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红色中华》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林绪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就党报党刊而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所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始终围绕“为什么办报”“为谁办报”“办什么样的报纸”和“怎样办好报纸”等[1]，也就是报纸的价值导向问题。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其《发刊词》指出：“《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2]这实际上标明了“为谁办报”“办什么报”的问题，也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报。本文基于《红色中华》的相关内容，探析该报是如何回答和解决 “为谁办报”“办什么报”的问题，由此管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这对于党报党刊党史和新闻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红色中华》创刊号上登载了署名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壹号》的布告，第一次正式向世人宣示中华大地上存在两个性质绝不相同的政权，“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后者“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3]为苏维埃政权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即苏维埃政权将努力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从而取得全国的胜利，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实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创刊前一个月已宣告成立，但直至该报创刊才正式由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向社会传播这一布告，虽然时间上稍显滞后，但该报创刊第一时间就登载此布告，直接体现为苏维埃政府服务的机关报性质，也为该报围绕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目标和方向、开展新闻报道和宣传奠定了基础。1932年11月1日，《红色中华》刊发《编辑部启事》曰：“本报发刊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4]“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阶段，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5]该报创刊选择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期，实际上蕴含了《红色中华》要为中国苏维埃运动担负起特殊使命的宗旨。
民主革命时期，信息传播渠道极为有限，报纸就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自维新派创办报纸为维新运动鼓吹变法开始，各政治派别或党团陆续创办报纸为自身的政治需求服务，报纸也逐渐从信息传播单一功能向信息传播、政治动员、舆论引导等多重功能转变。无论是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立宪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还是革命派的《民报》、进步知识分子的《新青年》《共产党》，抑或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都是如此。建党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服务。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局部执政，开启了早期中共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时党报不仅是党的机关报，也是政府的机关报，甚至偏重于政府机关报的色彩更为浓厚一些。《红色中华》创办的初衷即是作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直至1933年2月4日，该报作出“改《红色中华》报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的决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考虑“为着适应目前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加紧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尤其是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中，为着更扩大与深入政治动员”，[6]故此，健全和加强《红色中华》机关报地位极其必要。从2月7日起该报第50期报头未再标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字样。然而，6月17日起该报第86期报头再次出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称。
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2期登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及屠杀中国民众而借用的外债，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都应该无条件被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军队都应该撤出中国，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等。同时声明，坚决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主张和平，但是，“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全世界永远和平！”[7]该宣言是由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27日公布的，早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壹号》，然而，《红色中华》的报道顺序却是对内布告在前，对外宣言在后，这体现了机关报刊登政府文件开创了由内及外、以内为主的基本原则。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第5版首次设“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专栏，刊登全苏大会决议《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共18条，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共6条。至1932年9月13日，该报此专栏共计刊登命令等政府文件39个，每月接近5个。此时，临时中央政府刚建立不久，一方面自身建设任务繁重；
另一方面要担负起领导和指导苏维埃建设的重要职责，出台文件较多乃是客观现实需要，也是新生政权建设初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过，这些政府文件几乎很少刊登在第1版，表明此时党报党刊所登载的内容与版式尚未定格为固定的模式，文件内容的重要性和所在版面位置并无直接关联，意味着政府机关报的信息报道处于探索之中，也就是说局部执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还在形成之中。
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第3版新设“中央文件”专栏，设立首期即登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八号——为提高春耕 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八号》《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三十七号——为严紧出境行人事》《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八号——禁止粮食出口与浪费》，同日登载这么多文件实属少见，也侧面反映出《红色中华》报道内容随着苏维埃政府宣传动员的需求而进行调整。
《红色中华》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文件则多登载在“来件”专栏，1932年1月13日，该报首次开办“来件”专栏，刊登《中共中央告鄂豫皖工农群众书》，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鄂豫皖苏区，为保卫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而血战，落款日为1931年12月4日。1月20日，该报此专栏刊登《告全国革命民众书》，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及其强盗集团——国际联盟，落款日为1931年11月23日。4月28日，该报此专栏登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号召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联合进攻，落款日为1932年1月27日。7月14日，该报此专栏登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告民众书》，呼吁广大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一致团结，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的新胜利！”落款日为1932年6月18日。从落款日期来看，该报刊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与刊登政府文件相比较为滞后，更凸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定位。
1931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登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廿七日下午人民委员会开第三次常会，议决事项如下：一，出席闽西联席会议的报告。二，通过统一财政条例和训令。三，议决颁布处治政治犯条例，交司法委员会起草。四，决定颁发合作社条例投资条例，借贷条例交财政委员会起草。五，为计划发展苏区经济起见，决定将财委扩大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决定各级苏维埃选举经费由中央规定数目拨给。”这是该报最早对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会内容的报道，既体现了苏维埃政府的政务公开和民主政治的一面，亦表明该报积极报道苏维埃政府会议消息的一面。此后，该报多次报道人民委员会常会的消息。1933年1月28日，该报第8版登载《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全文如下：
人民委员会于本月十一日开第三十次常会，兹将重要讨论及决议，略记如下：
一、我方面军此次以英勇果敢，坚决一致的进攻，连获伟大胜利，消灭并击溃国民党军阀向苏区进攻的主力部队第九十师十四师等数师之众，实为今年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胜利的开始，议决电致方面军全体战士。
二、赵博生同志于此次南城战役，英勇督战，卒获伟大胜利不幸牺牲，实为革命一大损失，中央为纪念赵博生同志领导宁都暴动及苏维埃而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起见议决：(一)呈请中央执委会批准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二)于列李卢纪念节中举行追悼大会。(三)筹备建碑及编纂传记事宜。(四)致电五军团悼念。
三、为建立并巩固在东北开展的广大苏区的工作起见，议决电令江西省苏刻日迁往宁都。
四、电令江西省苏执委扩大会延迟至“三一八”举行。
五、邓子恢同志报告巡视会昌工作及出席该县执委扩大会□□□后，即审查该扩大会之各项决议案，议决由中央给会昌□□□指示信以指正决议案中之各项错误与缺点。
六、对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山海关侵略华北事国民党政府本一贯的投降出卖政策，全无抵抗，议决由中央发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发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8]
通过这一次的会议纪要来看，人民委员会常会讨论的内容涉及党、政、军，涵盖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务、军事、人事及国际等诸多内容，这就是说，《红色中华》开启了机关报对人民委员会常会报道的先河，这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是政府机关报探索这一新闻书写的新开端。人民委员会常会实际上堪称今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最早样态，然而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远比国务院常务会议要广泛得多。至今，党报党刊党媒仍然坚持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消息，这要归功于该报的开风气之先。自1931年12月28日至1933年5月11日，《红色中华》报道了人民委员会第三次至第四十一次常会的消息，但也不是连续的都有报道，通过对该报的全面检视，发现缺少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十七次、十八次、三十一次、三十二次常会的消息。由于是开创性的报道，《红色中华》所刊登人民委员会常会的标题处于摸索阶段，最初每次的标题都不完全一致，6月16日第5版登载《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常会》，之后，这一标题相对固定，只有常会次数的变化。此外，该报一般是每次常会单独报道，但偶尔会一次报道二、三次常会的内容。其中，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决定委任何叔衡同志为中央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9]，表明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之初即重视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训练，培养苏维埃建设所需要的各类机关人才。同样，列宁师范学校多次成为人民委员会常会讨论和决议的事项。2月19日，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会将审查瑞金列宁师范的预算作为内容之一。[10]然而，6月13日，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常会“决议由中央创办列宁师范，以徐特立同志为校长”[11]。这样，最初的瑞金列宁师范上升成为中央列宁师范，且由徐特立亲任校长，更加突出了临时中央政府对人才培养的重视。8月17日，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会的一项内容是“讨论列宁师范的组织，课程及教职员之规定，委徐特立、何叔衡等五同志为该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2]人民委员会常会三次讨论、议决列宁师范一事，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对于临时中央政府而言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委员会对重要的事项会进行多次讨论和决定，从而为苏维埃建设作出科学的决策和指导。
《红色中华》创刊后广泛登载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宣言、布告、命令、训令、条例、决议、电文、细则、通知等各类文件，把党和政府的多种政策传播给广大党员、苏维埃政府机关人民、红军战士等不同群体，既是信息传播，也是政治动员和舆论引导，实际上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执政的重要工作平台，因此，临时中央政府在要求工作加紧学习时指出：“可用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为教材”[13]，体现苏维埃政府对该报的重视，也表明该报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传播使其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甚至该报在刊登相关文件之后有这样的附注：“此决定在‘红中’发表外不再另印发，各级党部即根据此讨论执行。”[14]足见，该报成为党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布置和安排工作的重要渠道。诚如该报一周年纪念时所云：“本报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苏维埃运动中的作用，是极大的——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15]《红色中华》作为政府机关报，其报道的各类文件、政策和政务信息，与苏维埃政权机关日常运行关系紧密，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始终贯彻了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联系实际的生动体现。
1932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一周年之际，该报记者提出“《红色中华》便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15]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发行100期之际，张闻天撰文提出该报是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喉舌，同群众的生活片刻不能分离，他主张“让《红色中华》更变为群众的报纸，更变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16]，从而动员广大群众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与巩固不断斗争。这实际回答了该报要“办什么样的报纸”的问题，即群众的报纸。
1932年3月23日，该报辟“工农通讯”专栏，登载《信丰苏区概况》一文指出：“信丰的苏维埃斗争有三年之久，可是没有得着正确的领导，立三路线执行以来更使苏区相当缩小及群众受反动派摧残”，强调“群众斗争情绪好得很，该政府不能够起领导作用，而做了群众的尾巴，应当即刻改正过来”，才能完成目前中心任务。[17]6月2日，该报“工农通讯”专栏登载东塘乡群众对革命的态度热烈的情形。[18]9月20日，该报此栏发文提出：“一我们绝对不要说群众不好，群众不革命的。二要联系其他的事，充分的宣传国民党的罪恶。三要说明群众与红军的关系。”[19]9月27日，本专栏登载四都总医院为购买飞机募捐大洋160余元，为购买奖品募捐大洋30余元。[20]可见，“工农通讯”反映了苏区各地的实际情况，既谈成绩，也讲问题；
既是临时中央政府需要掌握的信息，也是广大读报群众感兴趣的话题。但此时该专栏刊稿不多，内容较少。为了让报纸的内容能够更加贴近和反映苏区群众身边的人与事，《红色中华》提出建立通讯网，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建设，要求“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个同志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提出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实际工作材料与消息(如战争胜利，扩大红军，揭发官僚主义，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等)”，据此写成通讯稿后寄给报社，且要求通讯员“组织与教育在他领导下的工农通讯员，发展通讯员网到下层群众中去”，强调通讯员不能是挂名的，“应立即进行工作，与红色中华社立刻建立直接通讯关系”。[6]然而，当通讯员队伍建立起来投稿多了用稿又成为新问题。1934年6月21日，该报中缝刊登了通讯员向该报写信诉说，“通信员的稿件采用得非常之少”，提出要把通信工作做好的建议，“要使报纸好好的反映各地群众的生活，编辑者和通信员应当更密切地合作，应当使通信工作服从于报纸的编辑的要求，应当使编辑工作大部分取得通信员投稿的帮助。”9月8日，报社也在中缝给予答复曰：“这是最严重，最严重的事实”，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仍向通信员提出希望他们继续积极投稿。之后，该报进一步强调要健全通讯员队伍，明确提出：“在苏区内每区建立一个通讯员(县一个、省一个)，在新开辟区域内每县建立一个通讯员。区、县、省通讯员每五天通讯一次，通讯稿件直接寄本社或间接转，按当地交通路线决定。红军中师、军、军团各级政治部各建立通讯员一。”[21]通讯员制度的设立，大大增强了报纸与基层的联系，为新闻报道深入基层、新闻内容贴近群众奠定了良好基础，更为日后工农通讯员队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
《红色中华》能否成为群众的报纸，群众是否能够读到该报则是相当的关键。该报创刊之初就建有发行科，办理报纸的订购发行业务，1932年3月16日，该报中缝刊登的启示指出：“为扩大营业起见，改称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初始，该报的订阅费为铜元一枚。4月28日，报纸的中缝发文提出：“受邮局涨价的影响，从十九期起每期售价铜元二枚”。不过，为扩大本报发行起见，费用又一度调整为零售铜元一枚。同时，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制定了代为推销本报的具体优惠方式，规定：每期能推销15份享受九折优惠；
50份按八折优惠；
51份至100份享受七五折；
105份至200份给予七折优惠；
201份至300份按六五折计算；
301份至500份享受六折；
500份以上则是五折优惠。[22]6月23日，该报中缝再次刊登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启事，调整推销代派处推销书报的优惠：推销书报5份以上一律九折，50份以上一律八折，100份以上一律七折；
“优待红军一切书报以半价出售，红军书报代派处以四折半算价。”并且规定：“一切书报如有销售不完，可以原价退还，寄费由该推销代派处负责。”通过这样的推销优惠活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本报的发行。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开启了《红色中华》等党报党刊通过苏维埃的邮局发行方式。为了便于各类新闻报纸的发行，7月16日，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命令指出：“决定新闻纸寄费减价(四两以内的半分，半斤以内的一分，十二两以内的二分，一斤以内的三分，此外每加重半斤须贴邮票半分)”[23]，有力推动了《红色中华》的邮局发行方式，发行量也因此有所增加。1933年2月4日，该报在特别通知中提出：“必须建立良好的通讯网与发行网”，通讯员的任务之一是“帮助报纸的推销，建立代派处与推销处”。[6]通讯员不仅是反映各类群众工作、生活的稿件提供者，而且成为推销和管理《红色中华》发行的重要渠道和群体。创刊100期之时，邓颖超为该报改进发行工作提出了建议，她认为需要对读者与通讯员、发行员经常开展组织和教育工作，努力把他们发展成为扩大《红色中华》发行的前哨兵。[24]创刊300期之际，1936年9月13日，该报提出通讯员要帮助各发行分所建立《红色中华》发行网，彻底检查和改进报纸的发行工作，让本报能经常与读者见面。[25]不仅如此，该报还“号召全苏区的人民为《红色中华》进行通讯、发行的工作，使《红色中华》与群众能天然的联系起来”，特别强调“这样是非常重要的”。[26]因此，该报提出了加强发行工作的举措：在地方党省委(工委、特委)内设立“红中”发行分所，由党的宣传部领导；
在红军中由军团政治部设立发行分所(独立军与军团同)；
地方上每区保障有二份，红军中每连(伙食单位同)有一份，均由发行分所发给；
地方部队每个游击队一份，属各省的由各省委分发；
独立团(营)及由军委直接指挥的部队、驻兵团、军委直属队由总政治部分发。[27]
发行之外，《红色中华》亦注重群众读报，要求通讯员“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6]李富春提出：“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主要内容。”[28]该报编委提出：“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很多的读者会，读报组，团结广大群众在读报小组读者会的周围来教育群众。”[25]并号召“建立读报工作，在地方上建立读者会(三人至五人)由读者会进行向群众解释。在红军中健全读报班组织。”[21]这样，苏区的集体读报活动有效开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红色中华》的阅读，增加了该报的读者群，扩大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俱乐部、列宁室是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和深入群众的组织”[29]，担负苏维埃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各类群体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之地，是群众读报的重要场域，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群众日常生活空间的再造，从而构建了苏区群众公共阅读的空间，促进了《红色中华》的大众化阅读。[30]《红色中华》不时登载一些歌谣或歌曲、诗歌、戏剧或活报剧、漫画、标语等，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方式，浅显易懂的语言，活泼直观的手法，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断地向苏区军民传播一些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中国革命的情况，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比较大众化，符合苏区群众知识水平不高的实际，从而有利于扩大读者群体。
《红色中华》十分注重总结和反省内容、形式等不足，尤其是利用创刊一周年、100期、200期和300期的纪念之际，更加检讨自身的问题，也听取各界的建议。在创刊300期之际，着重指出报纸的内容不能是一般的提出问题，而是应当更精细的解释苏维埃各方面的新政策，更密切注视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意见，吸收群众斗争的材料，解释群众心坎上萦绕的问题，揭破敌人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在群众化上面，《红色中华》需要做极大的工作。”为此，提出若干改进之处，如内容的通俗化，编辑方法的活泼化、趣味化，切实建立通信工作等，并期待创刊400期时，《红色中华》“成为印刷精良的风行全国的群众化的报纸。”[31]
在敌人严密封锁、生活十分艰苦、印刷设施简陋、专业人员奇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红色中华》创刊后克服了诸多困难，基本上能够按时出版发行，而且由周刊逐渐向三日刊过渡最后发展为每周二四六出刊。《红色中华》积极传播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路线、政策，积极配合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舆论宣传、政治动员，不仅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而且为党的局部执政即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充分彰显了党报姓党的原则，也就是党性原则。这除了前述的内容之外，该报实际上高度重视社论的导向作用。创刊一周年之际，该报指出社论“是代表红色中华社(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工作组织)的集体意见”“《红色中华》的社论是不能容许有错误的”。[15]因而，希望读者随时留意检查社论的准确性，假如发现不妥当的地方，及时告诉报社，以便他们有即刻申明的机会。确有读者提出“每期的社论当予以相当的增进”[32]。
1933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登载了由张闻天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据杨尚昆回忆，长征出发前，全军都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33]这就表明是该篇社论让杨尚昆获悉了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重要信息。杨成武曾说，红军战略转移，确实来得比较突然。“九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通讯员给我送来一份《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洛甫同志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采取‘新战略’的消息”。杨成武当即放下饭碗去找刘亚楼，“他也正拿着《红色中华》在看”“我们推测：这绝非洛甫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决定。”[34]黄克诚同样是阅读这篇社论而“察觉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35]。杨尚昆、杨成武、刘亚楼、黄克诚等阅读《红色中华》而获悉中央的战略意图，体现该报社论“间接的是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意见。”[15]同时表明作为党和政府的机关报，这些党政军重要人士均经常阅读《红色中华》，既是作为工作必备的报纸，也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30]
同样，《红色中华》作为群众的报纸，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关心群众的疾苦，守护群众的健康，反映群众的呼声。一方面为了提高苏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红军提供粮食保障，该报积极号召开展春耕运动和夏耕运动，并报道春耕、夏耕运动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从而推动农业生产运动的发展，逐步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该报从保障群众的健康出发，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强化民众的卫生防疫意识。该报创办不久，1932年1月13日，第1版登载了项英撰写的《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相当于社论，第4版刊发《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1933年2月13日，《加紧防疫卫生运动》部署安排了苏区的防疫卫生运动工作，要求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防疫卫生运动的宣传”，诸如这样的报道还有不少(1)参见：一侬.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N].红色中华,1932-02-10(10)；
陈义厚.天花预防法[N].红色中华,1933-12-26(4)；
粮秣厂忽视卫生工作 瘟疫发生[N].红色中华,1934-03-22(4)；
翰文.瑞金的防疫运动[N].红色中华,1934-03-22(4)；
陈义厚.向疟疾做无情斗争[N].红色中华,1934-06-12(4).，从而为守护苏区群众的健康贡献了媒体的价值。
“我们觉得‘读者通信’是要开始建立起来的，尽量发表苏区中工农劳苦群众的意见，他(它)才可以真的成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15]报纸的改进和完善需要读者的参与和支持，读者提出的合理意见为推动《红色中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2年11月25日，有读者向该报提出报纸所登载的工人斗争、群众反帝斗争、农民斗争和东三省义勇军的相关内容不多，建议增加这些内容并且分类刊登，甚至呼吁其他读者也向本报提意见，“即使我们的意见还不正确，不充分，但给他作参考，也是有利益于我们的《红色中华》的。”[32]1933年1月28日，他又提出“‘红中’应该有个副刊”。[36]3月3日，《红色中华》推出“三八”副刊，即是采纳了读者的意见。不过，报社编委指出：“上次‘三八’所出的副刊，我们应该承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以说‘算不得数’。”[37]4月23日，《赤焰》副刊正式推出。1936年10月22日，报社编委针对许多同志提出的意见，决定“将‘每周要闻’改为‘红中’副刊，照‘红中’正刊方式，内容力求通俗，以使读者同志们更容易了解。”[38]该报副刊的出版，意味着读者的建议被采纳并加以落实。同时也为该报吸引了新的读者群体，体现出报纸与读者的互动收到了实效。读者向《红色中华》提出意见建议，报社能够认真对待并尽力吸纳可行的意见而付诸实施，实现读者和报社的良性互动，既改进了报纸的编辑、发行、阅读等工作，也体现了该报的人民性立场。
《红色中华》作为第一份兼具党和政府机关报双重身份的报纸，从一开始就站稳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立场。“《红色中华》报自诞生以来已经有了一百期的历史。这是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路线而坚决斗争的历史。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党的路线的坚持拥护者。”[15]“《红色中华》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是我们苏维埃人的喉舌，我们要拥护我们自己的《红色中华》。”[26]这是纪念该报第100期、300期的两句话，真实诠释了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进行政策传播、舆论引导、社会动员的重要机关报。一方面担负的角色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另一方面也成为“群众的报纸”。其所彰显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已经为这一党报党刊所实践，因而，确保了正确的办报方向，发挥了党报的积极作用，尽管这一时期党内“左”的错误对该报的发展有所影响，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动摇其党报的属性，也是难能可贵的。
党报党刊作为一种媒体，所记录的内容与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环境等紧密相连，这些记录不仅具有广泛性、真实性，而且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全面性。尽管党报党刊只是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局部而非整体，但是由于其在党的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为从党报党刊角度探寻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全景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党报党刊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39]通过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就表明，该报不仅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闻思想的重要践行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的党报，仍然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党中央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高度的党性自觉。同时，党报也要坚持人民性，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历史已经证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面向未来，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党报才能始终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和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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