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问题的历史回想与现实迷思
王永秋
善恶问题与人如影随形，若想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绝非易事。其症结就在于人性在其形成和实践中的复杂性，在于人是一个现实性、历史性存在的文化人，在于人是一个集生物性、社会性、历史性于一身的复合体。西方哲学对善恶问题的讨论不管是以快乐幸福或功利损益为标准，抑或以上帝意志为标准，还是以某种理性或感官情感为标准，都在属人的世界中探讨善恶，从各自视角不同程度地丰富着对善恶问题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思想家们试图去寻找一个超越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具有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善恶标准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领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9页。。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4页。“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9—100页。
一般认为，“ 善”是对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的肯定评价，“恶”是对违背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的否定评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善恶问题自然是展开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叙事中，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产生的现象。它不仅仅是伦理道德问题，还包含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生理、心理等诸多因素。
善恶问题是人在一定社会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观念。对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呈现的行为或观念的事实的把握是进行善恶评价的前提。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不仅涉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也有主体主观条件的因素的限制，甚至必须考察各种利益的合理与否。善恶作为后天的、文化的概念，很难泛泛地、抽象地加以讨论，必须把它置于确定的历史文化类型和时代中来讨论。实际上，具体的善恶观念都是按照确定的宗教、法律、道德、政治、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等所制订的行为规范来划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善就是适度性，就是人使自己的行为自觉地遵守这些规范，而恶则是对这些行为规范的蔑视和背弃。
在蒙昧和野蛮社会，整个社会处在神秘主义的笼罩之下，神灵、天、天命等成为一种神圣的信仰统摄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善恶问题以一种朴素直观、略带神秘的自然方式发生着作用，调解着人们的精神道德生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的理性和人文精神开始在人们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开始从人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实现了从单向的、外在于人的、受命式的善恶观到双向的、内化于人的、主动式的善恶观转变，人们开始将对生存境遇的思考抽象外化为一切生活的准则与规定。
由于时代条件、历史文化和人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善恶问题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向。以善恶因果律衍生出的善恶报应论（行善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世说、轮回说、报在子孙等）在世俗生活中发挥着持续而稳定的道德归置和精神抚慰作用，成为世俗社会中人的精神图腾，树立为人们的实践法则。人们对因果必然性的感受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显现既有因果必然性的事实显现，也包括非因果必然性的，只表现为时空连续性，被人们误认为是因果必然性的现象呈现），进而形成人们心理上的际遇预期和利益计算，影响人们的善恶选择。很明显，善恶观念不单是道德说教，而是包含着功利计算、心理牵引以及强制机制在内的复杂结构。基于此，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主导力量在内）将德行与人们现世的世俗幸福联系起来，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与家庭、家族的福祉命运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连贯的道德关系利益共同体，无论对于阶级统治、社会治理还是对于个体规范都非常有效。
正如恩格斯所说：“ 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来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0页。
（一）人是社会历史性存在，可以亦必须接受教育或教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是以社会性、历史性存在的，是处于各种现实关系中的文化人，这就决定了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必然生活于个人、他人和社会全体共同编织的关系网中。而教育或教化成为进入这个关系网的先决条件，否则个体就无法得到属人的标识。基于这样的事实，善恶问题必定会优先考虑在物质生产中所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写道：“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
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尽管有人将善恶观念置于人的天性之中，有人将其放在后天的文化孵化之中；
不管是出于对人性的善良期许，还是出于对人性的焦虑担忧；
无论是基于现实的逻辑推理，还是基于理论的合理化想象，人的善恶观念都以其现实的执行给予我们真实的呈现。哲学史上的善恶之争，正是基于人们在现实利益面前的道德选择而进行的理性决断，人类历史发展正是在弃恶扬善的进程中展现出人性的进步。
康德说过：“人由其理性而规定为与人们处在一个社会之中，并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而受到教化、文明化和道德化。”③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5页。人类的文化发展和道德进步是在长期的善恶实践中自我修正的结果，而这种修正的成功与否，在于历史主体对历史规律的认知和践行能力与程度。这绝非是某个个体天才般的贡献，而是全体社会公民普遍的受教育（教化）水平与能力的集体供给。“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教化的主体是个体、家庭、学校、社会；
教化的内容主要是以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体系、传统习俗、社会心理等；
教化的本质是要受教化者在进入社会时，能够无条件地认同现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精神生活秩序。为了保持教化成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还必须发挥主体的意志和信念，使教化内容内化为主体的道德素养和道德习惯。教化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培养受教化者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能力，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人而生”。但在实际上，教化的悖论时时困扰着人们。第一，教化者也是被教化者，这就出现了谁来保证教化的真理性问题。第二，教化追求的根本目的是获得真善美，但如果没有假恶丑就无法寻求真善美，那么假恶丑依附于哪里？由谁来呈现？总之，这一历史性悖论只能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彻底解决。
（二）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存在，其身心运行机理为善恶选择与实践提供了可行性条件
作为高等生物体的人类具有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特别是人的精神活动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结构。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脑科学、生物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成果突破，原本困扰人类的一些精神类谜题正不断地解码。在道德领域，一些有关善恶问题的研究现在也不仅局限在意识形态范畴来讨论，也正在被其他学科和方法介入研究。
善恶选择建立在心理活动基础之上，不仅是内心的善恶本能博弈的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利益权衡过程。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曾通过自己对动物的大量实验结果证明：人的行为也受强化—消退作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某一行为结果会带来使行为者感到愉快和满足的东西，行为者就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第二，某一行为如果消除使行为者不快和厌恶的东西，行为者就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第三，某一行为如果会带来令行为者不快的东西或取消令行为者愉快的东西，行为者就会倾向于终止或避免重复该行为。那么，这种实证性研究成果能否就说明人类的道德选择具有自然属性呢？趋乐避苦，趋利避害，优胜劣汰，这些生物本能性原则是否能够完全地适用于人的社会历史领域？恐怕在严肃的科学态度上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的德行选择与外部合理性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如果某种善行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赞美，而相反的行为遭受批评和失败，那么，在以后的实践中人们就会强化这种善行的选择；
反之，则会将这种想法和行为不断弱化。更重要的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如人的认识能力、知识水平等因素也会对善恶的选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认识能力的发展与提高，不但使人认识了社会及其客观规定性，而且还不断地认识人自身和完善人自身，也会影响人们善恶选择的范围和方向。
善恶归根到底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对善恶概念的抽象的考察，而应着力于对信念、教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检讨。
（一）重构社会整体的道德文化形态，教化和引导个体的道德人格与道德实践
“如果一个社会盛行的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德行只会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不会成为民众的普遍行为方式。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风尚与秩序的混乱。”①高兆明：《制度公正论：
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62页。道德状况总的来说是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总体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必然呈现时代性特征。但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式，也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时代局限，呈现这种思想观念的前瞻性和先进性。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同时代的人为何在道德水准上会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性？为何在道德实践上会有人的层级类化之分？一个良善社会的根基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建设的“高峰”，更取决于这个社会整体的文化道德建设的“高原”。
教育或教化虽然不能将人人变成尧舜，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社会一定乐见其成员踊跃实现道德层次的个体超越，这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作“善”。但从个体价值的角度看，这种超越却源于个体所处社会本身的“恶”。所以，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人人都向善、行善，让终身教育蔚然成风，才是良善社会最可靠的稳定器。
（二）建立全领域全范围的良善制度机制，构建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社会秩序
“精神健康不能定义为个人对其所在的社会做出的‘调整’，而是相反，它必须定义为社会对于人的需求所做出的调整，要看社会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精神健康的发展。”②埃里希·弗罗姆：《 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61页。道德问题不能仅限于用道德手段去解决，道德非万能。特别是在“真正人的道德”时代远没有到来之前，一切善恶问题的解决更不能寄希望于人们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基于生存论的视角，人的现世存在境况各有不同，道德境界自有差异。即便在教育和教化的培养之下，现阶段，人们也不可能达到道德境界的完全一致。在历史现实条件都不具备的前提下，寄希望于圣贤之风、君子之道的自然天成恐怕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是有害的。
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道德规训和法治矫正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唯有双管齐下，赏善罚恶，使善恶各自归位，在动态平衡中合力塑造良善社会氛围。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失灵、法治失位、教化失效，整个社会必将礼崩乐坏，必定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社会危机终将会到临。而良善社会的重新复归，必将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现实中，“真正人的道德”还不能全部实现，当下的道德共识也只是“真正人的道德”阶段性、部分的实现。当然，这并非阻止人们对善恶普遍性的追寻，而是避免人们将这种历时性存在的观念随意安插在历史的全过程之中。特别是那些未经检视的，将人悬置起来或者隐藏起来的道德观念更不能成为现实世界的精神规范。“真正人的道德”必将在主客观条件达成时得以实现，“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今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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