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葡汉辞典》编写背景与作者考
□［葡萄牙］卡洛斯·阿颂桑（Carlos Assun??o） 张敏芬
历史上第一部《葡汉辞典》是16 世纪末耶稣会东方海外扩张背景下的产物，是该教会在华传教政策的贡献之一。文化适应政策是耶稣会在华采取的最主要传教策略，即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精英阶层——文人之文化，而与之紧密相关的即为语言政策。国内对该词典的研究不多，主要有董少新对词典中中医词汇的研究a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407 —434 页。，王铭宇b王铭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词汇问题举隅》，载《励耘语言学刊》2014 年第1 期，第138 —150 页。和杨慧玲c杨慧玲：《利玛窦与在华耶稣会汉外词典学传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6 期，第124 —126 页。等也从语言学和历史角度做了一些研究。国外学者则较早注意到了该词典的重要性，不仅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对作者身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思考，如杨福绵（Paul Fu-mien Yang，1925 —1995）的《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语言导论）》dPaul Fu-mien Yang, “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Revised Version of Yang,” John W. Witek (ed.),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Lisbon: Biblioteca Nacional /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 San Francisco CA: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p. 171–209.，狄尔特·梅斯纳（Dieter Messner）的《第一部葡汉双语词典》eDieter Messner, “The First Portuguese Bilingual Dictionary Resorting to a Foreign ‘Modern’ Language – Chinese,”Review of Culture, 2nd ser., 34–35, 1998, pp. 281–291. [Revision of Messner (1995).]， 路易斯·菲利普·巴雷托（Luís Filipe Barreto）的《魏若望〈葡汉辞典〉综述》fLuís Filipe Barreto, “Rese?a de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John W. Witek (ed.),” Bulletin of Portuguese Japanese Studies 5 (2002): 117–126.，乔治·詹姆斯（Gregory James）的《利玛窦的词典学》gGregory James, “Matteo Ricci’s Lexicography,” The Hong Kong Linguist 13 (1994): 39–42.，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西方传教士的汉语词典》hFederico Masini, “Chinese Dictionarie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Xiaoxin Wu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e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Nettetal: Sankt Augustin, 2005, pp.179–193.，康华伦（Valentino Castellazzi）的《关于所谓利玛窦和罗明坚〈葡汉辞典〉的一些分歧》iValentino Castellazzi, “Some Discrepancies about the So-called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nd Antonio Ruggieri,”Zbigniew Weso?owski（ed.), The Sixth Fu J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Early European(1552–1814) Acquisition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s. Symposium Papers.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2011, pp. 181–212.等。其中康华伦是迄今为止对该词典的罗马字注音系统进行最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其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以下结论：“如果说这部词典中的葡萄牙语词汇是由一个抄写员抄写，罗马字注音是由一个精通葡萄牙语拼写法的人完成，汉字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而词典中的意大利语部分很少，那么罗明坚和利玛窦在整部词典编写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aCastellazzi, op.cit., p. 210.西方学界对此词典作者身份的质疑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为此，我们将重新梳理该词典的产生背景，并对其进行语言和地域分析，以阐明我们的观点：第一部《葡汉辞典》的作者不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 —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这是一部集体作品。
第一部《葡汉辞典》是耶稣会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福音传播的背景下编写的，因此它与在华耶稣会传教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词典的编撰是耶稣会为成功传教而实施的一项策略的一部分。bOtto Zwartjes, Portuguese Missionary Grammars in Asia, Africa and Brazil, 1550–180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该策略基于耶稣会士对东西方之间文化和语言差异的理解，以及他们认为，福音传播只有通过文化适应（即耶稣会士对东方文化的适应）才能实现。这种文化适应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语言政策”，即需要学习和掌握他们想要传授福音之群体的语言。传教士很久以前就在东方使用口译员，也即被称为“舌人”的翻译充当耶稣会士与地方当局之间的桥梁，但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口译员常常会歪曲信息，并不可信。或者是因为口译员的语言能力不足，抑或是由于中国官员不信任口译员，因而不通汉语的传教士通常处于极大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之境地。鉴于此，为适应中国社会，语言知识对耶稣会士极为重要，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亦不容忽视。为实现这种“文化适应”及“语言政策”，耶稣会士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从早期开始，耶稣会东方传教团的重要人物、文化适应政策的制定人和指导者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 —1606）与利玛窦一起收集了信息，并确定该策略的必要性，正如路易·洛瑞罗（Rui Loureiro）所指出的那样：
自1542 年 沙 勿 略（Francisco Xavier，1506 —1552）神父率领第一批传教士到果阿建立东方耶稣会传教团起，由于对海外世界的无论地理还是人文情况都不熟悉，他们就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他们所接触到的东方民众之风俗习惯，以及他们将要开展传教活动的亚洲地区之地理信息。他们在东方采用的“温和”传教策略要求必须透彻准确了解当地现实情况，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能相对流利地使用当地语言。cRui Manuel Loureiro, Um tratado sobre o reino da China – dos Padres Duarte de Sande e Alessandro Valignano (Macau, 1590).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 13.
沙勿略神父在1547 年收到一份匿名出版物，标题为“一份寄给沙勿略神父的中国消息”。根据伊莎贝尔·皮娜（Isabel Pina）的说法，“作者很可能是费尔南德·门德斯·平托（Fern?o Mendes Pinto，1509 —1583）。文中提到了中国语言和文字作品方面的信息，作者指出这些信息对在那个国家实施任何传教计划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dIsabel Pina, Jesuítas em Nanquim 1599–1633. Lisboa: Centro Cultural e Científico de Macau, 2008, p. 35.根据收到的情报，沙勿略于1552 年1 月出发前往中国之前，曾表示他打算学习中文，并准备编写一本中文教义手册。
沙勿略去世后，副省会长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1519 —1571）遵循其前任沙勿略的意志，也意识到掌握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口译员的问题，并“希望欧洲人将汉语学习计划付诸实施”。eIbid., p. 38.1554 年3 月，他从日本抵达马六甲，在那里致力于搜集有关中国的信息，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风俗习惯的消息”fIbid.，并于1554 年12 月寄送到罗马。“巴莱多认为，在当时的马六甲，掌握当地语言已经在传教策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aIsabel Pina, Jesuítas em Nanquim 1599–1633. Lisboa: Centro Cultural e Científico de Macau, 2008, p. 38.，为此，巴莱多制订了一项计划，旨在将其语言策略付诸实践，其中包括让他的两个兄弟学习汉语，但均未获成功。因此，备受传教士和商人关注的巴莱多语言学习计划只得搁浅。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文化适应计划还旨在接近文化素养高的中国精英阶层（他们甚至希望自己被认同为文人），以便获得福音传播的官方批准。但是，由于他们缺乏语言知识，因此不可能与文人阶层建立联系，接近他们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这也是他们未能从官方取得在中国传教许可的原因之一。语言问题越来越成为在华传教任务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1578 年9 月，东印度群岛巡按使范礼安为在华耶稣会传教团实施有效的战略行动开启了新时代。“范礼安策略的第一步是开启中文的系统学习，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这与他的前任策略完全一致，此举包含耶稣会在多个传教地实施的语言政策体系。”bIbid., p. 22.
在此背景下，罗明坚于1579 年7 月从印度调往中国澳门。当时范礼安已启程前往日本，但他可能给罗明坚留下指示，希望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专门致力于普通话和中文写作的学习。罗明坚在选择可以帮助他学习的老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通过自己创造的学习方法克服了这一难关。他可能是求助于一个画家，让该画家通过图画向他传达画中的中文含义。1582 年8 月，利玛窦加入了罗明坚的学习。这足以说明利玛窦并非第一个学习和研究汉语的耶稣会士。曾经有人尝试过汉语学习，但都未能成功，罗明坚是首个使用独创方法并成功实现中文学习的人。皮娜认为：“1579 年至1580 年间，罗明坚、利玛窦在澳门进行中国语言学习和文化研究，随后开始最早的汉外外汉系统翻译活动。”cIbid., p. 24.1581 年11 月，罗明坚说他已经把一本书翻译成了拉丁语。1582 年，范礼安提到，在澳门，已经有“出色的译员”给他翻译了几本中文书籍。最早翻译为汉语的书籍均为宗教性质的作品，例如罗明坚于1580 年9 月开始用拉丁语书写的一本教义手册，一年后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随后由中国人进行翻译，并以手稿的形式流传。1584 年，一个福建秀才对全书进行了校对修订（该秀才后来受洗，洗名为保罗），并于同年11 月底印刷出版，书名为《天主实录》。”dIbid., p. 25. John W. Witek (ed.),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p. 17.由此可见，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始于中国澳门，始于罗明坚，利玛窦为后来加入。他们随后在肇庆（1582/1583）传教，同时继续学习汉语。实际上，这是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 —1963）指出的《葡汉辞典》开始编撰的地点和时间。eIbid., p. 25.如前所述，《葡汉辞典》编写的地点、日期和作者身份一直以来均备受学界质疑。教士们的学习和写作始于中国澳门，他们到中国内地后继续进行该活动，上述教理手册即为一例。他们语言学习和写作过程的连续性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论据，足以用来证明该词典的编写日期、地点和作者归属的不确定性。根据皮娜的观点，“在此期间，定期在澳门开展的所有撰写和翻译活动，都围绕着第一本《葡汉辞典》的编写而展开，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由多人汇编、扩增和修订，最后仅罗明坚将其保存，并于1588 年带到罗马。”fIbid.皮娜的观点是基于巴雷托的研究gLuís Filipe Barreto,“Macau, fronteira cultural 1560–1660,” Revista Macau S2 58 (1997): 42–56; Lavrar o mar: Os portugueses e a ásia. Lisboa: CNCDP, 2000; “Rese?a de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John W. Witek (ed.),” Bulletin of Portuguese –Japanese Studies 5 (2002): 117–126.而得出的，他同样主张该词典为集体著作，并认为编撰地点是在中国澳门。魏若望（John W. Witek）于2001 年出版了《葡汉辞典》刻本，其中收录了语言学家杨福绵的研究论文。杨福绵的研究融合了耶稣会史学和德礼贤的观点。在该版本中，魏若望比较了巴雷托的观点和杨福绵的传统主义观点（即将《葡汉辞典》的作者归于利玛窦和罗明坚，确定肇庆为编写地点，时间为1582 —1588年），他表示完全支持后者的观点，反对巴雷托的说法。
为更好地理解每个学者提出的支撑论据，以及更清晰地了解词典的编写背景，我们首先分析魏若望版本（2001）的导论部分。魏若望首先强调了该词典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他称该词典为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词典与范礼安倡导的福音传播政策息息相关，其中利玛窦是伟大的先驱人物。这仅仅是魏若望遵循耶稣会史学所传达的思想。我们此前已经证明罗明坚才是该策略的先驱人物，他们故意把罗明坚从整个过程中删除，目的是弘扬和赞美利玛窦。雷祖善（Joseph Abraham Levi）的作品《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看利玛窦的〈葡汉辞典〉》aJoseph Abraham Levi, “O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J. (1552–1610) – Uma abordagem Históricolinguística, ” New Orleans: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1998.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把该词典的著作权仅归于利玛窦，完全无视词典内含一篇关于罗明坚的生平简介，以及该词典是“集体”作品这一事实。bIbid., p. 31.
魏若望提到了该词典编辑出版的一些情况。他记录了与《葡汉辞典》有关的背景信息，介绍了德礼贤是如何发现词典手稿，并将其作为历史文献进行介绍，提请我们注意有关此词典的一些业已发表的相关研究，特别强调要注意杨福绵的研究（2001 年），并把杨福绵与巴雷托的研究进行比较。词典由三至四栏组成，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条；
第二栏是汉字的罗马字注音；
第三栏是汉字；
第四栏（并非所有页面都有）显示的是意大利语的对应意义（见图1）。cWitek, op.cit., p. 18.所有葡萄牙语词条都用中国墨水书写，包含两种不同的手写系统。第一个系统涵盖从A 到C 的词条，第二个系统则涵盖从D 到Z 的条目。第一个系统可能由不知名者书写；
通过对比罗明坚的一些信件和作品，可以看出第二个手写系统的作者可能是罗明坚。dIbid., pp. 18–19.关于第二栏的罗马字注音，通过比对罗明坚的其他手稿，可以发现似乎“本词典的罗马字注音的作者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eIbid.第三栏中的汉字可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因为“无论是罗明坚，还是利玛窦，他们在 1583 —1588 年都不可能达到以如此准确的形式书写汉字的能力”fIbid., p. 19.。关于最后一栏，即意大利语，魏若望得出结论，词条“既非出自罗明坚，也非利玛窦的手笔”，他的这个观点与杨福绵的不同，杨福绵认为，“通过书法笔迹可以得出结论，是由利玛窦书写的。”gYang, op.cit., p. 43.
图1《葡汉辞典》手稿第1 页
以上观点都支持《葡汉辞典》的作者为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日期在1583 年至1588 年之间，地点为肇庆。然而，巴雷托对词典的作者、日期和编写地点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是一部集体之作，16 世纪80 年代创作于中国澳门，随后在肇庆得到增补和完善。16 世纪、17 世纪的澳门商业繁荣发达，中西文化交相辉映，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活跃，或许亦为当时唯一的语言交流中心aBarreto, op.cit., 1997.，才可能产生诸如《葡汉辞典》这样的伟大著作。巴雷托不同意德礼贤和杨福绵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罗明坚还是利玛窦，在16 世纪80 年代所掌握的汉语知识绝不可能编写如此规模的词典。bIbid.他还指出，“至于葡语，当时还未知耶稣会士曾使用该语言撰写过作品，由此可知他们的局限性。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在当时所具备的仅凭自学的葡语基本知识极为有限，他们甚至连用葡语写信都不会，更别说编写词典了。”cBarreto, op.cit., 2002, pp. 119–120.魏若望也认为这两名传教士的中文能力不足，但他仅提及中文和汉字书写问题，而没有考虑他们同样不具备足够的葡语知识去编写词典，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词典的编撰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阻碍因素。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葡萄牙和中国的逗留时间足以评估他们是否具备熟练的语言知识，以完成词典编写。
罗明坚于1543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斯皮纳佐拉（Spinazzola）。他1577 年到达葡萄牙，次年3 月启程前往果阿，1579 年7 月到达中国澳门，并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1580 年，他开始与澳门客商一起参加广州交易会，以期接近广东官员。他于1582 年初首次抵达肇庆，短期逗留后返回澳门。同年12 月27 日，他再次到肇庆，并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583 年3 月。
利玛窦出生于1552 年。1577 年，他和一些耶稣会士一起从罗马前往里斯本。“利玛窦从1577 年5 月至1578 年3 月在葡萄牙待了大约一年，在等待最佳时机继续旅程期间，他在科英布拉学习葡语和神学。”dLevi, op.cit., p. 5.1582 年，他从果阿出发至中国澳门，在澳门首次接触到中国民众和中华文化。因汉语的复杂性及其存在多种变体，学习语言的任务异常艰巨。他在肇庆逗留的时间是1583年至1588 年之间。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罗明坚还是利玛窦，在葡萄牙和中国居留的时间都还很短，这足以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葡语和中文，以达到编写词典的语言能力，因为要学好诸如汉语这样与罗曼语族千差万别的一门语言，掌握其语音和书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编写词典则更需要透彻掌握所涉语言。康华伦指出，“范礼安认为罗明坚中文不好，而利玛窦进步很大。”eCastelltazzi, op.cit., p. 187.
当罗明坚和利玛窦到达澳门时，托梅·皮列士（Tomé Pires，1465 —1524/1540）已经写过《东方志》（Suma Oriental），杜埃尔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1480 —1521）出版了《印度风物志》（O Livro das Cousas da índia），而耶稣会的传教士（主要是葡萄牙人）往里斯本寄了无数信函。在所有这些文字作品中，都无一例外地提到汉语。关于汉语的其他记录也通过编年史家和平托的著作《远游记》（Peregrina??o）远传至葡萄牙。fFrancisco Roque de Oliveira, A constru??o do conhecimento europeu sobre a China, c. 1550–c. 1630; Impressos e manuscritos que revelaram o mundo chinês à Europa culta (Carta do padre Manuel Teixeira, 1565). Barcelona: Universitat Autònoma, 2003, p. 659.这些信息使范礼安能将其汉语学习策略付诸实践。他首先将任务交给罗明坚，后来利玛窦也加入其中。
首部《葡汉辞典》由多人编写，融合各学科的丰富知识，所以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有不同的感受。词典中主要与航海、商务和管理有关的语义学词汇使我们意识到该工具书的实际用途：它是政治会议对话中的辅助资料，被耶稣会士（包括利玛窦和罗明坚）用作学习手册。aBarreto, op.cit., 1997.这或许也可以解释该词典的一些页面中第四栏的存在：这一栏的意大利语可以帮助意大利神父更好地理解词语的含义，因为《葡汉辞典》准确地说只有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即使他们懂葡语，但其葡语水平不可能如母语一样流利。关于意大利语那一栏，如果我们认为其有助于意大利教士对葡语和中文的理解，那么就符合这样的推测，即罗明坚将手稿带到欧洲，那些意大利语词条是他自己加上去的。bIbid.但该观点未被广泛认同，因为意大利语词条要么归于利玛窦所作，如杨福绵的说法；
要么被认为 “既非出自罗明坚，也非利玛窦所作”cWitek, op.cit., p. 19.，这意味着作者身份永远不可能仅归属于罗明坚。然而，学界对手稿到达欧洲的方式持一致意见，即无论词典是否为罗明坚本人之作，都是由他带到欧洲。从词典的条目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航海、商业、艺术和职业相关的技术术语，这也是支持该词典起源于澳门的论据。
鉴于这些论据有些可信，有些不太可信，我们将从手稿中寻求词典作者归属问题的答案。研究表明，与其他多部此类作品一样，该词典中葡语词条大多数出自《葡拉词典》（Dictionarium ex Lusitanico in Latinum Sermonem）。该词典是人文学家杰罗尼莫·卡尔多佐（Jerónimo Cardoso，1508 —1569）编撰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比《葡汉辞典》和上述《葡拉词典》的词条，我们可以发现诸多一致的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 gu 后面跟 a 和 o （Adegua, Afoguar, Aguastar,Aguora, Alaguar, Alarguar, Amigua, Auoguado）；
-将 ss变为s （Asar, Asegurar, Asento, Asinar,Asolto）；
-将 rr变为 r （Acaretar, Aranhar, Arazoado,Arebatar, Arebentar）；
- 在e 和 i 之 前 使 用? （A?ende, A?ipreste,Amanha?er, Aparen?ia）；
-使用 u 代替 v （As uezes）；
-使用y 代替i （Al?, Ara?al）；
-减少二重元音 （Anote?er）；
-元音的插音 （Alpendere, Alaguoa, Aguoa）。
但是，《葡汉辞典》中也有一些特点在《葡拉词典》中并不存在，因为《葡汉辞典》的抄写员采用了自己的拼写法，例如：
-反身人称代词-se 在动词后面转录为-?e（Amostrar?e，Amofinar?e，Apartar?e，Azedar?e）；
- 将c 转录为s（Abastaser，Aboreser，Aconteser，Adoeser）。
应该注意的是，《葡汉辞典》中很少出现叠音元音（aa，ee，ij），双元音连续也很少见，结尾鼻音均被标准化，不存在二合字母（ll，tt，ff ...）。
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得出结论，《葡汉辞典》的拼写更为保守，并且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由于《葡汉辞典》编写者较为古老的拼写习惯所致。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词典书法风格的分析。乔万尼·弗朗西斯科·克雷西（Giovanni Francesco Cresci，1534 —1614）于1560 年在罗马出版的著作《书法范本》（Essemplare di più sorti lettere）清楚地描绘了16 世纪后期盛行的书法流派。根据鲁伊斯·加西亚（Ruiz García）的说法，当时盛行的书写字体为“粗斜体”，是一种大粗草书，特点是线条流畅，略向右倾斜。她还强调了这种书法风格的其他特征：字符排列紧密，倾向于使字母呈圆形，向上笔画弯曲，末尾增加辅助线条（见图2）。dElisa Ruiz García, “La escritura humanística y los tipos gráficos derivados,” ángel Riesco Terrero (org.), Introducción a la paleografía y la diplomática general. Madrid: Síntesis, 2000, p. 159.这些特点完全符合当时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美学。这种书法风格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写作中都大为风行。通过研究《葡汉辞典》中不同书写者的笔迹，笔者发现他们的书写风格似乎是同一模式的变体，虽然存在个体区别，但这与每个人书写风格的个性化、简单化，以及个体疏离或靠近等流行方面存在差异有关。
图2 《书法范本》第XVIII 板上复制的字母aGiovanni Francesco Cresci, Essemplare di più sorti lettere. Roma: Antonio Blado, 1956, p. 36.
要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该词典的制作，在检验词典笔迹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整个作品的书写笔迹都非常清楚，完全显示出书写人的书法特征。实际上，书写笔迹过分认真小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个体笔画的个性化特点。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书写可分为三大类，但显示出相似的书法特征（见表1、表2）。第一类，1号书写人书写，由左边一栏的字母A、B 和C 组成；
第二类，2 号书写人书写，包含两栏中的罗马字体书写部分，涉及其他所有字母；
第三类，3 号书写人书写，由中间栏的字母A、B 和C 组成。b右边意大利语可能由同一人书写，字母A 在有些页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书写，呈现的书写倾斜度变化较大。从书写模式的简化程度来看，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即3 号比2 号简单，2 号比1 号简单。为了更好地展示每个书写人的字体特征，下面列出他们的书法特点，包括字母的形状、书写的倾斜度、更大或更小模式以及异形字的使用，这些也有助于鉴别三类书写风格。以下两个表格（表1、表2）是上述每个书写人的大写和小写字母的示例（下角标1、2、3、4 表示同一字母的不同书写形式）。
表 1 《葡汉辞典》中大写字母的书写风格
表 2 《葡汉辞典》中小写字母的书写风格
由于他们均遵循同一种书写模式，因此整部作品的书法并没有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差异，不同的只是个体对所遵循书写模式的熟练技巧和笔画的精细程度。1 号书写人的写法最接近人文主义的样板模式，与当时书法范本的风格最为相似。另外两种书写模式则不同程度地简化了这种风格。除了普遍简化书写方式外，他们每人还进行了一些特定的变体，尽管那些变体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独有的写法。这些变体在小写字母中尤其明显，在大写字母中也存在。这些变体包括：1）1 号书写人的特定变体：
f，g1，p3，s1 和t1；
2）2 号书写人的特定变体：b2，d2，z1，z2 和z4；
3）3 号书写人的特定变体：p2 和z3。
当然，我们的划分过于简单化了，实际词典的书写过程要复杂得多，但可以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至少C 开头的一些单词应该有两个人交替书写。a字母L 和字母M 开头的一部分文本中出现了两个人交替书写的证据。另外，还存在不同的更正情况b关于更正情况，有些地方似乎审稿人与作更正之人有所不同。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还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以及后来偶尔的一些特别改动，这可能出自2 号编写人或3 号编写人之手，甚或还有其他人做了比这里提到的三人更为具体的改动。因此，至少有三人参与该词典的编写，即第一、二和第四栏书写人，加上第三栏，即中文编写人，总计至少四个人。
从词典的收录词汇来看，也有很多迹象表明该词典是一个由中外作者合作的多人创作的成果。首先，如前所述，首部《葡汉辞典》既是耶稣会的重要语言项目，也是耶稣会士们的学习工具，是为天主教在华传教服务的，其中涉及天主教及其教义的词汇应该是重点，但是词典中并没有收录多少宗教词汇，连天主教基本词汇如cruz（十字架），confiss?o（忏悔，告解），cristo（基督），missa（弥撒）等都没有收录其中。其次，魏若望和一些研究人员都提到葡语中的俚语词汇，例如“cabr?o”（“羊；
王八”55r），可以肯定，这类词绝不是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否则，正如康华伦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被逐出耶稣会，因为“有些词不完全适合放在这里”cCastellazzi, op.cit., p. 194.。再次，利玛窦等神父当时学的是南京官话，但在词典的中文释义中出现了不少各地方言词语，例如，葡语“segredo”（秘密 143r）对应中文为“偷讲”（客家话），“Deus”（上帝 132r）对应音译为“廖师”（闽南话）。“在《葡汉辞典》全部中文条目中，确有一些词汇既属闽语又属客家话、粤语、官话或其他方言……”a王铭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词汇问题举隅》，第143 页。即使利玛窦和罗明坚可能接触到讲方言的中国人，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学会并书写，更不要说编写词典了。另一表明词典的作者还有其他中国人的证据是，葡语词条中和天主教有关的词汇对应中文释义的佛教化，如“Romaria”（朝圣 141r）对应的中文为“进香”，“Santo”（圣人 142r）对应的中文为“仙”，“Vsitar igrejas”（上教堂 155r）对应的中文为“行香”等。一些收录的天主教词汇中文缺失，如“Aguoa benta”（圣水 37vr），“Bautizar”（洗礼 51r）等。还有一些中文释义不准确，如“ora??o”释义为“经”（89v），应该为“祈祷，祷告”。
综上可知，这部词典不可能仅由利玛窦和罗明坚完成，应该是中国人和耶稣会神父共同合作的集体著作。
《葡汉辞典》的编撰无论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文化交流层面都是东西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首部《葡汉辞典》的作者不能归属于利玛窦和罗明坚，更不能仅认为是利玛窦一人之作，因为两位意大利神父当时根本不具备编写葡汉双语词典的葡萄牙语和中文水平，因此还有其他传教士和中国人的参与，是多人合作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利玛窦和罗明坚完全排除在编者之外。相反，他们应当参与了词典的编写。利玛窦和罗明坚作为耶稣会语言政策的执行负责人，耶稣会上级主管可能要求他们负责词典的编写，他们可能组织了词典的编写，并负责审核和监督。因此，尽管这是至少有四个人参与的集体著作，但利玛窦和罗明坚仍可能是第一部《葡汉辞典》的主要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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