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亚论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缺失及其拯救
黄其洪， 热安娜·波拉提
(1.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索亚的后大都市批判思想致力于解构与重构后大都市，阐明了社会不平等和非正义是如何在都市空间中分布及再现的。国内已经有学者分析了何为后大都市，认为后大都市概念是对都市化过程的概括，是真实与想象混合的地方，可以被看作一种形而上学的现实[1]7。有学者认为后大都市是断裂化、两极化、多元、混乱和边缘化的都市[2]。也有学者从伦理视域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后大都市空间中存在的城市空间贫困问题、异化问题及分区问题[3]。还有学者分析了索亚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缺失的应对措施，认为后现代都市中，城市问题的出路在于寻求空间正义和争取城市权[4]。这一类观点初涉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缺失的表现及其拯救措施，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达到系统化的水平，还遗忘了很多不应忽视的环节。国外对于后大都市的研究更多停留在贫困、种族等经验问题上，如莫娜(Mona Domosh)分析了索亚六大后大都市话语，认为后大都市中存在着种族隔离、环境恶化、福利分配不均等问题[5]；
南希·丹顿(Nancy Denton)认为“空间隔离”作为社会空间构造，强调“种族与阶级”[6]23；
曼则(Menzl)认为，郊区空间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增加是对后福特主义社会新要求的反应[7]。这类国外的研究有助于回答“后大都市空间隔离”的问题，为重建当前城市发展进程奠定基础，然而他们没有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这种后大都市现象背后的驱动力量，应如何实现后大都市的空间正义的问题。本文将着重瞄准这些问题，力争实现对索亚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理论的系统化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此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探索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价值。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民族国家的主权面临着比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挑战[8]。这虽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但是却导致民族国家深刻的重组，许多人开始宣布进入后大都市时代。那么，到底何为后大都市？什么是它的主要特征？
根据索亚的概念，“后大都市”指的是一种城市的不彻底的转型，就其本身而言，变化与持续共存。在后大都市中，现代城市的特性没有完全消失，它以或新或旧的方式做着现代都市通常应有的调整，使别具一格的后现代重构过程很难被理出头绪。具体来说，“后大都市”一词描述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变化，即后大都市正在“内翻”，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不再围绕市中心，变成一个越来越多的非中心组织的大都市，城市空间的扩展及其相关的问题已经进一步转移到城市周边地区和城市以外的地区[9]1—15。以柏林、巴黎或芝加哥等大都市为基础的传统经典都市化模式已经被区域城市化所超越，美国洛杉矶正在向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方向发展。城市景观也出现了多方面的新的集中形式：由发展程度不同的定居区组成，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理位置；
重构的社会结构与全球化的城市地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以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为特征的城市形式，多核心的、流动的、碎片化的城市模式，以及堡垒化、超真实的城市空间。
索亚将这些变化描述为大都市时代的解体，向后大都市时代的过渡，以及区域城市化的推进，其所表征的基本含义是现代都市宏大叙事的瓦解和后大都市形态的重构。索亚所提出的后大都市话语发展了更多同等重要的阐释性的框架：马吕斯·姆莱涅克认为，后大都市超越了传统的城市—郊区，且随着周边地区越来越城市化，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异质性也在增加[10]；
贝纳赫·努力亚认为，后大都市是理解城市和区域重组的框架，将后大都市解释为一种日益与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相一致的模式[11]；
刘怀玉认为，后大都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制而全球化流动，呈现出全球化、流动化、去工业化，以及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地域化与区域化并存等极其复杂的地理景观[12]；
胡大平也认为，当代城市变迁从进步模式进入变异模式，表现为空间离散和碎片化[13]，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城市变化剧烈，城市结构发生改变，都市经济不平等、文化分化、社会两极化现象突出,城市堡垒化呈现，主体意志空间与客观空间相互交织[14]。城市成为基于经济理性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隐喻，同时存在“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会两极化、对安全和监视的痴迷、放弃社会福利目标、枯萎的公民自由、恐惧生态以及无家可归和贫困发生率的上升”[15]156的现象。然而，恰恰是这些现象，证明了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性、空间的不均匀性，还突出了种族和阶级差别。
索亚以洛杉矶为典型，归纳了“后大都市”的“六大话语”来概括后大都市的空间特征，具体描述为：弹性、灵活的后福特工业大都市(Flexcity)，全球化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
后郊区的扩散都市(Exopolis)，两极分化、不平等的碎型都市(Polaricity)，壁垒森严的监禁堡垒化都市(Carderal City)，幻影流行的超现实模拟城市(Simcity)。总体来看，这六个研究要点可以分为三对，第一对话语探讨后大都市转型的原因，第二对话语讨论的是大都市解构和重构导致的空间及社会后果，最后一对话语呈现后大都市如何通过新的社会、空间规训和控制模式阻止重组后的大都市所有不平等和社会病态的爆发。索亚提出，要将以上六种关于重构的地理学考虑为一套相互交叉融合的、能够产生出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过程和关系来理解后大都市，并使其始终保持开放姿态，继续再思考、再评价[15]6。
第一对话语是关于资本、劳动和文化全球化条件下的都市变革的因果性的两种话语。这两种话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工业都市主义话语(弹性、专业的后福特式大都市)源于都市化过程中经济重构及工业组织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是从福特式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层次的重构从内生过程来解释都市变革，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工业的重构对城市经济、城市就业、城市住房的地理状况产生了戏剧化的冲击，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地貌”的主要影响要素。而第二个全球化话语(全球化大都市)产生于全球性的资本扩张，是后大都市转型的一股外生力量，自上而下地发挥作用。国际化的中产阶级和国际化的无产阶级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阶级结构，并使后大都市变为全新的“双重城市”[16]125—137。这一层次的重构是创造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两种因果性的话语交织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话语，可以被理解为后大都市转型的核心。
第二对话语讨论全球化、经济重组，以及后大都市转型的社会和空间影响。外都市话语(后郊区的扩散都市)指涉城市空间形式的重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及“中心的边缘化和边缘的中心化”使后大都市的城市空间一边不断被瓦解，一边不断扩展从而覆盖更多的地区。后郊区都市作为新的城市形式出现，使现代工业城市脱离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位置，冲淡了城市空间作为“本地文化中心”的程度，打破了城市地理教科书中描述的整齐的、由中心城市向边缘郊区延伸的结构。与此同时，“两极分化的碎型都市”这一话语描述了后大都市社会分裂、隔离和两极分化的新的社会结构。后大都市的社会镶嵌图案像万花筒般多彩缤纷，都市分化的不平等的新模式以一种始料不及的方式出现。这一对话语关注都市社会分层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新形式，关注重构后出现的流动化、碎片化和离心化的社会马赛克结构。
第三对话语讨论的是全球化的社会与空间的影响、新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有关规训的问题。监狱群岛话语(监禁堡垒化都市)涉及后大都市的堡垒化，其象征的是后大都市成为一个“监狱群岛”，其人口被隔离及监禁在现实和虚拟的监狱中，表明一种控制城市动荡的强硬方法。“超现实模拟城市”话语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构，聚焦都市想象，左右城市居民的行为和选择。这一层次的重构讨论的是平息政治激进主义的较为柔软的方式，以及城市在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如何被感知，社会控制同“移情”化的娱乐相混合来重构后大都市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看来，后大都市因生产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地理景观的非中心化和再集中化、城市文化的解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导致了都市空间的断裂化、两极化、碎片化。后大都市是具有多核心、网络化、全球化特征的城市区域，具有流动性、碎片化、离心化特征的城市社会结构，是堡垒化、虚拟化的城市空间。随着“移民穷人”的大量涌入，后大都市的文化更为多元和异质，不再由单一支配性文化来主导。值得关注的是，后大都市空间依然存在着同权力的联结，并试图通过空间修复来解决危机，其转型导致了从危机引发的重组向重组引发的危机的转变，在这种危机中，对空间正义的诉求更加迫切，因此，在新的后大都市时代，依旧需要寻求空间正义。
在索亚看来，后大都市是一种无法治理的城市，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上分散和不平等的城市，是充满了危险的和具有不稳定边界的都市空间。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刘怀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都市呈现出劳工内部的竞争加剧、区隔现象愈加严重等地理景观[17]。马丁(Deborah G.Martin)认为，后大都市的特征表明了富人和穷人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18]。莫娜(Mona Domosh)认为，后福特式生产的灵活积累的扩张所造成的危机，持续困扰着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心和边缘地区[5]。在我们看来，索亚对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缺失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布，空间中存在的歧视性偏见，社会的管控对城市居民反抗意识的消解。
首先，在后大都市中存在着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住房问题是后大都市城市资源不平等分布的主要体现。索亚以社会—空间辩证法为基础，强调了居住空间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失业者和住房简陋者称为“流氓”无产阶级，并把他们的存在看作在经济扩张时期控制工人和提供临时劳动力的一种方式[19]158。随着西方在1970年以后的经济重组，无家可归者的数量迅速增加，新的无家可归者的地理位置嵌入后大都市的景观之中。对于成群的“劳动穷人”来说，高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使稳定的住房变得遥不可及，这导致几乎所有主要的城区都有非正义的“贫民窟”的出现，而富人群体则居住在风景优美的社区。与此同时，在后大都市的外城，出现了一种就业—住房不平衡的新的城市环境。这是一种“可以承担的住房”和“可得的就业机会”之间的地理错配。这种错配随着扩散性城市地理日益千变万化，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同寻常的比例。在许多“边缘城市”有30%—40%的工人通勤时间超过2个小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很早起来被送去遥远的工作地点，深夜才回到家中。很长时间以来，这类“边缘城市”的离婚、自杀、虐待孩子和配偶的比例越来越高，成为新形式的病态的“贫民窟”。这不再单纯是缩短上班距离或者改善住房条件的问题，而是涉及保持不同阶级之间社会和空间区分的规范技术[15]100。由此，就业—住房不平衡问题就形成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发现后大都市高度不平衡的地理学特征。
后大都市的城市资源不平等分布，还体现在后大都市中存在的空间隔离问题上。索亚将后大都市描述为一种以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为特征的城市形式，新的都市化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它的新的多中心和不断扩张的形式加剧了社会的分散和破碎。人种、阶层、性别、收入的全新分布，在后大都市中产生了新的城市地理形貌，“旧的两性并没有消失，但一个更加多态和破碎的社会结构从阶级、收入、职业、种族和性别的维度中突显”[15]256。随着这些变化而形成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的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后大都市被不断地分化，都市空间呈现碎片性。因此，对后现代大都市空间观察的一个基本的结果是：社会群体聚集在城市景观的不同部分，富人往往并不与穷人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区域里，封闭社区的数量在增加，与此同时，(被认为是)混乱的、威胁的和新的移民文化的新飞地正在形成。在总结这一趋势时，索亚借鉴了戴维斯创造的“痴迷安全的城市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在这种后大都市空间中充满了“堡垒、墙壁、围栏、大门和武装守卫社区、监控摄像头和迫在眉睫的危险感”[19]158。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加严重的空间隔离现象[20]280，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可以被视为是由阶级、种族有关的社会结构所划分的。富人群体(优势民族)为了在某些私人空间中感到舒适和受欢迎，往往倾向于塑造某种象征性的界限，并努力让这种界限得到广泛的认同，从而达到将分割的空间集中和隔离的程度。在此过程中，“贫民区”或者其他“种族飞地”变成疾病、犯罪、贫困和堕落的场所。
其次，后大都市空间中存在的歧视性偏见主要体现在性别歧视问题上。在现代都市中，女性被“降级”到家庭的私人舞台内，离开工作地点和公共生活，把公共世界留给了男性，自己却蜷缩在小家庭之中。更广泛地来看，过去父权力量的空间化更是随处可见。在城市领域，历来街道本身一直是含蓄的“男性”性别，街道上的社交只有男性之间的互动，而冒险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可能被认定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后大都市中，城市空间不再局限于男人/女人的对立，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都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它允许女性的主体同时占据中心和边缘、内部和外部[21]68。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后大都市空间对女性来说是“自由主义”和“限制主义”的结合，城市空间一边允许女性摆脱父权和异性恋期望的限制，同时它又限制和压迫女性。随着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女性劳动力，“经典家庭主妇”消失，大量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反映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无薪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19]171，进入新的剥削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女性“自由”地工作，却不能“平等”地收获劳动所得。虽然进入了市场，但面对的是压榨的薪资、缩减的工作保障和相对较少的晋升机会。此外，家庭暴力、再生产压迫等非经济形式的不公，以及在“安全空间”和“危险场所”之间产生的主观界限的模糊，导致女性仍然需要改变她们在城市中的行为和活动模式，从而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22]，女性对城市空间仍然存在着恐惧和焦虑。
最后，社会的管控对城市居民反抗意识的消解也体现了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缺失。对于新自由主义政权来说，尽管城市空间中存在种种问题，但新经济要保持增长，同时社会也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生产新的社会空间监管和治理模式，也就是说，打造新的经济的同时要运用新的社会管控手段，以保证社会安宁，避免叛乱和抵抗，保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从而使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得到维持。这些新的治理模式加强了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控制，并涉及社会经济和种族/阶级的空间隔离。索亚特别借鉴了麦克·戴维斯的作品，概述了20世纪晚期的城市如何及为什么会变得痴迷于安全的军事化空间，为什么后大都市空间充满了密集的私人社区和监视性的公共街道。
以洛杉矶为例，在60英里的圆周范围内就有7个主要的武力设置，将后大都市包围在可以监督一切但是本身并不可见的防御城墙当中。后大都市的日常管理和社会稳定由政府机关、警察机构、监狱、军事基地来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激进政治的出现。在过去的20年中，在洛杉矶和其他大都市出现的极具政治意义的社会空间调整，有意识地跨越了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界限，但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策略的支持下，这种“硬”的社会管控依旧加深了后大都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及种族隔离。作为一个“规范化的封闭体”，后大都市空间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实存和想象的危险，因而每个人都渴望受到保护[15]399。它将个人和团体相互隔离，并受到经过重组的公共或者私人权力的监督，结果是将不同的人群划分在不同的区域：无家可归的人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漂亮的办公室外有全副武装的保安、安全的摄像头，以及紧锁的大门。
如果说后大都市的堡垒化和“沉迷保安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控制城市动荡的强硬办法，那么充满幻想的消费空间，以及受网络影响的经济和社会空间，提供了一种平息社会动荡的柔软方式。这种软的管控，可以用超现实或模拟来描述。借鉴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索亚认为，后现代的城市文学对现实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但是这种“不真实”变成了现实(如迪士尼乐园)，它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城市转变为“虚假的情景”，“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蔚然壮观地交融在一起，压根无法分解开来”[23]24。但是与鲍德里亚的“虚拟生活”不同，索亚更多关注城市居民的日常想象、体验、感受和遭遇。这种焦点的转变反映了索亚对探索政治的不同方面，以及社会变革的实际机制的兴趣。按照索亚的话来说，新都市活动向人们兜售都市乌托邦的超级虚拟，于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的后大都市生活的渴求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后大都市中现实、超现实和模拟现实之间的区别最终被模糊，社会控制与移情化的陶醉娱乐混合在一起，并运用市民意识和对公共空间与都市生活的大众想象来维持秩序。
同时，舆论导向对这种虚拟现实的吸收，导致公众丧失了区分真实和想象的能力。索亚认为，后大都市的每一个地区都在匆匆创造着腐蚀性的后现代城市地理学，这种令人着迷的后现代城市地理学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得超现实空间不仅日益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娱乐方式，还影响人们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人们的投票对象、政府运转方式产生影响，虚拟日益支配着当代政治活动[23]349。后大都市空间现实总是在被修改着，由专家阶层来决定哪些东西该暴露，哪些东西需要隐藏，这有助于麻醉政治意识，避免暴乱。虽然超现实掩盖了城市空间感知、构思和生活的维度，但这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力量，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因此每个空间都是潜在的抵抗空间。我们可以单纯地沉浸在虚拟空间带来的诱惑之中而丧失批判的维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模拟现实扩张的模糊的边界及其碎片性特征，来进行有力的空间实践[15]446—447，包括寻求更大的空间正义和区域民主，这样就可以把超现实的扩散导向更加进步的目标。
如上所述，后大都市空间中存在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及空间歧视等空间正义缺失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超越这些现象从而实现后大都市的空间正义呢？索亚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行动平台——一个边缘的政治空间。他认为，空间政治将会允许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意识——空间正义意识——形成联盟，在此基础上开展进步的文化政治学实践。他呼吁培养新空间意识，以这种意识去驱动受地理不正义影响的人群建立边缘群体联盟，展开争取空间权利、空间正义和区域民主的抗争。
对于索亚来说，“空间正义问题是发生在第三空间领域里的空间性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问题”[24]，是空间生产、消费及分配中的正义诉求，可以发展为多种形式。其价值目标包括跨越阶级、种族、性别的边界，瓦解不平等的地区分割，保持公共空间的开放，减少区域福祉上的不平等，争取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权利的平等。城市中的工人、青年需要正义，任何受到以种族、阶级、性别和其他各类不可接受的不平等为基础的空间歧视的人都需要正义。城市需要用正义获得和平，以正义促进城市的发展。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索亚对后大都市中的空间正义的拯救策略。
第一，寻求城市空间权利。在当代城市政治哲学中，追求平等的城市权成为关键问题[25]。城市权利在寻求空间正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空间正义很难与城市权利相分离。“所谓的城市权追求，就是所谓的空间正义的追求。”[26]城市权由列斐伏尔首次提出，他认为，“随着工人阶级日益认识到他们所居位置的地理学是由强大的企业和国家力量塑造的，他们必然要求城市权利”[27]250，“唯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实现该理论的社会力量”[28]23。哈维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愿望改造城市、改造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29]。他认可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现代工人革命是围绕着城市权而展开的。普赛尔认为，城市权利不仅仅是占有与参与的权利，更是一种扩展到城市内外尺度上的更加广泛的空间权利[30]102。索亚认为，地理意义上的公正及资源和服务的公平分配是最基本的空间权利，城市权利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在城市语境中的人权努力[31]37。相对上述学者实现城市权利的激进革命方式，索亚主张走向一种新的空间意识，并在这种新空间意识的驱动下建立以劳工或社区为基础的边缘群体联盟。他认为这是寻求城市权利、实现城市正义的重要途径。
第二，培养新空间意识。新空间意识是实现城市空间正义的前提和基础[32]。这种对空间的突破性认识，要求人们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平衡空间、社会和历史维度，关注社会化的空间的生成和建构过程[24]，认识到城市空间中充满政治和特权、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正义和不正义、压迫力量和解放的可能性。它为理解和反对各种社会不公正的努力增加新的见解，激发了人们对正义、人权、民主的空间性思考，强化了人们城市空间权利的平等意识。这种新空间意识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前置空间视角，并将其从理论维度推向实践维度，为寻求空间正义提供一些有用的空间策略，来动员新的和更加有力的社会运动，以应对当代城市中积累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摧毁劳资、黑白、男女之间的二元关系，强调包容、公平、民主的原则，强调可持续地分配和享受城市提供的资源、财富、服务、货物和机会，努力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和更大的平等。它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空间可能加剧或者支持建立在种族、性别、民族基础之上的文化和政治压迫，如果没有这种空间意识，空间只会是一种背景性的容器，非正义的地理就会隐遁无形。这种新的空间意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在的地理空间是我们自身碎片的反映，揭示我们复杂的情感和历史，同时，我们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经历了不公正的地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争取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正义的运动中，对空间的高度政治认同在空间正义运动中成为组织和动员的关键，有助于将多样化和具体化的斗争团结成更为强大的运动，这使得围绕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的新空间思想，成为高度多样化的群体和社会运动之间建立具有凝聚力的联盟的基础，成为参与围绕着劳动、性别、种族、环境等问题而展开的斗争的共同基础，成为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决心的强大来源。
第三，建立边缘群体联盟。所谓“边缘群体联盟”是指在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所固有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围绕城市权利概念形成的区域网络，是为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可能更有效的动员和团结力量[19]233。联盟建设的复兴是对都市区域全球化，以及经济重组产生的两极分化的回应，其重要特征就是与学院之间不同寻常的合作关系，强调了城市权利、空间正义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也打开了多样化的社会主体的参与。这种反霸权的边缘群体联盟的首要目的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将差异作为认同和斗争的基础，以便从根本上反对现存的权力关系[23]112。对于城市中的边缘人群来说，认识到边缘乃反抗之所十分重要。如果仅仅将边缘看作一个符号，看作不平等、痛苦、绝望的标识，那么浓厚的虚无主义就会大行其道。对于索亚来说，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的场所。它不是可以随意放弃的东西，而是要逗留其间并努力使之平衡的场所，因为它能够增加反抗的能力。因此，对于处于边缘空间中的群体来说，只有建立一定的联盟，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改变空间不平等。在今天的世界，孤立和分散的支持劳工、反对歧视、促进城市权利平等等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这种横向的联盟合作就显得必不可少。寻求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不是争取社会正义或人权斗争的替代办法，而是这些更广泛项目的具体实例和战略改进，是将正义概念扩展到城市实践的新领域[33]。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寻求空间正义有可能产生新的和更有效的方法，以实现主要的人类目标，如减少贫穷和疾病、打击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索亚所提到的实现“城市权利”的运动，以及基于边缘空间追寻空间正义的斗争，确实已经成为今天城市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中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暴力塑造着人类的生活，并驱动人们为了空间正义而斗争。空间正义的寻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或者一种思想的形成，更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发展的进程。在这里，空间正义是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及可实现性的，并不是煽动性的革命转型。如索亚叙述的公共汽车司机联盟的法律决定、社区大学组织反对在英格尔伍德计划成立的沃尔玛，以及在洛杉矶中南部保留一个社区花园的努力，等等。索亚所举的这些例子虽然没有公开提到空间正义，也没有在这些运动中明确他们争取的具体是什么权利，但是他认为，当空间正义作为一种团结各种社会运动的力量出现时，就会使人们超越传统的二元思维，实现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之间的联合。由此，空间正义运动也从最初的防御性走向一个更广泛的、更具主动性的行动方案，将正义斗争推向城市资源不平等分布及空间歧视等问题。
索亚的后大都市概念是对后现代大都市正义缺失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省，他将后大都市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流动和聚集的载体，具有全球化、流动化、碎片化的特征，突出了后大都市空间中存在的种种正义缺失现象，以及城市的不稳定性。这一概念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在后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不平等性的敏感，使人们更多关注在城市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宏观和微观的权力，关注其中渗透的资本逻辑、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从而激发边缘群体的民主意识与集体社会行动的抗争力量，将寻求正义、民主、人权的目标付之于具体的空间实践之中。
在后大都市，索亚倡导的是一种广泛的、地理上的、包容的“正义”[18]。他认为应当培养新的空间意识，激发人们对正义、人权、民主的空间性思考，强化城市空间权利的平等意识，没有这样的空间意识，寻求空间正义和平等的城市权利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外，索亚倡导建立边缘群体正义联盟，为区域民主和空间正义而战斗，将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关注焦点落在城市空间权利的斗争之上。构建跨阶级、性别及种族的差异化力量的社会空间联盟来反抗空间霸权的措施，不仅推动了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构建，而且为边缘群体追寻城市空间正义提供了思路。
但是，与此同时，当我们对索亚有关在后大都市重建空间正义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时候，首先发现一个明显的缺点：索亚虽然看到了资本是问题的根源，但是他并不从总体上反对资本本身，而是选择立足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来讨论具体的社会空间问题，试图以空间斗争替代阶级斗争。我们不禁要问，仅靠边缘群体的联合就能够促使后大都市由不正义走向正义吗？仅靠边缘空间就能够超越不平衡的地理吗？可以肯定地说，仅靠边缘空间反抗霸权，还不足以保证整个后大都市走向更大的区域民主和空间正义，因而索亚的这一思想具有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其次，索亚的空间理论仅仅是以资本主义的城市为研究范例，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城市的特点，缺乏普遍性。我们不能够毫无反思地将他的相关思想挪用到我国，因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与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有相似之处，但是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我国的城市化总体上是以人为本、服务人民、包容共享的城市化，在我国的城市之中，不存在索亚所说的那种高度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不存在广大的、多元的边缘群体，因而也就不存在建立边缘群体联盟以寻求空间正义的问题。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一种高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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