东也走在国内前列，所以此时期的广东报纸副刊经常出现称赞妇女积极抗战的文章。如，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编的《大光报》副刊《生产妇女》，有篇文章《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义》写道：“正如中国现在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可分离一样，在民族没有挣脱敌人的枷锁而得到解放，妇女决不能超现实地得到解放的。”[8]文章从妇女角度出发，认为妇女实现解放与独立的前提条件是整个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所以妇女应主动加入到民族解放运动当中。不过，对妇女群体的动员也有意识形态较量与党派争夺的意味。“在抗战文化背景下所倡导的女性解放，都是党派力量对女性的建构，都以党派利益为宗旨。”[9]
实际上，所有党政之外的群体都不可避免地被党派斗争所利用，报纸副刊在鼓动这些群体的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政治立场与方向：“诸位青年们，你们如平心静气的去研究三民主义，你们定能发现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策的伟大，他的三民主义不但顺应世界文化的潮流，而且本在于我国的历史，适合乎我国的国情。”[10]与此类似的文字无一不在宣示报纸副刊的政治立场，试图说服被动员的对象。因此，此时的报纸副刊不仅是全国抗战宣传的阵地，更是党派的喉舌。
在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国统区的报纸副刊探讨的内容以学科专业为主，可称之为“学院派副刊”。纵观民国时期广东报纸副刊，不难看出学术副刊自五四时期已出现，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以及由国立中山大学学会成员自行创办的各种报纸副刊。抗战胜利后，广东逐步恢复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事业，对于当时广东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言，报纸副刊成为学术成果对外传播的园地。如当时的国民党党报《岭南日报》，由中山大学牵头，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术副刊，包含政治、科学、教育、经济、医学、文史等多个学科，以周刊形式更新，内容以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兼及国外学术介绍和学者之间的辩论。
自五四时期始，广东报纸副刊就多以关注社会现实为己任。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阶层更是借用广东乃至全国出现的社会事件开展专题讨论，如1945年昆明罢课事件发生之后，《华商报》以专题形式在副刊《热风》《青年园地》上展开讨论，全面分析罢课的原因及影响。学术副刊开设专题栏目能够让学者更加集中地探讨和辩论社会事件，有利于民众更为清晰地了解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督促当局妥善解决敏感事件，改善了以往因分散刊登、舆论力量不集中最后事件不了了之、没有结果的状况。
与学术副刊相比，文艺副刊只是在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此阶段的文艺副刊已经少有低俗吸睛的小说，多数刊物不屑刊载此类文章，如《华商报》副刊《热风》在刊首语中写道：“综合性副刊讲求趣味，形式上也力求轻松，但决不像一般的‘风’字号的刊物那样，单成为洋化少爷消解的消闲品。”[11]
文艺副刊虽然仍保持消遣功能，但是在减少刊发缺少内涵的笑话和小说之后，已经开始转向注重文艺性、思想性。如，《广东日报》的副刊《文苑》《岭雅》，偏重文学作品和评论；
《华南日报》的副刊《白云》为综合性副刊，刊发文史哲、教育研究、古今诗词、人物传记、小说戏剧、随笔小品、民俗风土、绘画木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文章；
《广州日报》副刊《红棉》和《白云》相似，市民趣味更浓，主要刊登短篇小说、奇闻趣事、剧讽漫画等。虽说都是消闲类报纸副刊，但由于办报宗旨不同，不同的报纸副刊在稿件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区别。
报纸副刊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传播新知的阵地，也拓展了他们议政的平台。“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颁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独裁管制。”[12]广东知识界则通过报纸副刊表达了“学术治国”“专家政治”主张。如，《政治周刊》在讨论党派民主与民生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时，对难民问题有如下表述：“依民国二十一年的调查，广州无住所的人口只有二千一百十五，两者相较，可知战后无住所的难民问题，是何等严重了。……原来此种现象，与当时生活必需品之价格的上涨，极有关联。特别米价的高昂，对于贫民影响尤大。”[13]
此时期，在针对具体社会问题时，知识界虽然立场不尽一致，但他们都希望激发出民众的“国民”和“公民”意识。五四以来广东报纸就开始为民众专刊解答疑难，抗战胜利后诸多报纸副刊更是纷纷开设互动栏目，尝试与大众交流，启迪民众树立“监督权”意识。学者们希望能够走出象牙塔，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学术治国”“专家政治”主张，带动更多民众参与国家建设。而此时期的报纸副刊也成为学者们传播新知、启迪民智和建言献策的平台。
(一)报纸副刊编辑的身份革命与民众关系的演变
副刊编辑主体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主要是指具有一定编辑能力、审美认知能力并从事副刊编辑的人。民国背景下，广东报纸副刊编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要厘清这个群体身份的转型过程，需要将其与副刊受众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
与当时的报人一样，封建帝制的瓦解导致民国报纸副刊编辑的身份完成了一次重要变革：由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变成普通市民。而且广东又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最早的省份之一，离中央权力中心较远，这种身份变革更加彻底。“他们在一体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中，与普通市民浑然一体。他们的文化劳动产品，只有市民的认可，才能真正赢得市场”[2]77。也就是说，民国初年的报纸副刊必须要迎合市民趣味才能获得生存。因此，早期报纸副刊以刊发小说为主，内容偏消闲娱乐。
随着近代社会转型与广东都市的繁荣发展，新文化运动时期，广东报纸副刊编辑与民众的关系也随着文化革新得到转变。“他们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得到了改善，一批留学外海、求学外地的青年回到广东，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创办了许多宣传新思潮的报刊。”[14]新思想与新文化的传播主导权到了知识阶层手中，更有助于他们利用报纸副刊引导与教化民众，而民众对于新文化与新思想的认可便是民众脱离低俗趣味的开始。作为知识阶层的“话语空间”，报纸副刊为媒介输出话语，加深了民众的认同。“这一时期，广东兴办了多所大学，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广大师生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武器，对社会变革投注了极大热情，在编辑形态建构过程中显示了旺盛的创造力。”[2]73至此，民国时期的广东报纸副刊形成体系，副刊话语权也逐步转移到了编辑身上，副刊风格逐渐专业、严肃、文艺。
(二)报纸副刊性质决定了出版内容
虽然有名义上的法律保护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广东报业受体制约束很大，即使是商业性报纸也有半官方性质，再加上所谓非常时期下“要求新闻记者舍弃对新闻自由的绝对要求，并且按照‘国策’‘党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审查”[15]25，报纸副刊内容都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筛选。但除了政治立场，官报与民营报纸的副刊在内容上又有所差别。
一方面，官报副刊和民报副刊在内容选择方面有所不同。“广州当局希望通过办报开启民智，提升市民素质。”[16]35因此官报副刊在选题上格外注重政治性与知识性，试图通过副刊传播“新知”，启迪民众。像《岭南日报》《广州日报》《广州民国日报》这样的机关报和党报副刊都有各类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的周刊；
而在消闲性方面，官报副刊则偏重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尤其注重电影与戏剧，会经常介绍国内外知名电影及艺术作品。同时，官报副刊的版式设计也相对严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晨钟》《统计周刊》等，因为内容高质、栏目固定，受到学者和知识青年喜爱，得以专辑出版。而民营报纸的学术副刊不多，为了增加销量往往会迎合读者需求。清末民初副刊性文字刚出现时，民营报纸只刊登一些消闲作品和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类作品有所减少，但是为了占据下沉市场，仍会刊登。当然，民营报纸的品位也在逐步提升，像《国华报》副刊《新野》、《珠江日报》副刊《潮声》、《华商报》副刊《灯塔》都会征集一些质量较高的文艺作品，并品评时局，动员民众加入抗战队伍。
另一方面，综合性副刊和专门性副刊在内容选择上也存在差异。副刊的本质就是“兼容并包”，也就是“综合性”，因而有学者将“综合性副刊”定义为“大都有文艺色彩，运用多样化体裁，反映社会面貌，丰富文化生活，介绍科学知识”[16]。从这个定义来看，广东报纸的综合性副刊颇多，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刊名，不以专门题材或范围来定刊名的基本都是综合性副刊，如《晨钟》《现代青年》《烽火》等。不过《晨钟》《烽火》偏文艺副刊，而《现代青年》更偏学术，其主编何子恒曾多次调整副刊选题，但是始终坚持以社会科学研究和论辩为主。另外，综合性副刊只限制体裁，对选题的要求较为宽泛，再加之文艺作品大多篇幅较长，因此常常出现一篇作品连载好几期的情况，很少做到每期有新内容。在这一点上，专门性副刊明显不同。首先，专门性副刊只刊登某领域范围内的作品，如《华商报晚刊》副刊《新美术》、《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戏剧》等艺术研究类周刊。为了方便学者们进行研究，专门性副刊刊发的文章篇幅都比较短，尽量一期排版完成，编辑也非常注意调整作品刊登顺序。其次，这类刊物价值更高。专刊主要发表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文章，如《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武化周刊》主要介绍军事知识和军事形势，《新农林半月刊》则主要是针对农村状况提供农业发展建议。这些副刊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最后，专刊的“通讯”和互动性栏目更具针对性。因为这些专刊往往由专家和权威人士主编，他们提供的消息准确及时，又贴近民众，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戏剧》“消息通讯”栏目会在第一时间向民众提供国内外著名剧院动态和有关戏剧的消息。
当然，民国时期的专刊处在中国报纸副刊改革的起点上，用现代专刊来定义民国报纸专刊显然是不合适的。此时期的专刊，若缺乏具有较高专业水平且稳定的副刊编辑，很难维持“专刊”状态。所以说，像《广州民国日报》这样拥有稳定专业编辑群体及能够长期对口供稿作者的报纸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多数专刊只是为满足特定读者群需要而单独创办的刊物。
(三)复刊与增刊现象
增刊的出版表明当时报纸的杂志化现象较为突出，这既是报业竞争的结果，也是报业繁荣的表征。“虽然增刊带有自我宣传的色彩，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本土报业的内涵。”[17]在整理广东报纸副刊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广东报纸复刊和增刊现象很普遍。民国初年广东光复后，许多遭清政府查封的报刊复刊，连带着副刊也一起回归。国民党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创办了许多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国共合作后，革命刊物更是兴盛一时，许多出版社通过复版、加大印刷、增益酬金等行为大批地发行刊物。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社会科学运动》在1932年因社会需要有媒体宣传民族精神而复刊；
1940年《大同报》复刊《青年群》欲领导青年群体救亡图存；
1946年抗战胜利后《文艺专页》增刊，以专门探讨文艺。可见，广东报纸的副刊复刊与增刊大多数都与当时的政情有密切关联，目的相对明确。
综上所述，受不同时期社会形势影响，广东的报纸副刊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它从抗战前的“新”“旧”并存，转向抗战中的以“战”为主，抗战后又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园地。广东的报纸副刊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脱离了供读者消闲的出版主旨，进而成为党派的喉舌和传播“新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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