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陈 燕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初次分配的极化效应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显著，这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再次重申：“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③这些政策目标都表明，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初次分配改革来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
共同富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焦点，最近的研究成果聚焦于以下方面：共同富裕的内涵、难点及实现路径，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联系。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考察，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实等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促进发展。“共享”不等于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而是一种合理的、有差别的富裕④。蒋永穆等认为，理论上共同富裕的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强调生产力所要达到的“富裕”水平，第二层次是“共同”所反映的全体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共享程度，第三层次是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基于前两个层次的实现所要达到的理想发展状态⑤。唐任伍等认为，从理论内涵看，共同富裕是一个融过程和结果于一体的阶梯式递进的动态概念，是社会持续走向善治的长期渐进过程⑥。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学者们分析视角各不相同。黄茂兴等认为，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依然存在，其中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⑦。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看，邱海平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下，所谓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要实现个人财富的均等化，也不可能实现所有个人财富和收入的同速增长，而是要通过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逐步缩小社会各阶层和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差距⑧。侯为民认为，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要全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既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又要更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及贫富差距、更好地推动共享发展，需要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高质量发展健全促进公平分配的政策和措施⑨。韩文龙等认为，新发展阶段要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还权赋能三个角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⑩。
关于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尚未形成共识。钞小静等认为，可以从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来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五级分类法对各个基础指标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作出初步判断，采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BP神经网络分析法”的复合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合成，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胡联等选取农村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和公共服务差距四个维度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进行了全面评估分析?。沈费伟等从发展、分配及保障三个维度对浙江省农村共同富裕建设成果进行了全面评价?。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如汪进贤等研究指出，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显著降低了居民收入极化程度，且在城镇地区再分配效应更明显?。罗楚亮等通过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13年和2018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发现，这一时期导致收入差距缩小与扩大的因素相互抵消，收入差距总体呈高位徘徊的相对稳定状态?。也有学者将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联系。孙豪等从收入分配制度从重效率向重公平转变的演进逻辑出发，估算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比例关系?。李实等从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论述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提高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能力为宗旨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张杰等认为，初次分配机制是一国收入不平等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性、基础性、决定性因素，国民三次收入分配机制结构的核心在于初次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而二次、三次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不宜被夸大或高估?。
现有文献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途径及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的探究较为全面，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鲜有文献将初次分配从收入分配中抽离出来单独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厘清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内在逻辑、初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提出初次分配改革助力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长期的远景目标，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要将共同富裕这一长期性的目标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首先，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目标的一致性。宏观层面的社会分配关系由社会所有制结构决定。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从而分配结构也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发展目标，需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共同富裕本身就包含“共同”与“富裕”两部分内容，过去的分配政策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权衡，也体现在“共同”与“富裕”之间的权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二者由此消彼长的权衡取舍关系向共生共享的共存关系转变。现阶段的“共同”体现为发展机会的“共享”，而“富裕”在现阶段还不是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地被解释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因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都是为了极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图1勾勒了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联系。
图1 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其次，从收入分配内部关系看，初次分配改革对共同富裕起决定性作用。第一，从分配的比例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并且比重最大，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调整补充，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体系内占的份额极小，且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学者大致测算了我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比例大约为82.68%、17.18%和0.14%?。第二，从三次分配的政策侧重点看，初次分配关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效率。再分配关注社会公平，对初次分配的不合理环节进行适当调整和补充，尤其关注社会底层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三次分配侧重于弘扬扶贫扶弱的中华文化。第三，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对应的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最后，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这里的收入分配指的是流量分配，财富分配差距指的是存量分配的差距。财富的存量差距由流量分配的历史积累形成，财富的存量差距也会直接影响收入的流量分配差距。初次分配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收入积累效应下形成居民个人财富的差距，而个人财富的差距直接决定下一轮收入来源的差异。个人财富的存量差距，最显著表现为个人持有的可用于投资的资产的差异，从而拉大居民个人资产性收益的差距。存量属性的资产，包括城镇房产等实物资产，也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无形资产。实际上，因为各种资产占有的差异性，居民间贫富差距可能远远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初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关键联系在于，收入的流量分配差距和由之积累形成的财富差距会放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社会分配由开始的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由资产占有差异及各种生产要素占有差异共同导致的发展机会差异。个人财富的存量差距，最显著的表现是个人持有城乡房产资产的差异性。在城市化进程中，得益于各地土地财政的刺激政策，城镇居民房产增值的速度远大于农村自建房的增值收益，而且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发育不足、农村自有住宅的非商品性限制了农村房产的增值空间，农村居民房产收益几乎为零，仅房产收益形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财富差距巨大，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
初次分配处于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关键性的地位，初次分配的极化效应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生产力依然不够发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将长期存在，需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尤其是要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初次分配领域，始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扩大劳动报酬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重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初次收入分配秩序更规范、更合理。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改革存在诸多现实难点，初次分配改革助力共同富裕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一）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处于次要的地位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是相互联系的，生产决定交换、消费和分配，而生产是由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的，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决定社会生产的关键因素。我国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要求扩大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企业内部存在按劳分配的比重不足、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不高、劳动者工资行业差异大的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国有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108132元，农林牧渔业的国有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46047元，建筑业国有单位员工平均工资为66779元，金融业国有单位员工平均工资为161584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有单位员工平均工资为129707元?。一些国有企业负责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供给，并非完全的市场化经营主体，其经营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类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很可能低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职工劳动报酬。从非公有制经济来看，相对于资本的强势地位，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导致劳动力工资增长乏力；
非公有制企业雇佣的劳动者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极少，大部分劳动者只能获得作为劳动力要素报酬的工资。
（二）区域发展差距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其一，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横向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集中表现。东部经济发达，市场化改革比较深入、彻底，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要素在区域市场内自由流动性高、各种生产要素利用率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较为充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反哺作用更为明显，因而城乡差距相对较小。浙江省之所以能成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城乡发展差距较小是其显著优势。西部经济发展受制于地形、人口集中度、市场要素集中度等因素，城市发展规划以中心城市发展为主要目标，城镇发展相对不足。西部人口除了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以外，更多地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跨区域流动特征明显。因此，西部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数量更大、居民收入增长机会较少，城乡差距较东部地区更大，见表1。
其二，从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收入的对比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广泛，农村居民收入以外出打工的非农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匮乏。有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增长4.1%；
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增长1.3%。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4432元，比上年增长8.8%。城镇居民除了工资性收入之外，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2021年，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
农村居民1893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0，比上年缩小0.06。
表1 东部、中部与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三）非公有制经济内居民要素占有差异引致居民收入分配极化效应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城乡居民就业和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初次分配的实践看，非公有制经济内按劳分配表现为劳动者按照雇佣劳动合同规定的工资取得劳动报酬，资本、土地、管理、技术、数据等各生产要素则按照其对生产的贡献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非公有制经济内资本的逐利性限制了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报酬，加之劳动者集体的议价谈判能力不足，工资增长乏力，而其他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范围更广，取得的报酬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下生产要素占有的多寡直接决定收入报酬的多寡。由于城镇及农村居民在生产要素占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内在地决定了城乡居民在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从城乡居民生产要素占有的差距深入分析，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掌握的生产要素更多，城镇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较高。我国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房产和金融资产的要素收益。我国农村居民的财产主要有住宅和土地。农村住宅为自住房，几乎没有商品化，并不具备市场价值，不可用于市场交易及金融市场的抵押融资，实际上是不可动的资产，资产增值空间十分有限。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不完善。农村居民可获得的收入主要以务农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来源匮乏。此外，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力资本积累较充足，从而人力资本投资规模要远大于乡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形成的高级劳动力、技术、管理等要素在非公有制经济内的要素报酬较高。从最新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数据要素报酬分配看，以数字基础设施“接入差距”为特征的一级数字鸿沟和以数字技术“使用差距”为特征的二级数字鸿沟，正在引发以数字化“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三级数字鸿沟。城市居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城市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镇居民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新发展机遇把握能力更强，拥有更多的数据要素，按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城镇与乡村居民对数据要素的占有差距和将数据要素投入生产的现实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非公有制经济内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差距。
（四）农村居民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增长有限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性。工资性收入为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低收入群体则以财政补贴等形式的转移性收入为主。一方面，农村初次分配中农村居民按劳分配取得的收入较少。农村居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倾向于外出到发达地区务工，但农村外出务工人群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高级劳动技能不足，农村外出务工的就业选择以城市建筑工人及各服务行业的低端就业人员为主。农村居民外出务工获得国有企业的就业机会较小，多数在非公有制的企业就业。按劳分配的份额以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劳动合同规定工资为基准，并不包含诸如社会保险等城市生活保障收入，农村外出劳动力几乎不参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分配。另一方面，农村初次分配中居民按照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取得的收入也较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极为不足。农村居民占有生产要素较少，且生产要素多为集体资产，无法具体落实到个人收入分配。农村的生产要素包括农业生产的必要生产要素、农村土地资源、农村宅基地、农村金融要素等。现阶段，农村土地资源为集体所有且有耕地保护红线的限制，农村土地资源难以全面开发，农村土地要素的收益明显低于城镇土地要素收益。农业经营依然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农户经营面临与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经营有效衔接的问题。村集体经济依然存在产权模糊、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经营效益不足、产业发展单一滞后等弊端，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甚微。农村居民自有住房和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有限的实物资产，因为无法进行市场流通和金融市场的抵押融资，资产收益率较低，农村居民仅有的资本要素得不到相应的市场报酬。农村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问题逐渐显现。偏远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增收渠道非常有限。
初次分配秩序不规范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显著的影响，必须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劳动者收入增长乏力、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等棘手问题。具体而言，要在公有制范围内推进劳动者按劳分配报酬的增长、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无限扩张以增加劳动者报酬、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报酬占比。尤其要注重拓展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要利用好精准扶贫和脱贫政策的产业、资源、资金，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效益，强化集体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心骨作用。此外，还要激活农村闲置的要素，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入改革，提高土地要素的增收效益，拓展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出租等经营效益空间，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一）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在国有企业范围内，要推进初次分配改革，解决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内部分配问题，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以增加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性收入。要建立企业业绩与负责人薪酬挂钩的机制、完善经理层市场化薪酬机制，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的内部薪资结构，适当降低高管的过高收入，增加基层劳动者的利润分配比例。要设法增加国有企业基层劳动者的企业入股分红，提倡给国有企业全体劳动者派发股份，使其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要鼓励国有企业劳动者努力提升职业技能及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转变，形成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互相促进的格局，提高国有企业内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此外，要利用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契机，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实现效率提升与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相匹配。尤其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分类改革，要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就业增长、职工工资收入及利润分享的提升效应。
（二）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差异。城市居民享受更为丰富的资源、更为优越的市场条件、更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在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方面对比乡村居民优势明显。未来，要在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目标下，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财政支持，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就近安置劳动力就业。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尤其是要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房产收入差距，推动农村宅基地合法入市，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及农户自有住房的市场交易。要在坚持粮食安全的原则下坚决遏制农村土地非农化的趋势，将农村集体建设经营性用地和非生产性用地统一规划发展，堵住农村部分人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非法收入渠道。此外，要想办法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拓宽农村居民投资的渠道，尤其是要拓宽农村居民投资金融市场的渠道，帮助农村居民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
（三）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引起的收入极化
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生产要素容易向极少数群体积聚，存在要素配置的极化现象。一方面，要限制要素配置的极化作用，鼓励劳动者提高自身的要素累积，提高除工资报酬以外的其他要素收益。这要求在初次分配中，限制资本要素的强势地位，鼓励劳动者积极创新创业，提升自身的劳动技能，积累管理、技术、知识等要素，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强化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劳动者的力量，增强其与资本对话的谈判能力，限制非公有制企业对劳动力的过多盘剥，增加劳动报酬。同时，将公司股份和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有贡献的劳动者，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内劳动者的股利和分红收入。此外，在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态下，鉴于各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垄断经营性质，要严格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打破各大平台垄断竞争的逐利模式，正视数字经济模式下劳资关系紧张的问题。从初次收入分配看，特别需要注意各互联网平台培育的超大规模企业对其他市场主体的恶意竞争、对平台雇佣的劳动力过度压榨的问题，规范数字经济的要素市场及商品市场，避免一家资本独大形成的垄断格局，尽可能将数字经济的发展福利普及大众，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优势为新行业新业态下的新就业劳动者谋求更多的收入报酬。在农村，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国家新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的前提下，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建设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和盲目逐利性，需要规范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建设，将资本要素投入到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急需行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利用好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利用电子商务带来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农业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提供便利，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数据要素作为最新的生产要素，如何规范其分配，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数据要素可以用于生产投资，但数据要素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又增加了要素确权的难度，数据要素的收集、整理及加工投入生产的成本极高，个人占有数据要素用于生产的条件极为苛刻。未来，要进一步规范数据要素市场，明确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数据要素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权。
（四）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
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对农村既有集体经济资产要精准核算，厘清现有集体资产的数量和规模，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将集体资产用好用活，并且要将集体资产的收益项目落到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名下，减少集体资产收益的集体留存，避免部分集体资产管理人员侵吞资产、将集体资产的实际收益占而不分；
对农村留作发展的集体土地资源要谨慎处置，避免集体土地资产流失的问题；
要将之前精准脱贫发展起来的集体产业、专项资金综合利用起来，探索将集体资产通过股份分配的方式具体分配到农户家庭及在籍农民个人名下，鼓励将集体资产投向市场，鼓励集体资产与社会资本合作实现股份合作经营，尽可能增加农村居民的资产收益；
要重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提高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绝对贫困消除以后，精准扶贫政策还将持续一个阶段，对于极易致贫返贫的低收入群体，要加大对有劳动能力群体的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的安置工作，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对无劳动能力群体的定向精准投放，增加这部分极易返贫的低收入群体的兜底保障性收入。
（五）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居民财富积累的差异引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现有分配体制下，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位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分配原则。但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仅有按劳分配，也有按生产要素分配，居民财富积累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居民间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要注意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差距引致的收入分配差异的扩大效应，在现有分配制度下，需要规范居民财富积累的机制，针对高收入群体财富过快增长的趋势，要积极引导资本要素规范参与生产和分配环节，限制其利用资本的优势地位实行市场垄断和过度榨取剩余价值的逐利行为，引导资本向激发创新、激励创业、拓宽居民财富收入增长来源渠道的积极方向发展。积极引导资本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的主要着力点。
注释：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产经》2022年第1期。
②《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3月13日。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
⑤蒋永穆、豆小磊：《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⑥唐任伍、李楚翘：《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⑦黄茂兴、张建威：《促进城乡间分配的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3期。
⑧邱海平：《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⑨侯为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再认识与再建构》，《改革与战略》2021年第11期。
⑩韩文龙、蒋枢泓：《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钞小静、任保平：《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7期。
?胡联、王娜、汪三贵：《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评估及面临挑战》，《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
?沈费伟、戴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内涵与指标体系构建——以浙江省为例》，《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3期。
?汪进贤、汪晨：《中国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对收入极化的影响》，《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
?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孙豪、曹肖烨：《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张杰、秦阿杰：《构建与共同富裕价值观相适宜的中国企业制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按行业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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