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陈江华 王亚洲
(合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西方国家大力推进逆全球化，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的挑战，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经济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优势更加明显。数字经济作为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形式之一，已成为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推动力。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全年GDP的38.6%(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2021-04-27，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t20210423_374626.htm。，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度变革。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三大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凭借着较强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数字经济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也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以各省市IPv4全国占比为例，江苏和浙江分别占6.47%和4.76%，而贵州和云南分别仅占0.44%和0.98%(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2021-04-27，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t20210423_374626.htm。。关于如何测度各省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原有的统计口径不能准确地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及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因此，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测度变得十分必要，它能进一步了解其发展现状且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本身的优势，以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和高质量发展。
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中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测度和影响等方面。
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Tapscott(1996)首先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分析了信息通信行业、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3)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c Graw Hill， 1996， pp.9-25.。自此以后，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逐渐深入，数字经济的早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其间主要观点为电子商务和信息产业共同构成数字经济(4)Moulton B R， GDP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Keeping up with the Changes， In：
Brynjolfsson E， Kahin B，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Tools and Research， MIT Press， 2000， pp.34-48.。我国则在2010年之后掀起了数字经济研究的热潮，其中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比来界定数字经济内涵，研究数字经济与其相关概念的联系及与传统经济形式在治理、产业和技术等方面的不同特征，认为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相对于其他概念，数字经济更符合这一经济形式的特征(5)李长江：《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初步探讨》，《电子政务》2017年第9期，第84-92页。(6)韩凤芹、陈亚平：《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风险挑战与发展建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4-61页。。二是从数字经济系统性特征来界定，主要从技术系统、产业系统和制度系统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各系统之间的影响机制，总结数字经济的内涵(7)张路娜、胡贝贝、王胜光：《数字经济演进机理及特征研究》，《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406-414页。。三是从经济形态方面来界定，对于数字经济内涵的界定首先应该从概念的位阶层面入手，数字经济是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其中数字经济主要由ICT产业、数字传媒、网络平台和新型经济业态构成，应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全方位、更透彻的分析(8)崔保国、刘金河：《论数字经济的定义与测算——兼论数字经济与数字传媒的关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20-127页。(9)陈晓红、李杨扬、宋丽洁等：《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第208-244页。。四是从治理视角出发，通过建立支撑数字经济理论的逻辑链，从学理角度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并以此建立数字经济理论框架，总结其研究特征(10)谢康、肖静华：《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改革》2022年第1期，第85-100页。。
数字经济的测度。国内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法进行研究。一是直接测量，首先确定数字经济涵盖的行业，通过计算和统计得到所研究区域内数字经济的规模和体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各类机构，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等，也有学者通过核算增加值得到数字经济的规模，但不同学者测度的结果有较大的差异(11)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00-114页。(12)康铁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当代财经》2008年第3期，第118-121页。(13)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第 23-41页。。二是对比测量，通过构建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对比不同地区之间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得到数字经济整体或者具体方面的相对发展水平。对比测量主要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其他”来构建各种维度的评价指标，集中在以下三个角度：一是认为数字经济包括基础设施和活动效益两个方面，从这两个研究维度出发构建了测度数字经济的理论框架；
二是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上，增加了企业数字化、ICT应用及ICT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算(14)张雪玲、焦月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32-40页。；
三是用数字经济发展载体、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为一级指标，构建评价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且进一步分析我国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地区间数字经济时空分布，得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东往西逐渐变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较不平衡的结论(15)王军、朱杰、罗茜：《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第26-42页。(16)盛斌、刘宇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43-54页。。
数字经济的影响。梳理数字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分别从理论(研究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全球价值链方面影响制造业)和实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析影响结果的显著性)加以研究，通过中介效应研究影响的途径，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发挥集聚效应和提升价值链地位等方式促进制造业升级，最后利用门槛模型验证影响结果是否表现为线性关系(17)费越、张勇、丁仙等：《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理论与证据》，《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1期，第68-75页。(18)姚战琪：《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改革》2022年第2期，第61-75页。。二是数字经济对出口的影响，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能降低出口市场的准入门槛和出口交易的成本，通过电商平台将商品展现在国外消费者面前，以便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偏好并随时做出调整，加大出口贸易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出口商品的质量提升效应及再配置效应，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生活同样对出口质量具有提升作用(19)李亚波、崔洁：《数字经济的出口质量效应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第17-32页。(20)林峰、林淑佳：《“互联网+”促进了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吗——来自29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6-32页。。三是数字经济对创新发展的影响作用，数字经济通过知识流动、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优化间接影响创新发展，对创新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1)韩兆安、吴海珍、赵景峰：《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7页。(22)彭影：《数字经济下创新要素综合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3期，第48-58页。。
目前，学界对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23)彭炳忠、易俊宇：《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51-57页。、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24)钟业喜、毛炜圣：《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9-30页。。研究对象主要是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对于地区本身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则鲜有相关成果。
综上所述，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依然存在不足：第一，对数字经济问题的研究大多止步于理论阐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角度不够丰富；
第二，对数字经济的测度大多是以国际视角或以中国整体进行测度，缺乏区域性的省际测度。基于此，本文从市场经济主体视角构建以政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为一级指标的省级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2016—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从市场主体角度建立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对应的权重，进一步计算出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考察期内的年增长率，按照结果的大小进行排序。
(一)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
在宏观视角下，经济主体可以分为三大类：政府、企业和个人。政府调节市场关系与分配社会资源，企业是实体商品与服务的供给者，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主体。从市场经济主体角度出发，结合数字经济内涵，参考范合君等(2020)(25)范合君、吴婷：《中国数字化程度测度与指标体系构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3-12页。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科学性和数据可得性为原则，从政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和消费数字化三个方面建立包含7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1
(二)赋权方法
在测度中，要赋予指标权重，赋予权重主要有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徐志向等(2019)提出，主观赋权法相对于客观赋权法更易受到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对赋权结果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26)徐志向、丁任重：《新时代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预判与路径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72-194页。。因而，本文选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熵值法一般对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分析考察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参考潘雄锋等(2015)采用的全局熵值法(27)潘雄锋、刘清、彭晓雪：《基于全局熵值法模型的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动态评价与分析》，《运筹与管理》2015年第4期，第155-162页。，通过加入时序改进熵值法，形成立体的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近五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评价。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构建评价矩阵。设有i个城市，j个指标，k个分析年份，一起构成初评价矩阵：
(1)
标准化处理。鉴于各指标的单位及量纲不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归一化对矩阵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且选用的指标都是效益型指标，故采用如下公式：
(2)
经此步处理后的数据都在[0，1]内，为消除存在0对后续分析产生的影响，参考王军等(2013)(28)王军、邹广平、石先进：《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第70-82页。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平移，如式(3)：
(3)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4)
计算差异系数。公式为：
Gb=1-Eb
(5)
计算权重。公式为：
(6)
计算综合得分。公式如下：
(7)
其中，Ia为综合评价得分，为评价省份在该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三)权重计算
选择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2016—2020年18项相关指标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1)》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7—2018)和《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报告》(2019—2021)。通过上述方法得到各三级指标的权重，二级指标的权重由对应的三级指标相加得到，一级指标的权重由对应的二级指标相加得到，结果见表2。
表2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测算结果
(四)指标权重分析及指数计算
从一级指标来看，生产数字化权重最大(0.622)，消费数字化居中(0.319)，政务数字化权重最小(0.059)。在二级指标中，数字产业化、创新水平和消费规模所占权重较大，均达到20%以上；
而政务数字化对应的两个二级指标占比最小，都未超过4%。从三级指标来看，人均快递件数和软件业务收入所占权重最大，都在10%以上，而办事指南准确度指数和在线服务成熟度指数权重最小，都在2%以下。综合评价得分是由指标与对应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的。取2016—2020年综合得分的均值，得到该地区近五年的发展指数，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见表3)。
表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比
计算出考察期内各年整体发展指数、各省份发展指数和分指标发展指数后，从各个角度描述排名结果，探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分析
利用各省年度发展指数的均值则得到长江经济带当年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出年增长率(见图1)。从整体上来看，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不断提升，前两年的增长率均在20%左右，后两年增速有所放缓，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3%。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增速逐渐小于20%，年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但整体发展稳中向好，仍以较高速度发展。
图1 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率和发展指数
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数字经济的优点越发突出，政府逐渐意识到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都是在考察期内发布，且文件内容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因此，大量资源往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方面倾斜，而高质量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能够从人力资本、创新质量、进出口和发挥集聚优势方面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二)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依据地理位置可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上游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中游包括江西、湖北和湖南，下游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依据得出的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绘制出图2。整体来看，长江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均值远大于长江中游和上游，且大于上中游指数之和，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十分明显。中游和上游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差距不大，上游略高于中游。
图2 2016—2020年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推动苏浙沪皖更加高效地整合资源，促进资源在长三角地区合理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分工与合作以提高效率，更加充分地共享外部性等，归结起来主要是规模报酬递增，即实现“1+1+1+1>4”。充足的人力、资金和技术等资源，较好的区位优势与较发达的经济基础，加上政府对数字经济行业的重视，促成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远好于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局面；
上游与中游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不如长江下游长三角地区，但是长江上游地区平均年增长率为21.5%，长江中游地区平均年增长率为25.9%，明显高于下游区域的平均年增长率15.6%。上中游的年增长率均在20%以上，增速明显。
(三)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各省市2016—2020年平均发展指数绘制图3。由图3可知，江苏、浙江和上海数字经济发展较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0.4以上且分列前三名，与其他省市拉开较大差距。四川、安徽和湖北则紧随其后，发展指数在0.2左右，年平均增长率均在20%以上，是增速较快的三个省份，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湖南、重庆、江西、云南和贵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理想，发展指数较低且增速对比其他省份并不明显，需要加以重视，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图3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长率逐年递增，潜力巨大，其“政务数字化”的发展水平排名第二，仅次于浙江。
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信息技术产业相对发达，生产数字化与消费数字化的发展程度更高，数字经济集聚效应明显。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加上良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使得四川、安徽、湖北具有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前景。贵州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实现大数据产业与实体产业的高度融合，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促进本省的数字经济发展。
(四)分项指标发展水平分析
各省份在“政务数字化”方面发展相对于“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更加平衡(见图4)。各地政府对数字化的重视，再加上“政务数字化”相对于“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对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达程度的依赖性更低，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其中，贵州的“政务数字化”发展尤为亮眼，其政务数字化指标发展指数仅次于浙江，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此举提高了政务软件的数据提取与处理能力；
“生产数字化”发展趋势呈现稳步提高的状态，发展指数大于其余两个指数之和，在“生产数字化”指标中，四川在西部省市中表现突出，“生产数字化”指标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最高，这离不开四川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红利和对基础设施的重视；
“消费数字化”指标的发展情况与整体发展趋势相似，年增长率为15.2%。在“消费数字化”指标中，浙江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发展指数中排名第一，“电子商务销售额”“人均快递件数”指标遥遥领先其他省市。浙江的发展成就不仅与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经济有关，更为关键的是商业氛围浓厚，拥有淘宝、天猫等众多电商平台和企业，这些平台和企业极大地带动了数字化消费，拉动了整体经济发展。
图4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分项指标指数
本文从市场主体角度，以“政府、企业、消费者”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6—2020年对应指标数据，运用全局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明显，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但体量变大也带来了增速放缓的问题，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第二，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下游地区发展远好于上中游地区，上中游地区短时间内无法追赶，数字鸿沟现象明显。第三，浙江、贵州发展方向清晰。浙江和贵州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定位十分清晰，善于利用自身条件来创造更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两省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第四，生产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对各分项指标的评价中发现，“生产数字化”对于数字经济的贡献要大于“政务数字化”“消费数字化”之和，发展数字经济应该着重发展“生产数字化”方面。由上所述，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用好政策红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要紧跟当下政策的走向，用好“东数西算”工程政策红利。长三角地区可以借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取长补短，充分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在把数据中心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紧抓算力布置的优化，构筑长三角地区算力资源“一体协同、辐射全域”的发展格局，推动长三角数据共享标准体系建设，促进数据要素跨区流通，以此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要握住、握紧、握牢承接相关产业有效转移的机会，在促进东西部数据交流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谋求更多工作岗位，形成算力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还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挖掘作为数据中心承接算力需求的潜力。
(二)发挥发达省份带动作用，加强地区间合作
省际共同组建相关研究中心，致力于对基础核心技术的研究，利用技术优势反哺数字化产业，进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技术实力具有一定优势的上海和江苏，要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积极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探寻新的数字技术，向相对落后地区输送先进经验并提供技术援助，减少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所遇到的障碍。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时，要充分利用下游发达地区的人力、技术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结合本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进一步推动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进程，以缩小与下游发达地区的差距，填补数字鸿沟。
(三)挖掘地方发展特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长江中上游地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寻求发展契机，充分利用低成本的优势与物质资源丰富的先天性优势，在结合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大环境下，走出一条适宜自身发展需求的可持续性道路。先从数字经济基建入手，逐步构建起数字经济发展框架。一方面，长江中上游地区要利用土地资源的优势，建立特大型大数据存储中心，以带动当地的数字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构筑数字基础—吸引企业项目—培育产业生态—优化政策环境”的立体化推进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不断完善这两方面的措施，助推长江中上游地区走上发展数字经济的“快车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大力发展生产数字化，加强企业数字化建设
生产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决定了消费数字化和政务数字化的质量和方式。生产数字化的主要对象是企业。旧有的管理模式是以单纯的人力来维持日常的企业经营，不但效率低下，还导致了人力与物质资源浪费，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企业也应紧扣发展趋势，淘汰老旧的管理模式，形成用数据管理企业的新模式，通过构建数据平台，开发出集设计、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全价值链条的复合型应用系统，实现数字化管理。同时，企业应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以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速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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