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探索——以广西农村地区为例
李 英
（广西北部湾银行，广西 南宁 530000）
中国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最早出现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并确定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其他特殊群体为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普惠金融定义中涉及的“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可负担成本”“适当有效”等关键词，与金融支付结算服务息息相关。2018年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陆续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对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推广电子支付方式、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提出了实施目标。
根据《中国支付产业年报（2022年）》披露：我国银行卡发卡总量于2010年突破20亿张并升至全球首位；
我国自助取款设备（ATM）布放量于2018年超百万台。截至2018年末，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行政村覆盖率达98.23%，银行机构累计为农村地区居民开立个人银行账户人均4.44户，手机银行开通率为15.56%，为农村地区提供移动支付和为农村地区网络商户提供收款服务的笔数及金额均持续增长。截至2021年末，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机构等从事支付清算结算服务的持牌机构达4300余家，在用支付账户57亿个，其中非现金支付业务近10年间持续增长，增长倍数超过12倍。
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得益于数年来城镇化的发展，广西城镇人口达到2717万人，占全区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4.2%；
乡村人口数量为2296万人，占全区人口比重的45.8%。乡村人口基数仍较大，县区和镇区仍承担着衔接城乡服务的主阵地作用。近年来，广西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由于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不能有效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结算需求，金融支付结算对“三农”支持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得益于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具有“普惠”特性的“金融支付结算”工具应运而生，其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工具，理应在“挖潜”和“改善”服务上承担使命。本文以广西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为视角，探讨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在提供与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支付结算服务、推动构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体系方面可以发挥的潜力和作用，相关研究结果对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发挥金融基础设施工具的桥梁纽带作用、践行普惠金融服务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普惠金融”与“效益优先”二者存在一定矛盾。Imboden（2005）指出，出于控制成本及降低风险的目的，商业银行在扩展过程中会逐步缩减经济落后城镇的网点，同时也会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Sial et al.（2014）发现，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在建立支付系统时，系统建设重点通常放在收入较高的区域。
2.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带动普惠金融的发展。Oboh&Ekpebu（2011）认为，乡村地区的付款制度与区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即在一个较好的基础设施下，其发展程度就会更高，而在这个区域，则会有更多的支付系统。Arsyad（2013）注意到，技术变革极大地减少了付款成本，能够改善贸易的有效性并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Sial&Awan（2014）认为，资金投入是解决支付结算体系建设问题的关键，推动农村地区新型支付结算工具的创新与推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
可见，作为普惠金融的基础保障，商业银行应该发挥农村地区金融支付结算服务的主力军作用，既要克服“普惠金融”与“效益优先”的矛盾，又要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有效投入取得持续发展的平衡。
（二）国内研究综述
1.农村金融支付结算整体环境较差，制约普惠金融发展。孟晓华等（2018）研究认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居民收入、金融资产、互联网普及率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整体环境。潘经富等（2020）研究分析，我国目前存在农村金融支付结算费用偏高、资源分布不均衡、信用缺失等问题。
2.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服务同质化严重，差异化不足。戴相龙（2021）指出，县域各金融机构服务只注重金融业务本身，对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要求了解不全面，银行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导致金融资源的浪费。谢睿（2021）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政策和产品针对性不足，没有从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需求的特点出发，缺乏真正立足县域并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孔发龙（2022）认为，当前我国从事涉农金融业务的银行专属性、系统性、协同性不强，一定程度上存在无序竞争、内部消耗等低效现象，农村金融供给的整体合力还不够强。
3.加强支付结算服务可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戴鹏和何佳（2021）认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强金融创新，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可以提高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倪江飞（2021）建议，要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层级，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供低成本金融服务，提高农业经营者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贝多广（2022）指出，金融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分配和贫富状况，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起到提升个体生活质量和助力双循环等作用，鼓励在农村地区大力开展金融教育、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4.农村金融市场具备自由市场条件。国内金融理论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只要提供存款的机会，贫困地区的小农户也可以进行储蓄，并不会完全依赖于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马俊和李季刚（2021）采用农村地区若干经济指标变量研究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侧面说明普惠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普惠金融服务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市场规律下应运而生的。这些研究说明了在广大农村市场拓展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
当前，农村地区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仍须加强，这为商业银行在做好城市金融服务的同时，提供了深化农村地区金融支付结算服务的发展空间。
（一）广西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的现状
广西金融机构响应普惠金融战略，聚焦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在传统支付结算服务的基础上，通过配置金融服务资源、优化支付结算功能两大抓手，促进金融支付结算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深耕推广。
在配置金融服务资源方面，2009年，广西田东县成立广西首家县域村镇银行“田东北部湾村镇银行”，2011年，田东县农村信用社改制设立田东县农村商业银行，成为广西第一批农村商业银行之一，提出“办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口号。2014年，广西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广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广西农村地区开展全区域跨行清算、支票影像、ATM“村村通”、第三方支付“村村通”等业务以及扶持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拟定了具体措施。广西涉农金融机构将助农取款服务点逐步升级为惠农支付服务点和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承担金融宣传、信息采集、贷款调查催收、保险业务办理、小额取现等金融服务，突破了金融网点本身的固化服务职能。
在优化支付结算功能方面，广西人民银行系统大力推广云闪付应用程序（APP）在县域的使用，牵头建设“金色乡村”APP，各商业银行积极落实。2020年广西云闪付APP注册用户数排名全国第十，其中新增县域云闪付APP用户排名全国第六，建设县域移动支付示范商圈、移动支付示范街区均过百个；
“金色乡村”APP构建起覆盖金融服务、政府管理、农业产业链等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农业银行推出“惠农借记卡”和“惠农信用卡”，不仅能配套转账电话进行布设使用，还能为农民提供小额信用业务；
邮储银行推出福农卡和“村邮乐购”，积极探索手机支付业务模式；
广西农信社开设“利农商城”公众号；
桂林银行提出“乡村振兴的银行”口号，自主研发“桂银乐购”APP，打造“银行+商户+农户”的农产品上行模式。大部分商业银行均陆续推出“线上商城”“在线购物”等依托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的三农服务产品，利用普惠金融服务点资源，为村民销售特色农产品、网购商品提供“一站式”线上线下服务，促进金融支付结算产品的孵化，推动支付结算产品与农村产业场景进行融合。
通过两大抓手，2016年，广西实现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实现乡镇全覆盖，支付服务覆盖广西全部14276个行政村；
2019年底，全区具备电商功能的普惠金融服务点6253个，同比增长53%，其中布设在广西农村地区占比超过50%。2020年底，全区建成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3.62万个，连续两年年均增长超过50%，累计发放乡村振兴主题银行卡突破50万张。广西农村地区金融支付结算服务也带动了广西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门户开放的红利逐步显现，2020年，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在中国12个西部地区、9个边境地区中居第一位。
（二）广西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现存的问题
尽管广西农村地区金融支付结算服务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在中观、微观和客户层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1.农村金融支付结算服务站点数量增长放缓，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发展，广西农村地区基础支付结算服务站点增设放缓。自2018年以来，广西农村地区银行网点突破4000个，之后趋于稳定，大部分商业银行基本不再在农村地区设立服务站点，仅开办一些助农取款服务点，而ATM、销售终端（POS机）新增布放普遍较少。2021年末，广西农村地区常住人口约2296万人，其人均农村服务站点的数量相比于部分东部省份仍有一定差距。
2.支付结算服务方式单一。近几年，广西各银行机构在农村地区推广手机支付、网上银行、电子票据等业务，但支付结算模式相对单一，主要以银行卡、存折、汇兑、支票等支付手段为主。由于制度创新、使用习惯、金融科技投入等约束，导致已深耕广西农村地区多年的银行机构在促进和普及金融支付方式上创新力度不足。而一些新兴银行机构，如村镇银行，因为资本投入压力和市场份额考核压力，网点规模和产品创新难以扩大，难以提供互补性强的普惠金融支付结算服务。
3.支付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2018年版）》跟支付服务有关的质量维度包括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投诉两类：
一是金融知识素养不高。广西农村地区居民及企业财务人员的整体财务知识水平较低，是限制各商业银行优化支付应用、开展支付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广西各银行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大力推广金融知识，利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普及月”等宣传时机，结合县域金融产品、银行特色业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宣传不足，参与面、受众面缺乏针对性，以及一些偏远地区道路交通不便，推广触及面不佳。
二是金融服务投诉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广西银行机构在金融服务方面受理的投诉主要集中在银行卡和POS机具的问题上，以农村地区为例，投诉内容主要涉及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与流程、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信息披露、定价收费、资金安全等方面。可见，支付无差别、服务公平、收费合理、信息透明、资金安全等支付结算问题仍是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普遍关注的问题。
4.助农服务发展动力不足。广西农村地区以农商行、农信社、邮储银行为主力的传统商业银行在拓展支付服务功能方面中普遍面临着以下困难：第一，成本与收益不匹配，很难继续投入。开设综合结算服务网点成本较高，回收期过长，而银行通常采取“获客吸储”为主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加快投入回收，导致普惠型支付结算创新搁置。第二，传统支付业务中，收单机构和特约商户都面临较高的费用负担，难以满足个性化支付创新的诉求。第三，城乡接合部的服务网点分布不均衡，商业银行从自身业绩角度出发，逐步退出一些农村偏远地区，不能很好地发挥服务站点在偏远地区的探头触角作用，无法满足支付服务需求。第四，农村地区部分提供服务的人员队伍老化，惯性思维和服务模式难以更新，缺乏专业化人才。同时，服务对象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也不高，支付创新与使用需求无法摩擦出新的火花。
针对服务站点、服务方式、服务质量、服务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中观、微观、客户层面探讨措施建议。
（一）解决服务站点增长空间不足的问题：立足于“小”，打造“场景+服务点”模式
目前，在广西农村金融支付市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均各占一隅，保持着各自布设服务点类型和数量的均衡。本文认为，就广西农村金融支付结算市场而言，金融服务的空间和规模相对较小，再加上金融服务网点或站点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同质化服务已逐渐显现，差异化服务才是破解成本计量与同质化服务困局的关键。
打造“场景+服务点”模式，就是立足于“小”，具有轻成本、快落地、易调节的特点。允许商业银行试行“监管沙盒”模式，在布设服务点时因需而供，以供带需。比如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他同时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带动了基础金融支付结算服务触角延伸，格莱珉银行利用“乡村服务点”向超过250万个农村家庭提供了超过40亿美元的贷款，进而推动全球基础支付结算服务体系的发展，包括批量收付、实时借贷、线上贷、电子钱包、近场支付、数字货币等。故在考虑布点时，除提供基础金融支付结算服务外，重点应以发起行提供的支付应用场景为申报目标，依据“谁孵化，谁进入”的原则，各服务主体在其服务渠道、服务工具、服务功能等方面根据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场景设计不同的服务模式，鼓励设立“微小服务站点”，提供不同的服务功能，出现一批小而专的边贸网点、圩市网点、园区网点、农场网点、校园网点、厂矿网点、夜市网点等，打破金融网点的固化功能，形成“轻装上阵”的效果，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支付结算平台优势，资金链配套产业链，做深场景服务，监管部门可以对准入后的主体实施跟踪监控和指标评价，对于市场萎缩、设备老化的服务主体可以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二）解决服务方式单一的问题：立足于“全”而“特”，为有效创新开疆拓土
1.立足于“全”，确保农村地区公共支付结算服务功能。要缩小城乡差距，首先应缩小公共支付结算服务的差距。基于开放银行模式支持基础公共服务，有利于节约成本，服务于社保、水电、燃煤、电视、交通、教育、农资购销、零星劳务支出等公共服务领域。如国内一些省份已出现的直达个人端（C端）和业务部门端（B端）的“非现场交通违章处理”结算模式，用户在银行签约，就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在任何地方处理一定范围的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又如“二维码”乘车等公共服务等，这类基于银行端开放的支付方式，已不仅局限于缴费互联互通，更向场景开放进行了探索。在这方面，广西具备有利的实施条件，尚待孵化。广西区域内各银行已接入“广西集中代收付系统”，该系统平台同时可连通第三方支付机构，同时直达收款和付款C端客户，通过该三方连接模式，支持跨行借贷记，由收款端或付款端实时发起，在服务模式和系统运行方面已较成熟，实现了收付“一户通”。但在广大农村市场，亟须在公共服务领域率先进行场景孵化、部署，以快速缩小城乡差距。
2.立足于“特”，创新孵化支付结算产品。主要围绕支持广西现代特色农业，开展支付结算创新。广西“十四五”规划提出，广西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5%以上，重点现代特色农业项目是：糖料蔗、桑蚕、水果、水牛奶、黄羽鸡、大蚝、中药材、富硒农产品、香米、香猪、香料等，在不同县域重点发展主导优势产业。因此，支付结算的创新点应充分结合当地产业特点，针对要素交换，根据其供应链特点，在结算时间、结算角色、结算要素上进行创新。如以服务合作社、供销社为主的垫资收购、保理结算，以服务农户为主的现金账簿管理、销货清账，以服务采购商为主的货源地认证、保理清算等，均可面向场景应用，在提供资金流服务的基础上，利用金融机构支付结算信用，将其服务触点嵌入资金流，应用区块链技术，提供有效、低成本的支付服务。
（三）解决服务质量不佳的问题：立足于“广”且“实”，在“送课”和“内训”有效性上下功夫
1.立足于“广”，扩大“送课”覆盖面，提升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渗透度。提升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程度，有利于挖掘和激发农村金融应用市场的潜能和活力。本文建议推广以下较可行的措施：其一，将金融支付结算知识的普及教育纳入农村地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其二，鼓励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支付创新主体编撰教材，将农村金融支付业务的有关知识汇编成册，允许商业银行将该项任务的完成作为申报监管评级的正向指标，以正激励手段为主，促进支付产品手册标准化和体系化。其三，商业银行应联合政府部门、支付机构，借势借力搭平台，多方位开展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知识宣传，通过举办在线培训、文体活动等形式，寓教于乐，提升农村用户获取金融支付结算知识的便利度和参与度。
2.立足于“实”，夯实“内训”质量，提高支付结算服务响应水平。农村金融支付服务要做到有的放矢，才能保证金融产品功能的有效传递、提升服务体验，其中一支有效服务的基层金融服务队伍是关键。一是对服务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农村地区不同金融服务站点因其“小”而“特”，其背后的区位特点和服务特色不尽相同，由于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自当地，不论是固定员工还是外聘人员，都应着力解决知识定期更新的问题。二是保证农村用户能快速、持续、熟练掌握办理各项业务的流程。在实践中，发布标准化手册是同时面向两个群体的较可行的培训手段。
（四）解决助农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立足于“通”，共享互连，促进助农服务可持续发展
1.共享金融基础设施红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后，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职能更为凸显，入驻中国-东盟金融城的金融机构（企业）已达300余家。广西金融电子结算中心、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交通银行金融服务中心、中国太平东盟保险服务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广西服务基地、深圳证券交易所广西服务基地等一批金融基础设施落户广西，在此基础上，金融科技快速赋能。汇划、票贴、认证、归集、兑付等须具备科技系统升级和网络升级条件的支付手段，都并不一定需要高投入、长周期来解决。商业银行可主动对接，成立结算联盟，连通接口，搭建金融基础设施的复制、移植、连通、运维的共享平台，明确成本分摊、付费使用标准，将能更快、更大限度地促进“金融支付无障碍”，为进乡入镇的服务点提供配套的结算系统和科技开放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
2.适度打破服务壁垒。壁垒主要来自场景延伸和数据共享。场景延伸是基于已有的支付系统底层支持，契合当地的产业特点、结算特点，通过接入、互通、延伸，将一个支付机构的应用向多个支付机构延展，打通支付堵点。比如，虽然广西集中代收付系统平台已具备底层联通的条件，但各支付主体在创新延展时，却受制于其他主体不放开等现实问题。如II（限额的银行账户）、III（电子银行账户）类银行账户这一专门适配小额结算需求的基础支付结算产品，向绑定账户进行跨行验证时仍存在不畅通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银行间无法验证，阻碍小额交易储值类账户的普及。数据共享是推动公共数据的低成本流动，目前实践仍缺乏共识和统筹协调机制。如公共服务基础数据的有限共享，在城市地区普遍使用的手机号实名验证、身份联网核查、企业工商信息验证等数据共享服务，在沿边地区为外籍边民服务时，却不适用或难获取。如外籍人员的证件更新、入境结果、受益所有人识别、就业身份识别、贸易背景识别等，工商、通信、司法、贸易、边境、海关、人社等基础服务数据会有很具体的场景化需求，如何配套相关服务，如何界定需求范围，如何界定数据共享开放区域或程度，公共服务的基础数据如何以低于城市地区的价格提供服务等，都需要提出具体应用诉求，推动各方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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