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何引入历史性观念
刘同舫 张 旭
以历史性的视角理解经济范畴及其所指涉的现象与规律，并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P153），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异质于以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立场。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性观念及其思想效应展开了较多的研究与讨论，但相对忽视历史性观念的多维内容如何在批判与反思中被马克思引入政治经济学之中①有学者聚焦马克思对非历史性思想的集中批判，指出这种批判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2］，或者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生成的历史性思想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提供了方法论依据［3］。有学者着眼于思想史的对比，认为马克思以历史的方式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史”过程，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4］［5］。以上探讨多从宏观层面揭示出马克思历史性观念的原则性高度，还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对其进行多维度挖掘，如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性本身的过程性理解。笔者认为，从马克思对历史性观念的表述入手区分出不同的涵义构成，再以“从后思索”的方式追问这些涵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形成过程，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本质的可能路径。。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解构抽象范畴的具体现实视角、理解事物存在状态的过程性思维以及与顺向归纳相对的逆向追溯方法，都是历史性观念的题中之义。历史性观念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与后者在批判中建构自身的过程相统一：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前提，马克思将一般经济范畴归于其历史特殊性基础；
通过吸收思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看作是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必然过程；
通过反思历史学派的经验直观与归纳方法，马克思强调要从事物的完成形式出发逆向考察，实现对其发展过程的科学抽象。不同维度的历史性观念及其引入过程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但对其作必要的区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自始至终与其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紧密相连，这种批判如柯尔施所说“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6］（P61）。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既指古典经济学所根植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又指古典经济学在展开自身理论建构时所依据的抽象假设①就柯尔施的原意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批判更偏向于前一种，即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的新立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前提所展开的批判亦可称作“前提批判”，二者并不矛盾。。作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而衍生的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总结，因而追问其现实前提具有必要性。但古典经济学忽略了这一条件，反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抽象中得出解释经济运行机理的基本范畴和一般规定，把社会现实理解为以猎人和渔夫式的抽象个人为基础的原始状态，从而错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7］（P155）。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抽象的前提假设进行批判性解构，马克思揭露出古典经济学作为“头足颠倒的范畴体系”的理论实质，将经济范畴引向具体与特殊的历史现实。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抽象及其原始状态假设的确立，与其上升为科学的过程相互同一。古典经济学最初非常关注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关注具体国家的财富增长，聚焦利润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得与实现，要求国家基于不同的贸易条件进行灵活的调控，这反映了早期经济学传统中鲜明的具体性思维，但古典经济学在对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背后的自然价格的追问中完成了对具体经济关系的抽象。斯密抛开不同生产部门的复杂规定，从现实劳动的各种形式中抽象出一般劳动概念，并将其作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标准；
李嘉图承续斯密的建构性逻辑，坚持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又进一步在扩大再生产的视域中将劳动时间确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商品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价值提供了通约的理论基础。一般劳动的发现与固定化取消了劳动的历史性规定，使得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7］（P172）。以抽象的劳动人之间的分工为基础，斯密勾画出一个社会各阶级彼此需要得到满足的、普遍富裕的世界。在他看来，分工既能够减少工人进行职业培养和转化时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促进各行各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又使得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即每个人作为独立自在的劳动主体和经济主体，通过公平交易和交换的方式满足彼此的需要，“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
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8］（P9）。李嘉图虽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和谐与对抗性，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但他希望通过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加以改进，与斯密一样过分强调价值的量的方面，忽视了价值的质的差别与规定性，最终只能“把人变成帽子”［7］（P597）。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解构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初步意识到国民经济学的抽象性，从而特别提及他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实证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总体上表现为以费尔巴哈式的实证主义逻辑为基础的否定。马克思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在其相互矛盾中发现了劳动及交往关系的异化，继而指出古典经济学混淆了自然的、本原的劳动与一定阶段上的异化劳动，“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9］（P25），这导致古典经济学把异化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7］（P166）。无论是斯密的普遍富裕世界，还是李嘉图的稀缺性世界，都是剥离了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非批判性抽象而构建的“虚构的原始状态”［7］（P156）。以“虚构的原始状态”为背景，古典经济学对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交换的说明陷入循环论证当中。马克思认为，这种混淆的产生在于古典经济学虽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却意识不到追问私有财产本身存在前提的必要性，只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7］（P155），没有认识到其所研究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不过是私有制统治的结果，不会提出“私有制本身如何产生”以及“物的关系和物的运动如何掩盖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反而通过物化的形式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经济运行注入了普遍性，以头足倒置的范畴体系强化抽象性对人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展开辩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完成后，马克思通过涉猎相关的经济史著作以及开展实地考察的方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发展状况，这些材料与经历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贫困》的理论资源，使得马克思在对观念论的批判中一方面揭示出经济范畴对现实生产活动的从属关系，强化对其虚构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洞察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所由以成立的历史基础，从而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前提形成更加客观而全面的评价。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7］（P602）。经济范畴的出现取决于人们从事生产与交往的水平，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范畴都由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来决定其本质：“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7］（P603）从这个一般原理出发，马克思认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用以推论经济运行规律的猎人和渔夫，实质上是两个从事商品交易的现代生产者，“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10］（P5），这种虚构不过是由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人物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真正的原始状态并不存在以人的独立为前提的分工，更不存在所谓的劳动产品按等量抽象劳动所进行的等价交换，这只有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即发展到商品生产时才成为可能。同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从手工工场到机械化工厂的生产条件变革所导致的分工精细化与劳动简单化，为古典经济学一般劳动范畴的确立奠定了现实基础。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对原始状态的虚构就不再是纯粹的经验主义想象，而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0］（P5），映射着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状态，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因此，当李斯特指责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时，马克思反而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经济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9］（P242）。
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抽象前提的辩证解构，马克思将经济范畴的具体历史基础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现实的人”代替理性经济人，从根本上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假设。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直接指向社会关系的现实性，是指被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规定的人，身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7］（P525）中，与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现实的人”并不忽视或排斥理性经济人假设所昭示的人的利己性，但却深刻揭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根源，将人的利己性视为与私有制条件相符合的观念，而非普遍的人的本质。“现实的人”依然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但不同于理性经济人只是对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进行非批判的抽象，前者以差异性的历史现实为内在线索，必须与其所指向的具体内容相对应，而不能将其当作根本性的一般范畴。基于这种差别，面对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古典经济学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中探明出人类劳动的一般化与简单化，马克思却通过研究私有财产本身的现实矛盾，从抽象劳动的物质表现形式中，揭示并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境遇，以及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
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力图达到对当前经济事实的理解。然而在非批判的抽象中，古典经济学未加反思地把既定的经济事实当作必然现实，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交往关系当作一切社会的原始状态，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一切社会中人的理性经济本质，从而沉溺于抽象性对人的统治，构建起头足倒置的范畴体系。马克思不仅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前提进行了发生学澄清，而且揭示了作为抽象结果的经济范畴对社会历史性现实的依赖关系，他将“现实的人”及其生产生活条件作为自身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具体历史基础。
当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范畴归结为一定的历史条件与情境时，他既在说明这些范畴是对现实生产生活的反映，也在说明所有的范畴乃至现实事物都不是永恒的存在，而要受历史前后关系的制约。因此，除了反对抽象的普遍性，将物性关系归于其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财富转换为具有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对历史性的本质把握还在于从运动中亦即否定性的方面去理解事物，将事物看作暂时的、处于必然的发展过程中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一认识离不开对思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11］（P602）。马克思将这种历史感从黑格尔带有神学色彩的神秘体系中拯救出来，并吸收其作为自身批判古典经济学和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理论资源。这种历史性思维有助于马克思解构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辩护，批判具有反动性质的经济浪漫主义，将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历史的科学。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历史感的吸收与扬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萌发于深入研究经济问题的需要。虽然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就已经阅读黑格尔的诸多著作，《莱茵报》时期还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展开过专门的研究与批判，但囿于物质利益与人民理性之间的对立难题，马克思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国家、法以及私有财产等之间的关系，只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家法”一节展开针对性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与神秘主义意向，并未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当中的历史思维产生明确关注。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通过重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才认识到黑格尔体系的历史性内核。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关文本结构来看，马克思引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正是出于进一步理解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等经济学问题的需要。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论述了国民经济学未加反思的事实前提，即私有财产所催生的社会异化现象，其后提出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7］（P168）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任务需要“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7］（P168），需要回到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使用较长篇幅重新研究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并且明确地指出这种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XL］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7］（P112），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不再仅仅着眼于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神秘性，甚至认为费尔巴哈“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也不足以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准确批判①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的说明来看，马克思在进行这项判断时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犹豫，即“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7］（P114“注释”）。据此可知，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继续批判的必要性，但这项工作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他尚不明确。但是“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马克思也应当重新进入这项工作中。笔者认为，这种犹豫更能证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研究中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为自身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感来源。，应当在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视野基础上重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从中发现有益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叙述与再批判中，马克思愈加厘清并确证以否定性过程为内核的历史性观念。马克思指出：“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7］（P201）从表面看，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总结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之后依照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而展开的评价，指出黑格尔只是对历史进行神秘化的表达，忽视了感性的历史基础。但这里却同时透露出对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某种表达——即使这种表达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的肯定。这种肯定来自：第一，在黑格尔将历史看作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的历史”时，他同时就已经表达了要“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7］（P205）；
第二，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对历史运动的描述与费尔巴哈对同一过程的转述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与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7］（P200）不同，黑格尔将这一逻辑所包含的否定方面看作“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这意味着历史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既具有抽象的形式，又内蕴批判的形式［7］（P201），这两方面发现为马克思理解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摒弃黑格尔唯心主义抽象形式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简洁而深刻地阐明其对历史本质运动的理解：“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7］（P540）这表明，历史运动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内蕴否定性（否定性在个别事物上表现为暂时性）与必然性的过程，这为其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对象提供了极其深刻的思维视角。
首先，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充满历史感的辩证法进行重塑的进程中，敏锐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形而上学限度，并揭示出经济范畴所表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特质。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畴下进行，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7］（P598）。他们看不到这些范畴不过是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物，意识不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相反，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永恒的制度，把从中总结与抽象出的特殊规律描绘成适用于全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出于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甚至还产生“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7］（P612）的矛盾。以前有历史，是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与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关系；
而现在没有历史，是因为那些引起封建制度的对抗的“坏的方面”——农奴制、特权、无政府状态等被粉碎了。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对抗，经济学家们则否认其具有必然性，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7］（P612）。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此种观点显露出其理论局限，即不懂得由历史发展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要在历史进程中消失。
其次，马克思在引入扬弃异化的历史性维度的进程中，发现了异化作为否定性发展阶段的积极意义，确立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P182）这一关键性原则，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与西斯蒙第和蒲鲁东式的经济浪漫主义区别开来。在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时，共产主义还只是在扬弃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应然要求上被讨论和认可①有学者通过对笔记本Ⅰ中“异化劳动批判”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的比较，提出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所论证的还只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只需把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置换成“异化劳动”即可［12］。；
到了笔记本Ⅲ当中，通过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吸收，马克思开始明确将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与保存全部发展成果的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其所认可的共产主义也就变成扬弃异化的必然结果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在异化基础上扬弃异化的思路，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3］（P874）。作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也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古典经济学采取了批判性态度。西斯蒙第率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否认资本主义是合理且自然的制度；
蒲鲁东则批判诸多政治经济学家把眼前的经济现象理解为某种永恒不变的事实，指出政治经济学应当探究人类社会不断变迁的历程和规律，显示出较为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的敬畏感［14］。然而，无论是西斯蒙第还是蒲鲁东，都只是以伤感的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指出，这二人“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11］（P57），都未觉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构成历史进步必然过程中的一环，体现出他们历史意识的不彻底性和反动性。
基于理解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需要，马克思重返对黑格尔的批判并吸收其辩证法中巨大的历史感，从而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既从否定的角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暂时性，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假象；
又从肯定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意义，以此批判了经济浪漫主义对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空想。从否定性和必然性的双重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时刻将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归于其具体现实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以历史性观念建构自身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除了对经济范畴和研究对象的批判性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还突出表现在其研究方法上，这离不开其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的批判性扬弃。历史学派拒斥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抽象与演绎，提出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实际生活的多样性，对复杂经济现象展开系统搜集、整理与归纳。德国历史学派对直观历史经验的极端强调使得自身漠视理论问题并走向否认客观规律的迷途，马克思因此将历史学派视作政治经济学的“坟墓”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最后阶段［15］（P361-362）。在批判性反思历史学派的经验归纳方法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创造性地引入“从后思索”的逆向研究方法。
历史学派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强调历史特性，提出了以直观的经验归纳为核心的历史原则与方法。作为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比马克思更早地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抽象，他指出古典经济学“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16］（P4），低估国家的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忽视各个国家所处的时代发展方位及由此产生的特定利益需要。李斯特认为，科学的学说应当以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关注经济发展在不同时代与国家的特殊性，总结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培育与提升自身生产力水平提供经验参照。在李斯特之后，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罗雪尔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在罗雪尔看来，古典经济学采用一种哲学的方法来描绘一种理想中的发展状态，这只是反映出作者本身及其所属党派的政治愿望，并非如古典经济学家所以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并且本质上忽视了“国民的现实欲望归根结底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17］（P12）。罗雪尔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法则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对经济学来说不是论证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调查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只能是纯粹的经验主义科学。运用历史方法去研究经济，就是要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的想法、行为、努力、成就及其原因，且这种记述不局限于现代的经济关系，必须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展开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要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复杂现象做出总体的、相互联系的比较性观察，找到“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即发展规律，最终指出任何某种经济制度“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17］（P8）。
马克思对历史学派方法的反思最初体现为他与李斯特在理解德国现实上的思想分歧。李斯特着眼于德国工商业实力落后于英、法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主张德国应当从英、法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吸取经验，通过贸易保护建立起自身的工业生产力，实现对英、法两国的赶超。马克思却认为，李斯特“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9］（P242，239）。这固然从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所处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反映在理论研究的态度上，也表明马克思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后、最晚近的阶段去理解以前的整个经济史。在马克思那里，需要把握的现实不只是德国落后的特殊现实，而且是英、法所展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普遍现实，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高度发展以及新的社会形态呼之欲出的现实。从后一个现实看前一个现实，德国的未来出路就不再是通过国家的行政力量让德国重走英法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经历英法已经经历的苦痛，而是充分吸收英国工业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以无产阶级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达到彻底的、普遍的人的解放。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返书斋聚焦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历史学派经验方法的庸俗化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学派对历史材料和多因素分析的强调值得肯定，但其对现象与经验的极端偏好使其无法正确触及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历史学派没有认识到，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并不直接合而为一，并非对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之后，不同发展形式间的内在联系就能自动体现出来。由于这个缺陷，历史学派在分析经济发展时，既没有明确的分析起点，只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材料拼凑成连续的序列，也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案，只能尽量记录与处理影响经济兴衰的一切表面因素。马克思认为，这“无非是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在其动机和观念上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的意识”［15］（P344），无法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揭示其隐蔽结构。马克思讽刺道：“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8］（P290）
在揭示历史方法直观经验主义性质的基础上，马克思集中反思古典经济学和历史学派对逻辑方法及历史方法的割裂与对立，主张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科学抽象，从而明确提出“从后思索”的逆向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共同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而形成的经验主义的内在两极。如果说历史学派用的是“历史的生理学的方法”［17］（中译本序P5），即用显微镜来剖析与归纳影响经济变迁的诸多经验要素，那么古典经济学就是用化学试剂的方法对当下经验到的经济事实进行提纯式的抽象。马克思认为二者均不能对经济形式及其发展做出准确的把握①以商品形式为例，马克思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13］（P61）商品的内在价值形式运用“显微镜”的方法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识到的。斯密虽然在对商品价值的抽象中发现了交换价值，但马克思指出，他“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从来没有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13］（P98-99）。总之，历史学派走不出感性具体，古典经济学止步于从感性具体得出的思维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3］（P8）。所谓抽象力，就是正确分析经验材料的理论认识力。抽象力既高于纯粹的经验直观，也不同于单纯对直观对象进行非批判的经验抽象，而是要求在抽象的基础上重新把握具体，即在以逻辑的方法把握现代社会中经济范畴之间的结构关系基础上，又反过来将这种结构关系作为认识工具，反观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理解现象在不同形式间变化的规律，以及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生成的历史过程。这个研究过程贯彻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就形式来说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后思索”法：“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3］（P93）
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的逆向研究取向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之所以必要，与表述经济规律的经济范畴本身在历史顺序中的逆向呈现有关，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形式本身的内涵式演进。他通过分析具体范畴和简单范畴之间的关系阐明这一运思逻辑：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10］（P27），越往前追溯历史，这些简单的范畴就越有可能依附于比较具体的范畴，就像从事生产的个人一样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一样，黑格尔用以说明最简单的法的关系的“占有”，在家庭或主奴关系等极其具体的关系之前并不存在。即使某个简单范畴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已经产生，但它的内在涵义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得到充分彰显。比如，货币在很早之前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只有到了现代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因此，“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10］（P28），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0］（P29）。对资产阶级经济的理解能够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钥匙。马克思认为，钥匙不等于答案，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对一切已经覆灭了的社会形式的关系是一种内涵式的质变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往社会形式的积淀基础上建立起来，但“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10］（P30），资产阶级的经济现实总是在蕴含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过去的社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后思索”法不是以一种目的论的眼光将过去的形式看成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也不是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将现有的各种关系等同于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而是以包容偶然性在内的因果关系视角，将后期形式视为前期条件充分发展的结果，并对由前至后的发展过程予以由果溯因式的追问与理解。
“从后思索”作为马克思科学抽象方法的具体形式，构成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俯瞰整个私有制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工具，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本质。从前述马克思早年对德国的历史定位，直至《资本论》乃至对俄国问题的探讨当中，马克思一直明确地秉持“从后思索”的思维方法来理解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提醒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德国应当注意英国所展示的未来景象：“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3］（P8）马克思还警示俄国：“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9］（P464）这些认识根植于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及其规律进行的“从后思索”，成为马克思对这些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的科学预言，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变迁的批判性理解，表达了他对各民族国家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吸取教训、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希冀。
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前提、吸收思辨哲学的历史感以及反思历史学派诉诸经验直观的历史方法，马克思扬弃自身最初的理想主义应然逻辑，使得其政治经济学在对研究前提、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解上始终秉持鲜明的历史性意向。马克思借助历史性观念揭示出一般范畴的具体现实基础及其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性存在，并且将政治经济学从经验直观与逻辑演绎的二律背反中解救出来，以“从后思索”的逆向研究方法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内在一致，使得作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真正成为可能。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历史性观念的多维度引入，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历史本质与科学性质，防止理解经济现象的经验化和教条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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